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她的故事和公众记忆：“慰安妇”叙事

本文为投稿文章，作者许捷。

2023年12月7日，原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之子罗善学老人去世，享年79岁。罗善学老人生于194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人。1944年冬，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关在了马岭镇的慰安所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遭遇。当她在数月后偷逃回家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罗善学。

图 1： 2008年春节的罗善学，老人平时喜欢抽烟

图源：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他本身是一个战争的产物，小时候在他的村庄，人人都知道他的经历，所以小时候玩耍，他总是扮演日本鬼子，因为大孩子说他是日本人，实际上是受到了欺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向红星新闻表示，年轻的时候罗善学也谈过对象，但是因为身份问题，没人愿意嫁给他。

图2： 罗善学老人帮助母亲韦绍兰老人擦眼泪

图源：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标志着女性多重身份的揭露，我们对她们叙事的解读决定了她们死后的公众记忆。“慰安妇”这个词指的是成千上万的在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本帝国军队强迫从事性奴役的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女性同胞。

2013年9月4日，万爱花老人在山西太原去世，享年84岁。六个月前，她收到了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 在对中国“慰安妇”案的裁决中，法院驳回了她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请求。 

再次败诉后，万爱花失望地宣称：“日本军人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如此多的罪行。日本政府为何不承认这一点？ 这是不公平的。” 万爱花女士是少数愿意公开承认在二战期间遭受日军性虐待的中国女性之一，数十年来，她多次前往日本，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屡次起诉日本政府，但她至死都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图3：84岁的万爱花老人含恨离世

图源：中新网

无数“慰安妇”发出声音，为公众所熟知。“我的名字是——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字和年龄，所以我必须用家乡的歌曲来发泄我的悲伤。”数以千万的“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们用行动，用歌手，用岁月，发出来自己的声音。

荷兰籍日军“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扬·鲁夫·奥赫恩于 1994 年出版了自传《沉默 50 年》，详细描述了作为战时“慰安妇”的困境。奥赫恩还表示，她的白色肤色使得她的经历对国际社会更有吸引力。事实也是如此，她的经历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战时日本的战争行为的再次关注。

其他来自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的前“慰安妇”也参加了1992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国际公开听证会，并公开分享了她们的故事。此后，第一位向国际社会公开自己“慰安妇”幸存者身份的韩国金学善老人不顾社会压力和污名，出版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1995 年，她的英文传记《韩国慰安妇的真实故事：证言》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位公开作证自己“慰安经历”的女性。

 第一本专门讨论和研究中国“慰安妇”叙事的英文书《中国慰安妇：日本帝国性奴隶的证言》由美国学者邱佩佩，中国学者苏智良、陈丽菲教授合作完成于 2014 年出版。

图4《中国慰安妇：日本帝国性奴隶的证言》封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史研究会副会长苏志良教授推测，战时“慰安妇”应有 36 万至 41 万人左右。一直到1949年，“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仍然生活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拥有最大的幸存者群体； 然而，这个数字很难确认。”

2023年，一共有4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截止2023年12月，经上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地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还有9位。

“慰安妇”的叙事正在从鲜活的“她的故事”转变为历史档案。 尽管公众将“慰安妇”视为该制度的女性受害者，但其也在中日韩的外交正常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是一种“活历史”，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我们未来如何前进，这超越了国家历史，延伸到了未来的国际格局。 “慰安妇”问题是衡量日本政府历史态度的重要指标。

图5:这是唯一一张怀孕的“慰安妇”幸存者的照片,拍摄于1944年9月7日，中国云南省

图源：松山外的中美联军

自我国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来，一直到2017年由中国、韩国等有关各国的团体和机构联合申报的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携带一直是自发的、永恒的、普遍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幸存者挺身而出，起诉日本政府对于“慰安妇”制度的默许和不作为，并要求赔偿和获得正式道歉，这本身就是针对日本民族的政治行为。同情“慰安妇”制度的东西方历史学家正在努力寻找证据来证明慰安妇制度，但日本右翼却想将这一问题“去政治化”，将战时强征“慰安妇”解读为市场交易的商业行为，以逃避国家责任。 

二战后“慰安妇”幸存者的索赔要求将中国妇女的角色扩展到公共和全球领域。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之一，万爱花老人于 1992 年至 2000 年间五次前往日本作证并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寻求正义并正式道歉。

二战结束后，许多“慰安妇”幸存者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性别压迫、阶级不平等、父权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剥削。 

与万爱花不同，袁竹林、黄友良、吕秀珍等其他“慰安妇”幸存者在文革期间受到强烈谴责，这反映了战时强奸对受害者与其社会关系造成的心理社会后果。对于性虐待的幸存者来说，痛苦的折磨从未停止，心理上的影响是持久的。污名化和排斥是二次受害的主要来源。二次受害的过程揭示了性暴力的受害者如何受到社会污名化的。

对于“慰安妇”幸存者来说，二次受害与暴力本身一样具有破坏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因为它为施暴者开脱，让受害者无助。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瑞安在其著作《责备受害者》中深入探讨了责备受害者问题，称其为“社会心理现象”。在中国，指责受害者被翻译成“自取其辱”和“穷人必须有他们的仇恨”，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厌恶感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几乎每一个接受中国学者采访的“慰安妇”都充满了自我憎恨。

张双兵是第一个找到万爱华的人，他记得万爱花老人经常抱怨自己的身体很恶心。她穿着新衣服参加东京听证会时哭了。此外，万爱花老人的养女提到，万爱花在医院很不开心，因为在那里她不得不在医院的医务人员面前裸露身体。

另一名“慰安妇”幸存者陆秀珍作证说，她太尴尬了，不敢谈论自己的经历，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身体被摧毁了。安德里亚·史密斯在她的书《征服:性暴力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中指出，她采访的每一个幸存者都认为自己不再是美洲原住民。因此，史密斯得出结论，民族、种族和性别压迫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此外，“慰安妇”改名的流行是战争受害者的应激反应。通过改名，“慰安妇”希望重塑她们的整个生活和身份。战争期间，慰安所的管理人员为了讨好日本士兵，把中国和朝鲜“慰安妇”的名字改成了日本名字。韩国“慰安妇”金学善(Kim Hak-sun)写道，她在慰安所工作时被改名为爱子(Aiko)。同样是慰安妇的金英宝被绑架到中国东北后，被改名为英子。韩国人朴英善被日本军队从南京遣送到缅甸后，被改名为Haru Noyhnni。

侵华日军在占领国对妇女进行性侵犯的目的是宣示权力，唤起征服意志。虽然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在二战后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日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一些日本媒体将“慰安妇”问题视为一场历史“战争”，旨在加强在国际社会的游说和话语权竞争。因此，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一直无法超越国家立场去探索性别维度。由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长期联系，目前对于这些案例中性别压迫的机制，除了战争历史的主导话语之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此外，“慰安妇”在战后所面临的社会歧视和污名化也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研究的实际意义之一是帮助确定这类暴力的根源，从而更好地了解它与当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联系。

图5：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临终枕边她们仍在等那声道歉

图源：中新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族和种族冲突中不断发生的性暴力犯罪证明，性暴力关乎权力，关乎支配和虐待女权主义观点对于理解和应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至关重要。解构“慰安妇”的集体叙事是一种充分看待过去的方式，它使“慰安妇”未被认识到的创伤越来越清晰。此外，这样做将改变中国“慰安妇”的行为，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限制自己的可见度，以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此外，它将帮助我们这一代人培养共同目标感，实现多样性中的统一。

本文之所以主张将“慰安妇”幸存者的身份归还给她们，是因为“慰安妇”的叙述本身就是适用于该群体的个性化创伤治疗。他们独特的单词，短语，甚至他们的方言都被记录下来并组织成集体叙事笔记，并被读给他们听，创造了一个文档和群体记录。随着群组记录的创建，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可以发现它们并相互交换信息。最终，不同的群体就类似的情况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

本研究的目的和中心研究问题是确定重建“慰安妇”叙事的方式。当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时，那么“慰安妇”在中国历史上只能作为“证据”而工具性地存在。对这些女性不幸遭遇的描写，不能止步于日军的残暴和对她们身心的摧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战后因重视女性贞操而遭受的歧视和排斥。

相反，解构“慰安妇”的叙事有助于幸存者摆脱工具性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同时，这项调查的贡献将不仅限于对战争罪行的指控，而且还将反映和平时期存在的各种性别压迫机制。在官方叙事的框架内，用具体的生活故事来打开记忆的黑洞，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族主义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图6：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外的中韩“慰安妇”少女雕像（又称“和平的少女像”）

图源：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慰安妇”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和集体记忆，不仅是因为国家政治话语的征用，还因为这个问题的主观性，因为历史学家、媒体、女权团体和普通公民都以不同的立场和分析视角介入改写了这段历史。

如果没有这些多重叙述者的参与，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到这个群体被迫失去生育权利，这些战争女主角遭受的性折磨，以及这些受害者在战后的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歧视。虽然宏大的、政府的、历史的叙事仍然是“慰安妇”问题的主导框架，但从这个框架中溢出的故事从它的分支中涌现出来，并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当新的视角和叙事出现时，这些记忆分支可能会被发现并再次激活，从而引发另一种历史现实的重建。

综上所述，“慰安妇”叙事是在女性价值逻辑引导下的文本演变，表现为对已有历史研究的重新定义，并通过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重写。“慰安妇”不只是解放了的那拉，她们发起了对整个男性文化的审视和反思。对女性的改写不仅包括现代性意识和权力意识，还包括女性性别意识的引入。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不同的人群对妇女权利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慰安妇”这个词比现代的女性权益概念更广为人知。但是，她们的战后权利如何在国内外得到保障，与战后慰安妇的岁月密切相关。

正如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所说，“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们身上承载着生命的重量以及和平的可贵。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我们必将坚定信念，在追索正义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光文社1981年版。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

Su Zhiliang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Comfort Women Research), (Shanghai Bookstore（上海书店), 1999

Chen Li-Fei (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Critique of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Syste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中华书局), 2007);

Zhang Shuang-bing (张双兵)《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Women of the Blockhouse - Record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Japanese Military Sex Slaves of Shanx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慰安妇”与性暴力》(“Comfort Women” and Sexual Violence),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

Yoshimi Yoshiaki 《從军慰安婦》(Military Comfort Women), (Tokyo: Akashi Shoten（明石書店),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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