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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文献 | 耿庆刚:《东周神怪图像研究》

作者:耿庆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刊于《文博》2021年第6期



摘要:东周神怪图像见于铜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等载体,其原型有鸟、兽、人;本文在对神怪图像进行梳理基础上,对东周时期区域性流行的神怪、神怪图像“造神”方式等问题进行总结、探讨,表明地区信仰体系之间存在差异。

关键词:东周神怪、“造神”方式、人格神

神怪图像指的是与“鬼神、怪异之物”相关的图像,考古发现的神怪图像主要装饰在铜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等之上。神怪图像一部分属于幻想动物范畴,马承源先生用了“半人半兽纹”[1] 概念;一部分图像因完整体现了“人”的形象而超出“半人半兽纹”范畴,用“神怪图像”概念更为合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对某一类神怪图像的研究,如吴荣曾先生的“操蛇神怪”[2];对某一类器物中神怪的研究,如杨建芳先生的古代玉雕中的神怪[3]。本文在对神怪图像进行整理、分类基础上,对东周时期流行的区域性神怪、神怪图像“造神”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神怪图像的考古发现

神怪图像在东周列国各文化区[4] 均有发现。从考古发现来看,神怪图像在楚文化区发现数量最多,其次为三晋两周地区,考虑漆木器和丝织品占有较大比重,或与埋藏环境有关;从时间上来看,神怪图像在战国早中期呈现出明显的“井喷”状态。兹按照文化区、年代等情况进行统计如表一。

二、神怪图像的分类

考古发现东周时期神怪图像的原型有鸟、兽、人,部分存在两类及以上组合的现象,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东周神怪图像的分类是粗略的。根据组合情况,东周神怪图像主要可分为以下十类:

(一)三头凤

洛阳西工M131 出土两件铜壶[5],均有凤鸟衔蛇和神人珥蛇纹饰,其中M131:28 铜壶颈部凤鸟衔蛇纹饰较为特殊,为三头凤衔蛇(图一,1、2)。江陵马山一号楚墓N10“三头凤”刺绣[6](图一,3),凤首如鸮,腹近圆,正面而曲腿,双翼并举,两个翼端都内勾如凤首。

图一  三头凤图像1、2. 洛阳西工M131 铜壶,3. 江陵马山一号墓“三头凤”刺绣

(二)鸟首兽身

其特征是鸟首、兽身。曾侯乙墓出土铜簋[7],簋侧附两鸟首兽身耳,兽弓身、四足(图二)。

图二  曾侯乙墓铜簋

平面造型多见于漆器、丝织品、铜器等纹样装饰。曾侯乙墓Ⅳ马额位置的长条形马甲片[8] 描绘有鸟首怪兽、蛇、蛙等图案(图三,1),其中可见表现兽身四足形象(图三,2),平面两足应是四足的简省,鸟首兽身神怪的角形态各异(图三,3 ~ 6)。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9] 上发现有三例鸟首兽身形象(图三,7 ~ 9),其一为一头双身形象。长沙子弹库帛书十月神像[10](图三,10)造型亦为鸟首兽身形象,李学勤描述为“形如大鸟,首白色反顾,顶有歧冠,体后有兽尾。两足劲健,一前一后,作奔走状”[11]。

图三  鸟首兽身图像

1~6. 曾侯乙墓Ⅳ马甲片,7~9.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10. 子弹库帛书十月神像

淅川徐家岭M9:21 龙凤纹铜鼎[12](图四,1)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网格纹为地的鸟首兽身纹(图四,2),鸟首有冠,周围有云气纹;郧县乔家院M5:6 铜鼎[13](图四,4)腹部有一道凸弦纹,弦纹上下各饰一周鸟首兽身纹(图四,3),兽“C”字环勾形爪,以颗粒纹为地。淅川和尚岭M2:32 龙凤纹鼎[14](图四,5)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圆点纹为地的鸟首兽纹,鸟首有角(图四,6);长沙楚墓M89 铜鼎[15](图四,8)盖面四周饰鸟首兽身图像(图四,7)。

图四  鸟首兽身图像1、2. 淅川徐家岭M9 龙凤纹铜鼎,3、4. 郧县乔家院M5 铜鼎,5、6. 淅川和尚岭M2 龙凤纹鼎,7、8. 长沙楚墓M89 铜鼎

(三)鸟首人身

辉县琉璃阁出土狩猎纹铜壶[16] 的下层有鸟首人身图像(图五,1)。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狩猎纹壶[17],壶的下层有鸟首人身作舞蹈或射箭状的图像(图五,2、3)。琉璃阁1:51 刻纹奁[18] 下层有一鸟首人身(图五,4),张弓搭矢,一兽张牙舞爪相拒。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19]上有二人为鸟首人身,手中提蛇,作击打状(图五,5、6);有二鸟首人身肩扛九齿神木形象(图五,7、8);有一人作二鸟首人身形象(图五,9)。

图五  鸟首人身图像1. 辉县琉璃阁出土狩猎纹壶,2、3.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狩猎纹壶,4. 辉县琉璃阁1:51 刻纹奁,5~9.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

(四)鸟喙人面

鸟喙人面图像可分为鸟喙人面、鸟喙人面鸟身、鸟喙人面人身三种造型。

鸟喙人面造型。新郑郑公大墓出土原称“兽足鹰钮铜盘”[20](图六,1),下有三虎形足,前后两侧各附有一“鹰首钮”,实际应是人面鸟喙形饰。上海博物馆藏浑源李峪村出土鸟兽龙纹壶[21] 的颈、腹蟠龙上亦有人面鸟喙形象(图六,2)。

鸟喙人面鸟身造型。故宫博物院藏龟鱼纹方盘[22](图六,3),盘长方形,外壁上有一周高浮雕动物和怪兽,怪兽形象为人面鸟身形象(图六,4)。临淄商王M1:126 铜带钩[23](图六,5),钩身饰一人面鸟喙神人,额中嵌一圆形绿松石,双手上举作握持状,肩生双翼,“八”字形雁尾;西安05张家堡2#M302[24] 出土一件铜带钩形制与此相同。故宫博物院藏螭形提梁盉[25](图七,1)的三人形足为人面、鸟喙形象,额顶有牛角形饰,手、足均为鸟爪形,两手操两蛇,后背似有双翅。提梁盉腹部纹饰与侯马白店H15:40 龙纹模[26](图七,2)造型相似,但整体略纤细,很可能此件提梁盉是三晋产品。

图六  鸟喙人面图像1. 新郑郑公大墓兽足鹰钮铜盘,2. 上海博物馆藏鸟兽龙纹壶,3、4. 故宫博物院藏龟鱼纹方盘,5. 临淄商王M1:126 铜带钩

图七  故宫博物院藏铜提梁盉与侯马白店龙纹模

人面鸟喙人身造型。上海博物馆藏鸟首人形足敦[27](图八,3)呈椭圆形,器腹前后各设一龙耳,腹下部四足为人面鸟喙形,背部有双翅与器相合,粗壮的人形足着地,身体有简单的乳房和肚脐。新郑郑公大墓铜敦[28](图八,4)的足部亦为人面鸟喙的人形,上海博物馆藏鸟首人形足敦与之形制相似。

荆州天星观二号墓木雕蟾蜍座凤鸟羽人[29] 由上部羽人和凤鸟与下部蟾蜍两部分组成,羽人头发后披,人面鸟喙,钩形耳,下肢连成一足,有四爪,呈鸟爪状(图八,1)。九连墩1 号楚墓出土玉羽人[30](图八,2)呈蹲踞状,人面鸟喙。

临淄商王M1:87 铜方炉[31](图八,5)四角各有一人形足,均人面鸟喙,头戴尖鼻式蒙古帽,身穿短裈,圆腹、肚脐外露,两臂向前弯曲抱腹,肩部有双翼向后伸展。

图八  人面鸟喙人身图像

1. 天星观木雕蟾蜍座凤鸟羽人,2. 九连墩1 号楚墓鸟喙玉羽人,3. 上海博物馆藏鸟首人形足敦,4. 新郑郑公大墓铜敦,5. 临淄商王M1 铜方炉

(五)人首鸟身

辉县琉璃阁出土的狩猎纹铜壶[32] 上有人面鸟身、羽人图像,头戴蛇,手抓蛇,脚踩蛇(图九,2)。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狩猎纹铜壶[33],壶的下层有人面鸟身羽人图像,羽人戴蛇(图九,1)。

子弹库帛书二月神像(图九,3),尾如雄鸡,爪均向内,青红二色。四首皆方形,面白色,方眼无眸,无耳,有青色冠。七月神像作人首鸟身,头上有角(图九,4)。

图九  人首鸟身图像1.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狩猎纹铜壶,2. 辉县琉璃阁狩猎纹铜壶,3、4. 子弹库帛书二月、七月神像

(六)兽形

有牛形、虎形、蛇形及不知名兽类等。

子弹库帛书三月神像作方头怪兽(图一〇,1)。曾侯乙墓漆棺[34] 上一持戟武士为人首、人面、头上两尖角,两耳肥硕,躯体遍布鳞甲纹,有手、足、翼共五对,大尾一条(图一〇,2)。一持戟武士,兽首人面,躯体亦作兽形(图一〇,3);另一持戟武士为人形,头顶有角,角作鸟首形,硕耳、长髯(图一〇,4)。有学者认为,其中一武士躯干从腋到腰,呈椭圆形,跟牛的躯干极其相似,与《招魂》描述“土伯”的“其身若牛”相符;另一武士虎头虎脑,鼻眼毕肖,虎鬚分列于两颊,与王逸注《招魂》云:“言土伯之头,其状如虎”相符;曾侯乙墓漆棺画武士应是《招魂》中的“土伯”[35]。

子弹库帛书八月神像,兽首,面红色,吐舌,长毛兽身,脊上有毛(图一〇,5)。此月神像之冠、躯体之形与曾侯乙墓漆棺牛形躯体武士相似。

曾侯乙墓E.61 漆衣箱[36]的箱盖边端画有相互缠绕的方首蛇形象(图一〇,6)。有学者认为类似远古神话中的伏羲、女娲[37],也有学者认为画面上两个蛇头并一蛇身互相缠绕的动物不是伏羲、女娲,应是南方的一种神蛇[38]。

子弹库帛书四月神像作双尾蛇(图一〇,7),蛇首青色,口吐歧舌,蛇尾缠绕;饶宗颐认为帛书四月之神蛇为蟡及肥遗之演变[39]。子弹库帛书九月神像作伏黾形(图一〇,8),两蛇首青色,各吐歧舌。子弹库帛书一月神像(图一〇,9),“月神作蛇首鸟身”,从2012 年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公布的红外照片来看,蛇是单独的,范迪安认为是“鸟与蛇的复合”[40]。

图一〇  兽形神图像

1、5、7、8、9. 子弹库帛书三月、八月、四月、九月、一月神像,2~4. 曾侯乙墓漆棺武士,6. 曾侯乙墓E.61 漆衣箱蛇神

(七)人面兽身

韩城梁带村M26 窃曲纹圈足匜[41](图一一,1)的盖面隆起,置人面兽身钮;同一墓地的梁带村M27 人面兽身玉饰[42](图一一,2),呈人面兽身状,体饰卷云纹,人面之耳、目、鼻、嘴及发丝俱全,兽背隆起,长尾上卷,身体中下部有一对钻孔。顺义龙湾屯铜交龙纹车軎[43](图一一,4)配有一辖,辖端浮雕高鼻怒目的人面,与车軎浮雕兽身构成人面兽身造型。曾侯乙墓E.61 漆衣箱[44] 上绘的矮树上立有两兽,有一兽为人面(图一一,3),另一兽侧首,面目不清。

琉璃阁1:51 刻纹奁[45]下层有人面兽身形象(图一一,6),与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上一首双身表现形式相似。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上发现多例人面兽身形象[46](图一一,7 ~ 12),就人面而言,有的黥面,有的珥蛇,有的长角,兽身纹饰还略有区别。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认为人面兽身玉雕为“马腹”[47]。

秦咸阳城遗址采集神人骑凤纹空心砖[48](图一一,5),人面兽爪,神人坦胸光臂,手似龙爪,耳侧有一蛇,应是珥蛇形象。

图一一 人面兽身图像

1. 韩城梁带村M26 窃曲纹圈足匜,2. 梁带村M27 人面兽身玉饰,3. 曾侯乙墓E.61 漆衣箱,4. 顺义龙湾屯铜车軎,5. 秦咸阳城空心砖神人骑凤纹,6. 琉璃阁1:51 刻纹奁,7~12.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

(八)方首人身

子弹库帛书十一月神像作方首人身(图一二,6),有角似牛,面青色、露齿。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上亦有方首神怪[49](图一二,1 ~ 5),这些神怪,有的操持两龙,有的珥蛇、操持两兽,有的乘龙,有的肩扛齿形横木;从神怪的面部特征看,瞪目、宽鼻、张口,面呈方形,颇像浙江反山玉琮上头戴羽冠的神人;有学者认为该方头神怪有可能是古代的战神蚩尤[50]。

(九)三首人形

子弹库帛书五月神像为三首神(图一二,8),人形正立,鸟足三首,面赤色。饶宗颐认为祝融起于崇山,《山海经• 中山经》:“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其神状皆人面三首。”缯书之三头人,是为祝融[51]。

(一〇)人形神

子弹库帛书六月(图一二,9)、十二月(图一二,7)神像,李学勤描述为“形如雄性猿猴,有尾,面有红色边缘,露白。两臂似着长袖”“人形正立,面有红色周缘,兽耳,口吐歧舌”[52];李零描述为“是一猕猴,正与月名相符”“鸟足人,头戴羽饰,口吐长舌”[53]。有学者指出,楚人用绘画手段达到他们对巫的功能的认识时,实际上依据的是对神的理解,已有的文字记载都认为唯有神才“操两龙”或“操两蛇”[54]。因此,从图像上看,所表现的应是神人操蛇、啖蛇的形象。

图一二 方首、三首、操蛇等神图像

1~5. 淮阴高庄战国墓方首神怪,6~9. 子弹库帛书十一月、十二月、五月、六月神像

随州枣树林CK5 车构件[55]为神人驭龙形象(图一三,1)。熊家冢墓地PM4:69 玉佩[56] 为一龙一人形,龙曲颈卷尾,前肢伸长作变形凤首状,玉人倚立于龙身一侧,刻画五官,双手捧于腹部,穿曲衽方格纹袍(图一三,3)。

荆州院墙湾墓地玉人操两龙形佩[57](图一三,2),整体由一人两龙、两鸟组成,其中龙、鸟左右对称。两龙用吻部托起一璧,璧下龙身中间站立一人,人两手抓住龙身。

九连墩M2 玉人[58],整器分三层,为三叠人双足踏豕造型。下层为一张口卷尾作奔跑状的巨豕;中层两人,双足并列分立于豕背之上;上层为一人,双足分立于中层二人头上(图一三,6)。洛阳小屯村一号墓出土的玉人骑兽佩[59](图一三,5),器作一人骑伏虎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诸城葛埠口村出土人形座铜灯[60](图一三,4),整体为一身着短衣男子双手擎灯盏状,人足下为屈曲的盘龙形圆盘。中山国“成公”墓M6:113 银首人俑灯[61](图一三,7),造型为一方形座上立一男性,双手各握一螭。

长沙楚墓人物御龙帛画[62](图一三,8),画面正中墨笔绘一长服佩剑、头上结缨带的中年男子,侧身手执一缰绳,驾驭一龙,龙形如龙舟,舟尾立一鹤鸟,舟下绘有游鱼。20 世纪40 年代长沙出土人物龙凤帛画[63](图一三,9),画面描绘一个高髻细腰、广袖长裙的女子侧身站立在一弯月状物上,合掌祈求,头顶凤鸟展翅,前方夔龙升腾。“表独立兮山之上”,有学者认为此图中女子与屈原《山鬼》所描写的窈窕佚女有关[64];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帛画表现的是墓主人游魂升仙的情景[65];但画中人物拥有神力是显而易见的。

图一三 御龙、凤、虎等神人图像

1. 随州枣树林CK5 车构件,2. 荆州院墙湾墓地玉佩,3. 熊家冢PM4 龙形佩,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人形座铜灯,5. 洛阳小屯村玉人骑兽佩,6. 九连墩M2 玉人,7. 中山国“成公”墓M6 银首人俑灯,8. 长沙楚墓人物御龙帛画,9. 长沙楚墓人物龙凤帛画三、考古与文献语境下的神怪图像

通过对神怪图像的考古学分类可以看出:

1.东周神怪图像的分布有地域性、阶段性不平衡特点。

鸟喙人面造型,从春秋晚期浑源李峪村出土鸟兽龙纹壶至战国晚期临淄商王墓鸟喙神人铜带钩,在晋、楚、齐、秦等区域均有发现。

蛇形、方首人形、鸟首兽身类神怪,仅发现于楚文化区。鸟首兽身神怪集中发现于楚地,淮阴高庄战国墓虽然是越文化遗存,但刻纹铜器被认为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66];装饰的铜鼎为典型楚式鼎[67];其流行年代较为集中,曾侯乙墓、和尚岭M2、徐家岭M9、郧县乔家院M5、长沙楚墓M89 的年代均为战国早期[68],淮阴高庄战国墓、子弹库楚帛书的年代为战国早中期。

神怪图像所反映的应是当时崇拜的对象,《春秋• 宣公三年》中王孙满曾言:“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指的是通过在青铜器上铸刻“百物”的图像,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人们通过绘图等方式更为清晰地传达神怪的形象。

神怪图像的流布有地域性、阶段性特点,应是各个地方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史记• 封禅书》记载:“天下已定,诏……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时岁祠宫中”[69]。其中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均以地名冠巫者,表明直到汉初,巫者仍有很强的地域性;《汉书• 地理志》记载汉时期楚地的风俗仍是“信巫鬼,重淫祠”。

2.东周时期的神怪图像造型与商、西周时期相比,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新的发展。

传统的延续体现在“造神”方式上,“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70],将动物人格化,是“造神”方式之一,大部分东周神怪图像仍然是类似《山海经》描述的兽类、半人半兽。

东周时期神怪图像造型的新发展,在“人形神”主题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人形神的神力主要通过与神奇动物的关系来体现,“在商周的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的神力,而对动物而言,人的地位是被动与隶属性的。到了周代的后期,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有时甚至成为胜利的一方面”[71]。

随州枣树林CK5 神人驭龙车构件的年代为春秋中期,与宝鸡茹家庄墓一号车马坑出土车軏[72] 主题相似,是西周中晚期“人兽互动”类型[73] 的延续,人物已成主角,但形象诡谲怪异,胸饰兽角,大耳小口,齿牙森列。至战国早中期,已有神人图像完全突破了巫觋神怪的限制,与普通人造型无异,其神力主要通过对龙、凤、虎、蛇等动物“道具”的操持、驾驭表现出来;有学者称之为“人格神”,为神话的高级阶段[74]。这一变化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屈原作品《九歌》中有许多经过诗人美化了的可爱可亲的神人或鬼怪,如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湘君与湘夫人、河伯、山鬼等十种,显然已经进入了人格化的阶段。

“人格神”的出现并非完全取代“兽类”“半兽人”,而是与它们共存。如长沙子弹库帛书十二月神是系统化、体系化的神话观念的外化,其神的表现方式既有完全为某种动物形象的“兽类”神,又有兽与兽、人与兽组合的“半兽人”,还有用龙、凤等“道具”衬托的“人格神”。这几种类型神怪共存的现象具有长期性。

《论语• 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注曰:“怪,怪异也;神谓鬼神之事”[75]。实际上,《史记》记载孔子曾把神怪分为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76],从东周时期神怪图像的分类来看,似难有对应关系。孔子有意强调“不语怪、力、乱、神”,说明当时“怪、力、乱、神”与人类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联系,那时仍是一个鬼神信仰盛行的时代[77]。

“神怪图像”在东周时期除见诸于铜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等,还见于宫殿壁画:东汉人王逸《楚辞章句》介绍《天问》的由来时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目前发现这一时期的宫殿壁画较少,似未见此类主题,从秦汉时期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石、祠堂画像来看,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东周神怪图像以子弹库帛书十二神祗图最为系统、体系完整。关于子弹库帛书十二神祗图,目前有十二月神[78]、“六壬”十二神[79]、四季神[80]、方位季节神与《夏小正》物候神体系的综合[81]、岁末大傩“十二兽”[82] 等观点,更何况零散见于铜器、玉器、漆器等装饰的神怪图像,其含义更难确定。

因此,对东周神怪类图像的研究应避免与文献记载简单比对,有学者提出采取“分行合击”的研究方法,考古类型学可提供可靠的时空定位和文化归属,在考古材料和文献的研究各自做到合适的地步以后再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既能利用文献和考古学整合的优势,又能避免考古材料跟着文献走的弊病[83]。


注释:

[1]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第387、3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吴荣曾:《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文物》1989年第10期。

[3] 杨建芳:《古代玉雕中的神怪世界——与〈山海经〉中的神怪对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

[4] 本文采用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观点,将东周列国划分为中原(三晋两周)、北方(燕、中山、赵北)、齐鲁(含泗上诸小国与宋)、楚(含曾、随与蔡)、吴越(含南淮夷)、巴蜀滇、秦七个文化圈。

[5] 蔡运章、梁晓景、张长森:《洛阳西工131 号战国墓》,《文物》1994年第7期。

[6]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第61、6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7]  a.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207~20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b.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艺术》第53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

[8]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34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淮安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第156~16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0] 李零:《子弹库帛书(下)》附图一,文物出版社,2017年。以下关于子弹库帛书的图像均采自此图。

[11]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6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79、180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27、29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15]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145、14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6] 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32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7]  a.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 东周2》第6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b. 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324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64、6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9] 同[9]。

[20] 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郑公大墓青铜器》第129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21]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第181~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2] 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第28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3]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第34、35页,齐鲁书社,1997年。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张家堡秦墓》第247页,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25] 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第286、28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白店铸铜遗址》第25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7]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东周篇(下)》第3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8] 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郑公大墓青铜器》第126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29]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183~18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30]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第7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31]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第27、28、31页,齐鲁书社,1997年。

[32] 李零:《出山与入塞》第213~21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3] 同[16]。

[3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36~3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 汤炳正:《曾侯乙墓的棺画与〈招魂〉中的“土伯”》,《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36]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355、3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7] 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匫上日月、伏羲、女娲图象试释》,《江汉考古》1981年第S1期。

[38] 陈峰:《曾侯乙墓中漆匫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像质疑》,《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39] 饶宗颐:《缯书十二月神中的三首神与肥遗考》,载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十三)》第158~1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0] 范迪安:《楚帛书图像及其结构解析》,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筚路蓝缕四十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论文集》第681~712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41] 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第210、21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42] 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第13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43]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4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355~3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 同[18]。

[46] 淮安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第154~15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47] 何宏:《春秋芮国墓中的人面兽身玉雕为“马腹”考》,《文博》2011年第2期。

[4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第22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49] 淮安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第158~16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50] 王崇顺、王厚宇:《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的图像考释》,《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

[51] 同[39]。

[52] 同[11]。

[53] 李零:《子弹库帛书(下)》第72、77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54] 同[40]。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9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88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56]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57]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文物》2008年第4期。

[58]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第7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59]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3 春秋• 战国》第132页,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60] 秦始皇陵博物院:《泱泱大国——齐国历史文化展》第99页,三秦出版社,2015年。

[6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0、153~160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62]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428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63] 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凤舞九天——楚文化特展》第188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64] 饶宗颐:《长沙楚帛画山鬼图跋》,载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三)》第153~1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65] 来国龙:《逝者的再现 无形的参列——战国秦汉墓葬艺术中人像观念的转变》,载巫鸿、朱青生、郑岩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二辑)》第20~53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66]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67]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1期。

[68] 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69]  [汉] 司马迁撰,[南朝宋] 裴骃集解,[唐] 司马贞索引,[唐] 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78、1379页,中华书局,1959年。

[70] 王仁湘:《造神运动》,载王仁湘:《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第455、4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71] 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5、29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72] 卢连成、胡智生等:《宝鸡国墓地》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73] 卢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人兽母题纹饰卷》第94、95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74]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第3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5] 程树徳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正义》第372页,中华书局,1990年。

[76]《史记》记载:“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见[汉] 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912页,中华书局,1959年。

[77]  [日] 伊藤清司著,史习隽译:《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第232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

[78]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载李零:《楚帛书研究(十一种)》第1~47页,中西书局,2013年。

[79] 李学勤:《再论帛书十二种》,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编:《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第110~114页,岳麓书社,1987年。

[80]  a. 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b. 刘信芳、苏莉:《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81] 刘信芳:《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祗研究》第75~107页,载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三辑)》第75~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82] 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第223~226页,中西书局,2013年。

[83] 韩鼎:《早期艺术研究中多学科证据的使用问题》,载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2020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第6~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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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 Centre for Visu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简称CVS) 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的基地。中心横跨多种学科,承担视觉与图像研究前沿的课题。
The Centre for Visu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CVS) is a national base for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world art history. As a multidisciplinary center, CVS is on the forefront of visu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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