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ra之后，传统新闻业何去何从？

本文为投稿文章，作者张耀英。

近年来，ChatGPT等技术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说在web2.0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UGC用户生产内容（如bilibili、Facebook、YouTube等），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逐步走向了AIGC时代。

所谓AIGC（AI Generated Content）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内容生产，不管是AI写作、AI设计还是AI图文生成等都属于这一类别。

2024年2月，OpenAI发布了文字视频模型Sora。根据OpenAI官网介绍，作为人工智能的Sora能够理解和模拟运动中的物理世界，根据用户所描绘的场景生成长达一分钟的视频^[1]。在其生成的视频中，不仅包含生动自然的场景，也涵盖了多样的生成角色。

如果说既往的人工智能还只是停留在认识和感知世界的层面，那么Sora所代表的生成式AI已经实现了新的飞跃。其能力不再局限于数据的分析，而是迈向了自主创造新世界的一步。由此，新闻业与诸多行业一样，也面临着生成式AI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01

传播便利化与监督难度增大

传统媒体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专业人员的严格把关才能得以传播。早在1969年，巴斯(Bass)就提出了“双重行动模式”，即新闻传播至少在两个层面都存在着“把关人”，一个是在采访层面，一个是在编辑层面^[2]。例如在一条新闻的生产和报道过程中，编辑往往决定了新闻选题，也由此限定了记者能够去采访和报道的内容。在记者完成新闻采访并进行新闻稿件的写作之后，编辑又成为了能够决定记者的采编内容能否被报道的角色，由此也决定了民众所能看到的内容。

但是AIGC改变了这一现状，新的技术赋权用户，在数字平台的加持下，能够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直接参与到新闻生产与传播之中。但是与此同时，这也为新闻业带来了新的风险。

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借助AI的力量进行图文视频生产也意味着信息传播责任的分散化。不同于专业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互联网中多元主体参差不齐的媒介素养也造成了新的信息传播问题。由于媒介素养特别是新媒介素养的缺失，加之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影响，一部分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和AIGC满足的是自己的私利而非公义。例如在实践中，一些平台博主就有可能通过AI生成的虚假新闻内容博取流量以提升自身的用户关注度。因此，对于假新闻生产的防范和治理也成为了新的问题。

图源：settimolink.it

02

多元主体盈利化与媒体生存困境

媒体的市场化在传统惯例中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以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模式，市场参与者往往局限于传统媒体本身。但是平台以及AIGC等科技一举打破媒体市场参与主体的单一化局面，使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

近年来，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经营上遇到巨大困难，不少纸媒纷纷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单一市场主体格局的打破，传统媒体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传媒市场拥有绝对的把控力，逐渐失去了许多盈利空间。

互联网平台以及参与平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用户个人都参与到过去的媒体市场中，追求属于自身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平台可以通过对信息渠道的把控而盈利，比如Facebook和Google就凭借自身的垄断性地位获取了大量的广告收入；另一方面，受众本身也可以通过内容生产与传播获得关注，进而通过流量变现的方式获得利润。

现如今，AIGC毫无疑问使得这种个体的生产盈利变得更加容易，但与此同时也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传统的新闻业作为社会公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面对多元主体的冲击，其又当如何创新自我经营模式也成为了一大问题。

未来在实践中，新闻业需要灵活地运用AI辅助新闻的生产和制作，以此降低自身的成本。也可以通过AI算法等方式实现用户新闻浏览的定制化和付费化，以此更好地增强用户粘性并提升效益。

图源：摄图网

03

专家系统的衰退与新使命

传统媒体时代可以说是专家系统占主导的时代，专业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是该行业的核心力量。这种“专家系统”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论述的现代性特征相联系，它们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控制和左右着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3]。

如今，面对AIGC等新技术的冲击，那种新闻生产由专业人员操控的局面已经逐渐衰退。人人拥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社会不同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更加直接，而且更加多元。但是对于新闻业而言，专家的作用却依旧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在Sora发布后，假新闻的生产门槛进一步降低，图文视频新闻在其真实性方面需要受众拥有更强的鉴别能力。但是对于广大的普通互联网用户而言，其鉴别成本又相对较高，新闻的真假变得难以甄别。此外，人人拥有麦克风与人人对信息传播负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此，面对AIGC可能带来的假新闻以及违背法律道德的新闻生产问题，专家（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更需要在其中扮演新的监管、信息核实和舆论引导的角色。

图源：blog.csdn.net

此外，从传播媒介的视角看，那些出现更早的诸如报纸、广播、电话、电视以及互联网在诞生之初，人类无不惊叹于这些技术为社会带来的改变。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技术的不断更迭，技术主义从本质上而言只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它的每一次革新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旧的技术也永远会被更为发达的技术所取代。

对于AIGC本身而言，其出现与发展也只是漫长技术长河中的一个节点。在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新的变革在时刻发生，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界限的信息流动早已将每一位互联网的用户变为了数字宇宙中的流民。尤其在当下，新的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伴相随，新的危机与冲突也裹挟着人类试图利用技术寻求一个栖息之所。那么对于新闻业而言，在这种洪流中更应当坚守自身的人本主义精神与社会公器的定位。迎接AIGC带来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承担起为社会公民与整个人类社会服务的使命。

总体而言，AIGC时代的新闻业需要从观念层面与运作层面都做出根本性的创新与改变。

一方面，在面临AIGC所带来的虚假新闻等问题，新闻业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员专业化优势进行核查把关，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以及基本的新闻伦理道德。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统新闻业也应当紧紧拥抱AI技术，合理运用其辅助新闻生产和传播，搭建个性化的新闻业传播通道，力求搭建自身的平台，争取广大且具有粘性的用户群体，以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面对AIGC带来的冲击时，新闻业更需要坚守自身的社会公共责任。

不仅在面临社会舆情事件时做好追踪报道与舆论引导工作，更应当在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承担起积极的监督者和建构者的职责，做好社会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https://openai.com/sora.

[2]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8-139.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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