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文献 | 席智慧、靳晓彤：《秦汉时期骆驼图像的本土化进程与多元图像学意义研究》

文 | 席智慧（博士研究生在读，现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靳晓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原文载于《中国美术研究》2022年第4期，2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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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的“骆驼”图像是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一个生动个案。作为“戎狄之兽”的骆驼在先秦、秦至西汉、东汉三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本土化特点。先秦时期，“骆驼图像”分布在西北与北方草原文化遗址，主要为戎狄系统的牌饰。秦至西汉时期，在匈奴控制的北方地区，“骆驼”牌饰虽有保留，但中原则出现了骆驼的“独立圆雕”，尤其出现在贵族专享的金银器等奢侈品上，成为外来祥瑞。东汉时期，“骆驼”图像已经深度本土化，骆驼图像的载体逐渐变为画像石、画像砖，骆驼图像具有“职贡”的政治功能、“斗骆驼”的娱乐功能等多重意义，尤其在神仙思想的侵染下，“骆驼”与“大象”等外来神兽共同构成汉代升仙系统中的成员。

【关键词】秦汉、骆驼、本土化融合、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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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政权的对抗日益加强，但文化交流也随着军事冲突日益增加。秦汉时期大量的文物图像告诉我们，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艺术在战国时期北方秦、燕、赵等国的基础之上，已经呈现深度融合的局面。张骞开通西域，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可由河西走廊直通中亚。骆驼可在极度恶劣的情况下生存，在沙漠中承担交通重任。以“骆驼”为核心的视觉文化，成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美术的生动个案。在前人的研究中，李锦山以“胡汉战争”中骆驼图像进行叙述，认为表现中西交流图像已呈现模式化。[1] 邢义田对于陕北神木大保当汉墓３号墓中“牵骆驼”图像进行过分析。[2] 石云涛论述了汉代骆驼及其影响。[3] 朱浒搜集了16 处汉代画像石中的“骆驼”图像，并认为“骆驼”反映出西域开辟、佛教传入、侵染胡风等。[4] 常雁来对于巴蜀地区的“骆驼载乐”的画像砖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骆驼不仅承担货物运输、用来贸易交换，而且作为礼仪、娱乐活动的宠物和“使者”推动中外文明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府之国”巴蜀的经济繁荣。[5] 葛承雍认为“骆驼”被逐步引进汉地，其作为外来“奇畜”不为人知与熟悉。[6] 王煜从大象与骆驼两者进行分析结合不同的场景，认为此类图像与升仙有关。[7]张红江与曹家昌对于汉画中的骆驼图像造型进行分析，认为骆驼形象作为汉画像石中的图像，映射出汉人的审美特质及文化内涵。[8] 上述研究虽然数量众多，但未从一个整体对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骆驼图像进行全面的梳理，尤其未涉及骆驼图像的本土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秦汉时期骆驼文物图像的分期、分类，拟对其蕴含的本土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深入论述其图像的多元意义，以此作为丝绸之路美术的一个个案。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戎狄之兽：先秦骆驼图像的滥觞

关于中国“骆驼”是本土自生还是外来传入，学术界曾有过讨论。英国学者梅森（I. L. Mason）认为，直到公元前4 世纪末中国尚未驯养骆驼。[9]骆驼的动物考古与图像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而非中原。北疆地区出土过大量的随葬骆驼骨骼，表明西周中晚期已经开始驯养骆驼。[10] 内蒙古阴山岩画图像上也有骆驼形象。[11] 不仅如此，甘肃的肃北、玉门、嘉峪关、肃南、山丹、永昌、古浪等地的岩画上今发现有原始“骆驼”图像的遗存。[12] 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骆驼的传入与游牧民族的南下有关，但目前仍缺少证据。[13]此时我国北方出土了一些骆驼纹青铜器，其代表性的有宁夏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墓地出土的三件驼纹铜扣饰，骆驼屈足昂首，背上驮人，造型生动。[14]（图1）其明显“受到中原华夏民族及以内蒙古等地为中心的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交互影响，形成一种土著类型，亦称‘戎族青铜文化’”[15]。其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罗布泊西岸采集到的骆驼形扣饰[16]，其造型与前者类似，年代大致也在战国时期。（图2）

文献表明，早在殷商时期骆驼就已经被进贡到中原地区，《逸周书》载：“正北空同、大夏，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为献。”[17] 但我们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中尚无法确定“骆驼”在此时已经传入中原地区，更谈不上“本土化”的源头。汉代人也认为西北等北方地区存在野生骆驼，没有提到中原产骆驼。《史记·匈奴列传》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18]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有一件童子卧于驼峰中的骆驼牌饰（图3），据考其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19] 此类牌饰在北方草原地区广泛分布，目前所见的几件骆驼纹铜牌饰几乎都来源于西戎或北狄等北方草原文化遗址。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考古遗址中也偶见“骆驼”形制器物，表明该时“骆驼”因地缘关系已经“渗入”内地。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 号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骆驼纹金牌饰”（图4），牌面饰三头屈颈昂首的短尾骆驼，绿松石点缀“骆驼”的眼睛，具有明显的斯基泰风格，背后有计重铭文“七两十九铢”。同墓葬的一些兵器上同样也有“骆驼”纹样。[20] 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都城遗址。据《史记·苏秦列传》载：“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21] 橐驼即“骆驼”，表明在燕地，“骆驼”已被饲养。燕、赵、秦等地与匈奴等游牧民族因地缘关系，交流甚多，该地区出现运载工具“骆驼”是无可厚非的。需要注意的是，燕国工匠在此金牌背后錾刻有铭文“成人虎豕”，并非骆驼，表明其“骆驼”纹饰的内容或许并不为工匠所理解，而是把它当成了斯基泰艺术中常见的“虎豕”题材。

除了燕国外，在南方楚地流行另一种骆驼的艺术形式——铜灯。1963年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了人骑“骆驼”的铜灯（图5），一头双峰驼伸首垂尾，四脚立于方座，骆峰上跪骑一人，人物形象类似蒙古人种。相同的“人骑骆驼灯”器物还见于荆门后港的一座楚墓中。此外荆州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骆驼形铜灯”（图6），“骆驼”整体与上述人骑“骆驼”铜灯相似。荆州是战国时期楚国都城“郢”所在地，也是荆楚文化的中心。楚墓中出土文物体现想象奇谲、神秘瑰丽的浪漫主义思想。楚人将“骆驼”放入墓葬中，或许把“骆驼”当作外来的奇禽异兽。鉴于楚地炎热的气候并不适合驯养骆驼，因此有学者认为“骆驼形铜灯”有可能为燕赵地区工匠批量制作。[22]

图5 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人骑骆驼手擎铜灯

图6 荆州博物馆藏骆驼形铜灯

总的来说，先秦的“骆驼”文物中，北族的产品主要以平面化的牌饰为主，呈现为北方草原与西戎文化的特征。除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 号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骆驼纹金牌饰”的牌饰材料为贵重的金质外，其他均为铜质。南方楚地的骆驼铜灯也可能是北方流传而至的。这表明，战国时期“骆驼”开始从戎狄之兽，逐渐被燕、赵、秦等深谙胡风的北方三国，乃至南方的楚国所认识，但认识程度不高，燕国的铭文出现了讹误。楚地出土的“骆驼”虽然已经具有一定意义上“圆雕”特征，但并非独立单体。从“骆驼”形体的细节看，先秦华夏族群对“骆驼”的认识尚不足，属于骆驼图像本土化的最初阶段。

二、胡为华用：秦、西汉骆驼图像的本土化尝试

秦代“骆驼”传入中原已成为事实。秦始皇至西汉时期，政权统一，更是加速与草原与北方文化交流，骆驼形象逐渐写实，并出现独立圆雕。目前秦代所见唯一的骆驼形象为2019 年底秦始皇陵区陵西大墓出土的“金骆驼”及相同大小的“银骆驼”形象。（图7）这两件是国内所见最早的单体“金银制”骆驼。秦时期单体“骆驼”生动写实，正是秦与西戎的密切关系。春秋以来，秦对西戎进行有效统治，并设置“秦县”，“（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23]。秦地出现单体骆驼，表明秦地对于骆驼以较为熟知。此类单体骆驼出土较少，亦可说明骆驼在该地区较为罕见。

图7 秦始皇陵区陵西大墓出土的金、银骆驼

西汉武帝时期，加强了汉地与西域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诸多异域生物进入内地。《汉书·西域传》载：“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4] 其中骆驼生长在西北地区，随着丝路的畅通步开始传向内地。法国学者布尔努娃指出动植物的传播存在三种方式，第一种因近邻关系自动传播；第二种通过使者之手作为贡品传播；第三种则为商人携带贩卖传播。[25] 战国时期燕、赵与秦等国的“骆驼”因地缘关系被知晓。秦汉政权更是加强与西域的交流，政治与贸易等形式成为主流。

这一时期，“骆驼”的渗入有两条主要的途径，其一通过贸易，主要通过与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等的交流获得骆驼。西汉桓宽《盐铁论·力耕》记载，桑弘羊论与匈奴贸易之利，云：“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駞，衔尾。”[26]“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27]另外一种主要的途径为则通过战争、政治等方式获得。冒顿单于《遗文帝书》云：“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28]甘肃文物考古所藏敦煌悬泉置出土西汉《康居王使者册》木简中有“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的记载。[29]

这一时期，在通往西域等咽喉地方出土大量“骆驼”文物与文献材料，可能与控制这些区域的匈奴有关，沿袭了战国的传统。例如，1994 年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 号台地1 号墓出土了一对金制骆驼饰片（图8），骆驼呈卧姿，立耳长鬃，目光平视。在鼻、峰、膝与尾处均有孔，可穿绳。这里是汉代车师前国所在地，墓主人应为汉代车师国贵族。此外还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M1：9 中的“西汉匈奴鎏金双驼纹透雕铜牌”（图9）。[30] 此牌呈长方形，边饰绳纹，双驼翘首相对立，鼻穿缰绳拧垂拖地，另有两股绳索缠绕在身体两端，双驼膘肥体壮，驼峰丰满，颈毛发清晰可见。由此可见，此时我国北方、西北方受匈奴影响或控制的地域仍然延续着此类匈奴牌饰。同类的匈奴牌饰流行于外蒙古， 类似的例子可参考藏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的“骆驼纹青铜牌”（图10），由青铜铸成，骆驼为双驼峰，左右对称，呈现了典型的匈奴风格。

图8 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的骆驼牌饰

图9 宁夏同心县出土的鎏金双驼纹透雕铜牌

图10 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藏骆驼纹青铜牌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原地区已经获得骆驼，使得骆驼丧失了神秘感，逐渐变成一种外来异兽。汉人对骆驼的喜爱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为其长相奇特，同时耐饥耐旱在沙漠中数十天不会死亡，可以作为“奇畜”进行观赏。《史记·匈奴列传》言：“其奇畜则橐驼。”[31] 中原引入的骆驼，存在“单峰”与“双峰”的区别。汉代图像材料中的“骆驼”大都为双峰。但汉代还存在一种“单峰”骆驼，据《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音峰。”[32] 陕西西汉墓葬中出土过一只单体陶制骆驼（图11），为单体造型，双峰，似马蹄，头部较为写实。1969 年在河北阳原东井集侯家窑出土了一组骆驼造型的席镇（图12），也属西汉时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此骆驼席镇材质为铜，出土于西汉木椁墓中，共有三只，另一只遗失。该骆驼驼峰较低，足部呈马蹄状。距离此处不远的河北定县122 号西汉墓出土有一件精美的错金银铜盖柄（图13），图像上方有各种神奇异兽，有天马、熊、骆驼、象等，其中骆驼载一人，象载三人，两兽所载之人皆具有南方滇、越等地族群的特征。整体雕刻镶嵌金银丝，异常华丽。另外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铜牌”，整体为浮雕，上方有树、野猪与奔马，下方还有相向而行的骆驼。[33] 美国纽约阿里阿德涅美术馆藏山林风景腰带牌饰与之相似，可能为同一时期的物品。2015 年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两件骆驼形象的钟鐻底座（图14）以及两件鎏金青铜骆驼形钮钟架构件（图15），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前者骆驼身上的鬃毛清晰，呈跪姿，造像生动写实。后者通体鎏金，颈部弯曲自然，双驼峰和头部细节刻画写实。

图11 灰质大骆驼

图12 河北阳原东井集侯家窑出土的骆驼“席镇”

图13 河北定县错金银铜盖柄上的骆驼图像

图14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钟鐻底座

图15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钮钟鎏金骆驼挂钩

总的来说，西汉中原地区延续着秦的“单体圆雕”。陕西西汉墓出土单体陶制骆驼作为墓葬陪葬“明器”，在材质上突破金银，走向廉价的陶器，表明此时大众对骆驼的认知更加普遍。河北阳原东井集侯家窑出土“席镇”以及定县122 号西汉墓的错金银铜盖柄所呈现的骆驼形象愈加细致，级别极高，且靠近北方。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铜牌”，以及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骆驼钟鐻与鎏金青铜骆驼形钮钟架构件则可说明这类具有异域风情的骆驼纹样的“奢侈品”在各地贵族之间开始传播，逐渐有由北向南传播的趋势。骆驼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马、野猪、熊等图像一起出现，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本土化”趋势。可以说，秦汉时期本土的“骆驼”已经产生独立单体圆雕，呈现出偏向贵族化、奢侈化的融合特性。

三、从职贡到升仙：东汉骆驼图像本土化的成熟

东汉时期的骆驼图像数量大大增加，主要载体有铜镜、画像石与钱树等。其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并完全本土化。鉴于本时期的骆驼图像分布较为零散，下文拟选择其中较为典型图像材料，并分成四个地区展开论述。

（一）东汉骆驼图像的考古发现

1. 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发现此类图像较多，主要在画像石上。

第一例，位于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东壁画像有“胡汉战争”中有“骑行骆驼”图像（图16）[34]，纵220 厘米、横218 厘米。图像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一“骆驼”载两人向右行进，前方有两骑引导骆驼前行，后方有汉兵肩扛武器，后方还有车骑跟随。下方图式与上述相同，只是“骆驼”替换成“象”，为象载三人。两侧图像右方均有步行胡兵。

图16 长清孝堂山祠堂东壁“骑行骆驼”

第二例， 位于山东省临沂兰陵的《骆驼象奴· 车骑出行图》（ 图17）[35]，该图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从左到右依次为身份不明者、一虎呈奔跑状、象人，右方有一“象”与持钩象奴，右方有一“骆驼”。“象”与“骆驼”行进方向一致。下方有“车骑出行图”，向右行进，依次为一人手持武器与右方一兽相搏，右方车骑向右行进，右方还有两人持物迎接。

图17 临沂兰陵的骆驼、象奴、车骑出行图

第三例，山东微山西城乡出土的画像石（图18）[36]，该图式分上下两层，上层左有一龙向左行进，背部生翼。身后跟随一“骆驼”，后方跟随“象”与“象奴”。下方有车马出行图像，后方有一马回首。

图18 山东微山西城乡骆驼出行图

2. 江苏地区

一个重要的骆驼图像出土于江苏省徐州茅村汉墓的画像石[37]（ 图19），图像采用浅浮雕，内容为动物祥瑞，从左到右依次刻画了“载人骆驼”“载人大象”“九头异兽”“双凤”“朱雀”“羽人”“白虎”等。图像以“双凤”呈现中心对称，两侧相向而行。骆驼是左起第一的神兽。

图19 徐州茅村大象、骆驼瑞兽图

3. 四川地区

本地区代表性骆驼图像可见四川成都新都区马家乡出土的画像砖（图20），四川博物馆称之为“骆驼载乐”，图像上的骆驼昂首前行，驼峰上方有一建鼓，用羽葆装饰，骆驼上方有一人似做长袖舞。

图20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出土的骆驼载乐画像砖

4. 陕北地区

陕北榆林段家湾墓门楣画像上有骆驼图像（图21）[38]，图像刻画图像整体向左行进，有一尖帽胡人手持顶部弯曲状物，另一手持绳，后面跟随骆驼，较为写实。诸多骑马形象向左前行，人物多手持弓箭，似在狩猎。

图21 陕北榆林段家湾墓门楣骆驼画像

此外，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室横额画像（图22）[39]，整体为向左出行，用三匹马进行引导，马各载一人，后方有一人，马做奔跑状，后方牵一骆驼。骆驼体型较大，上有双峰，颈部刻画明显。后方有“一骑”。

图22 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室横额画像

本区第三例，陕北神木大保当墓门楣画像石，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图像中存在“车马”“神兽”“狩猎”等不同内容。其中有一尖帽胡人手执一曲头杖，另外一手牵一双峰骆驼。（图23）[40]

图23 陕北神木大保当墓门楣画像石

通过对汉画像中的“骆驼”图像的梳理，我们发现在骆驼图像的分布比较广，可知在汉画像石营造“工匠”的认知中，已经形成对于“骆驼”图像的基本认知。

（二）东汉骆驼图像的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将东汉时期骆驼图像分成现实与想象中的两大类。现实中的东汉艺术中的骆驼图像，主要可以分为职贡、百戏、狩猎等不同场景，承载了其本土化的不断深化过程。

1. 职贡意义

东汉王朝加强了与南匈奴的沟通与联系。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因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日逐王率众归顺东汉王朝，东汉王朝遂即设立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骆驼通过与南匈奴的政治与贸易等各种方式进入中原地区。《东观汉记·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41] 另外，战争也是获得骆驼的渠道。《后汉书·窦宪传》载，永元三年（91），窦宪率军出塞击北匈奴，与北匈奴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42]。此外，西北地区羌人作乱，东汉政府在战争中也获得了骆驼等战利品。《后汉书·耿恭传》记载：“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43] 通过和亲、外交、战争等手段等获得的“骆驼”品种各不相同，有“黑白”之分。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东壁画像有“骑行骆驼”图像，浙江大学缪哲教授在近期讲座中指出此为“职贡图”[44]，甚确。该图与西壁的“胡汉战争”图像共同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汉代国家意志的体现。

2. 百戏意义

东汉时期，骆驼还加入“百戏”表演。前文提到的四川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出土的“骆驼载乐”的画像砖，上方有一建鼓，用羽葆装饰。“建鼓”作为汉代艺术中较为常见的“元素”，在画像石、砖、铜镜等常见载体上均有发现。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建鼓”属传统祭祀“乐器”。经过发展，汉时为其加上了“羽葆、垂旒”等装饰物。“建鼓”与“建鼓舞”在汉代乐舞百戏中具有控制节奏与烘托氛围等多种功能。此“骆驼载乐”图像用骆驼载建鼓，实将两者进行很好的融合，表明骆驼已逐渐深度融入巴蜀文化圈，实现本土化。有学者认为，巴蜀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需要深层次考察“骆驼”图像，才有可能理解汉代巴蜀地区的对外交流及社会状态。[45]亦有学者认为，此砖表现的骆驼为“艺人”所拥有，为了吸引观众。[46] 表明东汉时期的华夏族群对骆驼的认知较西汉时期更加深入。

东汉图像中有“斗骆驼”的表演。“斗骆驼”原为匈奴地区的传统习俗，《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47] 南匈奴与东汉的“骆驼”表演都转为“娱乐性质”。《东观汉记·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南单于上书献橐驼。单于岁祭三龙祠，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48] 随着交流的不断加深，南匈奴“斗骆驼表演”与中原地区“角抵戏”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作为汉武帝宣扬国力政治手段，元封三年春西域各国云集于长安，并且设置专业的观赏场所平乐观，进行“乐舞表演”。《汉书·武帝传》载：“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49]“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观。”[50]更加入诸多“斗兽表演”，《汉书·外戚传下》载：“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51]“斗兽”作为中国传统的表演节目，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据文献载商纣王时，“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52]。随着张骞开通西域，胡方“骆驼”也一并被保存下来，并加入此类“表演”。扬雄《长杨赋序》记载：“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53]东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角抵戏”表演，演变成诸多情节。“骆驼”参与其中，呈现为“斗骆驼”的图式。“骆驼”通过此类融合，开始向本土性质转变。

3. 狩猎意义

陕北的画像石中出现大量的“狩猎”图像，其中骆驼参与其中，如陕北榆林段家湾墓门楣画像与陕北神木大保当墓门楣画像石。汉代狩猎活动由来已久，成为获取食物、祭祀与享乐的方式。陕北介于匈奴游牧民族与华夏分界的长城中段，此地画像石中出现较多的军事活动题材，“狩猎”就是“军事活动”的一种。陕北榆林段家湾墓的门楣上方有一“胡人”手牵“骆驼”，遭遇周围“猎手”，惊慌失措，四处张望，可能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真实写照。[54] 处于战争时期，骆驼被当作一种美味被享用。汉武帝出征大宛之时，遇粮草不足，“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55]。石云涛先生认为，汉军在远征的过程中，或可能食用了骆驼等畜产。[56]《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张宗出塞捕捉“骆驼”的记载。

（三）东汉骆驼的升仙意义

除了具有现实意义外，东汉时期的骆驼图像作为外来瑞兽，与本土神仙信仰合流。“神兽”来自西方，西王母居所也是西极之地。大象与骆驼等神兽，为西方升仙系统增加了奇异的内容。[57]

首先，相较其他地区而言，山东与苏北“骆驼”图像严重失真，表明骆驼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各地工匠对“骆驼”的认知不同，山东、苏北工匠没有见过骆驼，故对骆驼的造型表现比较夸张，工匠经常将骆驼蹄表现为马蹄，造型也不甚准确，甚至尚不及西汉时期的骆驼俑。牟子《理惑论》称：“睹骆驼言马背肿。”[58]可知在山东、苏北，以及难以接触骆驼的华南等地，人们对骆驼的认识主要依靠想象。而陕北、四川等地距离河西走廊与大漠较近，当地工匠对骆驼比较熟悉，其造型相对准确。

其次，“骆驼出行”画像中，骆驼身旁主要有“象”“有翼神兽”等动物。中国原是产“象”之地，中国北部曾是大象的繁衍之地，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类的活动，周代大象逐渐南迁。[59] 至汉时，大象已经通过政治进贡的形式，来到中原地区。考古材料表明，汉代大象已经跻身皇家园林成为“异兽”。[60] 汉画像中，“骆驼”与“象”多并列，说明骆驼与将大象均被视为外来“异兽”。“东离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61] 在汉画像中，骆驼与大象的同时出现，应属于来自西方的昆仑信仰，表现去往昆仑之地的引导场景。山东微山西城乡出土画像石的骆驼旁边还有一只有翼神兽，可能是龙。李零认为，“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从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文物形象看，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62]。此图像的制作者将大象、骆驼与翼龙三者放置在一起，则强化了“异域神兽”的升仙功能。

四、结论

“骆驼”长相奇特且具有沙漠运输的特殊功能，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上的“明星”，历来受到学界关注。本文通过对考古材料与文献等多方面考量，论证了“骆驼”在秦汉时期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骆驼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北与北方地区，此时“骆驼”图像相关文物主要为西戎或匈奴系统的带饰。骆驼图像已经进入到燕、赵与秦等北方地区。而湖南等地区发现的骆驼铜灯或为燕、赵与秦地工匠作坊所制作，开始具有“独立圆雕”的雏形。第二阶段为秦至西汉时期。在匈奴活动频繁的宁夏同心、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骆驼”牌饰仍延续了先秦游牧骆驼图像的形制。而在关中、中原地区则出现了金、银、铜、陶等不同材质的“独立圆雕”。西汉时，“骆驼”纹样的文物大都分布在贵族与诸侯王的墓葬中，刻画细致，材质高贵，表现了汉代贵族生活的奢靡及对这一外来题材的钟爱。骆驼图像表现出与中原动物快速融合的趋势。第三阶段则为东汉时期，骆驼图像主要呈现在汉画像石与砖上，标志着其已经彻底本土化。现实中“骆驼”的作用主要是职贡、百戏表演及狩猎等；想象中的骆驼则与“西域神兽”中的象、龙等“有翼神兽”相陪伴，作为外来的祥瑞与本土神仙信仰合流，具有升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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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锦山：《鲁南汉画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版，第282 页。

[2]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224页。

[3] 石云涛：《汉代骆驼的输入及其影响》，《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2016 年第6 期，第3-11 页。

[4]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17-319 页。

[5] 常雁来：《“骆驼载乐”汉画像砖与南方丝绸之路》，《美术大观》2018 年第5 期，第92-93 页。

[6] 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 年第1 期，第P55-64 页。

[7] 王煜：《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研究》，《考古》2020 年第3 期，第86-99 页。

[8] 张红江：《曹家昌. 汉画像石中骆驼形象图式浅析》，《美术大观》2019 年第4 期，第96-97 页。

[9] （英）梅森（I. L. Mason）主编：《驯养动物的进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 页。

[10] 石云涛：《汉代骆驼的输入及其影响》，第3-11 页。

[11] 盖山林：《阴山史前狩猎岩画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 年第1 期，第64-76 页。

[12] 王圣、庞颖：《从甘肃岩画看上古时期甘肃的动物分布》，《丝绸之路》2019 年第4 期，第31-34 页。

[13] 罗运兵：《我国骆驼的早期驯养与扩散》，《中国〈活兽慈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 年，第18-26 页。

[14] 杨守国、祁悦章：《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12 期，第28-37 页。龙等“有翼神兽”相陪伴，作为外来的祥瑞与本土神仙信仰合流，具有升仙的象征。作者简介席智慧（1986—），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现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技术产业发展研究。靳晓彤（1985—），女，山东泰安人，现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与产品体验设计研究。

[15] 同上。

[16] 田羽：《新疆出土动物纹青铜牌饰浅析》，《黑龙江史志》2013 年第17 期，第52-53 页。

[17]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980—982 页。

[1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879 页。

[19] 侍行、魏鸿宇：《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馆藏骆驼牌饰年代考》，《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 年第24 期，第23-25 页。

[20] 陈平：《北方幽燕文化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 年版，第362 页。

[2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第2261 页。

[22] 陈振裕：《湖北发现战国西汉的骆驼图像》，《农业考古》1987 年第1 期，第378-379 页。

[2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第182 页。

[2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928 页。

[25] 布尔努娃著，耿昇译：《天马与龙涎》，载郑炳林主编:《法国西域史学精粹》3，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758 － 759 页。

[26] ［汉］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一·力耕第二》，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28 页。

[27]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少府军器监卷第二十二·北都军器监·诸互市监》，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580 页。

[2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2896 页。

[29] 原物藏于甘肃文物考古所，转引自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

[30] 乌恩、钟侃、李进增：《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 期，第333-356 页。

[3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2879 页。

[3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第3890 页。

[33] 王襄天，韩自强：《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 期，第12—32 页。

[34]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6 页。

[35] 薛增智：《汉画像骆驼图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21 年硕士论文。

[36] 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版，第195 页。

[37] 张红江、曹家昌：《汉画像石中骆驼形象图式浅析》，《美术大观》2019年第4 期，第96-97 页。

[38] 汤池：《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 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 页。

[39] 同上，第214 页。

[40] 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第55-64 页。

[41]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二十传十五《匈奴南单于》，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885 页。

[4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14 页。

[43] 同上，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第722 页。

[44] 缪哲：《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形于绘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2022 年第二场3 月26 日）。

[45]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135 页。

[46] 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第55-64 页。

[47]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第2944 页。

[48]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二十传十五《匈奴南单于》，第886 页。

[4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第194 页。

[50]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四，三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7 页。

[5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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