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省长韩俊的一篇旧文《杜润生：搞清中国农村真问题！》
《财新周刊》 2015年第40期发表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的文章《杜润生：搞清中国农村真问题》。
改革老人在自然法则下不可逆地慢慢凋零，为这个仍然雄关在前的国家，平添了几分秋瑟。
10月9日晨，被尊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于北京医院辞世，享年102岁。继今年7月15日99岁的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逝世后，曾领导了上世纪80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的老一代改革促进派，接踵走完了光耀史册的人生。
杜润生的大女儿杜霞告诉财新记者，10月8日早晨，杜老情况开始迅速恶化，医生抢救无效，于9日早晨6时20分左右去世。这期间杜老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愿。
杜润生出生于1913年7月，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围绕“三农”问题的许多重要决策。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窗口开启的历史节点，古稀之年的杜老，以一种圆融的艺术，中化上下左右争论，以五个“一号文件”出台为标志，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突破。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人在他的引领下登场，走向政治、经济、社会的舞台中央，留下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杜老一生，无山头而门生众。
10月11日上午，杜润生家人在其位于木樨地的家中设立灵堂，开放吊唁。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刘鹤、陈锡文、韩俊、卢迈、周其仁、翁永曦、黄江南、张晓山等门生故旧陆续来到灵堂，吊唁杜老。之后几日，又有胡启立、田纪云、白春礼、杜导正、胡德平、林毅夫、高尚全、段应碧、刘源、杜鹰等前来吊唁。杜老的故交、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也携财新全体员工送上挽联：“改革先驱杜老千古”。
本刊特约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撰写回忆文章，以纪念杜润生老人，缅怀老一辈改革先驱的改革勇气与人格魅力。
——编者
10月9日早上刚上班，陈锡文同志告诉我杜老走了。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我心中充满了对杜老的无尽哀思，杜老和蔼可亲、谆谆教导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尽管我知道杜老已过百岁高龄，但我总觉得他走的是那样突然，总觉得还有无数的迷津期盼得到这位伟大智者的点拨与启迪。然而，随着一代宗师驾鹤西行，只能留下终生遗憾。
1988年，我在西北农大读博士二年级时，应邀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前来参会的祖国补同志，他当时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局长。祖国补同志对我的论文给予很高评价，并与我进行深入交流。随后，他让我把读书期间发表的论文整理一下交给他。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回到北京后竟然把我的论文直接呈送给了德高望重的杜老——中国农经界的最高权威！这是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杜老看完我的文章后当即决定调我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并且亲自给陕西省和学校有关领导打招呼，协调我进京工作事宜。
就这样，有幸得到杜老赏识，而且在他的直接过问下，我才有机会走进慕名已久的“九号院”，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中的一员。每每念及杜老与我素昧平生，却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帮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的心中都充满了无限感激、感动和温暖。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有幸得到这样一位伟人的指导和关怀，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荣幸。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杜老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亲自领导、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业，无愧于“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光荣称号。杜老的改革思想将永远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杜老高尚的人格魅力将永远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指路明灯，杜老对中国农民最质朴的热爱将永远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最需坚守的精神法宝。
回想起与杜老交往的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记得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全国兴起改革热潮。当时我担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主任，我们在北京组织了“九十年代农村改革与发展新经验研讨会”。我邀请杜老出席，他欣然同意。在这次会议上，杜老作了题为《关于9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长篇报告。会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9期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市场发育》为题发表了杜老的报告提要。杜老的讲话和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杜老指出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相容，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发育，要完善各类经济主体的经营体制，发育产品市场，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即便从现在来看，杜老当时勾勒出的农村改革蓝图仍然是十分细致、清晰的，富于战略性和前瞻性。
杜老之所以能赢得大家的敬重，就在于他能够把观察问题的独到眼光、考虑问题的深邃思想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集于一身，从而把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思想理论和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基层实践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就像深夜里的一盏航灯，始终指引着中国农村改革这艘大船前行的正确航向。
1995年，我和陈锡文、杜鹰、林毅夫等同志一起陪同杜老、何康等老同志到无锡考察乡镇企业。当时，乡镇企业改革还没有破冰，朝哪个方向改、怎么改等等，思路都不明确。杜老非常尊重基层创造的经验，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他都要先摸清基层情况再做判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老带我们来到无锡。在无锡的考察中，杜老指出“大树底下无杂草”，如果不放活体制，不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格局，乡镇企业将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如果不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产权不明必然导致“穷庙富方丈”现象。杜老的分析判断可谓一针见血。
记得是到无锡的第二天深夜，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杜老，他说：“小伙子，借我点东西，我要起草明天的讲话稿，房间里的稿纸用光了，借我一点稿纸。”当天晚上杜老竟亲自起草了厚厚一摞讲话稿，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杜老的勤奋敬业让我深受感动，这对于他来讲可能只是一件平凡小事，却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无声教诲。
杜老常常告诫我们，找不到病根就开不对药方，要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真问题，而发现真问题比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杜老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者，能够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这么重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始终站在农村改革的最前沿，用心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用心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用心总结基层政府和群众的创新经验，毕生致力于发现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真问题。
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头戏，当前，抓好农村改革，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好方向，防止农村改革走偏跑调，避免犯不可挽回的方向性错误。农村改革要破解的难题很多，要把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我们就要牢记杜老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农民、不顾农民冷暖，要心中始终装着农民，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杜老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亲切而深邃的目光将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