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唐云：当代文学的荣耀，自方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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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还在继续，我不该搅扰你们的美梦，但你们的无知与愚蠢已经不配享有任何尊重。

——题记

当鲁迅写下“救救孩子”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根基就此奠定，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踏上了征途；当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狂受批判的时候，没有一个当代作家意识到，自由的风已经被高墙遮挡；曾经创造出辉煌文学业绩的沪上作家，在纠结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儿童式疑问的时候，意味着天才的智慧将不可遏制地萎缩到鸿蒙未开的状态……

有一种力量打破了文学的逻辑，有一种企图在颠覆文学的价值，有一种狂妄在捣毁美学原则！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深刻的悲剧！

自公元1949年以降的中国文学，被称为当代文学，这在文学史划分方式上延续着朝代更迭、王朝兴衰的逻辑，但在这命名之中又显露出与古典文学完全不同的价值构建企图。如果说自先秦以来的文学，经代际切割而各具特色，但最基本的文学脉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它的内在逻辑始终在一个基本的美学体系里发展和延续，《诗经》的率真和风雅在唐诗里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而魏晋风骨又在宋词里再度辉煌，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风流文采因而生生不息……

只有这一次来得彻底和干净，现代中国文学逐渐形成的人道主义内核与现实主义风范，到了这时就戛然而止，内省的、批判的、浪漫的、构建的、交融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此风光不再，中国作家都还来不及从新主崇拜的情绪中掉过头来，他们就发现自己曾经坚守的文学信念已经毫无生存的可能，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自我、迅速切换自己的身份才能获得基本的认可，才能从事那个叫做“文学”的事业！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曾经满怀激情写出《时间开始了》的胡风隐隐觉得“几条汉子”的力量正在借助时运而壮大起来，沈从文独自躲在古旧的典籍里去、俞平伯突然感觉红楼终成一梦绝、张爱玲拎着她的小皮箱悄悄登上夜航的轮船……

中国当代作家没有时间和空间来认识自己无所依凭的“他者”身份，大多数人也从来不会怀疑这个身份，相反，他们为这个身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他们在体制中享用着一切丰厚的待遇，因而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深锁灵魂的牢笼！

当文学被坚强领导和完美控制，文学就被纳入浩大的意识形态工程！曾经梦想成为参天大树的作家、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门槛边的杂草。作家们的进食方式改变之时，也就是他们的写作姿态割裂之日！也就是那巨大的力量，从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开始而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观念，从改造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改变着他们文学追求的路径，从改变他们的内在人格开始而改变着他们的人生命运！

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堆积起来的斑斑血泪，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不但大大伤害了文学本身，也生生地为他们自己完成了一部耻辱史！

是反映还是表现、是迎合还是批判、是歌颂还是暴露，无数次的争论和驳诘，最终都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独立的、尊严的、审美的、深刻的，最后都在从众的、羞辱的、庸俗的、浅薄的面前丢盔卸甲，运动、批判、揭发、流放、封禁，开放出一丛丛《野百合花》！

是的，在我还能上课的时候，我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我这样对学生说，没有那一批作家像中国当代作家那样伟大，他们在无比狭窄的天地里，居然还能坚持写作，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写出那么多文字，要考察他们的业绩无需看他们写了什么，而是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看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写出来的，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同情和尊敬；同时，也没有那一批作家像中国当代作家那么无耻，他们所写的文字都不敢来自自己的内心，不敢面对同胞的苦难和现实，他们只能把愤怒泼向既定的目标，把激情赋予虚夸的表象，他们是一群被另一个自己迷惑因而无数次迷失真正自己的人，而且他们还并不承认，对此，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耀！

在1980年代，还被称为北大新锐学者的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位教授在“三人谈”里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整体观的时候，很是让人眼前一亮。但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在于1980年代重回文学的苗头已经出现，因为80年代的文学风景，他们误以为被1949年分割开的20世纪文学，从此可能获得某种基本的连接，但他们忘记了当代文学工程的独立性和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品格，而且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不得不回避27年文学与世隔绝的悲惨际遇，而这个际遇，恰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深层的底色，整个当代文学基调几乎就是1949-1976这27年来规定的！

从根本上说，他们规避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多数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是在以文学的名义消弭文学自身！

颂圣、描红、洗白、造神以及泼污，哪一项没有文学的参与？哪一项不是文学的基本任务？更不用说图解政治、虚构历史、编造现实的种种行为，在神圣的殿堂从事着最为可耻的烂事儿！他们忽略了在“现实主义”口号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恰恰就是反现实最彻底的时候，“两结合”道路，走着走着就掉下一地鸡毛，一些作家消失了，一些作品因为歌颂腔调没合拍也惨遭尘封了，一些诗人群集体不见了……

打开一部当代文学史，它自身的割裂尚不可弥合，何来和现代文学的连接？

这就是当代文学课程的尴尬：上一学期刚刚讲完《创业史》里合作化、集体化的伟大改革，下学期你又得捏着鼻子讲《乡场上》分田到户给农民带来的底气与荣光；上学期才和学生朗诵创作于困难时期的《桂林山水歌》，下学期你就得讲同样是表现困难时期的《犯人李桐钟的故事》；上学期讲完壮丽的《金光大道》，下学期又得学《狗日的粮食》——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它们撕裂吗？它们都是文学吗？那么他们的价值标准在哪里？

无论是“三红一创”还是“青山保林”，这些被誉为经典的当代文学作品，在它们具体的文学世界之外，都无不一致地显示着一个伟大的企图，这就是修订一部中国现代历史，谱写一曲伟大革命史诗，然而它们各自的命运，恰好证明着它们的企图不过都是竹篮打水，它们以及它们的创作者，天上地下、辗转流徙，经历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可能经历的所有荣耀和耻辱，他们的壮丽诗篇，唯余历史的一声冷笑！

北岛那“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的诗句，不知道凝结了多少辛酸的血泪！当代文学以回望的、总结的、高屋建瓴的、盖棺定论的方式来写我们的时代，无论以什么主义和流派来标榜，都不是责任的载体，都不是目睹式的现实，而是过滤的、沉淀的、死去的现实，这左右了作家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态度，在他们的笔下没有现在时，没有共时态，没有体验的切入，没有血肉的联结——

在饥饿最严重的时刻，伟大的诗人贺敬之在写《桂林山水歌》；

“百花齐放”被鼓励的时候，郭沫若真的去机械地描写那一百种花；

而郭小川只不过稍稍有点心动去写了《望星空》就遭遇不测……这些，你们应该没有忘记！

如果当代文学有什么荣耀，现在我们有的只有方方，只有她直接切入共时态、直接描写体验感、直接记录血肉悲剧……不仅仅如此，当她的写作完成之后，文学价值才刚刚开始，一系列后续效应恰如其分地试出了这个民族最为隐秘的文化心理，我们在乎所谓立场和利益，而不敢哪怕一秒钟来面对现实……

她以最温柔宽厚的态度，以不敢自欺的平实的记叙，完成了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不再以观念的囚笼和意识形态的网络来宥范自己的心灵，她只是那么稍稍睁大了一点眼睛，就刺穿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