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黄裕生‍‍

编者按

“本原文化”这个概念由黄裕生教授于二十年前提出，因其承蒙陈静教授的邀约与督促，这个概念首次表达与刊发在《中国哲学史》（2004 年第3 期）上的一篇论文《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篇文章第一次在哲学层面上提出“本原文化”与“本原文化民族”概念。由于逻辑上只有绝对的一，也即超越了逻辑所能规定的那种“一”，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本原，所以，当时就把本原文化理解为达到对“绝对的一”的觉悟或发现的文化。

后来陆续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得到一些朋友与陌生学者、读者的回应，便有后来的“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再后来得到黄藤校长的支持，遂有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成立。

回望以往成功举办的前三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关键在于是有一批带着真诚与深度的学者在思想与理念上的支持和贡献。2019年底，我们在西安外事学院顺利召开了第三次论坛，后来由于疫情的缘故被迫中止。今年，我们将如期召开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期待和各位朋友继续对与“本原”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相互质疑、相互修正、相互印证中共同追寻并显明人类普遍性的真理与普遍性的价值原则。

作者简介：

黄裕生，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

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是，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掉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在中文里，“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从西文里的Philosophie（philosophy）直接翻译过来的。不过，用“哲学”来译这个西文词，是日本学者的工作。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概念都是直接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幸的经历。因为日语里用的汉语语词大多并不具有承担本源问题与原创性思想经验的功能，而西学里的核心概念都是古希腊人在回答本源问题时提供出来的，因而都承担着原创性思想经验与事物的原初意义。就Philisophie这个西语词来说，都是来自古希腊语φιλοσοφια，原初意思就是“热爱、追求智慧”。作为一种活动言，Philosophie就是一种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而使人变得有智慧的精神活动；作为学科言，Philosophie就是一门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使人能够智慧地生活的学问。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就古希腊人来说，智慧的首要问题就是追问世界的“始基”问题或“本源”问题。而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追问变动世界中可靠的绝对根基的问题。在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里，我们在什么地方才能立定脚跟呢？寻得心灵上立定脚跟的问题，也就是寻找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或生活担当起来、支撑起来的可靠支撑的问题。因它可靠，我们可以生活得安然和踏实；因它可靠，我们可以坚定地打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而可以生活得有信心、有力量。简单说，因它可靠，我们的生活既能经受起苦难的重压，也能经受起幸福的诱惑。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希腊人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都生活在神话世界或原始宗教里，人与他人他物都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梦幻般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人的生活与存在是不确定的，处在隐身与现身、转化与变换之中。在神话或原始宗教里，不仅个人，甚至作为类存在的人，都是没有自我同一性的身份，也没有对自我同一性身份的意识与要求——人与神甚至与动、植物没有明确的界限。世界的本源问题的提出，就象一道光芒从人类的心灵世界划过，照亮了人与他物的明确界限，从而召唤了人类对自身身份的意识与追问——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人在什么地方能立定自身？从根本上说，本源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类试图透过变幻不定的现象事物去寻找可以立定自身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说，在本源问题里，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纷繁变幻的现象事物持不信任、不满足的态度；另一方面表明，人类相信透过这些现象事物可以找到使自身能够立定其上的确定性与可靠性。追问世界的本源也就是要在这个世界寻找确定、可靠的立足点。所谓“世界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绝对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绝对的一或绝对的存在者，才能够是可靠的和确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探究绝对性的问题，本源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开始了对绝对的意识与觉悟。因此，追问世界本源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追问绝对的问题。而人类对本源的追问，实际上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觉悟与确认。因为人类之所以会去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了人本身的生活与存在寻找可以立身其上的可靠支点，以免人类在变幻不定的宇宙面前茫然失措或惶惶不可终日。不管是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利士把世界的本源归为“水”，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理念”当作世界的原型，都既是为世界寻找确定性的本源，也是为人自身的存在与生活寻找绝对性的根据。实际上，对本源的追问，不管是以思想的方式追问，还是以宗教的方式追问，都同时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追问。回到本源而与本源共在，也就是人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本来在的位置上。因而，回到自身在根本上也就是回到自在的自由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本源的追问与觉悟都或强或弱地召唤着对人的自由的觉悟。对本源的守护在根底上也是对自由的守护。因此，对本源，从而对绝对的追问和觉悟，在人类史上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开始了依靠自己自觉的精神力量寻求自立与自由的漫长历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世界的本源问题，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Philosophie作为一门学科，其任务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任务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是由什么来担当的呢？近来，在中国学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再次成了被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首先变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有没有一部分相对独立又自成系统的内容担当起了西方Philosophie所担当的任务，提出并回答了Philosophie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如果有，那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不成其为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就有陷入虚构或捏造之虞。实际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特别是本源性民族或所谓“轴心民族”，都不可能没有Philosophie。因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本源性民族，就在于它的宗教和思想不仅能够使本民族保持自己的同一性与长时段的延续性，而且具有教化与提升其他民族的普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仅开辟出了本民族的历史，也开辟了其他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本源性民族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古老民族。但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与思想之所以具有开辟长时段历史的力量，就在于这个民族的宗教与思想包含着对本源问题的深切觉悟，从而包含着对绝对性原则的追问与思考。这意味着，本源性民族的文化一定担当着“立心—立命”的任务。就历史事实看，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本源性民族，它的古典文化里理应有承担起“立心—立命”任务的基本内容；而从学理上分析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儒、道思想里，都隐含着对本源问题的追问与对绝对原则的觉悟和坚持。这里我们试举一例来说明。在儒家经典中，“大学”具有基础性地位，它是一切“小学”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在伟大的宋儒那里，“大学”被置于首要地位。那么，“大学”究竟要做什么呢？“大学”篇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意思是说，“大学”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人类寻找足以“止定”而安身之所。“大学”通过使人心明天地人间之大德而安身于绝对原则，立定于至善理念。因守护于绝对之原则，立止于至善之理念，我们才能给出真正公平、正义的普遍法则，并且也才能以不可灵活的绝对精神来贯彻这些普遍的正义法则，以之确立、处理、衡量一切人间关系，从而齐家、平天下，即让天下人安于所止。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儒家思想里，“齐家的法则”之所以能够成为“平天下的法则”，并不是因为“齐家法则”是出于亲情，相反，恰恰是因为“齐家法则”是节制亲情而构成亲情之尺度的正义法则。我们无法想像，陷身于无度的亲亲之情者竟能“齐”家而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真正要说的恰恰是，只有自身明明德而立止于至善者，才能给出并坚守出自明德与至善的普遍法则，从而能够不为亲情所溺蔽，而是首先以普遍法则贯彻于亲亲之间，使亲亲之情澄清于明德，亲亲之义不偏于至善，由此，才能“齐”亲而“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之所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乃是因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达到的那个“身”才能明于明德而守于至善，因而才成为确立并承担起公正法则的“正身”。天下太平的前提就在于人人归于“正身”。身修而正，则不陷于一己之偏，不执于一己之利，由是而天下为公。而“正身者”之所以能够不偏不私，就在于他在内在世界里确立并担当起了以明德、至善为根据的绝对法则，因而他不仅以此法则为天下人之公度，而且首先以此法则为自己和亲亲之公度。天下太平的根本要义就在于以明德与至善为根据的绝对法则成了天下之公度而流行于天下。天下之所以为“朗朗乾坤”，而不是暗无天日，就在于法则流行，公度至上。以修身为本表明，儒家的致平事业是以个体的道德自觉或法则觉悟为基础。只有个体明明德而坚守至善，才有可能明明德于天下而致平。那么，何为明德呢？根据朱子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得乎天而明于心的普适性绝对原则。也就是说，“明德”是我们每个人得自上天而面对上天的绝对原则，因而首先是我们每个人与上天之间的绝对法则。因此，以明德为根据的人伦法则与角色关系准则才具有普遍与神圣性。也就是说，在儒家的深度思考里，天—人（人—神）关系是人—人关系的基础。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置身于天—人关系的个体之人是一切角色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格物致知而明明德才成为齐家平天下的前提。“齐—平”的核心要务就在于确立与维护那种符合由个体担当与觉悟的天—人法则的角色关系。明明德而止于至善，不仅是致平事业的前提，而且首先是个体独善其身的前提。明明德而守于至善首先开显出来的就是独善其身。唯能独善其身者，才有可能齐家平下天。所谓独善其身，并不是没有致平之关怀而只顾一己之完善，而是指在没有致平机缘情况下，由于对明德之自觉而能独自坚守绝对法则，依然以绝对而普遍的公度面对天下人天下事，因而能平静、理性地对待一切事物和一切遭际，从而能经历并得到生活、生命之意义与尊严。也就是说，能过一种可以经得起各种考验与诱惑的有智慧的生活。实际上，在儒家经典中，并非仅仅《大学》篇涉及“立心一立命”的任务。在实质上，我们可以把儒家经典中所有试图确立绝对原则而担当着“立心—立命”使命的那部分内容归在“大学之道”下。就《大学》的使命是确立绝对原则而使人过有智慧的生活而言，我们在最根本意义上可以说，希腊人的“爱智之学”就是“大学之道”，Philosophie就是“大学”。所以，在本源意义上说，Philosophie的确切汉译应是“大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华古典思想里，“大学之道”还有另一个名称，这就是“形而上之道”。所谓“形而上之道”，就是一切有形事物即现象事物背后的绝对根据或绝对原则。所以，在汉语里，我们也可以把Philosophie称为“形而上学”。就Philosophie、“大学”或“形而上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过有意义的智慧生活而言，它是一门使人智慧的学问，而“哲学”之不合适于Philosophie，就在于在汉语里，“哲”字虽然具有“知人则哲”这种实践性本源意义，但是在思想系统里，这一概念并不包含有太多本源性思想经验，更不具有“超出现象”、“退出眼下世界”的意思（而超出现象、退出眼下世界看生活恰恰是Philosophie的要义）。所以，在后来的古代汉语里，“哲”主要是“聪明”的意思。“哲学”至多只能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但聪明与智慧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王熙凤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她的算计功夫，少有人能与之匹敌。但我们不会认为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否则，她也就不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实际上，日本人把Philosophie译成“哲学”，恰恰最直接地表明，日本民族是一个聪明的民族，却与智慧仍有距离，不容易进入Philosophie的深层意义。近代中国学者从日本学者那里转译了许多西学概念，这些转译有的大大阻碍了中国人对西学核心概念与核心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从而阻碍了西学精神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的融合与成长。因此，有一些重要的西学概念需要中国学者进行重新的理解与清理。不过，就学科名称而言，我们仍可以按约定俗成的原则，把Philosophie称为“哲学”。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绝不只是翻译问题，我们只是想通过附带地讨论Philosophie的翻译问题，来阐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从上面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哲学”就是一门探求本源与确立绝对原则的学问，它的使命或任务就是为人类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而使人类过智慧的生活。就我们这样所理解的“哲学”而言，在中国古典文化里，当然有哲学。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哲学，但不管各民族的哲学有多么不同，它们都一定是对本源与原则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就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而言，在众多古老民族中，实际上只有四个古老民族有真正的哲学：这就是古希腊民族、汉民族和印度民族、犹太民族。后两个民族的哲学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古希腊民族与汉民族的哲学是独立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人和希腊人是单独靠哲学思想来为生活确立理由，为世界确立根基，因而，靠哲学而在天地之间站立起来。我们说，中国人是一个思想性民族，首先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是靠哲学生活下去，靠哲学从大地上站立起来，靠哲学开辟了中国的历史。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不同的哲学思想。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宗教信仰开辟出来的，就是由哲学思想开辟出来的，或者是由宗教与哲学一起开辟出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精神—思想自由展开的艺术史，而不是物质形态演变的工具史。除了自由的精神思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成为历史的基础与核心。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否能够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得以长时段地延伸而构成世界史的基本内容，在根本上取决于开辟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思想或宗教信仰是否深刻，是否包含着对世界本源与绝对原则的觉悟。一个民族历史的中断，或者一个文明的消失，在根本上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缺乏对世界本源与绝对原则的真正觉悟与彻底把握，以至它在历史进程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与重压。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开辟了东亚的千年历史，而它之所以能开辟并延续东亚的千年历史，就在于它包含着对绝对原则的觉悟与意识。同样，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来了解与研究古希腊哲学，就在于它展示了希腊人对世界本源与绝对原则的认识与把握，因而它不仅开辟了欧洲人的古代史，而且继而与基督教信仰一起开辟了欧洲的中古时代与近现代世界史。今天的一切科学都仍然运行在希腊哲学提供出来的思想方式与基本观念里。在世界史的漫长进程中，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生活内容都不一样，但是，不管人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都面临着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都必需从以回答此问题为使命的哲学那里获取生活的力量。因此，了解、研究哲学史，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历史知识，至少首先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取存在的力量，以便人们能更有理性因而更有尊严地生活在天地间。

（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详细注释与引用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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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曲经纬            

排  版：李志萍

审  核：黄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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