自称山东人的韩国前总统卢泰愚逝世，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2021年10月26日，一代政治强人、韩国前总统卢泰愚逝世，享年89岁。
这位韩国最后的军政府强人，同时也是第一位“民选总统”，因其曾赴山东济南寻祖而备受国人知晓。
“我的祖籍在山东，先祖是太公姜子牙。我也是山东人啊！”
甚至，他近年还因韩剧《第五共和国》对其形象的塑造，而在国内键政圈走红。
卢泰愚的一生毁誉参半、颇有争议，其任期（1987-1993）伴随着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与韩国崛起密不可分，下台后则因腐败而锒铛入狱，同时更是韩国当下严峻社会问题绕不开的一位人物。
今天就让笔者从几个角度出发，为大家展开这位独特历史人物背后的韩国往事。
01
朴正熙在1979年遇刺后，时任韩国总理崔圭夏继位。不久，朴正熙亲信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政权，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朴正熙（1917-1979）和全斗焕（1931- ）
彼时，全斗焕接手的韩国，局面可不算太好。国内一方面正面临痛苦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企业们治理业绩糟糕，却还对政府的资助嗷嗷待哺。
另一方面，朴正熙时代的遗毒，比如重复投资重工业、过度投资等措施，也加剧了经济困难。
当时世界经济环境也对韩国经济不利，物价上涨，很难找到新的投资市场，可以说，当时韩国经济非常困难。1980年韩国经济直接进入了负增长阶段。
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光州事件”，就发生在1980年。事件最后造成数千人伤亡
产业结构失衡、年轻人就业难、物价增速大于工资增幅，导致居民实际支出增高，客观来说，虽然韩国仍维持了中高速发展，但居民的体验感越变越差。
终于，在80年代的多年经济困局后，政治的危机产生了，全斗焕威权统治下的第五共和国，在反对党和学生、知识分子的挑战，及国家内部权力的冲突过程中，崩塌了。
不过在这期间，继续壮大的新军部却通过对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领导人施压，成功扭转了颓势。
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八点"民主化宣言"全面接受民众关于"改宪、直选"等要求，扑灭了在野党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
这个被称为“卢氏政变”的宣言，使全斗焕集团政权转危为安，也使“改宪”和直接选举总统成为现实。
彼时，虽然大多数国民希望通过选举实现政权交替，但拥有很多支持者的金泳三（统一民主党）和金大中（和平民主党）没能实现候选人单一化，成功分票，从而导致了在野党选票的分裂局面。
全斗焕的亲信，同为军人出身的卢泰愚，就这么依靠选举登上了总统宝座，延续了全斗焕政权。
大韩民国第六共和国就是在经济危机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背景下，开始了。
民主选举居然还选上个军政府军头？这怎么能行？
卢泰愚当选后，韩国公众立即掀起抗议浪潮。投票结果公布当天，许多城市就举行了街头抗议，高声呼喊“选举无效”、“打倒军事独裁”等口号。用石头、燃烧瓶同前去镇压的宪兵进行搏斗。
卢泰愚（1932-2021）
仅1987年12月18日一天中，韩国全境就发生了74起大规模示威，宪兵逮捕了1693人。
另一方面，各界人士和舆论也纷纷指责在野党没能实现候选人单一化，致使民主势力长期以来的斗争成果付诸东流。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大选结果的失望和对卢泰愚上台的不满。
为了平息民愤，卢泰愚在就职演说中不得不许下许多动听的诺言：
诸如在政治上新政府将开创一个“普通人的时代”、大赦政治犯、直接同青年对话和沟通、在经济上要在他任职期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5000美元、1992年使韩国成为债权国等等。
这些诺言在今日看来，几乎是一个都没做到。
甚至，卢泰愚的第六共和国还被韩国国民称作“全体腐败的共和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彼时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途径实现的，而是政党相互妥协的产物，人民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韩国民主化过程的特征，也被学界认为是有限的民主化。
这样一个体制，必然有许多弊病遗存，乃至会因为虚假合法性的加持而变得肆无忌惮。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政府的腐败。
我们来谈谈几个典型例子。首先是“大韩民国国军”：
为了提高韩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各种武器装备的质量和现代化水平，从 1974 年开始到 1992 年，韩国在军购上总共花费了 50 兆韩元。
其中包括新一代战斗机项目花费 50 亿美元，各种直升机项目花费 150 万美元，每一个项目大概需要 1 兆韩元，基本所有能生产武器的国内企业都参与了取得这些国防项目的院外活动。
显而易见，卢泰愚总统可能通过购买直升机、潜艇等武器装备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回扣，这一点他日后在法庭也供认不讳。如三星集团为承揽开发军队新型战斗机项目和商用汽车生产而向卢泰愚行贿20亿韩元。
其次是核电问题：
从 1990 年到 2030 年，韩国在建设 50 座 1000 百万瓦核电站项目过程中发生的腐败问题 。当时 韩电的总经理在建设核电站的项目中从美国westinghouse electric等三所公司，收取了大概 900亿韩元的回扣，然后他可能将这些回扣送给了卢泰愚总统府。
韩国最早建设的古里核电站
随后是地产问题：
进修院用地事件是卢泰愚总统让银行贷款给汉阳公司然后从中收取回扣，用于韩国 14 代国会的选举。汉阳公司用 1287 亿韩元买进修院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本来价格是 1800 亿韩元，汉阳公司的总经理将赚取差价中的 200 亿韩元送给了卢泰愚总统府。
然后是高尔夫：
第六共和国有一个外号是“高尔夫共和国”，就是说第六共和国批准建设了许多高尔夫球场。尤其从 1989 年 7 月 1 日政府开始把高尔夫项目划定为设施业，由文化体育部主管高尔夫项目，建设高尔夫球场变得更加容易了。时任韩国政府高官通过批准建设高尔夫球场收取回扣，据推测回扣总额超2000 亿韩元。
最后，是工程问题。
第六共和国在金泳三时期还有一个外号叫“事故共和国”，直接原因是事故频发。彼时，韩国频频出现的楼房倒塌、桥梁断裂等建筑工程质量事件，多是此时的建设项目。
于1989年竣工的韩国三丰百货，在1995年时倒塌，20秒就有1500人被活埋
据统计，卢泰愚在任期间，接受20亿韩元以上的贿赂有36次。卢泰愚还利用权势征集政治资金，在1988-1993年当政的6年间共筹措5000亿韩元。
通过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第六共和国的韩国总统和总统府为主获得政治资金过程。
总统和总统府与周围权力一起形成了非正规的决策网，他们主要从大企业获得各种非正规的政治资金和贿金。
03
第六共和国初期的腐败如此剧烈，以至于1993年金泳三取代卢泰愚上台后，不得不立即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
做为第一位真正意义的非军人总统，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推进制度反腐。就任总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先把自己和家属的全部财产公布于众。
以此为起点，金泳三政府开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质性推行。
金泳三（1927-2015）
其实，早在 1960 年张勉统治时期，韩国政府就曾提出过财产登记法案，被议会通过后不久又被议会否决。
1964 年朴正熙政权又提出了公务员财产自愿申报指南，但只实施一次就被中断，原因据称是“技术上过于烦琐，难于操作。”
1981 年，全斗焕政权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则明确把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做为主要内容，为金泳三时代的实施打下了法律基础。
但是，由于财产登记制度实施后必然带来政坛的巨大震荡，全斗焕政权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是对财产登记实施了“非公开原则”。
而众所周知，做为一项阳光法案，如果不能把监督结果公开化，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结果，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
随后，是“金融实名制问题”。
全斗焕政权和卢泰愚政权都提出要实行“金融实名制”，并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最后却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不了了之。众所周知，“金融实名制”的实施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和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秩序混乱。
为此，执掌总统大权的金泳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通过国会审议，而以紧急命令形式，对非法资金进行突然袭击。他规定自1993 年 8 月 12 日后，一切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实名交易。所有非实名资产必须在两个月内实名化，否则课以重税。
也正是因为“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才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
1995 年，金泳三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一审判决前总统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分别罚款2259亿韩元和 2838亿韩元。
同庭受审的卢泰愚和全斗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受伤害最重的，是金泳三自己。
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1987 年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当年总统大选，第一次和平地实行了政权更替，屹今已历七届总统。
每一任总统上台无不信誓旦旦，向国民承诺铲除腐败，但结果历届总统要么锒铛入狱，要么就不得不就各种丑闻低着头向国民谢罪道歉，乃至自杀身亡。军人出身总统的全斗焕、卢泰愚如此，之后的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同样如此。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会继续讨论。
04
一样是贪腐，与韩国类似的国家仍有很多。
菲律宾的马科斯自1965年执政以来，连任三届总统，从1972年起又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军事管制，依靠军队实行独裁。之后，他在绝对权力的帮助下开始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成为菲律宾头号腐败者。
印尼的苏哈托1966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他把权力当作“聚宝盆”，在30多年中，建立了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商业帝国”，更以屠杀华人闻名于世。
苏哈托（1921-2008）
智利皮诺切特在发动军事政变，让信奉共产主义的前任阿连德殉道后，稳稳把控了智利近二十余年，其中权钱交易无算。
韩国经济的起点比上述国家要低很多，也没有特殊的战略资源，而经济起飞的时间很相近，然而韩国如今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东南亚和拉美同侪们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韩国能独善其身，从陷阱和领导人的各种腐败中脱颖而出呢？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那些尘封之中的历史。
在最近热播的鱿鱼游戏中，饰演001 号角色的76 岁演员吴永秀，被发现是韩国越战老兵，曾经隶属“白马部队”，于1966 年赴越作战。
“白马部队”的头目就是卢泰愚，而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越南时，就为韩军在越战所为公开致歉。因此本文要说卢泰愚，就得从越南战争开始说起。
1961年，美国对越发动“特种战争”，直接派遣地面部队参战。同年，朴正熙发动“519”武装政变建立军事政府。缺乏政权合法性的新政府为确保美国支持，同时为了避免美军撤走军队前往越南，主动表示自己反共经验丰富，自告奋勇出兵。
正待开赴越南战场的“白马部队”
无论是出于获得政权合法性，还是出于发展经济和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朴正熙都必须将韩国与美国牢牢捆绑在一起，越南战争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一契机。
1964年9月22日，韩国第一支由医疗队和跆拳道教练团组成的140人的非战斗部队到达越南，拉开了韩国出兵越南的序幕。据统计，越战期间韩军参加大型作战1170次，小型作战21467次，参战兵力共计312853人次，其中阵亡4624人，重伤人数达1.7万人。
越南战争为韩国提供了既能解决劳动力闲置问题，同时，韩国通过劳务输出和物资出口，赚取了相当数量的外汇。
由于越南战争的刺激，韩国经济增长连年超过预期目标。1965—1972年间，韩国企业获得的收益加上军人、劳动者的工资以及补贴，共计7.5亿美金。为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使韩国经济以的12%速度迅猛发展。光是韩国技术者汇往韩国的资金就高达1.66亿美元。
仅1965年一年，海外劳务人员汇往韩国的外汇就多达商品出口额10.5%、贸易以外收入的14.6%。这些外汇也为海外劳务人员回国后开办企业创造了条件。
在韩国出兵越南期间，有大批的韩国企业参与了当地的投资和建设，他们对韩国物资的大量采购也有利地推动了韩国出口导向型贸易的发展。
1966-1972年间，韩国所引进的外资共计35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被用于发电厂、河坝、铁路及高速公路的修建。还有45.6%为商业借款，主要被用于炼油、化学工业、水泥、钢铁等战略主干产业的建设。
韩国“春运”之中，被车流挤得满满当当的京釜高速
这些建设为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中的著名项目京釜山高速公路更是作为“汉江奇迹”的象征，也为韩国进军中东建筑市场磨练了技术基础。
朴正熙政府参加越南战争，在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给韩国带来了大量经济、军事利益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军部的控制，军部也变成其“维新独裁”的坚强后盾。
另一方面，由于朴正熙认可派往越南战场的将领可以自己任命部下，更加助长了韩国军队内部的拉帮结派现象，这也给以后的全斗焕、卢泰愚之流发动政变并执政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越南博物馆的历史文件证明：韩国军队在越南战争期间曾进行过十几次屠杀，有8000多平民被杀害。而近几年，韩国进步媒体《同胞日报》也揭露了韩国军队在越南屠杀平民的罪行，受害者至少高达5000多人。
受这种战争风气的影响，韩国军人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也不曾手软。1980年5月，不管是全斗焕或是卢泰愚，或者是他们手下的空输部队，没有一个留了情，其中多数下士就有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而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小帮派，正是日后12.12政变的主力军。
一方面美国在韩国军界、经济界多了很多能用作抓手的熟人，一方面韩国军政府的不得人心迫使其日益依赖美国的帮助，韩国也在全面倒向美国的途中一骑绝尘，直至被深度操控。
05
朴正熙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具体表现为增长导向型、工业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运用强力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韩国跃升为初等发达国家行列，而全斗焕和卢泰愚忠实履行了这一方针。
然而，靠压榨劳工和中产阶级的未来收入、镇压全泰壹之类的斗士、屠杀越南人民实现的“汉江奇迹”，本身是站在韩国人民乃至越南人民的京观上垒起的。
这些带血的原始积累绝非没有代价的，韩国直到今天，仍在品尝着昔日权威主义的苦果。
即便两任军人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之后都身陷囹圄，军人政权时代政所造就的那种过度紧密的政企关系，以及所导致的腐败顽疾，几乎如影随形般纠缠着历届韩国政府。
在军人政权统治结束后的近 20 年里，担任韩国总统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还有李明博、朴槿惠，甚至将来可能入狱的文在寅都没有跳出腐败的泥潭。
朴槿惠（1952- ）
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的品行并无不端，然而单靠个人的努力很难抵御几乎成为习惯的、盘根错节的黑金政治网络的侵扰。他们的家属、近侍等先后沦为黑金政治的牺牲品。
究其原因，韩国特色的保护主义，即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却得不到必要的制约，被认为是腐败的根源。
让我们从1997年的那次著名的金融危机说起。
在军人政权结束后不久的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是危机的重灾区。不仅众多大企业破产，韩国也不得不接收苛刻的条件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这次危机让韩国损失惨重，韩国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然而危机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军人政权时代所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上。
韩国政府为了推动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向大企业提供了巨额的政策性贷款，同时埋下了两个隐患。
一方面是大量的贷款由政府提供，企业热衷于高负债经营，债务规模超过自有资本数倍甚至十倍都不稀奇。
据韩国银行分析，1983 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自有资本比率为 21.7%，平均负债比率则高达 360.3%。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韩国将由政府管制下的银行业市场化后，大企业集团的子公司相互交叉担保贷款，导致金融风险急剧上升，过高的负债率又使得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
1997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大财团遭到巨大冲击，韩国大宇、双龙等大型企业破产，三星、现代也遭重创。
曾名噪一时的大宇汽车
另一方面，政策性贷款来自政府，韩国的不法奸商通过与掌控贷款权力的政客勾结，可以骗取贷款。
这以韩国八十年代出现的栗山集团事件最为典型。栗山集团通过与政府高官和银行高管勾结，骗取巨额贷款，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迅速扩张，如神话一般飞速崛起，最后又因资金链断裂像流星一样瞬间陨落，引发了韩国政坛和金融业的大地震。这些也是军政府所遗留的副产品。
韩国的经济增长本来建立在政府与企业合作、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之上，而政权转移破坏了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转移并削弱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给第六共和国成为“三星共和国”和“地产共和国”埋下了雷。
而韩国在全斗焕、卢武铉被捕，军政府彻底倒台后，几乎是立即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冲击，面临着艰难的转型。
金大中政府勉强克服早期的IMF危机，但是韩国市场经济不得不开放国际市场，虽然经济继续成长，但是国民所得分配被歪曲和深化。
所以 1987 年民主化以后社会·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即实质的经济民主主义反而停滞或者恶化，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至此结束了。
在卢武铉时代，这位新自由主义信徒推行私有化政策，原本的计划是让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发展中小企业，将国家带出经济的泥潭，结果却是资产被少数财阀占为己有，“三星共和国”笑话就是从卢武铉时期传出的。
卢武铉（1946-2009）
而在朴槿惠时期，军政府的余孽跟真正的右派结盟，痛苦的大众再次被抛向社会边缘。
房价高涨、房租高涨、教育内卷、生活水平居高不下、经济下行、实体业不景气......韩国当前似曾相识的一目，早就在许多年前的军政府时代，就已经发生过了。
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持续下降的生育水平。韩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畸形的变化，0-14岁青少年比例和可从事经济劳动的人口比例逐步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老龄化，整个韩国社会处于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的时代。
面对低生育率韩国政府取消了实施三十余年的家族节育计划并且开始实施生育鼓励政策，但是生育鼓励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韩国社会依然处于严重的低生育时代。
血腥的发展、痛苦的转型、极度的内卷、美国的吸血铸造的初等发达国家，或许是军政府发展模式的天花板了，但也许就也仅此而已。
而卢泰愚带头铸造的第六共和国心照不宣的黑钱交易，更是一直困扰着整个韩国政商界，在如今的框架内，至今也没有解决的措施。
有趣的是，卢泰愚去世的10月26日，正好也是42年前朴正熙遇刺的日子。
不知道这位老军头在黄泉之下碰到老上级时，有没有些许的愧意，还是如他在法庭上时一般，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已然尽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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