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文献 | 刘騻：《渐沐汉风：南越王墓形制与壁画来源考释》
作者：刘騻（广州美术学院东南亚美术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2年第3期 第36卷 总第129期，74-82页【内容摘要】南越王墓作为秦汉考古与艺术研究中的重要遗存，多年来备受学界瞩目。在归纳墓葬特征的基础上，借助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与艺术学的壁画研究，理解到南越王墓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认识到南越王墓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内核，本土文化为外套的复合文化体。在理解墓葬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史学解析出南越王家族渐沐汉风、逐渐汉化的政治态度与文化抉择。认同中原的心理为多元一体汉文化的形成埋下了统一的伏笔。【关 键 词】南越王墓、墓葬形制、艺术壁画、文化认同
一、南越王墓墓葬特征
关于南越王墓（专指广州象岗赵胡墓）的形制，前人曾经做出较为简明扼要的表述。原报告认为该墓的室内空间划分源于楚墓的分箱制度。［1］刘庆柱将南越王墓与崖洞墓类比，判断其形制沿袭先秦楚制。［2］高崇文认为墓葬制特征承袭自西汉前期的大型木椁墓。［3］《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曾将满城汉墓与南越王墓置于一图之中加以比较，可惜囿于篇幅所限，并未进行系统论述。［4］黄允聪介入对比视角，将南越王墓与海昏侯墓进行比较，进而认识到两者虽然同为竖穴土坑墓，但南越王墓采用竖穴与凿洞相结合的建造方法，与海昏侯墓差异明显。［5］综上可知，前人在墓葬营建方式与分室制度等方面的结论虽然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却多为篇幅极少的结论性认识，未开展详细而系统的综合性考察。墓葬本体的研究仍然是缺位的，缺少系统论证、明确推论、专文讨论、对比结论，由此便形成了本文力图推进的研究方向。
欲厘清隐藏于南越王墓之中的种种现象，我们需要对墓葬形制进行全面而简要的特征概述。南越王墓为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胡)的墓葬。该墓位于象岗顶峰之下，因山为陵，墓葬的平面形态呈甲字形，南、北最长10． 85 米，东、西最宽12． 5 米。墓葬由750 余块经修整加工后的石材砌筑而成，建筑面积约为100 平方米。墓道内填充两层石块。墓室可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平面呈士字形，由七个小型墓室组成。前室的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后室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北侧有一后藏室。墓门由门楣、石门、门框、门槛、门墩与抵门器组成，设置于前室与后室前部。墓室边墙与隔墙使用四至七层石块错缝砌筑而成，转角处与过洞位置选用长与宽都达1 米以上的大型石块堆砌。墓顶石选用28 块石块平砌为平顶，石块规格为长2． 5 米，宽1． 5 米，厚0． 24 米。构筑墓室的石材表面都留下了较为清晰的修整痕迹，其中3 面或6 面都保留了明显的凿打痕迹。［1］仅就石材的开采与加工而言，所需要的工作时便有96000 小时，此外还需从数十公里之外的采石场将石材由水路转运至墓地。对于偏居一隅的南越王国而言，该墓的修建可谓规模恢弘、耗资不菲（图1）。
图1 南越王墓平面图
通过对南越王墓的简明描述，我们进而从四个方面归纳出其核心特征:第一，规格极高的墓葬选址。墓葬修建于山体之中，因山为陵的建筑方式体现出等级的森严与规模的宏伟。第二，多室对称的平面布局。墓葬平面形态呈士字形，纵深空间由墓道、外藏椁、前室、后室、后藏室构成，横向空间由两组墓室与双侧室的组合构成。墓室内部通过横、纵方向的串联形成了多重进深的第宅化布局，宛如生人的宏伟居室一般。第三，全石材营建的建造传统。墓葬各部分均采用修整后的石材砌筑而成，全石材的营建方式在同时期与之后的岭南墓葬中均极为少见。墓室石材极有可能来自番禺莲花山采石遗址，墓门材料则可能由广州飞鹅岭一带运输而至。第四，绘制壁画的艺术装饰。前室墓壁、墓顶与石门上均绘制有红色与黑色的卷云纹图案，图像盘旋蜿蜒，线条流畅清晰，彰显出简明大方的秦汉艺术风格。后文将围绕此处归纳的四大特征逐渐展开论述，逐一明确相关现象的文化来源与艺术内涵。
二、葬制对比关于葬制的对比研究主要是集中探讨墓葬的选址与平面布局形态，尤以后者为重点。对比研究遵循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的原则: 首先，于南越国境内遗存之间进行对比; 其次，将南越王墓置于整个越人墓葬传统中开展比较; 最后，同汉朝境内诸侯王墓展开远距离的类比，并于综合分析下得出结论。首先，我们介入等级与边疆的视角理解南越国的葬制差异。南越国墓葬存在较为明确的等级差异，较高等级墓葬以农林东路墓［6］、增城浮扶岭M511［7］、萝岗区园岗山墓［8］为代表。差异体现于墓葬形制: 农林东路墓为人字形木椁墓，增城浮扶岭M511 为墓底铺石墓，萝岗区园岗山墓为竖穴土坑石椁墓。较低等级的墓葬主要为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底部铺设石块。论及中央与边缘的关系，结合随葬器物与墓葬形制，大致可划分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为边郡，例如九真郡。《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引《索隐》: “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9］。九真郡设置于南越国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边郡。境内鼎乡墓地［10］的墓葬形制主要为石盖墓、石标墓与石围墓，随葬器物属于东山文化。南越国南境的越南中、北部在考古学层面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面貌，北方文化因素的出现迟至西汉中期。［11］第二类区域为处于郡国管理下的西部地区，平乐银山岭墓地为其典型。墓底铺石墓葬的数量多达数十座。根据器物组合的不同，相关墓葬可划分为两组，一套以瓿、钵为代表，多为生活类器物，属于本土的越人文化因素; 另一组以刀、剑与货币为代表，多为经济生产类器物，属于中原、秦文化因素。本土文化因素在该区域的墓葬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秦文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两者出现了初步的融合。墓底铺石为代表的营墓方式形成了近畿地区的墓葬传统。第三类区域为王都番禺，考古发现可参看《广州汉墓》［12］。具体特征有三:一是墓葬承袭先秦时期中原传统。以中原式木椁墓为主，体现出南越国核心区域的秦人或“秦化越人”对中原式葬制的继承。二是自铭器物数量较多。鼎（M1010: 6）器身有“食官第一”刻字，瓮（M1121: 10）肩部有“大厨”印文，罐（M1152:39）刻有“常御第廿”。自铭揭示出墓主与王室的联系，反映出墓主较高的等级。三是中原式器物占比较高，组合体现出更多先秦时期中原文化特征。番禺地区的墓葬中常出土壶、樽、鼎、鍪、釜等，延续着中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因素。相关器物不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湖南等地汉文化影响下出现的滑石器），也对越文化传统采取了选择性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策略（例如联体罐与米字纹纹饰的使用），反映出南越国近畿的文化面貌。综合而言，与南越王墓同时的本土墓葬存在如下特征:墓葬成片分布于地势低平的地带、墓葬的埋藏深度较浅、墓葬空间为竖穴式墓穴（竖穴土坑墓与竖穴木椁墓是最为常见的形制）、墓葬规格主要为中型墓与小型墓、墓葬用石传统体现为墓底铺设石块。而南越王墓独据山岗的墓葬选址、较深的埋藏深度、多重进深的墓室布局、较高的墓葬等级、使用大型石块砌筑墓室的用石传统宛如“文化飞地”，与本土葬制差异明显，比较的遗存局限于器物。这种不同究竟是越文化的普遍特征，还是南越国的特殊情况呢? 通过对比东瓯国与闽越国遗存，情况得以显现。作为郡县制度“食而未化”的地域，浙闽被封为东瓯与闽越政权的辖区，得以维系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东瓯墓葬分布于温岭与台州，例如温岭塘山M1［13］、M2［14］、温岭元宝山［15］、温州一带的东瓯墓［16］，相关遗存较少。闽越墓葬位于武夷山一带，例如武夷山渡头村、亭子后、斧头山［17］、牛山［18］、蛇子山［19］、长泰犁头山与石牛山等。东瓯与闽越的随葬器物属于同一传统，鉴于闽越墓葬较多且面貌清晰，后续论述围绕其展开。闽越延续先秦的葬制与葬俗:墓底铺石、人字形木椁与土墩墓等既有传统得以延续。例如武夷山福林岗M1 修建于土墩中，墓底铺石。器物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为钵、罐、瓿与匏壶。闽越核心区域的墓葬存在等级差异，高等级墓葬多开凿于基岩，较少使用石块。较低等级墓葬则以石块铺底。因此，闽越国墓葬无论是在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层面，等级差异远非南越国般明显。南越王墓的源流考究需要拓展视野。论述将对比案例转向关东地区的高等级墓葬。楚王墓与中山王墓可分析墓葬的变化情况: 墓葬规格降低、墓葬形制趋于简化、多重进深的中轴线布局演变为横向对称布局、墓道与甬道中使用的塞石数量减少、附属墓室与耳室数量减少（墓道与甬道两侧的耳室变化尤为明显）、耳室相对面积增大且承担更为复杂与明确的功能、主室一侧开始设置附属墓室、墓室顶部构造复杂化（除平顶之外，开始出现人字坡形顶、券顶与四角攒尖顶）、墓室底部开始使用石材铺底、墓内壁画出现。若将南越王墓置于上述指标之下，不难发现该墓在葬制与年代上符合西汉中期偏早的诸侯王墓特征。相似程度如此之高，不禁让人发问: 南越王墓为何效仿关东诸侯? 造墓行为是随意为之，还是寄寓着特殊的政治、文化动机?南越王墓在墓葬形制层面的模仿其实也包含了因地制宜的因素，南越王墓从整体上来看是套嵌于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之中的士字形石室墓，但徐州与满城的诸侯王墓却依托于崖墓之中。竖穴土坑墓其实为岭南地区的既有传统，构成了墓葬的“外套”，士字形墓室布局为西汉中期关东诸侯墓的特征，形成墓葬平面的“内核”。两者融合、统一于此，明确地体现出南越王虽偏居岭南一隅，但向慕中原文化的外诸侯地位。对于关东诸侯墓葬的竭力模仿与墓主赵胡执政时期秉持的“两越俱为藩臣”的自我定位不谋而合（后文将详加论述）。
诚然，南越王墓与关东诸侯王墓相似度极高，但其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体现便是用石传统。南越王墓墓室的整体结构使用巨型石块砌筑而成，而关东诸侯王墓的主要墓室仍为土墙或原生山岩中的石墙结构。岭南区域在不晚于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墓底铺设小型碎石块是最为常见的用石方式。这一现象明显与南越王墓的构造相差甚远。如果将视野扩展至南中国甚至南亚地区，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片区域中发现墓葬使用巨石的现象，现介绍并分析如下:
(一）老挝川圹高原的巨石墓［20］。相关遗存于1935年被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发现并发掘，其年代上限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该类巨石墓由花岗岩或砂岩制作而成，中部凹陷呈罐状，一般重为一至二吨，属于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瓮棺葬传统，与我国境内汉代石室墓传统的差异极为明显。(二）川西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21］。大石墓墓室以石块砌筑。虽然存在体积巨大的案例与封闭的墓葬结构，但其构造特征与南越王墓差异甚大，狭长的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石块大小不一且形态不甚规整。相较于性质规整且对称、墓葬内部功能明确的南越王墓，大石墓的功能主要为安葬尸体，思想内涵并不复杂。若参照大石墓的发展路径，其文化性质更为清晰:自汉文化势力进入川西后，大石墓渐趋消亡，两者之间的异质性显而易见。(三）云贵川藏地区的石棺葬［22］。石棺葬为使用石块或石板营建而成的箱状葬具或椁室。这类墓葬体积减小且不存在明确的墓内空间划分，与南越王墓规格宏大与多室的风格差异明显。石棺葬内部同样存在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例如川西地区的石棺葬多为石棺内直接安置死者或棺椁，而贵州东南部一带的石棺葬则存在于石棺内部放置陶罐的情况。在后者的情况中，墓主的尸骨或为二次敛骨葬，实则属于东南亚地区的瓮棺葬传统，与南越王墓的差异性更为显著。云贵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主要处于椁墓阶段，而南越王墓则是早期室墓的典型代表。(四）江浙地区的土墩石床墓与石室墓［23］。土墩石床墓为墓底铺设石块的墓葬形制，石块多未经修整，构成墓葬底部、墓框与二层台等结构。土墩石室墓的形制较为复杂，墓壁使用不规则石块向内倾斜垒砌数层，较为平整的一面向内，空隙用石块与土块填补。墓葬或为单间墓室，或为存在墓道、甬道与墓室多重竖向排列布局的复杂结构。土墩石室墓虽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差异明显，但用石传统却存在共性，例如使用多块修整后的巨石垒砌墓室的结构。江浙与岭南的地缘距离较为接近，使用巨石筑墓的传统存在技术传播的可能性。文化传播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战国时期，江浙的越人不堪诸国侵扰，被迫迁往岭南。相关案例有迹可循: 1． 战国突然出现于岭南的竖穴土坑墓底铺石丧葬传统。例如广州萝岗区园岗山M1［8］、平乐银山岭［24］均于墓底铺设石块以防潮、垫棺。该葬俗于商代晚期便出现于江浙，战国中期于本土渐趋消失，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开始较多出现于岭南。2． 人字顶木椁墓。其典型为广州农林东路汉墓［6］。人字顶木椁墓集中出现于我国东南先秦至西汉早期的中、高等级墓葬。付琳认为该类墓葬同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墓内建筑相关，经沟槽与柱洞、石构结构向枋木结构转变而成，由环太湖、杭州湾等区域传播至珠江三角洲。［25］3． 土墩墓与原始瓷等器类的南传。广西合浦双坟墩D1、D2［26］和桂平大塘城M3001［27］中墓葬营建的土墩、随葬的碗、罐等器类都与江浙的墓葬高度相似。4． 以镇为代表的器物传播。郑小炉［28］研究了先秦时期兴盛于吴越的“镇”南播岭南的历史。因此，石构营建传统影响南土的学理基础是可靠的，技术传播的背后是工匠人群的规模化迁移。若将目光再次转向关东诸侯王墓，相关线索赫然明朗（图2）。北洞山汉墓［29］的附属墓室以石材构筑墓壁与人字坡形墓顶。墓室结构与南越王墓存在密切关联:墓内构筑规整石室、单体石室之前构成多进深结构、石室相互连通、石室具有明确的仿居室造型。最为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墓顶结构，南越王墓为平顶，北洞山使用人字形顶，后者使用了更为复杂的顶部构造。该做法与其理解为地域风格的差异，不如解释为等级的限制。因此，从形制而言，南越王墓承袭了关东诸侯王墓的营建传统或规制。从用石传统而言，对于石构传统的极度重视体现出文化融合的特质: 既保留了百越地区先秦时期的土墩石室墓传统，又采用了关东诸侯王墓的多室造型。全石构造、多室通达、平面对称的南越王墓最终得以出现。图2 墓葬形制对比图
三、墓室壁画探源
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死者于礼制层面接受如同生前的供奉与礼遇。该观念的具象化表达便是墓葬营建拟制于现世殿堂屋宇，表现为墓室的“第宅化”。透过简述生人屋宇的艺术装饰，此处得以理解墓壁的装饰特征。战国贵族便注重对墙壁的美化与修整，《韩非子》卷三《十过》提及“四壁垩墀，茵席雕文”［30］。及至汉代，浮华豪奢的装饰风气愈演愈烈。《西都赋》描述了昭阳殿的建制恢宏与绚烂夺目: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31］1341浮华奢侈的风尚为当时的贵族所推崇，梁冀私宅“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31］1182建筑奢华而富丽的装饰衬托出主人的显赫地位，成为攀比与炫耀的工具。
比室于墓，再现文锦装饰只需工匠于墓内还原文锦的诸多母题（如云气、神山、神兽、仙人图像）。壁画成为较为可取的艺术形式。然而，跨越生死的艺术过渡并非直接达成，其间经历了不同艺术表现方式的尝试与探索。及至东汉，壁画墓室才成为极为常见的现象。西汉的情况如何呢? “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乌龟、龙虎、连壁、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31］3152由此可知，墓葬空间最早出现的艺术题材为描绘于高等级贵族棺椁表面的神物图像。艺术题材虽然借助礼制进入墓葬空间，但是题材却最先表现于棺椁上。西汉诸侯王墓的装饰首先表现为棺椁漆彩，其次为垂帐挂落，再次为墓室壁画。北洞山汉墓于墓壁上涂抹三合土，其上涂朱髹漆，达到装饰墓壁的目的。柿园汉墓主室顶部绘有朱雀、龙、虎、灵芝、云气纹与边框等。既然墓室壁画发生于对其他传统的借鉴，其过程应是有迹可循的。《古墓丹青》提及柿园汉墓壁画与马王堆M1 第三重漆棺在造型与用色上的相似性，“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传统艺术的借鉴与挪用。”［32］南越王墓的云气纹反映出相似特征:云气纹较为散乱地分布于墓门、墓壁与墓顶之上，冲破了客观的空间界限，导致完整的构图被墓葬中各个区域的独立构件所切割与阻断。这种现实载体与艺术风格的不和谐反映出早期墓室壁画的过渡特征。壁画构图并未与墓室载体相融合、协调，而是停留于棺上作画的布局理念之中。墓葬棺椁的艺术风格可以马王堆M1［33］出土的朱地彩绘棺为例加以解析。图像绘制于盖板、头档、足档与两侧棺壁之上。其中盖板主体为二龙二虎对称分布的场景，二龙以粉褐色绘制，边缘饰以赭色，龙身穿梭盘绕。二虎以赤褐色绘制，攀附于龙身且背向而立。盖板的剩余空间饰以赭黄色云气纹。头档画面可划分为中心与四周两区。四周云气纹勾连呈菱形状，中心的山的两侧各有一昂首腾跃的鹿。缭绕其间的云气纹增强了画面的充实感，营造出置身仙境的氛围。足档的画面空间同样由中心与四周两区域构成。云气纹勾连呈菱形状，与头档艺术风格一致，中心区域为对称的二龙穿璧纹。玉璧居中由两条绶带拴系，绶带末端缓垂于两侧，龙身妖娆蜿蜒，穿璧而过。左侧与右侧棺壁的画面空间由中心与四周构成，四周云气纹的情况与挡板相似。左侧棺壁的中心为山，两侧各有一龙对称分布，呈腾越起伏状。左侧龙首处绘制回首望山的虎，龙尾处为一四足翻转向上飞驰的鹿。右侧绘制一振翅飞翔的朱雀，位置与左侧虎相对，龙尾前与左侧鹿对应的位置绘以附着龙身的仙人。右侧棺壁中心区域全部由各式云气纹组合而成，体现出明确的风格化特征，形态或蜷曲呈折叠状，或勾连呈菱形状。云气纹“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34］综合而言，朱地彩绘棺的空间设计层次分明且合理，艺术风格熟练且能够完整、全面、系统地传达出与升仙相关的文化内涵。相较于南越王墓壁画中的云气纹，此处的艺术技法与空间布局更为成熟。苏珊°§朗格曾阐释类似现象:“几乎所有技术的演进都首先从找到一种较好的模仿手段开始，只是到了后来新形式、新风格才被承认。”［35］墓内壁画的母题仍是借鉴棺椁与居室中常见的纹饰，新型纹饰与设计格套仍处于酝酿阶段。因此，作为早期墓葬壁画的代表，柿园汉墓的壁画内容与布局更类似于棺椁绘画，尚处于模仿成熟作品的摸索阶段。汉魏时期中国美术的显著特征为心境超前于表现。［36］其内涵便是绘画技法落后于所欲表达的精神理念。因此，在看似单一、简易的云气纹背后，承载着更为深邃的精神文化内涵:一是时代精神的直观表达。情态起伏灵动、线条流畅蜿蜒、造型飘逸自然，云气纹寄托着汉人质朴、刚健与奔放的社会心态。云气纹既是中原风格传入南境的实证，也是社会精神的指示剂，彰显出南越地区与中原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二是生前殿堂的艺术再现。比墓于殿，工匠基于事死如事生的死亡观，极力装潢着南越王的栖息之所，在宣示墓主身份、地位与财富的同时，怀揣着南越王在死后能够享用荣华富贵的永恒期冀。三是墓主死后灵魂飞升仙境的情景营造。云气纹“既是一种有深刻含义的装饰符号，象征天界仙灵，又是装饰的形式结构，它以符合自身流动特性的运动形式，有规律、秩序地布满整个装饰面，形成一个装饰的主要形式结构和框架，与其它作为填充物的装饰形象组合起一个完整的装饰图式。”［37］云气纹构图恢宏而飘逸，漫布于墓室与墓门之上，营造出云梦仙境的景象。汉人相信“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云气纹是拟制仙境与招引神祇，墓室成为墓主死后的升仙之馆与炼形之宫。
由此，壁画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将巫教与政教、鬼神与人世、死后与生前连接了起来，简单的构图所具有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多元观念融合状况的生动写照。综上可知，艺术风格及其内涵受到了关东诸侯王墓的影响。与墓壁空间不甚契合的云气纹如一张文化切片，生动地定格了中原壁画传统初传岭南的历史时刻，反映出中原传统对于南越国艺术风格的影响途径。
四、政治、文化与艺术前文从墓葬特征出发，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与对比，借助艺术学图像的分析方法，解读出南越王墓与中原诸侯王墓紧密的文化关联。此节将结合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南越王墓出现的文化背景与墓主的心理认同。欲最终理解相关墓葬形制与艺术风格形成的缘由，我们还需要回到当时的政治生态之中一探究竟。自西汉建立以来，南越国与汉朝一直进行着政治博弈。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解析其心理认同还需追根溯源，探讨南越统治阶级政治、文化态度的形成机制。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赵佗统治时期。赵佗于秦朝时担任龙川令，接受南海尉任嚣临终遗嘱后“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9］2967汉朝创立之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汉高祖碍于财力匮乏，无暇南顾，于是“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9］2967赵佗的态度由向外称帝转变为形式上的对汉称王，本质上仍游离于汉朝有效统治之外。此后，吕后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赵佗“因此以兵威边，……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9］2969及至文帝推行宽政，汉朝与南越的关系缓和，赵佗自称降格为“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以表达睦邻友好之意。同传记载南越王赵佗最终于汉景帝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第一阶段反映出南越国初期一直以来高度自治的现实状况。反复横跳、时叛时服的政治态度依赖于汉朝无力征服的现实僵局。第二个阶段为赵胡与赵婴齐统治时期。赵胡的政治态度为“两越俱为藩臣”，具体表现有三:其一为谨遵汉律。闽越王郢攻击南越国边境时，南越王上书汉廷征求兴兵许可与援助。其二为派遣质子。赵胡派遣太子赵婴齐入长安充当宿卫。其三为入朝觐见。赵胡曾告知汉朝使者庄助:“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虽然该举措被大臣劝诫后装病作罢，但足见南越王对汉朝的依附态度。赵胡去世后，赵婴齐延续先王政治措施。其早年的汉朝人质生活使自己熟谙汉地风俗。赵婴齐于是“藏其先武帝玺”以示好汉朝，但又因自身“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反映出第三代南越王对于汉朝律令礼法的熟知。综上，南越国由时叛时降的相对独立走向依附汉朝的外诸侯定位。政治文化生态经历了由不受汉朝约束到敬畏汉律的转变。在墓主赵胡执政时期，南越国对汉政策正经历由形式上的顺服转向实质上的依附这一过渡阶段。政治博弈影响下的政治倾向（受汉节制）开始作用于南越统治阶级的心理认同。政治层面的“暧昧”状况在墓葬制度的反映便是似汉非汉、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南越王墓是最为鲜明的写照。情境分析有助于理解相关情况。在南越国的核心区域，较高等级墓葬的中原文化因素占比较高。中原式器物包括工具性与礼仪性器类，本土式器物多为工具性器类。两种器物呈现出功能、等级、位置与数量的不同:墓道（中原式铜器与本土陶器主要为工具）→前室（中原式铜器与玉器，工具置于一旁，礼器置于墓主位置）→东耳室与西耳室为器物储存室，1 [1]其中东耳室（中原式铁器、铜器、漆木器与玉石器主要为礼器。本土式铜器与陶器主要为工具），西耳室（中原式铁器、铜器、漆木器与玉石器，礼器与工具比重相近。本土式陶器、铜器主要为礼器）→主棺室（中原式铁器、铜器、漆木器与玉石器主要为礼器。本土式陶器极少）。伴随空间的深入，越接近安葬墓主的空间，中原文化因素比重越高、礼器越多。对于中原式器物的亲近，揭示出南越贵族的心理特质，即“内中原而外蛮夷”，体现出王朝核心地区中原贵族治越的管理模式。此外，文献能够反映首任南越王赵佗墓葬的痕迹。地理方志与传奇小说可作为旁证以论证南越王墓的形制并非出于君主赵胡的特殊偏好。《水经注》卷三十七《泿水》引王范撰《交广二州记》记录了韩暨的临终遗言，其中提及赵佗墓的形制情况:“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38］《太平广记》卷三十四《神仙三十四》中记叙了唐代人崔炜误入赵佗墓的传奇故事: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39］内容虽然可能为虚构，但不妨碍我们推测赵佗墓同样为深凿于山岭的多室墓，情况与赵胡墓相似。这种相似性体现出南越国统治者与中原文化的长期联系，反映出南越王墓对于关东诸侯葬制的模仿行为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南越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根深蒂固。结 语
文章始于对墓葬特征的归纳，借助墓葬形制的对比研究与壁画艺术的溯源分析，终于对墓主文化、政治认同的阐释。通过理解南越王墓中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互为表里的文化格局，我们得以理解南越国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南越国是一个以自身利益为先的区域性半独立政权，对中原政权长期保持着骑墙与观望的态度。文化上长期保持着似先秦非先秦、似汉非汉、似越非越的融合形态。诚然，该过程并非一成不变，伴随汉朝势力的逐渐强大与南越本土政权的渐趋式微，南越国在文化与政治上与内地逐渐趋同，最终内化为多元一体汉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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