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的抗疫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行货”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

ID l Pekingbooks

作者 l 中图网

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他在文中引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宋江犯法被刺配江州，他不给戴宗好处，戴宗就来索要。宋江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

所谓行货，就是劣等货物，戴宗有了合法伤害权，于是以货主自居，将宋江视为降价处理品。王小波写到，自己十七岁时，被装上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王小波认为，人生活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中，所以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在戴宗和宋江的关系中，戴宗拥有体制赋予的权力。在前现代国家和社会，国家机器通过官吏控制整个社会，民众权利严重匮乏，作为纳税人养活了整个统治集团，统治者还要享受民众的感恩戴德。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中国走出了帝制。但是，以官本位为特色的“酱缸文化”依然荼毒着中国人，在各个层面和一些事件中凸显出来。而底层的普通民众，则依然被视作“行货”。在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因素？

《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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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终于可以耍威风了

2020年春节，我回到了湖北云梦老家。不料正好赶上武汉的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市和孝感市先后封城（云梦县归孝感市管辖），我们一家四口，以及小妹、母亲被困在了云梦县城，无法回京。妻子去了岳父家照顾两老，我则和女儿、儿子，母亲和小妹一起，住在弟弟在隆盛华府的房子。

2000年在北京做图书编辑时，我编过一本《自救书》，在这本美国人所写的书里面，作者写到了各种面对灾难的办法。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面对灾难之时，永远不要相信美国政府。大意就是说，一旦发生灾难，美国政府很可能缓不济急，或者照应不过来，因此，你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做好必要的准备。

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保证家里有足够的粮食。腊月三十上午，我们获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初一，云梦也开始限制人员流动。我买了几十斤大米，加上家里已有的粮食和肉鱼，应付几天没有问题。不久，云梦县城开始限制居民出行，政府提倡每户3天出门采购一次。

在这期间，我看到武汉一所高校老师发出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大意是说，武汉封城之后，小区门口小摊阿姨戴上了红袖章，在小区门口盘查进出人员的出入证。此前，这位阿姨对高校老师客气有加。但这位高校老师出门时忘了带出入证，尽管两人认识，但阿姨就是板起脸，把他拦在小区门口不让进来。高校老师只得和家里人打电话，让家人送来出入证，这才得以通过。高校老师因此感叹，因为防疫，“小人物”咸鱼翻身获得了权力，竟然翻脸不认人，可见中国人的劣根性。

类似的遭遇，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我尽量减少出门，家里人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但是，家中蔬菜吃完了，我不得不出门采购。按照政府规定，我在小区门口还特意申请到了出入证。在我从隆盛华府出发，步行赶往梦泽市场的途中，被几个防疫人员拦住了。看打扮，他们像是附近的村民。我一边说明情况，家中五个成年人没有蔬菜吃，一边拿出了出入证。那几个人看了出入证，有一个气势汹汹地说，“有出入证也不能通行！”我当即对他说，政府规定三天出门采购一次，我一个星期没出来了，5个成年人不吃菜行吗？那人不肯罢休，依然嚷嚷着冲到我身前，想要强行阻拦，不让我走，有人还用手机对着我录像，其他两人拉住了冲过来的人。就这样，我强行通过，测温后排队进入梦泽市场。正当我买菜时，又有防疫人员开始在市场里面催促，说市场马上关闭。买菜回来后我才知道，云梦县实施了严厉的“战时管制”——自即日起，所有居民不许出屋门，生活物资、药品都需要订购——只有到小区门口取订购的蔬菜时才能下楼。

三个月后，我费了老大精力才回到北京家中。其间换了两次工作，后来找到的单位在一个办公楼，楼下有保安查阅每个人手机上的健康码。

2021年年底有一天进楼时，我在门口用手机扫描了二维码，健康宝也出现了正常图像，我扬起手机，对保安示意。这时，保安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没有看到。当我快走到电梯口时，突然听到一声怒喝：“你干什么，出示健康宝！”我解释道，刚才我已经扫描了，你没看到。保安见我“不老实”，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摆出一副动武的架势，并大声嚷嚷质问“你什么意思？不服管理？”我把手机上的健康宝打开，把手机举起来说，“现在我可以通过了吗？”然后上了电梯。那个保安不肯罢休，依然在那里耀武扬威。

就在前几天，妻子因为上班，下班后没赶上小区的核酸检测，次日健康宝弹窗。第二天早上，她不得不去小区北边的急救中心门口做核酸检测。排队之前，她已经扫描了二维码。等到排到一半时，那个保安突然问妻子，你扫描了二维码吗？我妻子连忙解释，排队之前已经扫描过了。那个保安硬要检查，妻子一时之间在手机上没有翻出之前的扫描纪录，保安就硬逼着妻子重新扫描，重扫一次之后，刚才的记录也显示出来了，妻子特别憋气，就说，“我说扫描过了，你为什么不信？“”那个保安不但没有道歉，而且大声嚷嚷，不扫描就是不行！做完核酸回来，妻子憋了一肚子的气：“我前后都是男的，那个保安就没有查，他就是看我是个女的好欺负！”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作者：[美]约翰·M·巴里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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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被大数据牢牢控制

2020年困在湖北云梦县城的时候，我们一家都下载了湖北省的健康宝。在封城期间，健康码一直是醒目的红色。解封之后，这才显示正常。但是，在县城坐公交必须出世健康码。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些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被拒绝上车。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都换回了北京的健康宝。去银行、进商场、去公司甚至买菜都必须扫码入场。有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发现忘了带手机，结果在大门口被拦住了。还有十几个人和我一样，没有养成带手机买菜习惯，也不得其门而入。我绕路到另一个小门，这才侥幸进入。此后吸取了教训，买菜必须带手机。有一天骑电动车到公司门口了，忽然发现走得太急忘了带手机。想起上次保安气势汹汹的模样，我当即打转，回到家拿上了手机，多跑一趟路的结果是往返折腾，枉费一个多小时。

2021年9月，我有事去北大，友人不仅让我报上了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还让我下载了一个名为“通信行程卡”的APP，显示没有问题后截图发给他。由他在北大的系统申请报备，批准后我的手机收到手机短信，然后按照规定时间在北大门口扫描身份证才得以进入。

而大数据对我的控制还不止这些。因为呼吸道不好，今年1月，我在京东买了几盒羚羊清肺丸，尽管我此前很长时间没有出京，也接种了新冠疫苗，核酸检测也是阴性，但依然收到了手机短信的警告。不久前，有人从杭州给我寄了一个快递，后来收到短信，说是杭州快递转运场出现感染，我必须报备并且5天做完三次核算，并且提交检测结果。此次的监测点离我的住地颇有一段距离，我也只好往返奔波。

最近一段时间，核酸检测突然被空前重视。此前，我们夫妻注射了三次疫苗，但依然不能逃脱密集的核酸检测。一开始，居委会的人员挺负责，每天下午拿着大喇叭在小区吆喝，敦促大家去做核酸，工作人员做到21点甚至更晚，以方便下班回到住地的人。接着，北京市宣布，做核酸检测全部免费，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检测核酸没有工作人员通知了，既没有人在楼门前张贴告示，也没有人拿着大喇叭喊话。

有一天我白天去做了核酸，妻子下班回来赶过去时（19点多），发现检测人员已经收摊了。次日早上，她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她不以为意，依然长途跋涉两个半小时到了单位，扫码时却被保安拦住，不许进入办公楼。没办法，妻子只好回家，在小区急救中心补做核酸。如前所述，因为保安大耍威风，她憋了一肚子气。两天后，健康宝上的弹窗才消失。妻子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居委会的人再也不通知大家做核酸，而且很早就收摊，不管晚上下班的人能不能赶上了，因为有弹窗管制你，你爱做不做！”

而署名为任我行的文章《亲历48小时帝都弹窗记》，近日也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作者任我行是金融行业资深人士，天道金科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不折不扣的商界精英。

她4月27日住到朝阳区，30日住到金融街的酒店后连续4天每天都做核酸，不料第五天出现弹窗3，酒店回不去，任何场所进不去，其间接到各色部门围追电话，要把她拉走定点隔离。

任我行被迫在车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被各种部门的电话围追，次日到一个朋友新开人少的酒店里自我隔离，这才知道很多人都有弹窗3和弹窗4。5月5日，她的弹窗神奇消失，5月6仍然接到电话，她解释说弹窗已经消失，这才安生。区区一个弹窗，居然牵涉到居委会、文旅局、卫健委、防控中心等等部门。人被大数据控制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

《帝国黯然谢幕:1918—1919年大流感与英国》

作者：尼尔·约翰逊(Niall Johnson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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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货感”为何无法消除？

客观地说，无论是“小人物”大耍威风，还是大数据对人的控制，我所遭遇的只算寻常。两年多以来，我已经看到了太多更严重甚至更残酷更冷血的事件。和这些不幸者的遭遇相比，我们还算幸运。用我妻子的话说，“好好活着已经不错了。”

但是，仅仅维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那只是动物的本能。人类创造了文明，组织了国家，形成了社会，说到底还是为了让人自身的处境更好。除了基本的生存，人还需要自由，需要尊严，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一个“行货”。

在现代国家，这意味着公民拥有足够的权利，在私领域之内，公民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权力，可以凭借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使自己拥有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免于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传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紧急状态之下，也要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不能突破人道主义底线，不能对公民权利过分限缩，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房子是产权人的城堡，将公权力的违法侵犯挡在门槛之外。但是，在防疫抗疫的情势下，入户消杀让新冠肺炎阳性患者失去了他们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

4月27日，《自然》杂志子刊《暴露科学与环境流行病学杂志》（Journal of Exposure Science &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发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称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概率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千分之一。[1]该研究预测，通过吸入有新冠病毒的气溶胶颗粒感染的概率可高达百分之一，而接触受污染物品表面之后感染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日本研究者发现，在塑料表面，原始毒株只能存活56小时，而奥密克戎可以存活8天。[2]这也意味着，当患者被隔离14天之后，新冠病毒已经灭亡。

那么，强行入户消杀、让居民交出房屋钥匙的法律依据何在？科学证据何在？当一个人的家都可以被公然侵入或者被迫交出房屋钥匙的时候，其心理防线必将崩溃，最基本的安全感也将荡然无存——这也意味着，某些防疫人员以公权力作为后盾，肆无忌惮地将民众视作了“行货”——只要你染上了新冠肺炎。在此意义之上，可怕的不是新冠肺炎，而是为了消灭新冠肺炎所表现出的不顾一切和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劲。

而此前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不要说戴宗这样的小吏，即便是一般的防疫工作人员，一个办公楼的保安，也足以对我颐指气使，甚至可能实施某些强制措施或挥拳相向。我确信，聪明睿智的王小波如果在世，大概也会和我感觉相同。在天然正确的防疫要求和大局之下，权力以不可辨驳且不可置疑的姿态获得了更多的“正当性”，通过疫情紧迫性而获得“授权”的“小人物”可以对我耀武扬威，冷冰冰的大数据可以轻易的控制个人，在这两者背后，坚硬且确凿的权力是其支撑——它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座山，我扛不起。

因此，我只能自觉做核酸，生怕错过任何一次而出现弹窗。我也只能祈祷：这该死的疫情，你尽快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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