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消失的双休日，之前是怎么来的？

科睿社会观察

——假如我们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重新拥有双休日，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会变得正常。

近年来，在忙碌的工作重压下，许多人的双休日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曾经，它是我们放松身心、与家人朋友欢聚的宝贵时光，如今却渐渐消失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那么，假如我们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重新拥有双休日，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近期，知乎上关于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

有一个高赞答案这样回答：会变得正常。

“忘记休息了”

1995年5月1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第174号令，让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五天工作时代。从那时起，职工们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告别了长时间劳作的过去，迎来了“双休制”的美好生活。

对于很多人来说，1995年5月6日，星期六，是他们“忘记了休息”的一天。

据报道，长沙电器厂的职工张海燕，那天像往常一样走向工厂，但当她发现车间门紧锁时，才意识到这是实行双休日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这一天，像张海燕一样“忘记了休息”的情景在中国大江南北频频上演。

五天工作制不仅缩短了工作时间，更是让人们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光。从那时起，周六成为了法定休息日，为职工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休闲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享受更多个人时光的开始。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双休日”的生活方式，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

双休制的来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为直观的感受莫过于电视台节目的调整。曾几何时，看电视成为了中国大部分职工下班后的唯一娱乐。晚饭过后，一家人便齐聚电视机前，共享荧屏之乐。

20世纪90年代的温州、重庆、红河哈尼族人聚居区，电视机前的欢声笑语成为了每个家庭最温暖的记忆。当时的电视节目主要以连续剧为主，如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其受欢迎程度之高，使得收视率一度达到惊人的31.8%。

1995年以后，电视台根据观众的作息时间调整了节目安排，增设了周末的电视节目。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1997年首播以来，便成为了观众们周五晚间的必看之选。

首期《快乐大本营》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幸运52》更是融合了知识与娱乐，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互动体验。

不仅如此，双休制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多自由时间。过去忙碌的父母们现在有了更多陪伴子女的时间，周末带他们去逛公园、动物园、博物馆，享受家庭的温暖与欢乐。而青少年宫也成为了孩子们周末的兴趣聚集地。

除了家庭生活的丰富，双休制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京九铁路的开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周末开启短途旅游，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据世界银行官网数据显示，中国在1994年至2000年间，GDP持续增长，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你可知道这个给百姓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五天工作制”+“双休制”，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国家往事。

“五天工作制”是怎么来的？

"五天工作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而稳步的推行过程。

"五天工作制"的推广，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种种挑战和特殊情况，所作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力发展经济。而工时制度的设定，成为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作时长制度。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真正实施起来却面临诸多困难。

探寻历史深处，《共同纲领》所倡导的“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实乃新中国初始的工作时长制度。

在那个崭新的时代，首要之务在于解决“饥荒与失业”的困扰，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随后，逐步提升广大职工的劳动条件成为新的奋斗目标。这一历程，既见证了新中国对劳动者的深切关怀，也展现了国家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坚实步伐。

1951年，天津某工厂里正在公示生产成绩

1954年9月20日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从那时候开始，星期日成为了我们的休息日，每周我们工作六天，每天坚守八小时的岗位。现在回想起来，在“五天工作制”尚未实施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模式是不是和现在的“996”有些相似呢？

但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告诉我们，工作时间长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更多的是中层领导的管理能力问题。工厂和企业还在摸索阶段，管理经验尚不成熟，导致部分员工钻空子，工作态度散漫。

张瑞敏，海尔的掌门人，曾在1984年被委派为青岛日用电器厂的厂长。他曾亲述过那个年代工厂中的种种乱象：员工缺乏积极性、迟到早退现象严重、甚至有人在厂区内随地大小便……

张瑞敏举起了大锤砸向次货

在当时，理论上每人每年应该工作2448小时，但实际上工人们工作了1800小时左右。

这意味这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当时的公然一年只需要工作225天，剩下的140天都可以在家悠闲度过。

事实上，在当时的工时制度下，很多职工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工作，迟到早退、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等等，都成了家常便饭。

扛煤气罐、照顾子女

这些职工每日忙碌于工作，疲于奔命，以至于无暇顾及生活的琐事。这样的困境，让他们无法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导致效率低下，工作态度也变得心不在焉。而一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就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令人感同身受。

在1996年的春晚上，冯巩和牛群主演的相声《明天会更好》中，有一段台词描绘了那个没有“双休日”的艰辛岁月。

牛群所说的“礼拜天”，在那个时代其实被称为“战斗的礼拜天”。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许多职工都选择在这一天完成所有的家务和琐事，包括换煤气、洗衣服、逛街购物、看望老人和陪伴孩子上课等。每周的这一天，仿佛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人们需要争分夺秒地应对各种任务。

冯巩在舞台上巧妙地接过下一句，生动地描绘出五天工作制下的种种福利。在周末的日子里，他幽默地表示可以把老丈人家的活儿分两天干，还能白吃老丈人家六顿饭。这段相声虽然只是表演，但在那个时代却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双休日的向往和认同，进一步证明了五天工作制的合理性。

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五天工作制”，离不开一位叫胡平的人。

1979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联合国决定筹备一场重要的会议。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一年，胡平作为中国代表远赴纽约参加这次会议。

在纽约的日子里，胡平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星期五的下午，工作仿佛突然静止了。他发现，原来联合国实行的是双休制，周六和周日是休息日。这让胡平陷入了沉思。

回想起1971年的纽约夜景，那是一片繁华与活力，与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听到的资本主义的腐朽形成鲜明对比。

他感到困惑：这些国家只工作五天，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分配，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能给人如此的关怀？

当胡平带着这个想法回国后，他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进行了交谈，建议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宋健肯定了他的想法，表示研究中心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然而，这个想法在当时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有人觉得一周七天的工作都忙不过来，五天怎么可能？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工作量，而是许多事业单位人员冗余，工作效率低下。

在1986年，胡平所在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探索“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经过深入研究，他们惊喜地发现，五天工作制的效率竟然比六天工作制更高。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还能显著提高生活质量。

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1988年的《中国科技论坛》02期上，胡平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关于在我国逐步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他在这篇文章中坚定地指出，我国已经具备实施“五天工作制”的能力，并应该稳步推行这一制度。

终于，1995年的劳动节，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了"五天工作制"，从此，广大劳动人民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双休日"。

今天我们却开始了996？

回望“五天工作制”的起源，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几十年的沉淀与变革，可以说，它是国现实历史的一个章节。

只是，时光来到2024年，我们离双休日好像越来越远了。

无数鸡汤告诉我们要奋斗，甚至马云也说：“996是一种福报。”

还有极端的人这样说：“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这似乎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格言。而如今，我们只能在网络的回忆里，寻觅那个“八小时工作制+双休制”的美好时光。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许多人被畸形的工作价值观所束缚。他们在这条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跑步机上，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残酷的竞争淘汰。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人们拥挤在一起，每个人都在低头滑动手机屏幕，不停地刷着各类短视频，机械地吸收着信息和焦虑。

从他们疲惫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真正地休息。

而在加拿大安省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施“四天工作制”。

据报道，更短的工作时间并不会导致公司效益变差；相反，员工的幸福指数与积极性都得到了提高。

我们什么时候能迎来这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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