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贺妍琳(硕士研究生）、徐卫民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南都学坛》2023年第2期，第9-15页
【摘 要】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关键词】墓内祭祀、汉代、西安地区
在中国古代,祭祀祖先的传统十分久远。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对自然的敬畏与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想,崇拜幻想的自然神;氏族社会后,开始崇拜、祭祀祖先神;到了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的分化与发展,开始崇拜、祭祀家族性的祖先;夏商周时期,宗庙祭祀在国家政治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974,享有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权就意味着统治的正统性。汉代也盛行祭祀祖先,不仅流行在墓上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考古发现不少有墓内祭祀遗存的汉代墓葬,在陕西、河南、河北、浙江、安徽等地均有发现,这之中墓葬数量发现最多的地区为河南,其次为陕西,陕西有墓内祭祀遗存的汉代墓葬主要分布在西安,西安地区的东汉墓大部分都有墓内设奠遗存,可以说这一习俗在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盛行。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一、先秦时期的墓祭
原始社会就有墓祭现象。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有不少祭坛和祭祀坑,祭台或上、下有墓葬,或位于墓葬区附近;祭祀坑或位于墓葬区附近。祭祀的对象分为对个体的祭祀和对共同亲人、祖先的祭祀。如喇家遗址祭台就是对M17 墓主的祭祀[2]45,良渚文化的福泉山遗址祭坛、庄桥坟祭坛等有祭祖的功能[2]54,60。祭祀坑如龙岗寺遗址、贾湖遗址[2]100,105 等的祭祀坑是对祖先墓地的祭祀,而新地里遗址[2]138 中有祭祀坑即是对个体墓葬的祭祀。此外,在陶寺墓地的高等级墓葬内还发现有墓内祭祀的现象,墓主头顶都放置有木案,案上摆放数个饮酒器,在案的左右两侧整齐摆放陶豆、壶、罐等饮食器[3] ,营造出墓内设奠的情形,这可能是最早的墓内设奠的案例。西周时期也有墓祭的发现,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现有祭祀坑,这些祭祀坑成排有序分布,应是多次祭祀活动的遗留[4] ,这些祭祀坑是分属与各个大墓的。山西曲沃羊舌村晋侯墓地发现和清理了227 座祭祀坑,推测其是多次祭祀的结果[5] 。两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也发现有墓祭的现象,有学者将其祭祀现象分为“墓下祭祀”“墓前祭祀”“墩上祭祀”“墩脚祭祀”四种[6] ,其中“墓下祭祀”是墓主下葬前的祭祀行为,其余三种是墓葬封闭后对墓主的祭祀行为;秦大堡子山乐器坑、人祭坑及太公庙的钟窖坑[7] 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墓葬的祭祀坑。此外,战国时期的凤翔高庄秦墓M2[8] 墓口有生土台,台上放置陶鼎,鼎内有鸡骨,似为墓内设奠。先秦时期还发现了一些墓上建筑遗存,但整体数量并不多,如商代妇好墓、西周滕州前掌大墓地、秦雍城陵园等,这些建筑是否有祭祀墓主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由以上考古发现可以知道,墓祭自新石器时期就存在,西周到战国时期有几处发现,但数量较少,这是因为在先秦时期,宗庙祭祀才是主要祭祀祖先的方式。周代的《仪礼》载墓主下葬之前的祭祀称“奠”,有始死奠、小殓奠、大殓奠等,这些是属于“丧”的范畴;下葬之后的祭祀称“祭”,有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等,在殡宫和宗庙里举行,这些属于“祭”的范畴;而“葬”的环节则没有为墓主举行祭祀的内容,即在墓地没有祭祀墓主的行为。在我国古代,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享有最高的祭祀权,周礼规定,不同等级的人群所建宗庙的数量是不同的,等级不同,祭祀权也是不同的。而最低等级的庶人是没有资格建造祭祀祖先的宗庙,只能在家中祭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的瓦解与衰落,家族家庭血缘关系加强,人们对于直系祖先天然思念的情感、对祭祀鬼魂的重视以及庶人无处祭祀祖先等原因,都促使了普通民众前往亲人的坟墓前进行祭拜,从而使得墓祭之风逐渐流行。 二、汉代的墓祭
汉代时,墓祭已经很普遍了,《论衡·四讳篇》载“古礼庙祭,今俗墓祭”“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9]848。儒家的“孝道”观念、社会的厚葬思想使得墓前修筑祠堂成俗,《汉书·龚胜传》载:“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10]3085 除了墓上祭祀,东汉时期还流行墓内祭祀,《后汉书·礼仪志》就记载了墓内祭祀的礼仪:“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11]2537 “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11]2541 还有文献提到了墓内设奠,《后汉书·卷八十一范冉传》载:“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郑玄注曰:‘明器,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谓圹中也。”[11]1816 《后汉书·卷三十九赵咨传》载:“勿卜时日,葬无设奠。”[11]884 总体来看,记载汉代墓内设奠的文献较少,因此通过考古发现来研究这一葬俗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西安地区东汉墓内祭祀现象
根据《西安东汉墓》考古报告,有墓内设奠遗存的东汉墓葬统计如下。曲江春晓苑M29、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3、大洋乳胶厂M2、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8、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24、电容器厂M3、第二炮兵学院M1、世家星城M214、西安理工大学M6、曲江春晓苑M4、西安邮电学院M971、西安邮电学院M1294、曲江国际会展中心M2、西安石油学院M10、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5、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21、雅荷智能家园M4、雅荷智能家园M9、世家星城M169、世家星城M213、卫光电子M1、西安理工大学M19、曲江雁湖小区M16、雅荷城市花园M1、荣海花园M1、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3、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4、雅荷智能家园M10、珠江新城M3、西北国棉五厂M17、世家星城M97、西安市电信局M107、佳鑫花园M60、中华世纪城小区M15、临潼新丰铁路M1、曲江春晓苑M9、西安邮电学院M1、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M18、西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M7、西安石油学院M11、西安石油学院M36、西安理工大学M33、曲江春晓苑M3、中华世纪城M18、西安东郊常家湾M1、西安邮电学院M10、三兆公墓M1、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4、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7、西北国棉五厂M21、西安石油学院M15、世家星城M141、曲江花园M5、曲江雁鸣小区M2、华杰健身体育中心M4、西安邮电学院M1233、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M67、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M163、旭景名园M1、西安石油学院M14、雁塔南路M15、雁塔南路M22、西安市中药厂M20、曲江雁湖小区M14、曲江雁鸣小区M1、西安石油学院M7、广丰公司M13、西柞高速公路杜曲段M13、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0、西安邮电学院M3、西安邮电学院M22、雅荷城市花园M2、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5、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9、西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M16、海宏轴承厂M7、广丰公司M14。(一)设奠位置
西安地区的东汉墓大部分在前室设奠,位置主要有前室中部、棺前、棺侧、后室口、侧室口等,还有个别在后室中部、后室前部、前室西南角位置设奠。墓葬的形制不同,设奠位置也有所不同,单室墓多在墓室前部即棺前或棺侧设奠;前后室墓多在前室、前室中部、前室靠近后室口等位置设奠;多室墓多在前室、后室口、侧室口等位置设奠;主侧室墓多在主室、棺侧设奠。单室墓均在墓室前中部,即木棺的前部设奠,或是在木棺的一侧设奠,第三期的单室墓中只有几例放在棺侧,可能是这几例墓葬墓室内空间狭小;第四期的单室墓中摆放有了规律,方形墓多摆放在墓室中间的棺侧,长方形墓室多放置在墓室前部。可见设奠的位置与墓室内部空间大小、木棺的摆放有关。前后室墓大部分在前室设奠,一些墓在前室中部以及前室靠近后室口处设奠;还有发现个别较确定的设奠位置:西北有色金属院M15[12]99、雅荷智能家园M9[12]183 在后室前部设奠;西安石油学院M15[12]669 在后室中部设奠; 世家星城M141[12]698、曲江花园M5[12]505 在前、后室棺侧设奠;广丰公司M14[12]783 在前室东南角设奠。在棺侧设奠的墓均为多人葬,前室也放置有棺,故前室没有空间作为墓室内部的祭祀空间,祭祀器物因而摆放在了相对应的棺侧;而大部分前后室墓,前室是作为专门的墓内祭祀空间,故祭奠器大多都摆放在前室,尤其是前室中部;在后室口附近设奠可能是为了让祭奠器距离后室的木棺近一些,为了墓主灵魂更方便地接受祭享。大部分在前室设奠,一些墓在前室中部、后室口或者侧室口设奠,位于室口附近的应都对应着室内的木棺,如西北国棉五厂M17[12]364、旭景名园M1[12]341、珠江新城M3[12]303、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4[12]93 等;多室墓因多人合葬,前室往往多放置好几套奠器,但大部分多室墓都不选择在前室中间设奠,一是埋葬的人数多,几套祭奠器都会放置在前室,前室中部的空间显然不够放置;二是在有的多室墓中,前室也会放置木棺,前室就失去了祭祀空间的意义,放置在后室口或者侧室口,既离下葬的墓主近,又能比较容易地分辨出每套祭奠器所祭祀的墓主。主要在主室设奠,也有的墓在侧室的棺侧设奠,如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5[12]53,陶案在木棺一侧。(二)设奠方式
大部分墓葬都是在墓室内部地面上摆放陶案,在陶案上放置数量、种类不一的陶质饮食器如陶耳杯、陶碗、陶盘等来祭祀墓主,用陶案设奠是西安地区东汉墓墓内最主要、最普遍的方式。也有不放置陶案,而是直接在墓室地面放置陶饮食器的,如西安邮电学院M22 右侧室口出土陶樽1、盘1、陶碗1、陶耳杯2,陶樽内有陶勺1[12]833,虽然没有陶案, 但也是一套奠器; 西安石油学院M15[12]669,前室的棺一侧摆放整齐四个耳杯,应为奠器。有的墓内搭有砖制祭台,在祭台上放置陶质饮食器来祭奠墓主,如世家星城M141 前室东北角置两列条砖,之上置铁釜1、陶耳杯1[12]699;广丰公司M13 前室中部有一方形砖台,五层条砖纵横相间平垒而成,前室中部出土陶罐1、陶碗1、陶盘1、耳杯1、勺1[12]777。还有在墓内随葬动物肉和谷物来祭祀墓主,大多直接放置在墓内地面上, 少数放置在容器内,如荣海花园M1 后室口两边各有一堆鸡的祭祀骨[12]220;西安市电信局M107前室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放置有祭祀动物骨[12]261;西安邮电学院M1294,棺外出土陶罐2,一件内装祭祀骨,一件内装谷物[12]858; 曲江雁湖小区M16,前室西北角、后室北侧棺外有谷物两堆[12]463;世家星城M141 耳室东北角有少量祭祀骨[12]698;曲江花园M5 棺内西北角有1 祭祀头骨[12]374;西柞高速公路杜曲段M13[12]858 前室有祭祀骨等。陶案、祭台、牲肉这三种祭祀方式可以组合出现,如世家星城M141[12]698 既有陶案、又有砖祭台,还有动物骨;除了西柞高速公路杜曲段M13,其余发现的有祭祀动物、谷物的墓内也均有陶案的出现,可见设奠方式组合的多样性。(三)祭奠器和祭品
1. 祭奠器在汉代的日常生活中,用来盛食的案叫棜案[13]354,形制为长方形,案面有一周边棱,无足或有很低的托梁[13]354,常用来放置饮食器;耳杯为饮酒器,也可用来盛放食物;碗、盘用来盛放食物;樽为酒器,樽内的勺用来盛酒;斗用来盛羹。在汉代的壁画和画像石中就常绘刻有使用这些饮食器的场面: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宴饮图中人物面前各有一圆案,案上有樽、耳杯等[14] ;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壁画宴饮图中,墓主前有长方形大案,案上列有杯、盘[15] 。墓葬中出土的汉代陶灶灶面上也刻有日常生活用的厨具,如中华世纪城小区M22[12]758、曲江国际会展中心M2[12]607 墓葬中出土的陶灶灶面上就刻画有长方形的案,案上整齐摆放数个耳杯,周围还刻画有盘、勺等器物。汉代的文献中也有使用案的记载,《后汉书·梁鸿传》载:“妻为具食,举案齐眉。”[11]1869 《盐铁论·散不足》载:“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16]304《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墓内设的奠器有:“载以木桁,覆以疏布……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盘十。瓦酒樽二, 容五斗。匏勺二, 容一升。”[11]2536 西安汉墓中的祭奠器与文献记载相差不大,有案、耳杯、碗、盘、樽、斗、勺、罐等,樽和斗内常放置有勺。墓葬中大部分为陶案,个别为釉陶案和漆案;案有长方形和圆形,大部分为长方形;案多平底,也有少数有案足,案足既有素面,也有模制兽面纹和木构斗拱图案的。耳杯、陶、碗、陶、盘、樽、斗、勺、罐等器物大部分为陶质,也有少数为釉陶。陶案案面以及陶樽、陶勺、陶斗、陶耳杯、陶碗、陶盘等饮食器内壁多有施红彩的现象,也有少量器物内壁施白彩。可以看到,祭奠器物的种类、造型以及内壁施彩都是在仿照日常生活中的漆饮食器。为何用饮食器来作为祭奠器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人死后和生前一样,灵魂也需要每日三餐的饮食,《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17]423 祭祀起源于向神灵献饮食[18]125,“玄酒以祭,荐其血、毛…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17]423,通过向祖先进献食物和酒,使祖先的灵魂得到愉悦,祖先的灵魂就会护佑子孙后代。在汉墓中,陶案往往被看做是设奠的标志,因为在汉代日常生活中,人们席地而坐,一人一案,在案上饮食,因此案就象征着进食。此外,在壁画和文献记载上,案往往都是侍从手捧递给主人献食或是低等级的人为显尊敬,将案亲手奉给高等级的人,体现出尊卑贵贱之别。体现在墓葬中,墓内祭祀正是子孙为死去的亲人手捧陶案,放置其棺前,让其灵魂进食,体现出子孙对亲人的尊敬与孝敬之情。西安东汉墓内的祭品既有真实的食物,也有象征性的食物,真实的食物有鸡、羊、谷物等,象征性的食物为陶动物俑。汉代墓内葬有食物为当时的葬俗,《后汉书·礼仪志》载,墓内随葬有:“黍一,稷一,麦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11]2536 《论衡·薄葬篇》载:“闵死独葬,魂狐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9]839《盐铁论·散不足》载,汉代民间用羊、狗、鸡、猪等家禽肉祭祀,“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冢五芳”[16]308。墓内的食物正是用来祭祀墓主灵魂的祭品。东汉墓内随葬鸡、狗、牛、猪等动物俑,学术界以往将这些动物俑看做是庄园经济的体现,但在西安东汉墓葬中,动物俑被当做祭奠的牺牲和陶饮食器一起,摆放在陶案上或陶案的周围,如西北国棉五厂M17,一件案上置有釉陶樽和陶猪,一件案上置有陶狗和陶耳杯[12]364; 西北国棉五厂M21[12]374,在陶案的东南侧有陶盘、陶耳杯、陶狗、陶鸡;西安市中药厂M20[12]214 内陶案旁有陶罐、陶碗、陶樽、陶狗等物品; 西安市电信局M107[12]261 前室东北角放置5 个石猪和一堆祭祀骨,明显将石猪也当做了牺牲;西安邮电学院M971 陶案上有陶盘、陶耳杯、陶狗[12]841 等;广丰公司M14 陶案上有陶猪、陶狗、陶鸡[12]783 等。将动物俑当作墓内祭祀牺牲的做法,在西汉墓中也有发现,如西安国棉五厂五号汉墓出土陶猪5 件,西安北郊M200 和方新M19 随葬有釉陶猪,可能是供墓主享用的祭品[12]950;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四件石猪,其中一件小猪腹部被剖开,一件小猪喉部有“杀刀”痕迹[19] ;湖南长沙纸园冲西汉墓出土有一件陶猪,腹部被剖开[20] 。汉代宗庙祭祀为日祀,需要每日供奉饮食四次,在墓内显然做不到,因此墓内的食物均有象征意义,在墓室封闭后,墓内的供食就象征了对墓主永恒的供奉。 四、墓内祭祀流行的原因
(一)思想上
祭祀祖先的传统十分久远,自新石器时期就存在,人们对于逝去亲人不舍、关怀的天然情感,以及“灵魂不灭”“人死为鬼”“鬼犹求食”的思想观念,对死亡和鬼魂产生惧怕心理,因此通过祭祀祖先的灵魂,希望祖先神灵可以保佑子孙后代过上幸福的生活,若不祭祀,鬼魂就会作祟生者。墨子就十分坚信鬼神的存在,因此提倡祭祀,《墨子·明鬼下》载:“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遫也。”[21]257 汉代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儒家虽不言鬼神,但提倡“孝道”,认为祭祀父母就是孝的体现,“示不负死以观生”[9]839,强调祭祀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礼记·祭统》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17]928 此外,汉代谶纬、阴阳五行、鬼神等思想盛行,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谶,纬是对经而言的,是对经书所做的神学的解释,谶纬学说是今文经学与汉代神学迷信思想相结合的产物[22] 。阴阳学说精髓在于以阴阳二气的交感起伏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的变化规律,它既有朴素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价值一面,也有神学、谶纬迷信合流的荒诞一面[23] 。《论衡·祀义》载:“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9]912 祭祀鬼神对汉人而言十分重要。此外,东汉时期“死后升仙”思想流行,人们更加注重死后世界的幸福,因此将墓葬营建得像生前居所,希望死后和生前的生活一样。现实生活中,人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在墓内祭祀,死者的灵魂就可以永远地享用食物,也就能更快地飞升成仙。(二)政治上
儒家思想认为祭祀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手段,祭祀就是礼的体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所有。是谓承天之祐”[17]423,推崇祭祀,可以宣扬孝道,“崇祀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17]936。“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9]841 可见祭祀在政治上的作用,因此得到统治者的推崇。事实上,东汉时期“上陵礼”的确立就有着浓厚的政治原因,为了维护当朝的统治。汉代皇帝还会赏赐大臣归家上冢祭祀,以显示关爱臣子,借以拉拢人心。汉代的豪强大族也常上冢祭祀,宴会宗族成员、故人、官员等,以巩固、发展自身家族势力。和墓上祭祀一样,墓内祭祀也有着凝聚家族血缘关系的作用,东汉时期家族观念浓厚,多人合葬流行,在墓内举行祭祀距离墓主更近,也就更加感受到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之情。在祭礼过程中,人们的集体意识得到强化,精神纽带更加紧密[24] 。(三)社会风俗上
孝观念的影响汉代流行厚葬,人们往往竭尽财力为亲人修筑坟墓,《汉书·成帝纪》载:“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10]325 《后汉书·赵咨传》载当时社会:“废事生而荣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11]883 厚葬风俗让人们不惜家财为死者修筑像居室的横穴式砖石室墓,促进了墓内祭祀的发展。厚葬风俗使当时社会修筑墓上祠堂建筑成俗,《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合,垣阙罘罳”[16]317,墓上祠堂建筑的盛行也会影响到墓内祭祀:汉代人将墓内“前室”看做是“祠堂”,《后汉书·范冉传》载:“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11]1816 山东曲阜徐家村汉墓的前室刻有“作此食堂”的文字[25] ,“明堂”“食堂”本是祠堂之称,这里指墓内前堂;墓上祠堂祭祀与墓内祭祀的祭器与祭品也相差无几,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绘刻有三幅祠堂祭祀图,其中一幅祭祀图上绘刻的祭器有案、盘、壶、盒、箧,案上放置果品、鱼、耳杯[26] ; 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27] 墓内一处刻有祠堂,祠堂内有耳杯、提梁壶、樽、案、圆盒、碗等;据学者研究,墓上祠堂和墓内前室画像在题材内容、画面布局等方面都是相似的[28] 。以上可见墓上祠堂祭祀对于墓内祭祀的影响。(四)墓葬形制
墓内祭祀的流行与横穴式砖石室墓的出现与发展密不可分。汉墓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宅第化,因为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墓葬要修筑得像生前所居住的房屋一样,“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29]315。在砖石室墓流行以前,传统的竖穴木椁墓通过分箱划分墓内空间,并在相应的空间放置象征意义的随葬品来达到效仿墓上建筑的效果,生前所居住的房屋有“前堂”和“后寝”,故在划分墓内空间时也有“前堂”和“后寝”。《后汉书·祭祀志》载:“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11]2174 西汉墓葬有墓内设奠遗存的都发现在较高等级的木椁墓中,因为高等级墓葬空间足够大,能分隔出象征着“前堂”的空间,如马王堆汉墓、江西南昌老福山汉墓、湖南永州市鹞子山西汉“刘彊”墓、海州西汉霍贺墓等;崖洞墓在山崖中横向开凿,比木椁墓更加像地面居室建筑,也划分有“前堂”和“后室”,满城汉墓的厅室被认为是祭祀墓主之处。而小型的竖穴土坑墓墓室空间狭小,分隔不出多余的空间。到西汉中晚期,横穴式砖石室墓出现、发展为前室穹窿顶的前后室墓,并在东汉时期迅速流行开来。横穴式砖室墓拥有独立的三维空间,感官上更像地面居室建筑,在墓室空间划分、随葬品的摆放上,为墓内设奠提供了空间上可能。墓内祭祀空间,即用以安置墓内祭器的空间[30] ,而有着穹窿顶的前室,象征着地面建筑的“前堂”,既效仿了真实的房屋,又使墓内有了独立的祭祀空间,用以举行祭祀仪式、放置祭器。以西安东汉墓为例,第一期墓葬形制大部分为竖穴墓道洞室墓[12]1012,没有墓内设奠现象;第二期时开始出现前后室布局的多室墓[12]1013,此期墓内设奠开始出现;第三期拱顶型单室墓迅速减少,前后室布局的多室墓更为盛行[12]1013,墓内设奠现象普遍存在;第四期多室墓进一步发展,形制更加多样[12]1014,墓内设奠现象盛行。可以看出,墓内祭祀现象的流行与前后室墓的使用是直接相关的。 五、总结
西安地区东汉墓内祭祀遗存与其它地区东汉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使用案、盘、耳杯、勺等祭奠器以及在前室设奠等均为共同特征,体现出汉文化的统一性;同时,祭台使用较少、祭奠器等级分化不明显、祭奠器的数量与棺木数量多不对应、动物俑作为奠牲等又是地区特色,体现出汉代丧葬习俗的多样性。此外,尽管墓内设奠现象在西安地区东汉墓中非常普遍,但祭奠器的套数与墓主数量的对应关系不固定,甚至在同一座墓中,不是所有的入葬者都有祭奠器,说明该地区的墓内设奠比较随意,没有比较严格的礼仪规定,这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代这一葬俗提供了相应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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