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江汉考古》2023年第3期总第185期，第57-61页
【摘 要】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的遣册记录了该墓随葬器物。本文对遣册所记的车马、饮食及生活起居等类器物进行了分类整理，讨论了相关名物的内涵及其名实对应。通过初步整理可知，M12遣册的物品记录较简明，饮食器及食物占多数，车马、生活起居用器次之。总体看，胡家草场西汉墓M12遣册与凤凰山汉墓出土遣册的记录方式接近。
【关键词】胡家草场汉简；遣册；名物
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中包含有遣册，记录了该墓随葬的器物。M12位于郢城遗址东边的西汉墓地，根据出土器物和简牍内容等推测墓葬下葬年代为西汉文帝时期，墓主男性，年龄在35至40岁，身份可能属县乡官吏。遣册简经清理有120余枚，所记物品以车马、饮食、生活起居类为主。本文拟对遣册简的初步整理情况作简要论述。M12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曾遭盗扰，墓坑及椁室盖板、分板被破坏，随葬器物亦有损失[1]。该墓一椁一棺。随葬器物绝大多数放置在头箱、足箱与边箱内，头箱有铜剑、漆木扁壶、匕、圆奁、酒具盒、耳杯、几及竹笥等，其中M12∶10竹笥装满简牍，非遣册类。M12∶90竹笥内则单独放置遣册简，笥内还盛放有石砚、研墨石、花椒等物品并残留植物果核[2]。足箱有陶罐、盂、灶、甑、漆木樽、卮、盒、壶、盘、奁、耳杯及漆木明器俑、马、牛等。边箱有陶瓮、仓、漆木盘、樽、卮及漆木明器俑、马、牛、车、船等。总体看，头箱所置随葬器物较精良，以饮食器为主，不见陶器及木俑，足箱与边箱所置器物的类别大体相同，体型较大的车、船明器则放于空间相对宽敞的边箱。竹笥内的遣册，出土时未见包裹痕迹。竹简均无契口及编痕，似未按通常方式编联成册，而是成堆摆放于笥内。简残断较多，少数完整，整简长约23厘米，约汉尺一尺。文字皆书于篾黄一面，顶格书写，一简一器，每支简留有较多的空白。文字书写整齐，字间距基本一致，字迹稍显潦草。遣册上的物品记录较简明，饮食器及食物占多数，车马、生活起居用器次之。以下分类叙述。一、车马类
（1）（3）（6）各记一乘车，分别是“乘车”“轺车”“□车”。该墓出土车衡3件，车轮毂3对，与遣册所记三辆车数量相符。“车被具”之“具”字下有重文号，“被具”疑读为“鞁具”，《说文》革部：“鞁，车驾具也。”《汉书·食货志》：“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后一“具”为完备之义。“车马六匹”“ 四匹”，皆当是记马匹的。该墓出土木马10匹，其中的6匹，马背涂黑色；有4匹，马背雕有坐鞍，以朱红色线条勾画鞍边，座垫由红黑两色彩绘纹饰。绘有坐鞍的4匹，显然属骑马，似当即此处所记“ 四匹”。凤凰山汉墓M8遣册记有“骑马二匹”[3]，可参。据之，简文“四匹”上所残之字疑作“骑马”。另外的6匹，当是乘车驾马。凤凰山汉墓M8、M9、M167、M168、M169均记有“轺车一乘”或“轺一乘”，有的在“轺车”后又记“马二匹”[4]。此处所记轺车若驾两马，则简文“乘车”应指驾驷之车。《庄子·列御寇》：“益车百乘”，成玄英疏：“乘，驷马也。”也就是说，6匹木马中的另外4匹，应是“乘车”所驾。凤凰山汉墓M168遣册分别记有“案（安）车一乘，马四匹，有盖，御一人，大奴”“轺车一乘，盖一，马二匹，御一人，大奴”“牛车一两（辆），竖一人，大奴”[5]，似可与此处所记三车辆对照。（6）所记疑即“牛车”，如然，则（7）的“牛一”和（8）的“牛者一人”皆属此牛车。凤凰山汉墓M167遣册记有“牛、牛车一乘”“牛者一人，大奴一人”[6]，M169遣册记有“牡牛一，有车一乘，件（牛）者一人”[7]。“牛者”即牛车御者。该墓出土木牛1头，似当此处所记“牛一”。二、食器类
（1）~（3）是记耳杯，“酱杯”可能指盛酱之类调味品的耳杯，“画杯”即彩绘耳杯，“羹杯”可能指盛羹耳杯。该墓共出土耳杯16件，有大、中、小三种。“酱杯”，西汉遣册屡见，凤凰山汉墓M8、M9、M167、M169、萧家草场汉墓M26、谢家桥汉墓M1及大坟头汉墓M1等墓遣册皆有记录[8]。“画杯”，凤凰山汉墓M168、张家山汉墓M247遣册均有记录[9]。“羹杯”不见于已知的汉墓遣册，但见于其他类别的出土汉简，如甘肃敦煌马圈湾汉简记有“羹棓（杯）廿”[10]，湖南张家界古人堤汉简记有“羹杯一”[11]。“酱栀”之“栀”，右旁笔画有脱落，似当是“栀”。该墓出土彩绘漆木卮1件（M12∶87），有盖，筒形，深腹，腹上有一环形把，外壁髹黑漆，内髹朱红漆，盖顶、器壁有朱红、蓝色彩绘，通高10.4、口径8.4厘米。当即此处所记“酱卮一”。凤凰山汉墓M8、M167、M168遣册皆记有“酱卮”[12]，萧家草场汉墓M26遣册记有“小酱卮”[13]。“食盂”，即食用的盂盘，疑指该墓出土的4件漆木盘。（6）~（8）所记的“簪”“甗”“盎”属成套炊器，亦即凤凰山汉墓M167、M169遣册所记“釜”“甗”“盎”[14]。三器成组，多置于灶上，供蒸煮之用。凤凰山汉墓M9遣册记有“灶有二鍑”“甗、（盎）各一”[15]。“鍑”通“釜”，《方言》：“釜，自关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鍑。”“簪”读为“鬵”，《说文》鬲部：“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马王堆汉墓M3遣册记有“瓦簪（鬵）、甗各一”[16]。“甗”即甑，其底部一般有固定的箅孔。《方言》：“甑，自关而东谓之甗。”甗多置于釜上，釜落在灶眼上。该墓出土陶甑2件（M12∶48、111）。简文“甗”当在其中。“盎”指倒扣于甗上的盆[17]，《尔雅·释器》：“盎谓之缶。”郭璞注：“盆也。”三、食物类
（1）~（5）所记为随葬的谷物。“稻食米”“秶食米”，似分别指不黏的稻米、粢米，与凤凰山汉墓M8遣册所记“稻米”“秶米”[18]同。“稻”，即水稻，《说文》：“稻，稌也。”“秶”，即。《说文》：“ ，稷也。”粢、稷、粟都是小米的称呼，“秶米”即稷米。“稻秫米”“粢秫米”，分别指黏的稻米、稷米。这里的“秫”是谷物黏性的泛称。《广雅·释草》：“秫，稬也。”《说文》禾部：“秫，稷之黏者。”“黍粟”，即黍米。《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礼记·内则》：“饭黍稷稻粱”，郑玄注：“黍，黄黍也。”黍是一种黏性的黄色小米。汉墓随葬陶仓、陶囷屡见题记“黍粟”，如西安三兆殡仪馆汉墓出土M3∶1陶囷外表墨书“黍粟一京”[19]。“大豆”，即黄豆。豆，也称菽。《说文》尗部：“尗，豆也。”凤凰山汉墓M9遣册记有“赤绣小囊一，盛豆”[20]，河南安阳曹操墓石牌记有“黄豆二斗”[21]，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M1石楬记有“大豆一斗”[22]。“麴”，亦作“ ”，即酒麴，用以发酵。《说文》米部：“ ，酒母也。”曲，多用小麦制成，此处谓“稻麴”，应是用稻米制成的麴。马王堆汉墓M1、M3遣册分别记有“（麴）一石，布囊一”“（麴）二石，布囊一”[23]。以上随葬的谷物等，皆用锦囊盛装，每囊装一石五斗。汉代社会有随葬粮食作物的习俗，有学者所指出，南方地区多将粮食作物装在织物囊中随葬，这与北方地区汉墓多以陶罐、甕装粮食作物有所区别[24]。（9）~（11）是记“肉”“脯”。脯即干肉。凤凰山汉墓M169遣册记有“肉箧一”[25]。张家山汉墓M247、凤凰山汉墓M8、M9、M167、M168、萧家草场汉墓M26等遣册皆记有“脯奁”[26]。张家山汉墓M247 、高台汉墓M18等遣册记有“脯一束”[27]，凤凰山汉墓M10遣册记有“脯二束”，M168遣册记有“脯六束”[28]。（12）~（15） 是记瓜果蔬菜。“ ”读为“笿”，竹笼之类的容器。《说文》竹部：“笿，桮笿也。”《方言》：“桮，陈楚宋卫之间谓之桮，又谓之豆筥；自关东西谓之桮。”凤凰山汉墓M8、M9遣册记有“笋笿”，M8、M167遣册记有“梅笿”[29]。马王堆汉墓M1、M3遣册皆记有“（柚）一笥”“枣一笥”[30]，两墓出土了存有枣核的竹笥。（16）的“麴”，可能是指用于发酵制作食酱的麦麴。張家山汉墓M247遣册记有“麴一笿”[31]，凤凰山汉墓M167遣册记有“麴笿一枚”[32]。四、生活起居类
（4）（漆）木冯（凭）机（几）一，有锦絪（茵）。3604（5）（漆）木博局一。3620（6）博六枚。3610（7）博篡（算）二。3599（8）象基（棋）十二。3619“镜奁”，即装铜镜的漆奁。该墓出土大圆奁（M12∶79-1）1件，可能是简文所记镜奁。凤凰山汉墓M8遣册记有“竟（镜）检（奁）一合”[33]。凤凰山汉墓M168遣册记有“镜一，有检（奁）”[34]，整理者指出，所记即出土的1件圆漆奁（M168∶123），奁里装有铜镜及木梳、篦。“扇一”，即是指该墓出土的1件木柄扇（M12∶11），仅存扇柄，柄上端尖细，下端扁平，长58.1厘米。“凭几”是供人坐卧凭依的几案。该墓出土的1件漆木几（M12∶82）当是简文所记凭几。其外表髹黑漆，几面长方形，中间略薄，两端略厚，两端各有四条弧形腿，几面长约67、宽14、高约26厘米。（5）~（8）是记成套的六博具。“博”通“簙”，《楚辞·招魂》：“有六簙些。”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为六簙也”。《说文》竹部：“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棊也。从竹，博声。”简文“博局”指六博木局，即该墓出土的1件盘面刻有曲道、有四矮足的髹漆博具棋盘（M12∶9）；“博”指博箸，“博六枚”即《说文》所谓“六箸”；“博算”指博戏用的算筹；“象棋”，本是象牙做的博戏棋子，亦泛指骨质棋子。“象棋十二”即《说文》所谓“十二棋”。马王堆汉墓M3遣册记有“象其（棋）十二”[35]，即墓中出土的象牙大棋子12枚。凤凰山汉墓M8遣册记有“博、算（筭）、綦（棋）、梮（局）、博席一具，博囊一”[36]，墓中出土六博具1套，包括：漆木棋盘1件，漆竹箸6根，骨质棋子12枚（六白六黑）。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遣册记录物品种类较丰富，所记的出行车马、日常食物、家庭奴婢等都有相当数量，反映了墓主生前生活较富足，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总体看，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遣册与凤凰山汉墓出土遣册的记录方式接近，所记物品也有不少相同。这批遣册的出土为认识西汉时期江陵地区的社会礼制及生活习俗等提供了新的资料。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20&ZD255）阶段性研究成果，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规划项目“楚简遣册名物辞典”（G3445）资助。写作蒙刘国胜老师精心指导，又得到李天虹老师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 释
[1]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M12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2期。[2] 参看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M12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3页。[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2、65、152、183、208页。[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83页。[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55、154页。[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07页。[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41、67、157、211页；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第139页；滕壬生主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页。[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90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10] 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11] 张春龙、杨先云：《湖南张家界市古人堤汉简释文补正续（下）》，《简牍学研究》第八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40、158、191页。[13]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第140页。[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68、167、214、215页。[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72、71页。[1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17] 参看雷海龙：《汉代遣册衣食住行类名物集释与疏证》，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11月，2020年，第227～238页。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46页。
[1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74页。
[21] 熊长云：《“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
[22] 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流眄洛川：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2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42页。
[24] 参看刘国胜、赵敏敏：《谈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谷物签牌与西汉遣册所记谷物》，《古籍新诠———先秦两汉文献论集》，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第491页。
[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19页。
[2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39、69、160、186页；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第139页。
[2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90、198页。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52、72、53、177页。
[3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3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76页。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
[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86页。
[3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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