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与霍尼（上）
埃里希·弗洛姆第一次认识卡伦·霍尼，是在德国西南的巴登-巴登。乔治·格罗代克（《它者之书》启发了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在巴登-巴登温泉区附近主持玛丽赫霍疗养院，弗洛姆与妻子的婚姻关系恶化，陪她拜访格罗代克寻求帮助。霍尼和丈夫分居，拜访格罗代克时与弗洛姆夫妇不期而遇。弗洛姆与霍尼两人相差15岁，“一见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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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霍尼原名卡伦·丹尼尔逊，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郊外。晚年的霍尼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这样描述自谦人格的典型历史：
自谦型……是在某个人的阴影之下成长起来的：这个人可以是更受父母宠爱的兄弟或姐妹，也可能是深受（外人）敬仰的父母，如一位美貌母亲，或一位仁慈而专制的父亲。这是一种危险的处境，很容易引起恐惧。但是某种形式的亲情还是可以获得的——只是需付出代价，即心甘情愿的服从。例如，可能有这样一位长期受苦的母亲，只要子女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稍稍有所懈怠，便会让他们觉得内疚。也许有这样一位母亲或父亲，当子女盲目崇拜她（或）他时，往往十分友善、慷慨；也可能是这样一位专横的兄长或姐姐，只有当你取悦她（或他），恳求她（或他），她（或他）才肯钟爱你、保护你。
这是她童年的写照，充满不公平感、压迫感和屈辱感。
霍尼的父亲瓦克尔斯是一名船长，祖籍挪威，是钟表匠的儿子；母亲索妮是瓦尔克斯第二任妻子，有荷兰-德国血统，是建筑师的女儿，两人成婚时瓦尔克斯前妻的四个儿女即将成年。索妮年轻漂亮，生了儿子本特之后不想再生育，霍尼是“不被希望的孩子”，她比哥哥小四岁。
瓦尔克斯经常不在家，在家时对孩子也十分冷漠，笃信基督教，“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围绕着对《圣经》天真得令人感动的强烈信仰”，挥舞《圣经》将宗教情感强加给全家人，这让霍尼终身憎恨《圣经》。霍尼成年后时常回忆“父亲两只蓝眼睛凶巴巴地盯着她”。索妮与亲生儿女一起反对父亲，前妻的四个儿女又怂恿父亲反对继母，家庭成员关系非常紧张。
索妮自认为是个理想的、自我牺牲的母亲，是个长期受苦、成为牺牲品的妻子。霍尼虽然和母亲一个阵营，但母亲偏爱哥哥，并且认为她不讨人喜欢，这让霍尼心生怨恨，感觉被家庭抛弃。为了获得母亲的保护和关爱，她不得不压抑敌意，崇拜、顺从、理想化母亲，强烈依恋哥哥。霍尼8岁时，卡特突然摒弃了她，她自尊受伤，开始在学业上野心勃勃，考班级第一，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她“不再是遭到忽视的丑小鸭，而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母亲的了不起的女儿”。
学校为霍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她对学校充满热情，部分来自抱负，部分来自好学，部分来自对教师的迷恋。
霍尼时常心情不好，又具有内省、分析型气质，从13岁开始记日记吐露心事，观察自己，一直到26岁，共写了五部日记。
求学过程中，霍尼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1903年冬天，一个朋友告诉了她中产阶段的性事，她对性道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她开始阅读“堕落”的书籍，带着性受虐狂的色彩幻想一个强壮的男人来征服她、拯救她。圣诞节期间，一名叫肖尔奇的青年拜访霍尼家，她陷入热恋，两人的关系到1904年3月已经结束，而她的人格和行为模式显露无遗。
她与男子的关系呈现出理想化-期望-失望-抑郁-分析模式。先是将对方理想化——指望他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一希望破灭时，随之而来的便是抑郁。“绝望的痛苦”之后，她便试图从这段恋情中找出意义，并以此获得解脱。她要弄清楚关系为什么会结束，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1904年，索妮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其后4月，霍尼遇到了犹太学生罗尔夫，两人互相倾吐心事，是“灵魂的伴侣”，但缺少性吸引力。1905年7月，霍尼搭上了寄宿生恩斯特，更多是肉体情欲关系。自此，她与男子的交往模式从一个男子变成同时与几个男子保持关系，这些男子往往属于不同的类型，满足她不同的需要。
她渴望找到一位强有力的男子，道德上、感情上、理智上与他融为一体，又能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她的愿望太理想又自相矛盾，后来她写道：
性伴侣应该很强壮，而同时又应该无依无靠，这样他就能主宰我们，同时又被我们主宰；既制欲，又性感。他既强奸我们，又十分温柔；既把时间完全用在我们身上，又能积极投入到创造性工作。——《两性间的不信任》（1931）
1906年7月，霍尼在弗莱堡大学读医学时认识了洛什和奥斯卡，一开始就是三角关系。她与“肉”的洛什同居，又与“灵”的奥斯卡通信。1907年8月至10月，霍尼与奥斯卡同居。1908年，霍尼到哥廷根大学学习了两期临床医学，后到柏林大学。霍尼与奥斯卡于1909年移居柏林，10月30日结婚（Horney其实是奥斯卡的姓，形似horny，但读音译为“霍尔奈”更准确，因“霍妮”广为人知，本文遵循习惯译为“霍尼”）。
奥斯卡比霍尼大三岁，获得哲学博士后，在斯汀奈斯公司任高级行政职位，跻身上层中产阶级。两人生了3个女儿：布莉吉特，生于1911年；玛丽安娜，生于1913年；瑞那特，生于1916年。
1910年4月，婚后不到六个月，霍尼与奥斯卡的关系出现裂痕，她渴望更强大、更粗暴的男子。她第一次找卡尔·亚伯拉罕进行精神分析，开始写第五部日记进行自我分析，疲乏感是她的头号症状。
1911年，霍尼父母去世，她通过国家医学考试，开始在医院实习，担任精神病理的住院医生。她的第一次婚外恋是与密友莎莉的丈夫瓦尔特，很有可能在长女诞生之后的下半年。奥斯卡夫妇与瓦尔特夫妇是开放式婚姻。奥斯卡觉得莎莉很有吸引力，霍尼心生妒忌，她一直觉得自己十分丑陋、缺乏女性气质、不可爱，“竭力以智慧来弥补容貌方面的不足”，当奥斯卡对其他更吸引人、更漂亮的女子感兴趣时，她觉得深深受到伤害。
霍尼第五部日记止于1912年7月，她的自我分析在后四十年持续不断。停止记日记之后，霍尼与男性的关系是这样一幅图画：
* 一方面，她离不开男性、依赖男性、将男性作为英雄来崇拜，但在两性关系上又长期遭受失败；
* 另一方面，她是个“女唐璜”，需要满足自己的骄傲，表现自己的攻击性，并以先诱惑男性随即又将他抛弃的方式来保证自己不受伤害。
霍尼与奥斯卡在婚外恋寻求安慰，维持家庭表面的和睦完整，但她并不感到真正的幸福，对奥斯卡也感到失望，而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没有成功挽救这场婚姻。她与亚伯拉罕的第一段分析结束于1913年。
1915年，霍尼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一家神经症军事医院工作（兰克维茨的科伦市），此后她自己开业进行精神分析。1920年，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成立，霍尼是创始人之一、教育委员会委员，她帮忙设计并最终管理培训项目。1925年，玛克斯·艾廷冈在第9届IPA大会呈报了柏林培训方案，方案即今日“艾廷冈模式”的前身，确定了精神分析培训的“三驾马车”：个人分析、理论技术学习、受督导分析个案。
弗洛伊德与“秘密委员会”成员合影（1922年，第七届IPA大会，柏林）。后排立者（自左至右）：奥托·兰克、卡尔·亚伯拉罕、玛克思·艾廷冈和恩斯特·琼斯；前排坐者：弗洛伊德、桑多·费伦齐和汉斯·萨克斯。亚伯拉罕、艾廷冈、萨克斯都来自柏林，柏林是二战前精神分析的重镇。
伯纳德·派里斯写道：
(霍尼)她是一位饱受折磨的女人，有着许多强迫症与冲突，她违反职业道德，并在人际关系中障碍重重。
霍尼20年代情人包括汉斯·李伯曼、卡尔·缪勒-布朗史维奇，很有可能还有玛克斯·艾廷冈，他们都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
1923年，斯汀奈斯公司因通货膨胀垮台，奥斯卡失业。1926年，奥斯卡破产，霍尼与他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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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3月23日，埃里希·弗洛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正统犹太教家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成长：
作为一个独生子，他有一个焦虑的父亲，一个抑郁的母亲。
弗洛姆的父亲纳夫塔利是一个成功的葡萄酒商人，他认为自己是家庭中最边缘的一个儿子，后悔没有成为一个拉比。弗洛姆的外曾祖父班贝格尔是19世纪中期最为杰出和博学的德国犹太拉比之一。纳夫塔利“非常神经质、强迫且焦虑”，即使弗洛姆已经长大，也不让他在恶劣天气外出，因为担心儿子会感冒。纳夫塔利还经常试图将弗洛姆与其他同龄人隔离，否定他想要出国学习《犹太法典》的梦想。
弗洛姆的母亲罗莎早年丧父，为了不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出于生计和安全嫁给了纳夫塔利。在弗洛姆的回忆里，她经常哭泣。罗莎把儿子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她偏爱女儿，因此同龄男孩穿穿男性化服装时，她还让弗洛姆留长发、穿女孩的衣服。她还将自己的理想化愿景投射到儿子身上，认为弗洛姆擅长钢琴，希望他以后成为另一个帕代雷夫斯基——波兰著名的钢琴家和政治家，尽管弗洛姆喜欢小提琴。
纳夫塔利神经质般的不稳定和罗莎令人窒息的占有欲，造就了一个“难以忍受的、神经过敏的”孩子。弗洛姆的情感有三个角：激情、抑郁和边缘感。
* 激情，容易被贴上“轻度躁狂”的标签，是一种精力无限、无法自我约束、出现不得体的话语与行为的状态。
* 抑郁情绪，也是他妈妈的特征。
* 边缘感，当他的父母在情绪上紧紧依赖他以求缓和痛苦的婚姻时，弗洛姆感到了他与这个家庭的疏远。
为了逃离家庭，弗洛姆经常去叔叔伊曼纽尔家，伊曼纽尔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伦理学家。母系克劳斯家族的叔公路德维格，是一位杰出的塔木德学者，他将弗洛姆带入《犹太法典》研究的世界，弗洛姆开始对《希伯来圣经》以及各民族之间和平和谐的愿景着迷。弗洛姆12岁时，纳夫塔利雇佣了一名叫苏斯曼的年轻加利西亚犹太教徒，苏斯曼在弗洛姆家住了两年，培养了弗洛姆对公共领域和马克思著作的兴趣。
弗洛姆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形容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体验”，他成了“一个深受困扰的年轻人，他被‘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这个问题所困扰，他希望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非理性，他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相互谅解”。
战争过程中，弗洛姆经常拜访犹太教堂拉比诺贝尔的家，诺贝尔加深了弗洛姆关于先知弥赛亚理念的理解。围绕诺贝尔形成了一个圈子，后来“自由犹太人教育机构”成立，日后因《我与你》而蜚声世界的马丁·布伯也在这个机构中。
1918年，受叔叔伊曼纽尔影响，弗洛姆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了两个学期的法学，1919年转入海德堡大学，后来跟随马克思·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学习社会学，阿尔弗雷德秉持“普遍人道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的理念。
1922年，弗洛姆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犹太律法的功能。塔木德学者拉比诺教导弗洛姆以“激进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解读犹太传统，对弗洛姆的论文有很大帮助，弗洛姆认为这位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人”。论文答辩那天，纳夫塔利出现在大学，他害怕弗洛姆不能通过答辩然后在失败后自杀。弗洛姆认识到父亲将“他对自己强烈的自卑感”转移到儿子身上。
大学期间，弗洛姆曾与金斯伯格订婚，她后来嫁给了弗洛姆的朋友。通过金斯伯格，弗洛姆认识了同样出身正统犹太教家庭的弗里达·里奇曼。里奇曼比弗洛姆大11岁，她大学攻读精神病学专业，从医后接受威廉·威腾伯格的分析。里奇曼对弗洛姆进行治疗性分析，两人相爱，停止了分析。
弗洛姆此时并不是一个“讨女士喜欢的男人”，有些自恋、古怪。里奇曼欣赏弗洛姆对宏大理论的兴趣以及对人类存在宏观问题的热情，弗洛姆则喜欢她对智力话题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一面，他感觉里奇曼就像他的母亲，可以照顾他。
1923年，里奇曼和弗洛姆决定在海德堡开设一家为犹太病人服务的治疗社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基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沿着准社会主义路线前进的同时，培养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健康。
1925年，弗洛姆搬到慕尼黑，以完成与威廉·威腾伯格的分析，并参加埃米尔·克雷佩林的讲座。1926年6月，弗洛姆与里奇曼结婚。婚礼仪式结束时，纳夫塔利感到如释重负并告诉里奇曼：“现在，你可以照顾他了。”
治疗社区渐渐走向失败，弗洛姆夫妇在逾越节违背饮食教规，放弃了犹太教信仰。他们婚姻开始出现一种悲伤或缺乏热情的状态，于是去巴登-巴登拜访格罗代克，遇到了霍尼。1927~1928年间，治疗社区解散，弗洛姆夫妇搬到柏林。里奇曼开了一家私人精神分析机构负担家计，弗洛姆继续学习，他接受了汉斯·萨克斯和西奥多·赖克的训练分析，结识了奥托·费尼切尔、威廉·赖希等人。
1929年，弗洛姆完成训练分析，并在柏林开始精神分析实践。弗洛姆夫妇很可能在1927年加入一个德国西南部的精神分析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在1929年成立了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弗洛姆被认为是创始人之一。法兰克福研究所和精神分析研究小组在一栋建筑，其主管霍克海默对整合精神分析、社会学研究感兴趣，于是邀请弗洛姆加入法兰克福研究所。
弗洛姆在巴登-巴登初识霍尼，就对她产生了兴趣。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那几年，弗洛姆经常拜访霍尼在柏林的家，以至于她的3个女儿将他视作家庭的一份子。而弗洛姆与霍尼从友人到恋人，还需要一次远渡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