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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与火的防疫回家路:“恶意返乡”的经济学思考

五道口财富实验室 五道口财富实验室 2022-05-24

 


1:穿井得人与杀人诛心


和一本正经的史书相比,我更喜欢读体例拘束的稗史。例如《吕氏春秋》中就曾记录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宋国一个劳动力匮乏的家庭打了一口井,喜滋滋地和别人分享喜悦:我家打的这口井,(节省的劳动力)相当于增添一个人啊。结果,几经传播后,连国君都听闻“丁氏穿井得一人”。
 
这就是成语“穿井得人”的由来,用于比喻言谈举止传来传去而失去原义。而《吕氏春秋》把它珍而重之地收录在《慎行论》一节,意味不可谓不深远。
 
一转眼2000多年过去了,宋国故地依然发生着类似的故事。
 
1 月 20 日,一则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某关于对返乡人员“政策”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董某在相关会议上说:
 
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的,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卫健委的文件、河南省政府的规定,到了县市里就成了接近于“两个凡是”的排队枪毙。这种“层层加码”之下的政策变形,反映的是“坚决执行”的行动力,还是“推诿攻讦”的懒政?
 



还没等吃瓜群众讨论出来个结论,当事人董某在回应媒体采访时又慌不择言地表示:
 


这下人们才明白,发布这则新闻的媒体人极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性,把不和谐的“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给删掉了。谁知道董县长脑门一热,全然忘了还有杀人诛心这回事儿…
 

 

2:问题出在哪里?


随着事态的发酵,整个事件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但越来越玄幻的过程,则让这则荒诞喜剧沦为惊悚悬疑的悲剧。
 
首先是中高风险地区的界定。事件中返乡者于1月5日从上海静安区返回郸城。而静安区的中风险地区只包括愚园路228号那家20平米的奶茶店,没有证据表明,该男子是从中风险地区返乡(参见 上海疫情加急背后,考验的是隔离者与防疫方的隐性契约)。
 
其次是行程与时间点的争议。上海静安区疫情起因,是12月21日入境的某留学生在+7观察期间到访所致。简单地推算可知,该无症状感染者最快也要1月5日(14天集中隔离后)才能光顾奶茶店。而当天,该男子已经返乡了,无论是时间点还是具体行程,他都不可能是密接人员
 
最悲剧的是当地的处理手段。如上所述,该男子据理力争无果,被举报后,当地有关部门并不是对他进行居家隔离或强制集中隔离,反而是直接行政拘留
 
这性质就完全变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当被处罚人发生了可以给予拘留惩罚的违法行为后,仅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才能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而行拘应当经过调查、决定以及执行三个主要程序。
 
刑拘的表现形式包括:
 
①   案件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②   违反法定的主体或者情节;
 
鉴于返乡者没有犯罪事实,结合事件背景,最可能触发行拘的条件是:
 
第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第五十条,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
 
在我国,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强制手段,拘留必须有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支持。除了实施的法律,同比地方法规只有部委、省、直辖市才有权利颁布,且必须公示后才有效,县、乡级根本无权颁发。所以,“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完全没有触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也不存在什么“妨碍公务”的说法。
 
至于有些人辩解的“疫情之下触发紧急情况”,也是不成立的。“紧急状态”在法律上有严格的定义,是指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有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并宣布。
 
总之就一句话,董某基于“土政策”的理解,动用国家暴力机关实施处罚,这是严重违法行为。 

3: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


当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虽然清晰,但悲剧发生的原因则相当复杂,对于当地管理者而言,讲情感讲文化讲伦理已经很难讲通,那就只能从经济角度讲一讲。
 
由履历可知,董县长是2021年7月当选为县长的。此前,他曾担任该县代理县长。
 
而在2021年年初,郸城县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报道过一则工作成绩单:
 


这则报道的要点在于,郸城县在招商引资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2020年新签约落地项目40个,新开工招商项目39个,总投资184.7亿元。
 
而这一丰硕成果,和有关部门在疫情期间坚持“外出招商、内优环境”的招商引资政策是分不开的。文中重点提及的“情系家乡·郸城行”活动,实际上是由郸城县委书记为组长、县长为常务副组长的高规格领导组挂帅促成。而继任的董县长,自然也要重视这一工作。
 
据说,该县职能部门出台了861实施意见,针对48项工作进行明确分工,着力打造新时代优质营商环境,推动郸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们知道,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围绕着GDP的“晋升锦标赛”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

然而,在如此大环境下,对于返乡者这一真正意义的“自己人”,却依然持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懒政思维。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考评里面没有“民众满意度”这一选项?
 
因此,“情系家乡郸城行”的阳光,是照不到返乡者头上的。在某些当地管理者看来,有钱有能力的人才有倒履相迎的意义,其他人仅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
 
但这会产生一个疑问:
 
如果条件差不多(甚至差很多),有能力的当地人为什么要跑到外面去,或者指望他们有钱之后反哺家乡?
 
更魔幻的是,干出这么冷血的事情后,不但寒了本地人的心,你让被招商引资政策吸引过来的外地人怎么想?还怎么安心跑过来创造价值?
 
有时候,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快乐。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常出现类似的新闻:

在面对家乡领导诚心造访、招商引资时,某些富翁宁可慷慨解囊、直接捐献财物,也不考虑条件优惠、貌似共赢的投资。
 
而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不只是董县长的偶发案例,而是各级人员联动的有序行为。
 
尼采说:
 
疯狂对于个体来说是意外,对于群体来说是规则。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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