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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文献 | 徐婵菲:《汉代两京地区部分出土铜量的功能》

文 | 徐婵菲

原文载于《文物天地》2023年第2期,124-128页

【摘 要】地区的部分中出土种形似勺子的铜器古报告它的称呼铜匙药量 通过铜器在墓中的置和与器物结合铜器应称为代用书写时水研部分水的器具功能后世书滴”。

【关键词】两京地区;汉墓;小铜量;书滴



《西京杂记》卷六载:“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晋灵公冢,甚瑰壮……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书滴。”说明西汉时已有书滴之器、之名。书滴,后来被称作砚滴、水滴、水注等,是中国古代用于研墨的文具。孙机先生谈汉代砚滴时说它是向砚中注水之器,并列举几件兽形砚滴。考古发现的汉代石砚为数不少,汉代墨丸、墨块也时有出土(图一),但书滴却寥寥无几,令人不解。汉代石砚由砚板和研子组成,汉人用墨书写时需先把墨丸置于砚板上用研子和水研开,可知研墨时不添水就磨不出“墨汁”。因此,注水之器—也就是“书滴”,应是汉代书写工具中与笔、墨、书刀、简牍一样重要的文具,它的数量应该不少。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件,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别的书滴。其因是汉代尚未形成固定形态的书滴,而那些曾经作为书滴使用的器物没有被人们认识,比如下面讨论的小铜器。

一 考古出土的汉代墨、砚

一 出土资料

汉墓出土一种形状类似勺子的小铜器,勺的形状为圆形,敞口,口沿一侧平伸出一长柄,柄的末端有圆形或椭圆形环,铜器总长约6.4~12厘米,高约0.4~2.0厘米。考古报告对这种铜器的称呼有勺形器、铜匙、铜勺、铜撮、铜量、药量等。因为出土数量不多且体形较小而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仅就笔者所见墓葬中出土的图文资料完整的此类铜器列举如下。

(一)长安地区

1.2002年至2003年在西安北郊郑王村发掘的29号西汉墓出土2件。器物号为M29:3-1,通长6.4、斗径1.2、底径0.6、深0.4厘米(图二:1);M29:32,通长8.7、斗径2.0、底径1.15、深0.9厘米(图二:2)。报告称之为铜勺,位于棺内头骨左侧。墓葬年代为西汉时期。

图二
1 西安郑王村29号西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29:3-1),图片来源 西省考古院编西北郊郑西汉墓》,社,
2 西安郑王村29号西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29:3-),图片来源 陕西省考古院编 西西汉墓》,社,00

2.2002年至2003年在西安北郊郑王村发掘的171号西汉墓出土3件,其中一件长柄末端有圆环。器物号为M171:22—3,通长6.75、斗径1.4、深0.55、柄宽0.35厘米,环首长1.65厘米(图三:1);M171:22-1,通长9.5、斗径3.5、深1.35、柄宽0.8~1.1厘米(图三:2);M171:222,通长8.2、斗径2.2、深0.14、柄宽0.6~1.2厘米。报告称之为药量,位于棺内身侧。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前段。

图三:

1西安郑王村171号西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171:223),图片陕西省考古院编西北郊郑西汉墓》, 社,00

2 西安郑王村1 7 1 号西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1),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院编西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


3.2002年至2003年在西安北郊尤家庄发掘的长安医院8号汉墓出土1件。器物号为M8:15,口径2.2、腹深0.9、柄长6.6厘米(图四)。报告称之为铜勺,位置在棺内头骨右上方。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

图四:

西安长安医院8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照片(M8:15),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编著:《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1980年在咸阳市北发掘的34号空心砖墓出土1件。器物号为M34:41,通长8.6、口径2.6、底径1.3、高0.9厘米(图五)。报告称之为铜量器。墓中出土石砚2件。墓葬年代为西汉中后期。

图五

咸阳市34号空心砖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34:41),图片来源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空心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

5.1991年在西安北郊方新村发掘的西安西北有色金属院1号汉墓出土2件。器物号为Ml:4,口径2.8、底径1.5、腹深1.1、柄长6.4厘米,通长9.2、通高1.5厘米(图六:下);器物号为Ml:5,口径3.0、底径1.5、腹深1.5、柄长7.2厘米,通长10.4、通高2.0厘米(图六:上)。报告称之为铜匙,位置在南棺头骨右侧。墓葬被盗扰。墓葬年代为新莽至东汉初期。

图六

西安西北有色金属院1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照片(M1:4.5),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6.2006年在西安北郊井上村发掘的珠江新城3号汉墓出土1件%。器物号为M3:45,通长9.3、口径2.5、腹深1.4厘米(图七)。报告称之为铜匙。墓葬被盗扰。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

图七:

西安珠江新城3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照片(M3:45),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7.1957年至1958年在三门峡陕县后川村发掘的3003号汉墓出土2件。器物号为M3003:76,通长11.65、口径3.8、底径2、高2厘米,口内径3.7、底径1.9、深1.9厘米(图八:1);M3003:77,通长11.75、口径2.8、底径2.1、高1.75~1.9厘米,口内径2.6、底径1.9、深1.6厘米(图八:2)。报告称之为铜量器,位置不详。墓中出土长方形石砚1件。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或稍后。

图八:

1三门峡陕县3003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3003:76),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2三门峡陕县3003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3003:77),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8.2001年在三门峡市区西北部的向阳村发掘的44号汉墓出土1件[111。器物号为M44:13,通长10.2、斗径3、底径2、高1.5厘米(图九)。报告称之为铜撮,位于头骨上部。墓葬年代西汉末至新莽时期。

图九:

三门峡向阳44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照片(M44:13),图片来源: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门峡向阳汉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二)洛阳地区

1.1953年在洛阳市西北的烧沟村发掘的烧沟59A号汉墓出土1件M。器物号为M59A:58,长8.2、高1.4、勺口径2.5、底径1.6厘米(图十)。报告称之为勺形器,位于头骨右方。墓中出土长方形石砚1件。墓葬年代为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

图十:

洛阳烧沟59A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59A:58)图片来源: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此外,有些墓中出土有这类铜器的残件,从残件的形状与尺寸上看可以确定不是环首刀。

属于长安地区的有1988年至1992年在西安北郊范南村发掘的西北医疗设备厂95号汉墓出土1件M。器物号为M95:33,残长2.5厘米(图十一)。报告称之为铜环形饰,位置在棺内头骨左侧。棺内人骨左手侧出土圆形石砚1件。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

图十一:

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95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M95:33),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编著:《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属于洛阳地区的有2013年在洛阳市陵园路发掘的C10M1630号汉墓出土1件。器物号为C10M1630:2,残长4.95厘米,圆环最大径2.8厘米(图十二:1、2)。报告称之为铜钥匙,位置在墓室后壁,墓中出土石砚1件、研子1个。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

图十二:

1洛阳陵园路C10M〗630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线图(C10M1630:2),图片来源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陵园路汉代墓葬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8年第1期。

2洛阳陵园路C10M1630号汉墓出土小铜器照片(C10M1630:2),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 功能分析

《中国历代度量衡图集》和《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收录十余件此类小铜器,称其为“小铜量”,其功能是测量容量的量器。汉代的容量单位从小到大有圭、撮、籥、合、升、斗、斛等量级。其中圭、撮、籥、合四种量级的容量很小,撮的容量约2毫升,籥的容量约10毫升,合的容量约20毫升。四圭为一撮,五撮为一籥,两籥为一合U61。考古出土了2件新莽时期自名为“撮”与“籥”的小铜量,铜撮的口径2、高1.2厘米,铜籥的口径3.7、高1.37厘米。以这两个尺寸来考察上文列举的小铜器,只有郑王村M29:32和M171:22-1的2件铜器约略符合铜撮尺寸,M171:221的1件铜器约略符合铜籥尺寸。因此,关于这类出土小铜器的命名,我们认为统称为小铜量比较合适。

小铜量是量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通过考察小铜量的出土位置及与其他器物构成的组合关系,一部分小铜量可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在未被盗扰的墓葬中,小铜量通常被放置在棺内,大部分在头骨附近,少数在身侧。“凡在棺内所放置的随葬品则都是日常应用的东西或随身的装饰品。”洛阳陵园路C10M1630号汉墓、洛阳烧沟59A号汉墓、咸阳市34号空心砖墓、三门峡陕县3003号汉墓、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95号汉墓5座墓中有石砚出土。洛阳地区两座未经盗扰的墓葬保留了小铜量与石砚在埋葬时的原始位置关系。洛阳陵园路C10M1630号汉墓的小铜量残件与石砚距离极近(图一三:1),石砚由圆形砚板和近方形的研子组成,砚板直径11.1厘米,研子长3.8、宽3.4、高约3厘米(图一三:2)。洛阳烧沟59A号汉墓的小铜量“出土时在人头右方一木盒中,此木盒内尚置有长方形石板,此勺形器即压在长方形石板下”。长方形石板长12.5、宽5、厚0.7厘米,应是石砚。该墓的小铜量与石砚被放置在一个木盒内,说明两者应是配合使用的一组文具。

图十三:

1 洛阳陵园路C10M1630号汉墓中的小铜量与石现,图片来源:薛方女士供图

2洛阳陵园路C10M1630号汉墓出土石砚,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汉代石砚基本都是砚面无郭的平板砚,上面聚不住水,要使所研之墨浓淡适宜而又不四处流淌,必须控制好加水量。因此,体型小、盛水少、取用方便是书滴用器的必备条件。汉代研墨对水量的控制虽说达不到“严格”的程度,但借用本身即是量器的小铜量作书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章开头提到的被广川王用作书滴的“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五合水约合今1〇〇毫升)的玉蟾蜍,除了材质、造型因素外,盛水量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墨用具除了砚、书滴之外,还应有储水器。被广川王用作书滴的“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约合今100毫升)”的玉蟾蜍,就其容量来看应当是一件储水器。舀水器与储水器配合使用的情况从汉代一直延续到近代,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白玉喜庆纹花耳水丞,丞内配套放置一个小勺(图一四),便形象地为我们展示出了作为书滴的小铜量的使用方式。

书滴是一个从功能方面定义的名词,在汉代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形态,任何能够盛水和便于控制加水量的器具皆可以充当,小铜量便是其中的一种。

总之,汉代小铜量的基本功能是量具,但偶尔也被当作文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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