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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 丁道勇：《思想新闻》与民众教育：杜威的方案可行吗
摘要
《思想新闻》旨在通过知识传播来提升民众的理智水平，增进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以达到应对民主危机的目的。该方案的原理，贯穿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当中，是杜威民众教育方案的一个缩影。尽管该方案放弃了古代精英教育的传统，在设计上也有让人存疑之处，但是《思想新闻》的确代表了一种应对民主危机的方案。对于民众处境的关切，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关键词
《思想新闻》 民众教育 杜威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YLXKPY-ZYSB202211）
引用本文
丁道勇.《思想新闻》与民众教育:杜威的方案可行吗[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1):5-12.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正门入口处的唯一标语，出自杜威《我的教育信条》：“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这句话传达了杜威教育哲学的两个基本主题：教育和社会。这从杜威《民主与教育》这本书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前一半有关社会，后一半有关教育。因此，要理解杜威的教育主张，不宜就教育论教育，还需要结合其社会哲学理论。杜威早年筹办的《思想新闻》，集中反映了他的上述教育信条。通过对《思想新闻》核心设计的讨论，杜威民众教育方案的立场和代价亦一并得以显现。
一、《思想新闻》筹办始末
1892年3月16日，《密歇根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告示预告了《思想新闻》（Thought News:A Journal of Inquiry and A Record of Fact）即将出版的消息。告示正文如下:“第一期《思想新闻》将于下月面世。这是一份报纸，目的是履行报纸的职能。世上已有大量哲学、神学、文学、政治学杂志，为数之多甚至已经成了负担。但是人们相信，在意见的洪流当中仍有空间出版一份专注于事实的出版物。它报告思想，但不采用旧的方式；它不关注事实背后的个别过程，而是专注于事实本身；它不是为了讨论哲学观念本身，而是把它们当作工具，来解读各种思想运动；它把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教会的问题视为变动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认为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共同利益，不能被视为截然不同的技术部门；它将报告新研究、新发现，同时避免冗长的篇幅；它将从新闻而不是从赞助人或评阅人的角度，去关注书籍和期刊上出现的思想界的新贡献。“《思想新闻》的规模将以必须发布的新闻为限，根据手头材料的状况发刊，既不虚耗笔墨以扩充版面，也不因为出版周期延迟发刊。报纸每月至少一期，四开本，12～16页。每卷12期，定价1.5美元。报纸将由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约翰·杜威直接负责。”这份告示显示，《思想新闻》将以新闻的方式报告当时知识界的最新进展，在规避烦琐技术细节的基础上，让研究成果尽可能为公众服务。在1891年出版的《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前言当中，杜威写道：“我要提请人们注意……科学和艺术的社会意义”；在紧接着的括号内，有一句补充性的话：“就这一点而言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富兰克林·福特先生”。这位福特（Franklin Ford）先生，就是杜威在筹办《思想新闻》一事上的主要合作者。福特比杜威年长十岁，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不满意当时新闻业的工作方式，认为“报纸上充斥着缺乏普遍性的、不相干的东西，普遍的以及能给新闻以生命的元素缺失了。完全个别化的东西，往往被误认为就是新闻。报纸已经偏离轨道，被自己的传统锁死了。”在福特看来，整个出版业应该致力于“汇聚和传播知识”。这样，报纸的任务就不是去报道奇闻轶事，而是争取成为一种最有效、及时的工具，去传播人类社会在智力方面的重大进展。届时，报纸有可能成为出版业的主导力量，书籍的出版反而是次要的。福特写道：“如果不能强迫实践者相信自身事业的基本原理，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让学者们相信，他们的工作是把各种有机原理付诸行动。这将是出版业的一场革命。”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不能让各行各业人士自觉靠近知识界，那就要说服知识界把成果公之于众。报纸要主动联系大学，去弥补大学缺乏传播机构的缺陷。在这个想法的指导下，福特走访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州大学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学院，最终他在安娜堡找到了年轻的哲学系主任、32岁的约翰·杜威。杜威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影响实际，而不仅是学术界才感兴趣。杜威相信：“除非这些调查结果被阅读，否则，不可能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而只能与世隔绝地躺在图书馆的壁龛里，被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杜威和福特一样，也有把大学和报纸联系起来的兴趣。他与福特的想法不谋而合，《思想新闻》就是两人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尝试。福特的本意在于改造出版业（尤其是新闻业），杜威的本意则是要表明哲学也有用。尽管二者立意不同，但是按照丹·席勒（Dan Schiller）的说法，“福特确实对杜威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把新闻当作一种“有机知识”，可以用来作为“调和或舒缓社会分化之弊的本源手段”。无论二人的互动关系如何，他们最终都试图通过《思想新闻》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基于1892年的那份告示，我们可以发现《思想新闻》的两个重要设计。第一，专注于重大议题。在新闻选材上，《思想新闻》虽然也强调“新”，但是并不关注那些过眼云烟式的新鲜琐事。杜威自己就提供了一个此类新闻的例子：《哲学的改造》出版于1919年，《确定性的寻求》出版于1929年。尽管两本书主题相同，但是后者却讨论了物理学上的最新进展——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开创的量子物理学。海森伯的奠基性文章，出版于1927年。杜威在两年后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中，就对量子物理学可能有什么哲学后果做了讨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新闻式的写作手法。换句话说，《思想新闻》对于新闻的选择极其严格，可以过滤掉那些只能满足浅薄猎奇心理的奇闻轶事。第二，专注于事实而非见解。《思想新闻》强调新闻的品质，强调新闻要以深入的研究作为基础。实际上，它的取材范围就包括书籍、期刊上报告的思想界的新进展。可以说，《思想新闻》的主要工作就是汇集与传播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哲学界的重大突破。它的作用就在于把各类重要研究，以受公众欢迎的方式传播出去。《思想新闻》取材于大学，同时面向公众，试图打破大学与公众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大学的研究成果，获得了面向公众的机会。虽然《思想新闻》最终未能出版，但是杜威始终没有放弃向公众传播知识的旨趣。在1950年回复维琳达·萨维奇（Willinda Savage）的信中，年届九旬的杜威回顾了《思想新闻》夭折的原因：“（它）没有出版过；计划过于热切，而我们又没有手段和时间去落实，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无能。换言之，……这个想法虽然能因应当时的情况，但是对于接触过这个想法的人来说它过于前卫了。”可以看到，杜威完全不否认这份报纸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份报纸充满了前瞻性。杜威在1937年写道：“当一切职业、岗位、人类关系的教育功能都得到实现的时候，教师就再也不会垄断教育，或者人们不再认为教师要垄断教育。如果杂志、报纸、广播、戏剧、电影主要不是为投资者和官员挣钱，而是坦率地、直接地和毫无保留地服务人类福利，那么，这些机构将成为极为可喜的教育机构。”这和他年轻时期的办报思路如出一辙。1936年9月14日，《纽约时报》第一版报道了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暨艺术与科学研讨会的消息。来自各个领域的72位重量级科学家、学者齐聚一堂，其中就包含杜威。该报道的标题是：学者们希望用“知识法庭”来指导全世界（Scholars Favor'Court of Wisdom'to Guide World）。这里的“知识法庭”仍旧延续了《思想新闻》的基本原理，试图把知识界与民众联系起来以收民众教育之功。这个基本原理会一直贯穿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当中。二、民主危机与民众教育
乔·安·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在《杜威全集》第三卷的《文本说明》中写道：“杜威筹办的报纸《思想新闻》非常重要，因为杜威对它的计划显示出他在1892年所关注的东西，这体现在其他发表或尚未发表的作品中。”除此以外，《全集》其余各卷编者再未提及《思想新闻》。而且，博伊兹顿的评论也不认为《思想新闻》会与杜威教育理论的整体有什么联系。与此不同，已有的三本杜威传记的作者都注意到了《思想新闻》，都将其与杜威的教育哲学乃至全部工作建立了联系。在这三位传记作者的笔下，《思想新闻》尽管未竟全功，但却概括或预见了杜威学术工作的核心旨趣：“终其一生，杜威都将坚持这一信条，从未停止去敦促人们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如果只把《思想新闻》看作是杜威刻意不再提起的深刻教训，那是错误的，因为在筹划《思想新闻》过程中所产生的理想将永远成为杜威思想中的重要因素。”“杜威永远不会忘记《思想新闻》的原理以及福特描述的迷人远景。”根据这些判断，《思想新闻》的基本原理与杜威的思想主题一致，预见了他的民主教育哲学的核心诉求，而完全不是青年杜威所做的一桩半路夭折、无足轻重的孟浪之举。那么，为什么说《思想新闻》的原理可以反映杜威教育哲学的核心诉求？更具体地说，杜威为什么想要去联系大学与民众？这要从杜威心目中的民主危机谈起。认为杜威想要推销美国的民主政治，诸如投票、选举、言论自由等，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杜威的大量教育学作品、社会哲学作品都与民主相关。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杜威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典范。恰恰相反，杜威和一些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都看到了美国民主面临的危机。他的大量社会哲学作品，诸如《公众及其问题》《新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自由与文化》等正是要探索一种化解民主危机的方案。他的民主教育理论是匹配这套社会哲学的教育方案。在《民主与教育》中，杜威明确区分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强调要避免这两种教育的割裂。在更早期的《我的教育信条》当中，杜威把这两种教育的统一性，当作了自己的第一个教育信条：“我认为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世界上最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实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因此，杜威在《思想新闻》以及此后人生中的那种面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努力，和他在学校教育上的那种对于参与社会生活的强调，遵循了共通的原理。在杜威的时代，蒸汽机和电力得到了大量应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美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稳定的本地社群被大量破坏，人们开始在彼此不熟悉、流动频繁的“伟大的社会”中生活。“蒸汽动力和电气化创造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也许只是一个社会，但不是共同体。”本地社群可以构成“共同体”，其成员理解周边发生的事物，对于周边发生的一切有休戚与共之感。与之相比，“社会”成员则完全有可能彼此陌生，或者处在一种道路以目、缺乏交流的状态中。杜威把“交流”和“共同利益”当成民主的两大特点。当杜威说“社会”不等于“共同体”的时候，意思就是在“伟大的社会”中，人们并没有过上民主生活。“伟大的社会”的成员，一方面不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进程，另一方面也与人群缺乏共同利益。他们即使获得表达机会，也不会形成真正的民意，而只会造成公共舆论的幻象。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其投票或别的意见表达形式都容易受宰制。人们以为自己在表达，实际上在各种信息控制机制的作用下，表达的都是受他人意志左右的产物。这就是杜威反复提及的民主危机。这种危机，单靠个人反抗压迫的自由倾向已无力防范。有时候，个人甚至会主动欢迎这一幻象。在《自由与文化》当中，杜威直接说民主文化可以孕育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则不能自我维系。民主权利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捍卫民主的手段。一旦民众失去捍卫民主的能力，民主权利很快就会变质为施舍。因此，保障民主文化才是应对民主危机的根本。正是通过民主文化这个概念，“民主”这个政治学概念才得以与“教育”联系起来。这就是《民主与教育》这本书的标题之所以能成立的原因。杜威眼中的民主危机源于民众的不足：民众对于急切但不重要的事务的关心，超过了对于长远的、重要的事务的关心。这种短视本身是一种有用的生存智慧。眼望星空，容易忽视脚下的道路。可是，短视策略本身同样包含陷阱。可惜的是，见微知著总是稀缺的能力。民众的参与水平，就受到这种短视规律的影响。在面对重大议题时，民众参与始终停留在街谈巷议的水平上，他们的根据、结论都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关于民众参与的相关质疑有很多，连带着质疑者对于民众的普遍参与也往往抱一种警惕态度。尽管杜威不属于保守阵营，但他同样意识到了“伟大的社会”中个人参与意愿和能力的限度。在《新旧个人主义》中，他以“失落的个人”这个概念，来讨论个人在新社会中的处境。在别处，杜威对基于个人自由天性的民主理论做过概括，认为其确保民主的措施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每一个个体必须具备必要的智慧，才能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参与政治；另一个是普选、官员轮选、多数人决定原则确保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能够实现公众的欲望和利益。”可惜的是，在“伟大的社会”当中，杜威描述的这两点都不再成立。第一，“全能个体”成了一个假前提。在长期稳定、紧密联系的本地社群当中，才可能出现有参与能力的“全能个体”（即使在那种条件下，“全能个体”这个表述也只是近似，而非事实）。在公共事务面前，人群中只有少数人有可能形成高品质的判断，多数人的判断不值得信赖。随波逐流、听凭情绪鼓动，轻易做出草率的决断，或者服从权威、依赖流行意见，都是经常出现的思维缺陷。这在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当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换句话说，在个人事务上人们更有可能谨慎做出高质量的判断，在公共事务上人们普遍缺乏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第二，民主政治不再能保障民主生活。面对公共事务，大多数人不仅倾向于做出草率的决断，而且还很容易受到引导甚至欺骗，或者干脆就对公共事务冷漠待之。这样的公共舆论，会比少数精英分子有品质的判断更好吗？民主政治程序包含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求牧羊人听取羊群的意见。可是，如果羊群根本无力判断何处有草场、何处有狼群呢？如果多数人不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那么所谓的公共舆论实际上就还只是虚妄，体现的还只是能影响人群的那一小撮人的意志。这时，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被滥用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原本是要保障多数人的福祉，结果却让多数人进一步受到蒙蔽。杜威对于民主危机的分析，重点在于对民众能力和公共舆论的怀疑。如果只是乌合之众，对于自身需求没有清晰认知，那么所谓“公共舆论”就只能是“幻影”。杜威计划通过教育改造和媒介改造等手段，提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与教育》当中，杜威把传播和交流视为民主社会的条件，这表露了他的民主教育理论的核心诉求。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当中，杜威同样对交流报以巨大期待。《思想新闻》预见了这种通过知识传播来进行社会重建的方案。杜威写道：“社会科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探究工具，本来应该更先进一些；但是，只要它们远离对新闻进行不懈的编译和解释的应用，就可能在指导公共关注事务的意见上面相对无能。”他希望把知识传播给民众，认为这是改善民众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保障民主的根本。总之，《思想新闻》在原理上与杜威的教育理论高度一致。杜威说，“民主是自由的、能够充分交流的生活的一个名字”，所以但凡民主的敌人都会设法阻碍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奴隶主在给奴隶订立口粮标准的时候，会和奴隶充分交流。道理很简单，除了保存奴隶的生命之外，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恐怕就不会再有多少共同利益了。与交流相比，奴隶主更可能使用欺骗和暴力镇压的方式来平息异议。杜威相信真正的民主要依靠成熟的民意，而成熟的民意则要借助民主教育和自由媒介等民主生活元素来养成；仅仅有民主政治程序，而无民主生活来塑造民众的民主能力，这样的民主很快就会变质。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说：“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杜威自己在《哲学的改造》中说过类似的话：“民主有许多含义，但如果它有一个道德意义的话，那就在于：所有政治制度和工业组织的最高检验标准，将是它们应当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完满生长所作出的贡献。”照此标准来看，如果一个政府仅仅承诺程序民主，而不致力于对民众参与意愿和能力的实质性提高，那么这个政府形式就还是恶的。以民众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的实际状态为口实，取消其知情和参与的机会，是在民主时代架空民主权利的常见办法。三、杜威的民众教育取向杜威虽然接纳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但是对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却有不同的判断：“从全部历史来看，选择统治者以及赋予他们权力，曾经是政治上偶然的事情。有些人被选择来充当法官、行政官员和管理人员，所根据的理由是和他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能力无关的。”这些“无关的”理由，可能是候选人的姓氏、血统，也可能是教育。在斯宾塞眼中多为装饰性的东西，在古代社会恰恰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价值甚至远远高于斯宾塞列举的那些“最有价值”的知识。杜威和斯宾塞在古典教育“比较价值”上的分歧，根源在于从古代精英教育到现代民众教育的范式转换。大体上，基于识字能力的学校教育，一度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帮助精英认识自身地位的来源、培养德行操守，是古代教育的一大任务。当民众意愿和能力都不足以有效监督精英时，精英的自律就成了维持社会蓬勃发展的一大保障（宗教是另一个保障）。精英教育通过在治理者身上建立自律，限制有能力为恶者的为恶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教育是高度实用的。斯宾塞对于古典教育的判断，是一个偏见。“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延续伟大传统，建立荣誉感、羞耻感，教育可以借此规范精英分子的行为。这种内在的约束，远比成文法条强大，构成了古代社会运转法则的一部分。柏拉图对于哲学王极尽赞美之辞。可是，王者的标准越高，不正意味着对于王者的约束越强大吗？与精英教育相比，面向普罗大众的民众教育还只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设计。义务教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17年，距今300余年。普鲁士模式对于各国义务教育都有深远影响。基于识字能力的教育，不再具有精英教育的意味，而是更多与个人生活挂钩。培养3R技能、塑造统一的民族身份，是义务教育最初的目标。这种非精英的民众教育更适合培养技术人员，不适合为执政者建立德行标准。所以，由精英教育转向民众教育，这种改变不仅意味着受教育者的扩展，更根本的变化在于教育理想的更迭。更直白地说，在民众教育时代，针对精英的自律教育传统被放弃了。根据以上划分，当前有关学校教育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民众教育。只是，在这类讨论当中偶尔也会出现一种提案，希望把过去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享用的精英教育，移植到民众教育当中来。诸如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白璧德（Irving Babbitt）、赫胥黎（Aldous Huxley）、利文斯通（Richard Livingstone）、赫钦斯（Robert Hutchins）、布鲁姆（Allan Bloom）、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都曾提出过面向民众提供自由教育的倡议。这些倡议可以看作是古代精英教育方案的遗绪，在原理层面没有太多新意。《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这句话与施特劳斯的表述如出一辙：“最伟大的心灵”是稀少的，“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两段话的巧合表明，中西方社会存在一种教育共识：重要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文明的精华，珍贵且稀少。上面的讨论表明，杜威为应对民主危机提供的解决方案，核心是民众教育：因为民众缺乏足够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才使得民主政治出现徒有其表的危险；如果不接受适宜的教育，那么大多数人即使有机会投票，其民意表达也可能是不成熟的。可以说，《思想新闻》乃至杜威的整个教育哲学，都在致力于教育民众。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杜威希望借助民众教育化解民主危机。参照上述粗略的教育史图像，可以清楚看到《思想新闻》作为一种民众教育模型的历史定位，它告诉我们杜威选择了什么、放弃了什么。现在遗留的问题是，为什么杜威会选择民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对于柏拉图，杜威做过下列评论：“柏拉图坚信，如果每个个体都从事与其自然才能相适应的活动，个体就是幸福的，社会就会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也坚信，教育的主要职责是在拥有这种才能的人身上发现这种才能，并为有效地运用这种才能而训练他。……知识的进步使我们意识到，柏拉图把个体及其原始能力归并为几个界限分明的类别是肤浅的。……尽管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是革命性的，但它只是局限在静止的理想上而已。”这段评论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杜威赞同柏拉图的地方，二是杜威和柏拉图的分歧之处。匹配自身才能，做适合自己的职业，这种工作伦理是杜威赞同柏拉图的地方。二人的分歧在于，杜威认为明智是一种成就，并非全然由天赋决定。柏拉图根据天赋把人划分阶级的做法，在杜威眼中是“肤浅的”。柏拉图提出的认识对象，是一个静止的理念世界。杜威因此说柏拉图“仍然受他的静止的理想所束缚”。这里所谓的“静止的理想”，就是“旁观者式的认识论”试图发现的东西。杜威的工具主义知识观，相信知识是主动探索的结果；知识是在探索过程中得到了检验的东西，既不一劳永逸，也不预先固定。一个动，一个静，这是杜威和柏拉图的最大分歧。杜威不相信静止的世界观，相信不断进步的世界图景。杜威刻画的世界，是个人与环境不断交互以获得相对稳定性（而非确定性）的世界。所以，尽管不否认职业和阶层差别，但是杜威并不认为这种差别是与生俱来的。在杜威描绘的民主社会当中，精英和民众有共同的来源，所以完全没有进行双轨教育的基础和必要。这是杜威在面对民主危机时，选择民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的原因。这种选择代价巨大！它放弃了古代那种主要面向精英人群的教育设计，连带着也把附着在精英人群身上的最后枷锁给解开了。猛兽出笼，如之奈何！杜威方案的这种付出，值得吗？
四、对杜威民众教育方案的反思前引萨维奇的文章以这句话开头：“尽管象牙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威最初的计划也得到了重新考察，但时至今日《思想新闻》中的那些想法，仍是对于教育的重大挑战。”萨维奇的这句话距今已逾半个世纪。这个判断至今仍适用吗？《思想新闻》的设计，是否包含一些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呢？第一，在信息获取方面有“得不到”和“不想要”的矛盾：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传播，有可能解决个人做判断时信息基础不足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意愿方面的问题。在本地社群，生活的直接需求是推动个体了解事情原委的原动力。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成人，对于身边事务的关切，正是出于这样的直接需求。可是，在“伟大的社会”中，如何确保个体对于遥远地方的事务发生兴趣，或者对于多年以后才能产生影响的事务发生兴趣呢？人类的重要性、急迫性判断，存在类似于视觉那样的透视效应。根据与当事人在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事务的重要性程度也会接受加权处理。指望人在判断时丝毫不带个人偏见，只能是一种妄想。总之，杜威的方案也许可以解决“得不到”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不想要”的问题。杜威看到个人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与民主危机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又希望个人不带立场偏见地对社会事务抱有兴趣。这是在以否定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第二，在信息处理方面有“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信息持续累积与人类信息加工能力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矛盾，信息总量总会有超出个人加工能力的趋势。依靠信息增加来提升人类智慧的方案存在一个临界点，可以据此划分出收益率迥异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这条路径还行得通，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就未必可行了。加糖变甜的现象，在糖水趋于饱和以后就失效了。杜威的方案是通过改善个人的信息占有，来提升人群整体的智慧水平。可是，他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方案适用于前一个还是后一个阶段，因此难以回避来自后一阶段人群的质疑。这个质疑，在今天显得尤其致命。在传播速度和内容篇幅上，《思想新闻》都无法和今天的全媒体环境相比。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指望民众有能力在九十九句谎言以外，准确识别出绝无仅有的那一句诚实的供词。饱和的信息环境是我们这个“噪声时代”的特点。对于民众而言，这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已经近乎一种共识了。第三，在智慧发展上有“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的矛盾：杜威相信智慧可以借助环境和教育得到提升，这是比柏拉图高明的地方——杜威看到了智慧水平可变；可是，杜威并未说明这种提升的限度在哪里。个人的智慧水平，既可以做绝对水平的衡量，也可以做相对水平的横向比较。精英与民众的分化，本身就表明了这种横向差距的存在。这个差距不会因为民众智慧绝对水平的提升就消失不见。民主危机的成因，不是民众参与意愿和能力的绝对水平低下，而恰恰是与同时期的精英相比较才出现的局面。在现代社会，普通成人可能拥有比法拉第、拉瓦锡这类古人更丰富、更科学的物理、化学知识。在其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现代社会民众与精英的对比状态。杜威在讨论民主危机时，已经先行认可了这种横向差距。所以，杜威的方案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取消了问题。杜威所说的“明智”，未明确区分“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绝对水平”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克服“相对水平”低下造成的问题。第四，《思想新闻》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设。《思想新闻》表达了一种知识精英主动靠近民众、教化民众的姿态。杜威后来写道：“剧院、电影院和音乐厅，甚至画廊、辩论、公众游行、大众体育和休闲机构，在管制下都成为宣传机构的一部分，从而是独裁政权的权力能够得以保持，而不至于被大众当作是压迫性的。”民主之所以出现危机，正是因为一切文化生活都可能成为“宣传机构”的一部分，变成操纵民众头脑的工具。《思想新闻》的方案要想成立，需要让报纸独立于一切“宣传机构”。可是，杜威在评论民主危机时，已经先行假设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倾向于滥用民主程序来左右民意，以谋取自己或小团体的私利。这个人群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于各种舆论手段的操纵。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精英分子的为恶倾向才导致了民主危机。杜威的方案，寄希望于精英（至少是一部分精英）的自律，期待他们洁身自好、乐于伏下身来教化民众，而不是设法愚弄民众。这个方案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设。杜威继承了“生物科学中的进化观”，期待科学精神在影响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能影响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这是杜威对于“各门科学中的实验方法”的应用。吴俊升在《自由与文化》译序中写道：“因为科学方法不诉诸威权，不诉诸迷信，而是诉诸共同的了解的。科学方法，正是民主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再大的权威都可能因为一个新的观察证据而被推翻。这是吴俊升等式的一个旁证。看起来，科学进步就是消灭一个又一个传统、权威的过程。这个印象，符合杜威一系的看法。杜威的教育理论，鼓励学校严肃、忠诚地利用科学方法培养公民。届时，民主教育将成为维系民主社会的手段。杜威写道：“通过共同体中累积和传播的智力财富，扩大、增强个人的理解与判断，这将对那种依靠民众的冷漠、偏见以及轻率的民主发出控告，认为后者是琐碎而无意义的。”杜威对于传统和科学的态度，大略如此。诡异的是，杜威的民主教育理论还曾被攻击为“反智”“反民主”，理由就是这种对于科学的重视：所谓“反智”，指的是伟大传统在杜威式教育中得不到延续；所谓“反民主”，指的是伟大传统在教育中失去位置。阿伦特为杜威《人的问题》一书撰写的书评，题为《常识的象牙塔》。在其中，阿伦特讽刺杜威不理解“我们时代的全部社会和政治上的罪恶”。与杜威相反，“科学”在阿伦特那里不是什么好词；科学和一切“理论”一样，都和“暴力”联系在一起，都会助长“无思”。阿伦特发现，20世纪出现过的极权政权都曾以“科学”之名，为那些原本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提供唯一正确、唯一被允许说出来的答案：“科学性是我们时代的所有极权政权的共同特点。”那个唯一的答案，进而被认为只有一小撮人甚至某一个人才能给出。这样，极权政权就用“科学”取消了自由的讨论，取消了不同的声音，进而取消了思考的基础。“科学”可以给那个唯一者提供皇帝的新衣。科学之下，全体等于一，一等于全体。一切异议，都在应当禁绝之列。杜威信赖科学，阿伦特警惕科学，二人意见分歧如斯！在信奉阿伦特学说的人看来，杜威那种民主方案的尽头恰恰是不民主。这是从原理层面对《思想新闻》的怀疑。对于杜威方案的上述讨论表明，一旦精英缺乏来自传统的遏制，民众将很快面临厄运。对于伟大传统的学习，可以给精英提供某种自我约束。可是，杜威的民主模型恰恰放弃了这一点。在过往历史上，由民众运动建立的强调绝对平等的人类联合体，总是乐意摧毁传统、打杀知识精英。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就热衷于捣毁博物馆和艺术馆。传统代表了让民众厌恶的旧秩序。民众满怀喜悦的打破传统及其一切象征物，殊不知自己正在亲手摧毁防备民众厄运的最后屏障。他们不知道，自己亲手解开了精英身上的最后一道羁绊，新一代精英很快就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优势地位为所欲为了。
五、结论除了家庭事务、本地事务，民众对更广大社会议题缺乏参与的意愿和能力，这个基本事实亘古未变。在民众还没有足够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以前，把巨大的权柄交给他们是危险的，此即所谓“多数的暴政”。实际上，甚至连这种危险本身也无法持续。按照“寡头统治铁律”的预测，这种无资质的普遍参与很快就会被篡夺。基于这些预见，民众要么被排挤出决策过程，要么就只好接受一种得到倾听的假象，决策过程终究只呈现为一场精英的游戏。民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成为剥夺民众参与机会的口实。有时，这种剥夺甚至会被伪装成保护——就像不让小孩子玩火、玩刀一样自然。一旦缺乏参与，或者只拥有虚假的参与，民众的福祉就不再有保障了。精英的私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很快就会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杜威发现了这一危机，并致力于通过教育、通过报纸等手段来化解。杜威论教育，并不囿于学校门墙。学校教育以及弥漫在学校以外的非正规教育，才是杜威教育讨论的完整范畴。对于民众福祉的关切甚至担忧，是杜威教育理论的底色。《思想新闻》的夭折并不意味着杜威方案的失败。对于教育者来说，因为杜威教育理论与《思想新闻》背后的民众教育旨趣完全一致，所以更加不能轻易宣告其成败。杜威的民众教育方案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韧意志，体现了人类行动的力量：虽然民众教育是一个缓慢、绵延的过程，但是杜威并不因此就放弃在民众教育上的努力；尽管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在理论上也有某些未周延之处，但是并不完美的民众的福祉恰恰值得知识精英为之努力；《思想新闻》对于思想动态的传播，表达了知识精英的自觉克制和努力。它是一种示范，鼓励任何惊才绝艳的决策者，把决策过程和依据和盘托出；让决策者相信，民众可以教化，并且以自己在守护民众、教化民众上的成就当作真成就，当作人生意义的一个来源。这两项结论，可以作为民主时代精英分子的行为守则：以民众福祉作为目标，凭借自身优势服务民众、教育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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