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特曼：《文本—图像多样性：关系面面观》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图像之书”公众号文 | 约翰·贝特曼译 | 张雨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文献说明

本文选自约翰·贝特曼（John Arnold Bateman）所著《文字与图像：对图文分野的批判性研究》（Text and Image: A Introduction to the Visual/Verbal Divide. Routledge. 2014）中的第二章。约翰·贝特曼系英国知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现为德国不来梅大学应用英语语言学专业教授，开设有基于语法的文本分析、多模态研究、英语语言文化等课程。《文字与图像》一书包括三大部分：图文关系、视觉语境、认识框架。在第二章中，作者引入罗兰·巴特的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巴特的理论，包括他对信息的三种分类方式：语言信息、编码的图像（icon）信息、未编码的图像信息；以及巴特对文本和图像关系的三种分类：锚定（anchorage）、连接（relay）和图解（illustration）。正是在对巴特理论深入阐明的基础上，作者提出斯皮尔纳（Spillner）、克洛普弗（Kloepfer）、诺斯（Noth）、佩格（Pegg）等其他欧洲理论家的观点，继续对文本和图像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

约翰·贝特曼（John Arnold Bateman）

图文关系的视角

（2014）

约翰·贝特曼 / 文

张雨蒙 / 译

John Arnold Bateman, Text and Image: A Introduction to the Visual/Verbal Divide

我们在前一章中阐述了本书的关注点——文本—图像关系——应该如何在多模态背景下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大多数学科都在单模态时期出现或正在经历一个自我发现和重塑的激进定义阶段。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西奥·范·莱文（Theo van Leeuwen）在“多模态”研究领域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单模态”的兴起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现象，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峰，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文化对“单模态”有明显的偏好。受到最高评价的写作类型（文学小说、学术论文、官方文件和报告等）完全没有插图，并且图形统一，印刷紧密。几乎所有的绘画，无论风格、主题如何，都使用相同的物质（画布）和相同的媒介（油彩）。在音乐会表演中，所有的音乐家都穿着一样，只有指挥和独唱有一丝身体上的表达。（Kress and vanLeeuwen 2001: 1）这种对同质性、相似性和单模态文化的积极评价反映在活动和学科的所有领域，即使现在，对多种模式组合操作产品的态度也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然而，在艺术、科学和流行文化中，这种单模态性很难维持下去——这进一步表明了组合所带来的意义可能性的增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对视觉学和其他符号学模式的混合使用对科学工作非常必要（例如，参见Gross, Harmon and Reidy 2002, Gooding 2004, O’Halloran 2005），在20世纪早期的几个艺术运动中，文字和图像又开始一起出现；一些艺术家，如引言所提到的，如雷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保罗·克利（Paul Klee）甚至将其作为商标。因此，到了1960年代，只有单模态产品才值得注意的“接受立场”已经站不住脚了。在日常实践和工作中，文本—图像组合的模式已经司空见惯。当时，人们越来越接受探索文化文物和行为的有效性，而这些行为显然没有追求“纯洁的”单模态。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由文本、图像组合所产生的意义应该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巴特的早期工作与那些初探文本—图像关系的人一样，因此我们将首先详细阐述他的建议。然后，我们会对“起作用的”的文本-图像关系的真实和构造的例子进行深入说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提问：进展如何？如何定义文本-图像关系的特征？巴特的描述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这使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些曾经拓展巴特思考的提议，并提出一些在后续章节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开篇：罗兰·巴特

如上所述，单模态的流行甚至延伸到个体学科如何定义主题事项。克雷斯和范·莱文继续讨论：为谈论这些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专门理论和关键学科同样单一：一种语言谈论语言（语言学），一种语言谈论艺术（艺术史），一种语言谈论音乐（音乐学），等等，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假设，自己的术语，自己的优势和盲点。（Kress and vanLeeuwen 2001: 1）语言学面对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该领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符号科学（Saussure 1959 [1915]），事实上，语言学被认为是符号学系统中潜在的“主”模式，尽管它实际上没有接触到例如在图像中的意义—生成。语言学的主要问题被定义为语言的抽象“系统”，集中于词汇、发音和语法这些被母语者掌握的方面。其他形式的意义被排除在焦点之外。降低这种关注对该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必要且有价值的，但是，19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与其他模态结合的产品，曾经的边界开始显现出消极作用。一方面，需要将语言学扩展到语法和语句的边界之外，以处理文本和交流实例。另一方面，随着视觉媒介在文化中的爆炸式使用，其他符号系统的贡献越来越难以忽视。然而，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仍是不明朗的。因此，需要做出改变。罗兰·巴特考虑到了这两方面因素。 

1.巴特的“三个信息”

巴特认为，为了处理广告、照片、胶片、衣服、食物等日常产品，有必要逃离索绪尔以降语言学传统观点的限制。语言学对意义如何生成提出了深远的主张，但尚不清楚这些建议如何扩展到非语言的产品和行为中去。巴特建议，有必要发展“第二种语言学”，关注话语（discourse），而不是“单词”和“语法”。这是预示文本语言学和话语理论相继出现的关键举措。在此之前几乎无人提及。虽然有一些谈论文本性质的说法（参见Greimas1983[1966]），但架构仍然是示意性的、探索性的，且不是针对非语言现象的。巴特随后提出了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架构之一，即语言学中的传统研究对象可能与图像等非语言材料有关。巴特在对广告和新闻摄影进行详细分析后发展了他的论述。这些产品的重要之处在于，文本和图像不仅同时出现，而且共同决定了整体的意义。这是第一章中介绍的“意义乘积”的经典说明。巴特面对一系列日常图像，思考如何从这些图像中提取意义。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考虑可能存在哪些类别的含义来系统化他的结论。在这方面，他尤其关注于解释一张照片如何“明显地”呈现某些特定的主题，并“同时”被清楚地“解读”超出其描述的文化含义。巴特早期的研究案例是一家在法国销售意大利食品的公司的广告，广告图片由购物袋、蔬菜、奶酪和意大利面。巴特提出，这样的产品必然包含三种截然不同的“信息”：语言信息、编码的图像（icon）信息和未编码的图像信息。这些信息同时呈现在一个图像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知识来对其进行解读。第一种信息相对简单：语言信息只是文字或其他语言材料。任何由语言学或相关领域发展出来的描述都可以应用其中。在上文案例中，文本元素仅限于购物袋的品牌名和简单的广告语。第三种信息，是未编码的图像信息，它描述或解释了图像真正“显示了什么”——即在特定空间排列中的特定物体及其物理属性。巴特认为这是一种“几乎重复（‘quasi-tautological）”的符号类型。在符号学领域，经常谈论能指、记号（mark）、动作（action）或其他具有意义和所指（能指之所示）的材料。这种用法可以追溯到索绪尔（Saussure）（1959[1915]），他认为，对于语言来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武断的。也就是说，在英语中，狗是“dog”，而在法语中是“chien”，这只是语言的任意惯例。在任何语言中都不相同。20世纪，索萨尔许多语言描述和理论的框架与方法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概念。事实上，整个“结构主义”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以特征之间的对比来处理意义，而特征本身是无意义和任意的。只有对比模式才能产生意义。巴特沿着许多视觉研究学者而不是语言研究学者的思路，探究照片和其所示完全不同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照片“看起来像”它所显示的，它不依赖任意的对比模式，也不依赖与所显示物的“传统的”连接：在这里，我们丢失了真实符号系统的同等特征和同一性。换句话说，信息的符号不是来自根深蒂固的深信，他是未编码的，于是我们要解决这个关于未编码信息的悖论。(Barthes 1977 [1964]:36)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图像都可能是未编码的，这种想法造成了哲学的论争。多年来，许多人加入了这场论争。例如，古德曼（Goodman）（1969）对“图片通过自然的‘相似性’获得意义”这种观点进行了持续的攻击，他认为应当正确地关注绘画的惯习而不是其本然(naturalness)。“本然”说似乎获得了先于“中立”观察的存在者，但正如贡布里希(Gombrich)（1959）所言，没有无辜的眼睛。对这些争论的简明回顾，尤其是古德曼的观点（可以参见Lopes（1996：58-68）。巴特对此的观点也在不断更新。我们可以通过识别这类信息所利用的知识类别来区分巴特所关注的解释层级，巴特将“未编码”的信息与知觉和一些基本的“人类学”知识联系起来，即孩子都可以掌握的知识：就像购物袋里装了一些蔬菜和意大利面。巴特将这种信息称为字面信息，或图像的内涵（denotation），它“只是”图像自身所呈现的东西。他自身所示就是一条充分的消息，在识别其再现场景方面至少要捕获一层意义，简言之，图像的指谓是最容易理解的（除此之外，读者只能获得线条、形式和颜色）。(Barthes 1977 [1964]:42)然而这样的消息是绝对“虚拟的”——是由逻辑衍生出的抽象概念。真实图象都将立即且必然地“灌注”于超越“人类学”以外更深远的含义。这个更深远的含义被巴特定义为“外延”（connotations），它也可以从广告中读解出来，但不是那样浅白。例如，巴特从如下描述中指出明显的“意大利性”——蔬菜、包装和意大利面的颜色与意大利国旗的颜色相呼应——就好像“新鲜”的意涵可以从蔬菜状态来判断，或者从敞开的购物袋中可以读出“自己购物下厨”的隐含意义。巴特认为这些额外的意义和纯粹的字面描述一样明显，对视觉图像的交流力量和有效性有同样的贡献。巴特认为这些非字面意义是明显被“编码”的，因为它们利用定义和比较的任意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索绪尔提出的比较的任意模式。这反过来又为视觉材料的处理打开了大门，其中的视觉材料采用了应用于语言编码扩展分析的技术。巴特及其后继者拓展了这种方法，把它应用于其他领域——例如上述时尚和食品产业。最终，巴特停止了这项研究，他认为将所有文化产品以如此简单的方式“编码”存在内在制约。然而，部分问题是当时“编码”概念还未成熟。一方面，许多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需要有一些活跃的意义—构建的动态过程，但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架构可以令人满意地建模动态现象。我们暂且回避这个问题，先回到文本—图像关系的理论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巴特的提议，即分别测试图像和文本在产品中如何呈现对方。这将产生文本—图像关系的第一个类别，并成为此后几乎所有文本—图像组合研究的起点。 

2.巴特关于文本和图像意义的分别论述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图像所携带的意义是内在模糊的，或者没有语言信息那样确定。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原因讨论它。巴特一开始就声称所有的图像“都是多义的：他们暗示，潜藏于能指背后，是所指的‘漂移链’（floating chain），读者可以自行选择或放弃”(Barthes 1977 [1964]: 39)，这可以在传统图像中明确观察到。例如，在1960年代早期的艺术史领域，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就指出：文字和图片的对应常常问题百出且极为模糊。在旧版圣经中，同样的木版画有时被用来说明不同的主题。然而，他们有共同的普遍意义。雅各诞生的图片被反复使用于约瑟及其他圣经人物的诞生，一个战斗场景被用于说明不同的遭遇。这就是木刻画的境遇，只有在文本中特定的位置，我们才能抓住更明确的意义。(Schapiro 2006: 11–12)巴特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固定”“漂移所指链”（floating chain of signifieds），以使图像更明确。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方法是将图像和文本放置一起。当文本扮演着明确释义的作用时，巴特谈到了锚定（anchorage）。锚定是一种文本—图像关系，可以从图像的若干解释中选出一个特定的指谓。用巴特的话来说：“文本或多或少以一种直接的、片面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什么？”(Barthes 1977 [1964]:39)。报纸的标题是典型的锚定案例，标题准确地告诉读者他们在图片中看什么。如果没有适当的说明，其所示是不清楚的。在巴特写作的时候，许多对意义、符号学、文化体系等的讨论都是关于斗争和支配地位的。因此，巴特将锚定视为一种控制关系：文本在控制图像方面，充当创造者（或社会）的权利(Barthes 1977 [1964]: 40)。因此，在锚定中显示的文本、图像关系远不是平等的。图像的“自由”“屈服”于文本的权威之下。也有文本、图像共同呈现且关系相对平等的情况。巴特将这些情况与锚定进行了对比，以文本、图像并置，既独立又依赖的方式来进行。巴特将这种情况下的文本、图像关系称为“连接”（relay）。其组合意义是“综合结构体”的补充元素。(Barthes 1977 [1964]: 41)其整体组合意义已被确定。“句段”（Syntagm）是语言学的术语，指分析区分的部分。巴特认为，文本和图像的确定组合就是分析的合理单元——也就是说，它们应该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根据他当时的经验，巴特认为“连接”在静物中很少见，但对漫画和电影来说很重要(Barthes 1977 [1964]: 41)，因此，他把电影或漫画中的对话和动作之间的关系视为动态中连接的典型案例，两者对整体意义的贡献相同。连接和锚定使用的不平衡似乎经历了实质的变化。如今，跨越不同模态的意义共享要求连接的定义不只在动画中，而是在不同媒介中都变得普遍。最后，巴特认为锚定关系，即文本“确认”图像而使图像的潜在意义更加清晰，这实际上是对图像传统形象的反转，这就引出了图解（illutration）：在传统的图解模式中，图像的功能是从需要图解说明的主信息（文本）回归到指谓中。在现在的关系中，不是图像阐明或“实现”文本，而是文本升华或合理化图像。(Barthes 1977 [1964]: 25)然而，在图解模式中，图像“确认”文本，为文本化的信息提供更多的细节。
图2.1  巴特将文本—图像关系的分类再现为图表化的网络系统
这给我们提供了文本—图像关系的三种分类，且至今仍在建构许多关于文本图像问题的讨论。分类如图2.1及其内部组织所示，以图表的形式再现了系统分类网。之后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图表再现。它最初是为语法描述而开发的，但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抓住结构化可替代集合的形式。虽然当前的例子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但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更复杂的分类。 

二、文字和图像结合：更多示例以及一些困惑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系列文本和图像共现的例子，且可以举出更多。其中文本和图像结合以及共同作用的方式已经一一分析。接下来，巴特开始更系统地考虑这种关系的范围。巴特提出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议，即如何推进更系统的描述。那么看看我们的（或其他的）例子是如何适用他的方案的。这为研究文本—图像关系提供了第一个蓝图。可以提出一种涵盖所有被检测的文本—图像组合的分类方案。然后根据分类方案对个例进行分类。为此，该方案需要被充分定义，以便分类可以在可靠的环境下进行——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争取内部编码的可靠性。这意味着独立进行分类的个人可以就个案情况做出相同的适宜决定。如果案例不能直接分类，则分类可能需要更改或细化其定义。这促进了测试改进循环，由此更多粗糙的分类可以被推进。图1.3  位于比萨坎波桑托的一幅壁画的细节 (公元14世纪)
作为案例，我们可以思考第一章中的图1.3——“对话轴”是何如适合巴特的三种分类的。这是“连接”最明显的案例，因为文本、图像作用相等，且为一体——它由说话的人和一些漂浮的文字组成。他们是独立的，但又相互依赖：任何一方改变，都会使整体崩塌。这也符合巴特的建议，即漫画展示出了连接作为文本和图像结合的重要方式，壁画中的表达形式使人联想到对话框。将该分类方案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仍然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出可靠的结果，这可以看作是为该方案的有效性提供了依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供更详细深入的区分。如果在特定类别下被细分——例如“连接”——就显得过于混杂，我们应该考虑寻找可能的子类别来对其分类。        巴特的方法似乎有助于描述文本—图像关系，这表明它们会受到具有不同意义的特定方案的影响。因此，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的计划被认真采纳，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始探讨该描述是否充分，是否需要扩展或重新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早期文本语言学的繁荣有关，也与将文本的语言处理目标扩展到包括展示文本-图像组合的产品有关，这些产品如广告、漫画以及其他复杂的文艺品。法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特别活跃。(参见Oomen1975, Bardin 1975, Kloepfer 1977, Moles 1978, Spillner 1980)。作为这项工作的案例，斯皮尔纳（Spillner）（1982）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具探索性的讨论先决条件。他认为有必要对视觉信息和文本信息的关系建立不同模式，并对此进行实证调查，即成功读解“符号复合”文本的人是如何发现这层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提条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满足——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这种关于文本-图像关系类型学的建议比比皆是，但是系统说明接受者是如何感知和理解的研究仍然非常罕见。为了在该领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将在第12、13章进一步讨论。 

1.斯皮尔纳的文本—图像关系

斯皮尔纳（Bernd Spillner）的早期作品是当时新兴的德语文本语言学传统的一部分。斯皮尔纳将语言学的关注扩展到句子、音系学、形态学和语法等传统语言关注之外，以解决日益扩展的自然语境，在自然语境中可以学习语言的使用。我们将在第12章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哈特穆特·斯托克尔（Hartmut Stöckl）和曼弗雷德·穆克豪普（Manfred Muckenhaupt）的文本图像研究方法，德语文本语言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文本属性的识别，以便能够将文本及其使用情境的属性联系起来（参见 Sandig 1972）。当时的一个核心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即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关系会被系统化。这是一个关于语体风格或文本类型的广阔空间，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使用不同理论进行了阐述。(参见Hasan 1973, Gregory and Carrol 1978, Biber and Finegan 1993, Lee 2001)。斯皮尔纳（1982）首先列出了一些文本—图像关系，他认为这是描述这两种模式如何一起工作的必要条件，然后，他分享了一个关于接收的非正式实验。斯皮尔纳认为将文本和图像组合成单一的、符号化的、复杂的“文本”统一体是理所应当的。在这样的整体中，文本和视觉材料可以自由分布。因此，在这个具有统一功能的，交流化的产品的语境中，目标就是解释语言和非语言材料如何相互补充和“共同决定”彼此。斯皮尔纳将文本和图像之间最简单的关系视为信息整体的“优先级”之一。这是对巴特观点的逻辑性扩展——巴特仅仅关心锚定—图解对比中的优先级变化。斯皮尔纳扩展了这种可能，即优先级可以是更加综合的比较。这就意味着，用一个符号学模式确定另一个符号学模式的含义成为可能。斯皮尔纳举了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其中一个来自德国，是一则对文本图像关系具有挑战性的广告：“雨天中，用不适宜的轮胎开车的人越来越少”。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声明，可以被解释为越来越多的人购买适宜的轮胎在雨天开车。然而，在广告中，它是一幅图像的配文，图像显示了潮湿道路上的打滑痕迹和破碎的栅栏。因此，图像以戏剧反差的方式使人们重新聚焦到文本的潜在含义，暗示这类司机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滑出道路，造成致命的后果。正如斯皮尔纳所指出的，图像锚定了文本的多义性性质。这种通过伴随的视觉效果来回应文本的意义在广告中相当常见，在第7章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案例。在这种不对称情况下，一种符号形态将是主要的，另一种是次要的，但文本和图像都能够发挥根本作用。(Spillner 1982: 92)对称关系也可以应用，其中符号模式的部署更平等，每种符号都承担消息的一部分。在这里，斯皮尔纳还进一步细化了文本和图像的不同可能性。他认为文本支持相当广泛的可视化可能性，而图像本质上不那么唯一确定，因此可以由配文提供各种各样的解释。斯皮尔纳还讨论了另一种符号化系统，即文本和图像分别承担对方的功能。例如，文本可以试图通过排版来传达诸如保守性、动态性等属性。或者可能是“形状的”或变形的，以引出或强调所传达的意义的各个方面——他为后者提供了一个例子，也是一则广告，其中“exhaustion”（疲惫）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逐渐倾斜到歪倒，视觉上表现其疲惫的含义。这意味着文本本身在视觉上“说明”或“扮演”了自己的含义。这是第一章中介绍的与排版相关的文本—图像内在关系的另一个案例。(‘Typography’, p. 27)。相反的情况是，例如，一个成语或谚语被文学化地描述成一个图像。这些用法大大扩展了巴特所提供的分类，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有哪些其他关系将被证明是必要的。

此外，在这样的语境中考虑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解决读者和观众在接收过程中的解释推理过程。这将斯皮尔纳引向推进文本—图像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接受者研究。

2.文本—图像关系和接受过程图2.2  斯皮尔纳所讨论的人造黄油广告新版本（1982）为了探究实际的接收过程，斯皮尔纳选取了人造黄油广告，用英语重新制作并调整，如图2.2所示，并要求一组“实验参与者”就他们如何理解这则广告回答一些简单问题。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广告由一组大字文本信息和一个敞开的黄油罐图像组成。文字很突出，在广告的顶部。黄油罐上也有突出的文本信息——盖子上有人造黄油的牌子和两处文字信息：“脂肪减少50%”、“卡路里减少50%”。每处文本中都将50突出地显示出来，与其他文字形成反差，这在几个独立部分中产生深入回响——“halb”在德语中是“一半”的意思，视觉突出的“50-50”重申了这个隐含信息。这意味着在文本、构图，以及设计的不同层次上，包括广告自身的层次和产品包装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对于斯皮尔纳来说，这个例子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尽管文本和图像在它们所说或描述的内容方面都显得清晰和明确，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似乎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有利于产品的积极效果。它们作为单一整体出现，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巴特“连接”的一个案例，但是就像上面讨论的雨中开车的例子一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彼此的意涵，以至于锚定似乎难以被排除。这一点在斯托克尔（1997：123）的论述中也被清楚地提到，他认为“锚定”的某些方面可能总是存在的，这就进入了意义构建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简单固定的。巴特本人也认为，这些功能可能会“共存”(Barthes 1977 [1964]: 41)。斯皮尔纳通过要求学生描述该广告的含义，更仔细地研究了这种解释过程的本质(Spillner1982: 102)。一份简短的普通“主题”列表为这个谜题提供了潜在答案。这些都是很有想象力的联想——比如：考虑到健康和健美，夏天人们没有时间给三明治涂黄油，所以用人造黄油是个好主意。再比如：人造黄油和运动一样健康，夏天人们需要穿泳衣，而人造黄油可以帮助塑造好身材。在实验中，斯皮尔纳的56名参与者中有80%选择了后一种主题，这表明尽管给出的信息在文本和视觉上的性质不同，但广告潜在的积极效果还是达到了。其他类别间也有有趣的不同点：例如，有31%的男性参与者选择了使自己穿泳装更好看的选项，却有68%的女性参与者选择了此项。大多数人认为，把广告作为谜题来参与，可以对产品和广告产生更积极的评价。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更详细的讨论。通过这个非正式的实验，斯皮尔纳进入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我们对文本—图像关系的分析与读者和观众面对广告时所读解的一致吗？关于读者/观众如何解释所呈现的内容的资料是很常见的，但是很少有证据能够确认这是事实，而不是对分析人士“明显”或不言而喻的假设。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今后将更密切地注意和证实这类说法。斯皮尔纳表明，即使用最温和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3.限制文本—图像关系的搜索

虽然可以把人造黄油的案例放入巴特建议的框架中，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我们解释图像时，可以说这是关于锚定的案例，因为文本将人造黄油图片从普通产品限定为对节食的解决方案。但这是事后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已经知道答案后才能提出这个建议。因此，文本—图像关系似乎起初是连接，以独立但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结构体（将文本和图像视作一体），随后开始相互影响，锚定图像或文本，或两者兼备。像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解释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实际上这正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克洛普弗（Kloepfer）（1977）在对文本—图像关系的早期讨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克洛普弗以类似的简要描述开始了他的讨论。首先，克洛普弗通过填补“范式”中的一些逻辑空白，将他的描述超越了巴特所提供的特征——即理论而言的可能性的范围。巴特考虑文本和图像向同一方向使劲的情况，克洛普弗增加了文本和图像可能是“相异”的这一可能性。在文本和图像共同起作用的情况下（“聚敛”convergent），可以根据文本和图像是否依赖（“递进”）还是并行，进一步细分，每种都很有用。最后，根据克洛普弗的术语，递进关系是根据这种关系是否“能量增强”、“放大”（提高）还是“修改”（整修）而继续细分的。前者需要一些东西，并使其更强大；第二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版。图2.3以系统化网络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图形可以更好地比较和对比。尽管它们的内部组织有所不同，却会有相当相似的区别。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内部组织会有所不同，以及是否可以提出改进建议。图2.3  以系统化网络表示Kloepfer（1977:129）的文本图像关系分类
然而，这种再现在理解架构中的术语含义方面没有起到作用。而对它本性的描述似乎是内在一致的。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它们将如何与其他论述保持一致。例如，克洛普弗的“提高”（potenzierend）可能在意图上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意义—乘积，或者可能是巴特“连接”的一种形式，或者可能是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的，一种组合信息的逻辑语义关系——尤其是，增强，尽管这也可能是“修改”的意图。类似地，文本和图像单独作用时，“并行”可能对应于“连接”。让我们以一张照片的标题“1968年夏季”为例。根据巴特的说法，标题确定（锚定）了图像的含义：这幅图片本可能是任何一个夏季的场景，而现在，它只能是一个确定的夏天。根据克洛普弗的分类，我们显然处于聚敛区域，但是否将之处理成平行关系（因为照片里没有展现年份）、放大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情境是在夏天的事实）或修正关系（因为我们改变了信息以包括特定的年份）需要有进一步使用这些关系的委托。此外，对该框架的所有应用都必须维持这个委托，否则将导致不一致的分类。对不同框架之间的不同术语的关系进行比较和建议是一项特别令人担忧的事情。通常最好是对例子和特定情况进行探索，试图根据不同建议的分类方案对相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如果不清楚如何在某个方案或整个方案的某个特定领域内分类，就应该把这些区别放在一边，直到有更具体的定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我们介绍更多框架时，从其他论述中得出解决麻烦的精细建议是可能的。然而，在介绍了他的分类方案后，克洛普弗（1977：129）进一步强调，无论如何，这是不够的。他认为有意义的制作过程是动态的和多功能的，甚至改变了起作用的“代码”，他从广告和漫画中举出了几个例子。所提供的分类方案只是开始处理的一种方法，解释的问题实际上是核心。在斯皮尔纳的人造黄油的图文关系例子中，可以更详细地遵循这个解释过程。当面对广告时，斯皮尔纳发现大多数观众很快就能根据事实推理，并得出了相关的推理线。（1）在游泳池边（2）穿着泳装（3）可能比平时露出更多的身体（4）面对社会压力，塑造身体以符合刻板印象。这就是最终需要在适当饮食的帮助下“塑形”的原因，而低脂人造黄油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这样拆解时，推理链显得相当长和扭曲。那么，要解释这类广告的受众是如何顺利地得出明显有意的解释，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识别特定的推理方案会使这一过程更容易成功，也会得出受众所做的解释如此一致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以系统化的方式来探索如此复杂的“符号化”产品。例如，如果每一个新广告或其他产品都必须作为一种全新的，一次性的，提出独特问题的现象来解决，似乎无法令人信服：尤其在消费导向的社会中，广告是一种最常出现的交流性产品，我们（通常）不会站在每一张海报或杂志广告前，困惑于如何理解。即使我们没有立即“捕捉到”他的意思，我们仍然知道，此刻正在读解一个广告，并且会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更愿意像斯皮尔纳案例中的人一样，把它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拼接碎片的方法，以揭示其意义。如果我们能描述出将文本和图像放在一起的所有可能性方法，我们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产品是如何运作的。然而人造黄油广告看起来没有提供关于文本图像关系可以获得哪些分类的指引，很多产品在指引读者解读上是非常详细的。例如图2.4中的两幅对比鲜明的广告。图2.4 两幅对人造黄油广告的建构
在两个案例中，需要解释的工作都远远不如斯皮尔纳的案例。第一个似乎只是对人造黄油的味道进行的匿名但具体的积极评价；第二个是某人吃人造黄油的经历，并以语言引用的形式呈现。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视觉和文本属性都可以限制解释的可能性——这绝不是随意寻找潜在叙述以嵌入所提供的材料。因此，在文本和图像呈现的方式中寻找约束力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心对文本和图像关系的解释超出实际情况。 图2.5 对人造黄油广告的进一步建构
由图2.5中构建的示例可知，这个解释性导引可以更具体。在这里视觉约定已经被用来对所传达的内容进行清晰的视觉断言，在第5章中，我们将对漫画和演讲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尽管结果几乎不合理，但这一点仍然有道理：人造黄油罐起到作用了吗？这表明视觉再现本身的力量可以非常强大，而且，我们不能把建立文本-图像关系的过程纯粹地交给常识和对语境的自由探索。 

4.文本—图像关系更进一步：系统化还是开放式？

这些考虑结合在一起，激发了寻找文本—图像关系的全部可能性以及哪些关系适用哪种情况的可靠证据。巴特早期三种分类的提议让我们开始了研究，但我们需要更广泛的材料，以便了解哪些可能性出现了，在哪里出现了，以及如何区分。这种经验主义的搜索可以用适当的理论思考来补充——例如，巴特在哲学层面考虑了哪种关系会有可能。斯皮尔纳和克洛普弗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一过程，试图填补逻辑选择的“空缺”。这是在一开始就进行的一种有用的方法，因为过度简化很容易导致“边界”问题，这是模型的弱点导致的，不是真正的问题。例如，如果巴特只提出连接和图解，那么关于在锚定情况下应该采用二者中的哪一个的辩论是浪费精力的：因为分类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面几章中看到如何用不同的论证来源激发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当根据任何逻辑或哲学提出一个分类时，都必须判断它在经验上是否充足。这意味着对数据进行测试，对文本—图像的关系进行分类，判断关于关系作用的预测是否能够得到证实。这推动了研究向前发展，提出了需要根据实证数据验证的假设——我们将在第13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利用法国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如巴尔丁（Bardin）（1975）和莫尔斯（Moles）（1978），以及斯皮尔纳（1982）和其他人的讨论，诺斯（Noth）（1995：454）在巴特的假说之外提出了关于图像—文本关系的扩展可能，他建议的关系是：1、图解，图片只是文本的“符号化从属”，例如书中的插画。2、图片示例，其中图片提供了文本之外的新信息，旨在提供文本所描述的一个示例——诺斯把这点看成是巴特连接的一个亚类型。3、标签，文本标识图片——诺斯指出，这种标签既可能是连接的情况，例如标签作为某不知名肖像的识别名时；但也可能是锚定的情况，例如艺术作品的标题。4、相互决定，这似乎结合了连接和锚定，如上面斯皮尔纳讨论的一些情况（斯皮尔纳1982：90）5、矛盾，诺斯认为这很罕见——尽管我们看到，类似的矛盾经常出现在儿童广告和图画书的文本-图像组合中。虽然这一清单扩大了可能性，但目前仍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尚未包括在内的可能性——诺斯认为应该有——也不清楚这些分类在多大程度上是互斥的、重叠的、一致的，甚至是可靠的，可识别的。虽然可以找到明确的案例，但通常只有当我们试图将框架应用于案例时，问题和困难才会显现出来。例如，考虑一下“标签”的案例。在某些情况下，标签可以是锚定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相反的”连接。因此，“标签”似乎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运行。人们可能会以几种方式为图片信息提供标签，因此“标签”可能指的是某人对与图像相关的文本做了什么，而不是处理文本-图像关系本身。这表明，任何建议的分类都需要采用同等标准来区分，并在明确的抽象定义内操作。混合抽象程度和分类标准必然会使框架使用变得困难。类似地：“示例”能够起到“图解”的作用吗？在这里考虑图片和文本要扮演的角色以及被描述的抽象层次似乎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术语似乎导致了更多的“修辞学”和交际行为的方向，我们也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了解更多。这反过来又提出了如下问题：图像和文本之间“有意”的关系是否有限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解释？更加系统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文本—图像关系是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能像巴特一样描述，提出一种文本和图像关系总是可能的，或者如上所述包括很多关系的精细列表，但问题仍然是这些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文本—图像关系的分类在框定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以下几方面至关重要。首先，不同的答案导致不同的假设，这些假设关注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类时可以利用的动机性证据，另一个是决定文本图像关系的机制。其次，不同的答案设置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当考虑不同方面时，产生不同的建模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对采用不同起点的分类进行比较更容易产生困惑。正如所见，一些描述只是断言文本和图像之间存在关系，并描述它们，好像它们就在所示材料中等着被“发现”一样。这似乎不太可能——尤其是考虑到斯皮尔纳讨论的人造黄油例子。在那里，广告的读者和观众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甚至去寻找可能的关系。在材料和数据分析中，文本—图像关系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这一特殊问题对可被利用的证据种类以及可做的预测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在探索的产品中“发现”了文本、图像关系的“存在”？或者我们建立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产品如何传递信息？这是我们对产品含义抽象描述的一部分，还是对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研究的实际认知或心理机制的建议？任何描述都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表明立场。当然，有些关系可能更直接地归因于文字、图像以及它们所在的产品。例如，佩格（Pegg）(2002)利用历史上对文本-图像组合的考虑编写了另一套文本图像关系。佩格认为，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在形式层面促成了一套非常稳定且有限的文本-图像关系。他引用了16世纪以后的例子，证明了以下四种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发生：1、图像可以是辅助的，当它们被放置在与其相关的文本附近时，就可以是辅助的，将文本与图像关系的解读留给读者；2、图像可以是与文字相关的或整合的，其中标签、对话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与图像相附和，共同指出文字和图像之间特定的接触点——这里常见的情况是文字对图文综合体的辅助说明。3、图像可承载的内容巨大，在其中图像和文本结合成为单一统一体——文本可以围绕视觉/空间形式的分布，或文本本身而改变，在其组成和布局上可以反映出显著的意义差异。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些产品的物理布局和组成所决定的，然后，这提供了与上面考虑的完全不同的文本图像关系的信息。这些关系的交际功能的性质作为一个额外的、逻辑上独立的问题被考虑在外。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多模式工作中，可以发现相当不同的方向，这些作品开始将广泛的语言描述扩展到其他领域。其中两个比较成熟的方案是冈瑟·克雷斯和西奥·范·列文（Kress and van Leeuwen2006 [1996]）以及迈克尔·奥图尔（Michael O’Toole）（O’Toole 2011 [1994]）提出的方案。克雷斯、范·列文和奥图尔利用了由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发展起来的描述形式，这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广泛的多模态描述和理论的通用方法。这一传统的研究人员接受语言是一种基本原则，是由其运作的社会环境的要求所塑造的。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内部组织被看作是对社会文化“工作”的功能性反应，这种语言在构建和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因此，由于所有的交际行为都发生在社会语境中，且出于社会性目的，因此考虑其他表达形式同样受到约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步骤，并且他们的内部组织是由这些需求塑造的。这预示着语言（language）和图像将分有一般的组织特征，因为它们都是社会构建的意义生产的资源。换句话说，在语言和图像中都应该有某些非常普遍的交流动机的区别。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假设很多视觉组合的传统定义方面可以建立视觉动力单元，尽管对语言解释不同，但这也会支持功能性的解释。当“形式”、“质量”、“重量”、“平衡”、“运动”以及其他从艺术批评和视觉心理学而来的概念(例如，参见Arnheim 1974)，被用来表示观者遇到视觉再现时，他们的视觉系统已经会以某些方式“分割”它。这为跨文本和图像的比较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工作中的交流功能被认为在语言和视觉模式中广泛相似。我们将看到该技术在后面章节中被应用于不同框架，以及图3.2“功能解释”的例子中。然而，仍然必须充分注意文本和图像截然不同的性质。特别是，总的来说，我们知道哪些部分和关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分析中提取出来，但这一过程在视觉材料中很难实现。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在最近的语言对文本—图像关系影响研究中经常被低估。在这些描述中，文本和图像之间比较的基础是由描述颜色、排版、文本格式等的视觉区别而形成的，类似一种简化的“语法”。虽然这使得比较语言和视效分别在做什么成为可能，但在所考虑的每个领域的潜在变化范围是巨大的。此外，所有学科都用于它们——比如艺术批评、排版、信息设计等等——所以很快就不清楚一些简化的列表是什么，例如，线条和曲线的可能性，黑白的颜色和阴影，一些字体大小或线条间距，等等，因此语言学家可以做出贡献。这在两个方面引起了对语言抽象到图像材料简单应用的严重怀疑。首先，由于这些描述倾向于简化，它们可能会在分析过程中引导注意力，但以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很难声称其完整性或准确性。其次，由于它们倾向于去背景化，因此尚不清楚在特定情况下，它们是否会揭示出有用的区别。图2.6  “这不是一张脸”
见图2.6，这是对上面讨论的简单举例，这是一个普通的脸的“图像”，实际上，在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珀斯（Charles SandersPeirce）提供的原始意义上，它并不是很有标志性——但是用法多变，我们只采用一个最日常的——尽管在哲学上有问题（参见Goodman,1969）——“相似”的感觉。如今，利姆（Lim）（2004）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面孔，我们可以从多样化的表达形式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包括一条黑线、两个小圈、一个大圈——类似于语言分析过程中的选择：在这个表达形式中，任何一笔发生变化，例如把眼睛涂成绿色，把细长的黑线变成红色的笔触，图像的意义都会发生改变。(Lim 2004: 227)这表明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于语言学中的音素、语素和其他基本表述的清单和组织来“列出”区别。但问题是，这对图像的描述根本不正确。除非我们知道图像是用来做什么的，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不能改变，就好像代表嘴的线应该长一点或短一点，大圆圈的形状是否可以改变，等等。我们把这个当作案例，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利姆观点的精确对应，它只是一个没有出处的“类似的”脸。然而，如果我们不做一个精确的比较来呈现所有的差异，那么就不容易发现这张脸的不同“含义”。这种“类似语法”的描述实际上比这“糟糕得多”，但是，从视觉交流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也要好得多。视觉的这一基本属性为意义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灵活性。这一点在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第一次发现视觉艺术中再语境化的力量的叙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是20世纪视觉分析的开创性人物之一 ：我将永远记得图像制造第一次在我面前展示出的力量和魔力……我在一本入门书中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绘画游戏，他的韵律展现出一个圆圈是如何可以再现一块面包（在维也纳面包是圆形的）；在其上加一根曲线，它就变成一个购物袋；加两个把手就变成一个钱包；现在，如果加一个尾巴，它就变成了一只猫。（Gombrich，1959:6）正如贡布里希所指出的，人们也可以通过改变标题，改变图像中的背景或者将单幅图像置于系列图像中来改变解释（Gombrich，1959:235），这种灵活性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在结合文本和图像时有更多能力，但同时也增加了接受过程的难度。这又引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我们不仅应该解决文本—图像关系作为分类实践的挑战，列出可能的分类关联，同时应该仔细考虑这些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保持这些关系的结果是什么？诺斯（1995：453）已经在这里简要地总结了这个问题：添加和重复都是对文本-图像关系的过度简化的描述。相反，对图像和文字的并置经常导致对文字图片或视听信息的新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意义生成过程对文本、图像和文本-图像关系的影响是什么，以便产生结果的意义。这个过程会反哺或影响文本和图像结合的贡献是如何被考虑和描述的。事实上，斯托克尔(2004a：250)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怀疑贡献的独立存在——在他的叙述中，文字和图像总是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正是这决定了所做的贡献。与“再语境化”或相互解释的互补性相关的概念，在讨论多模态时越来越受欢迎，利姆也不例外。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动态解释过程的动态部分在讨论文本-图像关系方面有着悠久历史(e.g., Spillner 1982, Kloepfer 1977, O’Halloran 1999,Nöth 2004, Iedema 2007)。它构成了文本-图像关系的一个基本属性，我们需要在随后的章节中一次次地返回它。我们在接受视觉核心方面需要方式方法。在文本—图像分析方面，他有重要的作用。任何在产品中假设的文本-图像关系的实例都总是需要被视为一种关于解释的假说。这一假设将基于文本和图像本身的证据，并从文本-图像组合使用的语境中得出。这样的假设可能会出错——用符号学家皮尔斯定义的术语来说，它们是被绑架的。诱导假说是一种似乎最好地根据现有证据来解释数据的假说。有了更多的证据，这个假设可能需要修正。这也经常适用于我们对文本和图像本身的描述的“内容”；因此，共同语境化也会导致再次语境化。通过构建可能的关系库来解释文本-图像关系，无论如何组织，都有一种必然的方式可以提出诱导假设。相比较允许任何类型的假设，我们只试图划分那些生产者和解释者可获得的,文本-图像组合可以呈现意义的假说。在后续章节中所描述的所有论述实际上都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使它们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在这方面的地位。有时，他们甚至通过声称他们的说法符合“语法要求”或由于其他类型的证据来反对这种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类似于真正“语法”的东西，即结构的、关系维持是非常少的。 

四、结论和讨论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看到，对文本-图像组合所实现的意义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始于罗兰·巴特的工作。从那时起，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传统都转向了文本-图像的问题。他们已经试图逐步实现更系统和详尽的文本-图像关系汇编，以便能够解释接受者是如何理解不同类型材料的结合的。自1990年代末以来，人们对多模态性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多模态产品的角色——作为分析对象以及应用交流的最佳形式——已经被很好地建立了。在现代，包含文本和图像的产品已经普遍存在，例如从报纸到儿童绘本，再到技术手册和科学说明，这促进了不断更新科学讨论以及不同学科中承载意义的视觉的、语言的符号结合的考量。这不仅是因为电子媒体现在很容易获得视觉材料，也是因为当代社会视觉地位的变化。一系列关于视觉和图像的文化转向已经开始了（参见Mitchell,1994）,将视觉交流的研究置于几个研究议程之上(Mirzoeff 1999,Müller 2007)。毫无疑问，当前大多数具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对视觉具有实质性的吸引力，而忽视这一点将威胁到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完整性。目前仍在面临重大挑战。毫无疑问，如今处理视觉材料要时尚得多——例如，提供听起来更有吸引力的学习项目——以及对“图像”和与它们相关的“文本”的非正式分析。相比于细节化的语言分析，这对新手来说看起来更加简单有趣。但这里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图像-文本组合的分析比单独的语言分析更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要处理“更多”！与其分析一种（已经非常复杂的）符号模式，潜在的分析者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考虑几种（已经相当复杂的）符号模式，而是它们的组合。这涉及到一系列未知的领域，其复杂性我们才刚刚发现，因此，尽管人们越来越感兴趣，但我们对多模态的理解仍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说文本-图像关系为我们进入更普遍关注的领域提供了一个精细的焦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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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J.T. itchell. Icon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 W.J.T. Mitchell, Mark B. N. Hanso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3.Roland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Fontana Press. 1977.

4.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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