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 | 刘中玉编《形象史学》2022年春之卷（总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69-186页。出版时格式有改动。
东汉地上石人是一种列置于墓葬、祠堂、庙宇等地的特殊石雕。李零[1]、林通雁[2]、林梅村[3]、徐龙国[4]等学者做过比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基本梳理了目前已经发现的石人材料，并就其起源、意义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有益的见解，为后来许多针对某类造型石人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中，林梅村先生较早提出秦汉时期大型雕塑的兴起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被学界广泛认可。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中原地区地上石刻的题材与草原地区流行的鹿石存在较大差异，并非是对后者的直接模仿。且西汉时期地上石刻主要出现在武帝时期，武帝后至东汉前期的陵墓地上石刻几无发现与记载，与东汉中后期兴起的用于陵墓和庙宇的石刻之间也没有直接继承关系[5]。东汉地上石刻在发展过程中更多是自身文化的演进，形成独有的题材和造型传统。讨论东汉石刻的起源与意义仍有一定的必要性。笔者以东汉地上石人为例进行研究，供学界参考。一、东汉地上石人的发现
目前已发现的东汉地上石人共计三十余具，时代集中在东汉中后期，根据其人物造型、服饰等大致可以分为胡人与汉人两种，少量兼具胡汉特征。笔者据此分类，梳理并介绍主要材料。（一）胡人形象的石像
东汉石人中有一类具有胡人特征的石人，多为坐姿。以往的著录与研究中，习惯将这种姿势称为跽坐，已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种称呼有误[6]，本文将其统称为坐式石人。目前发现的坐式石人以山东中部较为集中，在河北及河南等地也有发现。如1996年山东临淄人民路中段发现一具汉代石人[7]，高2.28米[8]，坐姿，头戴尖帽，面部为菱形，深目高鼻，尖下巴，胸部刻出乳头状突起，双手下垂相交抱于腹部，圈点纹腰带（图一）。类似造型的石人在青州也有发现，发现时石人在古河道中。[9]石人高约3.05米，坐姿，头戴尖顶圆帽，身着有波浪纹的交领袍，双臂收拢捧于胸前，双手交叉对握，脸狭长呈菱形、双目深凹、深鼻高目，身躯呈方柱状坐于一石坐上（图二）。
（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图一一）
（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2页图一〇）
山东邹县（今邹城市）西关曾发现了一件石雕人像，上半部雕刻较好，通高1.48米，头戴平巾帻，脸部呈椭圆形，两眼近三角形，鼻梁隆起，带有胡人特征，双肩微耸，双手偏右拥物，[10]与淄博与青州等地的石人造型不同。此外，1999年在河南孟津县平乐乡上古村发现一具石人[11]，高1.2米，头戴尖帽，身着右衽短襦，右腿跪地，左腿前屈，呈单腿跪姿，右手执物在膝盖上，左手在胸前执物（图三），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河北石家庄小安舍村亦发现有两具石人[12]，男像高约1.74米，女像高约1.6米，身体应为坐姿，双手交叉于胸前，露出乳房肚脐与生殖器，两像均雕刻有衣领斜纹，腰间都系菱形饰带，男戴武弁，女戴帽（图四）。其冠帽具有汉人特征，而面部形象与服饰又具有的胡人形象的特点，对比前述坐式、袒胸露乳的胡人石像来看，这两具石人表现的也是胡人。
图三 河南孟津上古村石人
（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图八）
（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版一、二）
此外，在山东临淄、兖州，河北邢台也发现了胡人形象的石人，他们在造型上与上文介绍的石人类似，多头戴尖帽、深目高鼻、裸身系腰带，一般都是坐式的。现将目前可见的汉代地上胡人石像材料列表于下。
表1 汉代地上胡人石像一览表
在东汉石人中有一类具有汉人特征的石人，多为站姿。汉人石像的分布范围较广，在山东、河南、陕西、北京、四川等地都有发现。这些石人造型类似，很多成对出现，一般是一人捧盾，一人拥彗。山东曲阜麃君墓石人即比较典型，目前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其中一具，高约2.5米，戴冠穿长袍,拱手捧盾，前侧刻“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图五-1）；另一件高约2.4米，头戴冠，穿长袍，双手偏右拥彗，前侧刻“府门之卒”（图五-2）。桓帝永寿二年（156）所立《礼器碑》记有“故乐安相鲁麃季公”的字样[13]，与石人所记应是一人，则石人的年代在永寿二年之后。在曲阜陶洛村汉墓群还出土了三具石人。东侧一件石人，高2.38米，躬身站立，双目平视，身穿大领长袍，头戴纱帽，双手合抱捧物，左臂协下佩剑（图六-1）。西侧一件石人，高2.22米，高鼻合口，头包布巾，身穿大领长袍，双手偏右合拥一物（图六-2）。余一件石人较小，高1.7米，双目圆睁、高鼻合口、头戴圆冠，身穿宽领长袍，双手偏右拥物。[14]根据造型判断其时代应当是东汉中后期。传说前两件石人属于汉鲁王墓[15]，东汉时期的鲁王仅光武帝次兄鲁哀王刘仲及其嗣子刘兴两人，刘仲死于南阳郡的小长安之战中，之后追封鲁王，未葬于曲阜。刘兴于光武帝建武二年（26）就封鲁王，在建武二十八年（52）又徙为北海王[16]，墓葬也不会在曲阜，鲁王墓之说应当是后世的附会。（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4、5页图版一、二）（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图版三、四）
北京丰台永定河中曾发现一具石人[17]，高约1.5米，头戴网状帻，身穿交领宽袖长袍，双手拱于胸前捧盾（图七），造型与曲阜发现的两处捧盾石人类似。陕西华阴西岳庙也曾发现一具石人，青石圆雕，高1.75米，头戴平冠，身穿宽领阔袖长袍，手持长条状物，胸前刻有“西岳神道阙”的字样。[18] 据《华山庙碑》所载，西岳庙在两汉之际被毁，至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重建[19]，石人的年代应在同时。这件石人与曲阜的三件拥物石人造型类似，可能也是与捧物石人组合使用的。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前也会保存了一对石人，高约1.2米，头部较大，顶平，身着袍服，双手拄剑而立。推测其年代与中岳庙汉三阙年代相近，汉三阙的年代为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20]，石人的年代应当距此不远。
（采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9页图六）四川都江堰曾出土了多件石人，其中1974年出土的石人较为特殊。石人高2.9米，头戴冠，面带微笑，身穿长衣，束腰，两手袖在胸前，像底有榫头。石像上有铭文“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据铭文可知，这尊石像应当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所造的李冰石像。[21]李冰石像用于镇水，与其他墓葬与庙宇前使用的石人在功能与意义上不同。
此外，在山东邹城、陕西华阴、四川渠县等地也发现有汉人形象的石人，他们在造型上多头戴冠或巾帻，身着袍服，躬身向前。现将目前可见的汉代地上汉人石像材料列表于下。二、东汉石人的起源与传统
以往研究中，有学者根据石人出土的位置及汉画像中出现的跪拜图像，认为胡人石像可能用于崇拜或镇水。[22]但需要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跪坐人像，一般表现的是身份较低的侍从，崇拜或镇水可能出于后人的附会，并非坐式石人的本来功能。秦汉时期一直有制作大型铜人的传统，李零先生即认为东汉石人直接源头应当是作为宫殿装饰物的翁仲[23]，徐龙国先生亦持此说，认为“墓前石人是对宫殿立铜人的摹写”[24]。笔者赞同此说，但研究仍可加更深入，通过对宫殿铜人的具体研究进而讨论胡人石像的功能与意义。目前还未发现秦汉时期大型金人的实物，但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秦汉时期金人制作与使用的传统。秦汉至曹魏，宫廷一直有制作金人的传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汉书·五行志》也记有此事[25]。此后，东汉灵帝时也制作金人。[26]到东汉末期，献帝迁都于许，重新建设宫城，也制作了金人。[27] 至魏明帝迁都洛阳，制作金人的传统得到继承。[28]在形象上，这些金人都是模仿胡人的。《汉书·五行志》：“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作十二金人以象之。”[29]何晏《景福殿赋》记载：“爰有遐狄，镣质轮菌”[30]韦诞《景福殿赋》也提到：“又有外城金狄，诡貌殊姿。”[31]《水经注·渭水》：“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32]《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记载：“（魏明帝）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33]所谓“夷狄服”、“金狄”、“诡貌殊姿”、“遐狄”等无疑表明这些金人的形象都是仿自胡人。在造型上，这些金人都呈坐姿。《汉书·王莽传》说：“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34]，张衡《西京赋》：“高门有闶，列坐金狄。”[35]卞兰《许昌宫赋》记载：“坐金人于闱闼，列锺簴于广庭。”[36]何晏《景福殿赋》记载金人：“坐高门之侧堂”。[37]《三国志》注引《魏略》：“（魏明帝）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38] “坐”，能够“起立”，都说明其造型为坐姿。在位置上，秦汉时期长安城的金人普遍立于宫廷正门。《三辅黄图》：“（秦始皇）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39]《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金人）汉世在长乐宫门”，[40]班固《西都赋》：“立金人于端闱”[41]端闱即宫廷正门。张衡《西京赋》：“高门有闶，列坐金狄。”[42]这种在宫门列置金人的作法在东汉都城洛阳得到延续，《后汉书·宦者列传》：“（汉灵帝）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43]此后，许都景福殿和曹魏的洛阳宫殿也列有金人。韦诞《景福殿赋》记载金人：“列于应门，肃有容威。”[44]《诗·大雅·緜》：“迺立应门，应门将将。”毛传：“王之正门曰应门。”[45]《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记载金人：“列坐于司马门外”[46]，所谓司马门，亦指宫廷的正门。又《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47]后赵的石勒将魏明帝铸造的金人迁到他都城襄国的宫门。综上可知，秦汉至魏晋时期，金人多成对列置于宫廷正门。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魏晋时期，宫门列置金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秦汉宫门的金人都是坐姿的胡人形象，与目前发现的汉代胡人石像一致，早期的坐式胡人石像可能就是仿自金人。笔者在山东考察期间观察到，在临淄徐家庄发现的石人身上有浅扇形纹饰，状似铠甲（见图一），临淄左家庄石人、山东青州石人（见图二）也有类似纹饰。扬雄《甘泉赋》提到宫廷的金人“嵌岩岩其龙鳞”[48]，描述的是金人身着铠甲的形象。胡人石像上的浅扇形纹饰，可能就是模仿金人制作的表现。汉代墓葬装饰，很多都模仿自宫廷，胡人石像也是这种情况。秦汉的金人，除了“彰圣主之威神” [49]显示威仪，立于门侧，显然也具有守卫和分界的作用。胡人石像形象模仿自宫廷的金人，功能与意义也与金人相同。（二）汉人形象石人的起源
除了都江堰发现的几具石人外，目前已知汉人形象石人多用于墓葬和庙宇。李冰石像比较特殊，时代较晚，此处不纳入讨论。山东曲阜麃君墓石人自铭为“亭长”。亭长是汉代的基层治安官员，又可指门吏，蔡质《汉仪》：“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50]《续汉书·百官志》：“（郡）正门有亭长一人。”[51]《史记》集解引应劭：“旧时亭有二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52]这种亭长门吏也常见于汉代的画像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晚期。如西汉晚期的陕西西安曲江翠竹园一号墓，在北壁墓门西侧发现身着袍服、佩剑拱手的门吏形象[53]，东汉前期陕西旬邑县百子村壁画墓墓门甬道有题记为“亭长”的袍服、佩剑捧盾的人物图像[54]；东汉中期的河北望都一号墓的墓门两侧分别有题记为“门亭长”“寺门卒”的门吏图像，两人都头戴赤帻，身穿袍服，躬身而立，其中一人执彗，另一人捧盾[55]，与曲阜陶洛石人、曲阜麃君墓石人的造型和组合相仿。河南淅川出土过一件汉代画像砖，其上的人物戴冠着长衣、双手执戟站立，头部上有“门亭长”的字样[56]；江苏睢宁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上两个单阙与拥彗、捧盾亭长组合出现[57]；四川泸州十一号石棺画像，一件单阙的两旁分别有一人弯腰侍立，一人捧盾，一人拱手[58]，四川芦山县汉墓墓门画像石也有拥彗与捧盾亭长结合的图像[59]，这些人物往往出现在墓门附近，或与门阙图像组合出现，结合题记，可以确信这些图像表现的也是亭长门吏。对比墓葬图像与石人两种材料，两者在题名、形象、组合上都是一致的，是同一形象在不同载体上的表现。墓上石人出现的时间较晚，应是对墓葬装饰图像的模仿。（三）两类石人间的关系
两类石人的作用与意义相仿，在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都发现过以胡人作为门吏的相关材料。如李贤注《后汉书·应奉传》引《谢承书》说：“颍川纶氏都亭，亭长胡奴名禄。”[60]在河南方城杨集出土的一件画像石，图像上的胡人右手拥彗，左手执钺，右上方还有“胡奴门”的榜题（图八），画面中表现的就是胡人亭长迎送的形象。山东新泰县出土过一件画像石，画像石的右格中有一头戴尖帽、深目高鼻，双手拥慧的胡人[61]。邹城西关石人面部明显带有胡人的特征，但其姿势是拥彗， 这些说明东汉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以胡人为亭长门吏的做法，胡人形象石人的作用应当也是门吏。两者的造型显著不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其制作传统不同，而非功能不同。
图8 河南方城杨集汉墓出土胡奴门画像石拓本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五五）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两类石人的年代基本都在东汉中后期，因为多数石人缺少明确的纪年，很难判断两类石人的早晚关系。总的来说，坐式胡人石像来自宫殿中的金人传统，躬身汉人石像来自墓葬中亭长门吏画像，石人的意义也受到两种来源的影响，两者都是在东汉以来墓葬展示作用加强，墓葬装饰从墓内扩展到墓外、墓前使用大型石刻这一时代背景下兴起，体现了汉代宫殿与墓葬装饰传统的融合。三、东汉门吏石人的使用与意义
（一）门吏石人的位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墓地、庙宇前的石人一般是成对出现的。由于石人位于地上，易于移动，其原始位置难以还原，只能根据文献进行推测。《水经注·谷水》记载：“阳渠水又东流，迳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宇东面，门有两石人对倚。北石人胸前铭云：门亭长。石人西有二石阙，虽经颓毁，犹高丈馀。阙西即庙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复可识。”[62]李零先生认为石阙在东而石人在西[63]，从文献记载来看，庙宇东向，石人在庙宇东侧，石阙应当是靠近庙宇在石人西侧。那么郦食其庙的地面设施自西向东依次为郦食其庙、石碑、石阙、石人。《水经注·洧水》记载：“迳汉宏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64]地面设施自西向东排列大致为石阙、石兽、石人、石碑、石庙、墓冢。对比两则记载可以发现，郦食其庙的石人位于地面设施的最外侧，张伯雅墓的石人则位于墓园内部，在石阙以内，郦食其庙石人起到分界的作用，张伯雅墓则不同。从文献记载来看，地上石刻很多都出现在路口或路侧，目前发现的墓阙上，很多都会题有墓主的姓名，标识墓地范围，如洪适所言：“汉人所作墓阙神道者，弟欲表封陌、限樵牧尔”[65]，《张公神碑》亦云：“玄碑既立，双阙建兮。□□□□大路畔兮。亭长阍□□扞难兮”[66]，此处的亭长可能就是石人。山东曲阜麃君墓前两具石人前侧分别有 “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 “府门之卒”（见图五）的题刻，西岳庙石人前侧有“西岳神道阙”的题名[67]，写明了墓主与庙主。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石狮也有类似情况，后颈题铭：“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但不同的是，石人身上题刻字体尤大，且在易于观察的前侧，显然具有观看的功能。这可能也与石刻位置的不同有关，处在最外侧石人要起到标识墓主或庙主的功能，必然要选择铭刻更容易看到的字体。从另一角度来看，石人身上较大的字体，也说明其起到标志的作用，应该处在墓园的最外侧。石柱、石阙、石人等都具有代表分界的功能，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没有石阙、石柱的情况下，石人应当是位于墓区的最外侧，存在其他分界标志的情况下也会列置于墓园的其他位置。（二）门吏石人的功能与意义
上文已指出，胡人形象石人模仿自宫殿的金人，汉人形象的石人模仿自墓葬门吏图像，其功能、意义自然也与金人和墓葬门吏图像相似，都具有门吏的功能。在汉代门吏图像中，常可以见到阙的形象。阙在汉代本是门的标志物，后来也用于墓葬。汉代画像中阙和守门亭长常同时出现，在西岳庙石人上还有“西岳神道阙”的题记。藉此可知，门吏石人与阙的作用是一致的，都是分界标志。郦食其庙北石人胸前有“门亭长”的题铭[68]，山东曲阜麃君墓前两具石人也有类似题刻。这些体现了墓主身份，也起到彰表的作用。从文献来看，在汉以后的南朝与隋唐时期，地面石刻都具有等级意义。《唐六典》就记载墓地石刻：“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69]。根据目前唐墓前石刻的情况，应是三品以上官员使用石人、石虎、石羊各两件，五品以上用石人和石羊各两件，五品以下则不能使用石人石兽。[70]汉代的情况尚不明确，从目前考古发现和记载的情况来看，石兽、石柱等应该都没有明确的等级限制，被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石人的情况可能不同，目前有明确归属信息的包括西岳庙、中岳庙、郦食其庙、山东曲阜麃君墓、张伯雅墓等，其中西岳庙与中岳庙都由东汉中央建设，郦食其曾受封广野君，麃君与张伯雅也都官至两千石，等级都比较高。结合文献中亭长多为太守门吏的记载，不能排除石人在东汉具有等级意义的可能。此外，山东青州、临淄徐家庄的胡人石像体量较大，可能就与它们模仿宫廷制作，使用者的等级较高有关。汉代地方有对上官迎来送往的制度，要求迎送必须要“迎界上”、“尽界罢”[71]。这些亭长门吏形象，表现亭长迎来送往的场景，亭长迎谒即代表分界，这些场景在汉代图像中也常出现。此外，《水经注·沁水》注引《晋书地道记》：“丹水又迳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为河内，北曰上党，二郡以之分境。”[72]就是以石人分界的实例。上文提到，郦食其庙石人在祠庙设施的最外侧，也起到分界的作用。汉代门亭长这种低级属吏往往为太守私人征辟，也为长官私人役使。[73]在长官墓前设置亭长，也是合乎情理的。亭长石人来自于西汉中晚期以来墓葬中使用门吏守门图像的传统，同时期陵墓石兽也有类似情况，经历了从墓内向墓外的重要转变[74]，都是东汉厚葬表墓之风盛行的体现。（三）石人意义的流变
关于石人的意义，郑岩[75]和朱浒[76]先生曾进行过研究，认为胡人石像用于崇拜与镇水。本文认为胡人石像的本来功能还是门吏，但在东汉中后期包括胡人石像在内的一些石人在特定场景下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汉魏以来有很多石人的神异故事，《荆州记》：“相传汉淮南王安被诛，其子奔逸来至，一夜忽化为石人，当县门而立。”[77]这则故事中的石人立于县门，应是时人根据现实的联想。《水经注·浊漳水》：“鼓之东南，有石人援桴，状同击势，耆旧言，燕山石鼓鸣则土有兵。”[78]《水经注·巨洋水》引郭缘生《续征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闻数十里。”[79]《十六国春秋》记载：“宣光陵石人皆行数步，宫中鬼哭”[80]这些故事显然都是对现实中石人的神异化想象，认为石人有预示危机的神奇功能。在文献中，保留着许多崇拜石人活动的记载，曹丕《列异传》记载有石侯治愈疾病立祠的故事[81]。《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彭氏墓前的石人因为被传闻有治病的神力而被崇拜的故事[82]，此事也见于《抱朴子内篇》[83]，作者对这种信仰持批评态度，说明当时这种崇拜在民间确实存在。一则较晚的记载具有一定启发性，《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六石人）元在县东南七里，同在一处，前赵石勒所造，置在石人村，西魏入关，遂移石人于府门外，经宿还归本处，往往夜行，昼则在本处，今县东南十五里有二枚，县东北一里有二枚，东南七里有二枚，村人祷祭。”[84]记录了对石人的祭祀活动，石人被神化从而成为民间崇拜的偶像。目前具有确定祭祀含义的石人实物也有发现，四川都江堰发现的一具李冰石人，上有“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的题记[85]，学者多认为是蜀地官员为纪念与祭祀李冰，消弭水患所作。《水经注·谷水》记载魏明帝时期在河南县修千金堨与五龙渠后也制作有石人[86]，山东枣庄发现的北魏时期的石人铭有 “此石人令守桥堰，人蛟不得毁坏，有辄毁坏，殃及万世”[87]的字样。以石人镇水可能是汉至北朝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认识，这应该是东汉晚期以来石人意义流变的一种。《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0）下诏灭佛：“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88]，明确要求破坏所有胡神造像。这次运动主要针对佛像，但各种“胡神”也应有所波及，目前发现的胡人形象的石人大都破坏严重，可能就与这次运动有关，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发现于河道附近的石人都是用于镇水，也可能是在北魏毁坏胡神像运动中被推倒于河道中的。需要说明的是，可能是早期存在的石人或其他石类的崇拜传统催生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石人神异故事，而这种石人神话故事又导致了对石人的崇拜活动出现。两者相互影响，门吏石人为守卫陵墓庙宇而作，而在民间被神异化。东汉地上石人除了都江堰发现的石人外，按照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坐式胡人与躬身汉人两种。坐式胡人石像是对汉晋时期宫廷正门列置金人的模仿，躬身汉人石像则大多来自于墓葬亭长门吏画像，在墓葬中都起到仪卫和分界的作用。石人一般在墓葬与庙宇中成对出现，与石阙、石柱相同，都是内外分界的标志，在没有石阙、石柱的情况下，石人应当是位于墓区的最外侧，存在其他分界标志的情况下也会列置于墓园的其他位置。东汉流行崇儒重丧的思想，不朽与留名成为士人共同的理想追求。选官制度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声名，美名不仅是道德追求，也是士人出仕为官的现实需要，子孙、门生、故吏纷纷致力于为亡者扬名。同时，墓祭之风流行，墓地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者结合之下，选择着重营造墓上设施成为必然。因此，地上石人与石阙、石兽、石碑、石柱等在这一时期同时兴起，一方面作为标志物指示墓葬的位置，一方面也是对亡者德行以及生者孝行等的旌表。这也反映出两汉间墓葬模仿宫殿宅邸设计，装饰自墓内向墓外扩展的重要变化，关于这一问题，由于涉及更大背景，笔者拟另文论述，兹不赘述。而东汉晚期以后，一些原本用作墓地装饰的门吏石人被认为具有神异性，成为民间的崇拜对象。
[1] 李零：《翁仲研究》，见氏著《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1-86页。[2] 林通雁：《东汉陵园墓地大型石雕艺术试论》，见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62页。[3] 林梅村：《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见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99-168页。[4] 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美术研究》2017年第3期。[5] 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 年第11 期。[6] 张维慎：《谈“跽坐俑”及其相关问题》，《文博》2020 年第2期。[7] 王新良：《山东临淄出土一件汉代人物圆雕石像》，《文物》2005年第7期。[8] 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文物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9] 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见氏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26页。[10] 郑建芳：《邹城发现汉代石雕人像》，《文物》2000年第7期。[11] 陈长安：《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陵墓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页。[12] 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保所：《石家庄发现汉代石雕裸体人像》，《文物》1988年第5期。[13]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一）》，北京：线装书局，2009 年，第198-204 页。[14] 孔繁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437页。[15] 石松日奈子、杨效俊：《中国古代石雕论——石兽、石人与石佛》，《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16]《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555 -556页。[17] 李零：《翁仲研究》，见氏著《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第64页。[18] 卢慧杰：《华山西岳庙石刻》，《文博》2001年第6期。[19]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一）》，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 ，第246-250页 。[20] 吕品：《中岳汉三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页。[21] 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22] 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见氏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23] 李零：《翁仲研究》，见氏著《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1-86页。[24] 徐龙国：《山东大型胡人石雕像与欧亚文化交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 年第10 期。[25]（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472 页。[2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第2537 页。[27]（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许昌宫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23页下栏 ；《全三国文》卷三十二《韦诞·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35页下栏 ；《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72页上栏。[28]（晋）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110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823页。[29]（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第1472 页。[30]（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72页 上栏。[31]（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二《韦诞·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35页下栏。[32]（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293 页。[33]（晋）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第110 页。[34]（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第4169 页。[35]（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西京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39页。[36]（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许昌宫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23 页下栏。[37]（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72页 上栏。[38]（晋）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110 页。[39]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秦宫》，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6 -47 页。[40]（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第309页。[41]（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一《西都赋》，北京：中华书局，第25页。[42]（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西京赋》，北京：中华书局，第39页。[4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第2537 页。[44]（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二《韦诞·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35页下栏。[45]（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一六《大雅》，见《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511 页。[46]（晋）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110 页。[4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第2738 页。[48]（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26页。[49]（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景福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272页 上栏。[50]（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清）孙星衍等：《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211 页。[51]（晋）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621页 。[52]（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第442页。[5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54] 陕西考古研究所：《陕西旬邑发现东汉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55] 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望都汉墓壁画》，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图版18、22。[56] 周到、吕品、汤文兴：《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一五五。[57]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4》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一三二。[58]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一九四 。[59]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五五 。[6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7页。[6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图版二〇七。[62]（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六《谷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260页。[63] 李零：《西岳庙与西岳庙石人——读〈西岳庙〉》，见氏著《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第189页。[64]（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333页。[65]（宋）洪适：《隶释》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145 页。[66]（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八《阙名·张公神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第1002页上栏。[67] 卢慧杰：《华山西岳庙石刻》，《文博》2001年第6期。[68]（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六《谷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260页。[69]（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119 -120 页。[70]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82 页。[71]（汉）卫宏：《汉官旧仪》，载[清]孙星衍等：《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第37页。[72]（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九《沁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2页。[73] 卜宪群：《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74] 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 年第12 期，。[75] 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见氏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第126页。[76]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290 -304 页。[77]（宋）李昉撰、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地部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253页。[78]（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浊漳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225页。[79]（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十六《巨洋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第394页。[80]（北魏）崔鸿著，（清）汤球缉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十六国春秋缉补》卷四《刘聪》，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48 页。[81]（三国魏）曹丕：《列异传》，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8·古小说钩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258页。[82]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九《怪神》，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406 页。[83]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九《道意》，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75 -176 页。[8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关西道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618 页。[85] 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86]（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六《谷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1页。[87] 李锦山：《枣庄市近年发现的一批古代石人》，《文物》1983年第5期。[88]（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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