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 | 高学德：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权威文化与制度绩效的共同影响
摘要
对我国大学信任不平衡结构的实证考察及理论思考，是大学信任研究和大学内部治理效能提升的应有之义。本文从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机制，深入探讨了两者的共同影响和异质性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学信任呈现出随着大学层次的下降而逐级下降的层级性特点，这一特点受到了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的负向建构作用。研究还发现，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对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影响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共同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公平可以作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替代性变量，应建立基于分类分层的大学信任差别化构建机制，以弥合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距。
关键词
大学信任 威权主义价值观 大学制度效能 高等教育公平
基金项目
甘肃省科技厅2021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软科学专项“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以甘肃省为例”（21CX1ZA344）
引用本文
高学德.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权威文化与制度绩效的共同影响[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1):88-95.
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维系社会生存和运转的基础，是维持组织运作和成长的基石。在大学这个教育和文化的共同体中，信任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既是大学自我身份认同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资源。概言之，大学信任是社会成员（主要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系统正常运作的某种期待或信念。在公众对大学的评价过程中，由于不同大学在政策获益和自身发展定位等方面的差异，大学信任往往表现出随大学类型不同而更具差异性的特点。
目前学术界有关中国大学信任的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是对当前中国大学信任危机的现实考察和反思，二是对大学信任来源及其构建路径的理论阐释。就前者而言，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学公信力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正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而就后者而言，主要是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寻求大学信任的构建路径。
尽管学术界对大学信任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大都是从整体上对大学信任或大学公信力的总体状况进行考察和分析，而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大学的信任状况缺乏系统深入的比较。第二，与描述大学信任的现状相比，考察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尽管学术界将制度和文化视为影响大学信任生成的两个相互竞争且极具重要性的外生性变量，但已有研究更多是从学理上或理论上进行大学信任制度或文化根源的规范性研究，而缺乏系统的有关大学信任产生机制的解释性研究，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仅仅是单独考察制度和文化变量各自的影响，忽视了两者共同对大学信任可能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个体层次来建构一个有关层级性大学信任来源的解释框架，以探究权威文化和制度依赖对不同层次和水平大学信任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二、层级性大学信任如何生成
（一）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文化主义解释路径强调从历史和文化的脉络解释大学信任的形成机制，文化传统既为教育信任提供基本的规范，也成为教育信任发展的动力。加赛特指出：“如果学校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机构，与其内部认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其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基本条件。”一个民族或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会折射到大学及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公众对大学特定的期望，进而影响大学外部信任关系。
在解释大学信任生成的文化变量中，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在传统中国社会，基于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强化了人们对大学校长和专家这些集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于一身的大学主体的认同和信任。权威取向是中国人社会性格取向的重要特征，儒家设计了一套有利于维护权威的行为法则，其所倡导的“亲亲”“尊尊”的礼制法塑造了民众对知识和拥有知识的“士人阶层”的崇拜和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层级性大学信任生成的重要来源。
事实上，已有大量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发现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在差序性政府信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政治文化比较强调权威、秩序、集体利益等文化导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因此更加容易相信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等政治权威。马得勇的研究指出，中国民众表现出较高的政府信任水平，很可能是长期以来的威权主义传统所造成的。有关差序政府信任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是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生成的政治文化机理。具体而言，威权主义价值观会弱化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高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个体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着高度的信任，而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个体对高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有较大的差距，他们更信任高层政府，也更不信任基层政府。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还是公众对大学的信任，都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大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要件，其生存发展直接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政治威权主义，其核心体现为高度的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对作为类政府机构的大学的信任，其信任水平来源于政府信任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影响效应类似于对差序性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威权主义价值观会弱化层级性大学信任，高威权主义者具有更低的层级性大学信任，而低威权主义者具有更高的层级性大学信任。
（二）制度主义解释路径
与文化主义解释路径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求解释大学信任的生成机制不同，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将大学看作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要件，认为大学信任的生成和建构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紧密相关。制度主义强调大学信任外化于与大学发展有关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制度以及相应的制度效能，大学信任是嵌入在大学制度及其运行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而特定的大学制度反过来往往成为大学信任资源增加或消减的温床，这些制度可以降低人们与作为机构的大学进行交往和交换过程中的风险，形成人们对大学功能和获益预期的固定图式，并进而对大学提供的稳定获益在内心形成了“心安理得”感。
正如社会信任源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样，大学信任源自稳定的大学教育秩序，这种秩序包含一系列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这种绩效既包括公众对高等教育制度或大学制度实施效果的主观评价，也包括这些制度的实施及其效果是否公平公正。就前者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里，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显著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破，这些成就显示出大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上的业绩，并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大学赢得公众信任的重要来源。就后者而言，科举制度可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延续千年、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制度，在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制度设计。公众感知到的高等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公平性越高，对大学的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就层级性大学信任而言，制度绩效可能会塑造公众对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不同评价。一方面，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重点高校无论在质量水平提升还是国际化发展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如以最新公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22年）为例，进入排行榜前500名的中国大学有26所，这些大学都是经过多年重点建设的国家重点大学（如“985”“211”“双一流”等）。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学生对国家整体发展状况的满意度更高，对发展前景也更为乐观。重点大学拥有一系列优先调配学校师资、优先充实教学设施、优先设置热门专业等制度和政策优势，与非重点大学相比，重点大学的收入回报更高。从某种程度上说，重点大学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民众对重点大学的信任水平。另一方面，就非重点大学而言，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院校数量从一千余所增长超过一倍，但从构成上看，增加的主要是新设立的非重点院校，规模的急剧扩张带来了非重点大学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等人力资源和基础条件建设的不足，引发数量供给和质量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并导致非重点大学在就业市场上的“文凭缩水”和学生更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制度效能对非重点大学的供给有限。对此，本文预期，制度效能可能会加大民众对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距。
此外，就高等教育公平而言，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在确保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如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更多的跨专业学习和接受通识教育的机会，也更有可能参与老师的科研课题和专业的学术训练，重点大学内部的竞争程度更为深入，政策更为灵活和透明，学生拥有更多的公平感。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一般院校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享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接受了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这对于一般院校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距。
基于以上文献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大学制度绩效正向预测层级性大学信任，高质量的大学制度绩效扩大了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之间的差距。
假设2.1：大学制度效能感正向预测层级性大学信任，大学制度效能感越高的人具有更高的层级性大学信任。
假设2.2：高等教育公平感正向预测层级性大学信任，高等教育公平感越高的人具有更高的层级性大学信任。
（三）文化和制度的交互作用
尽管文化生成论和制度生成论的观点在解释信任特别是政府信任的生成机制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两者并非互斥关系，制度绩效和威权主义价值观可能共同影响民众的信任水平。Wong等人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政府信任的比较发现，制度因素（如制度绩效）和文化因素（如传统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对两个地区的政府信任有不同的影响，但制度因素起更大的作用。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政府信任的对比研究也发现，台湾地区的政府信任更受政府绩效的影响，而中国大陆的政府信任更受传统价值观的制约。已有关于中国差序性政府信任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两者具有相互替代的交互效应。
同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类似，已有研究发现，大学信任的形成也同时受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的双重影响。如高学德和赵静运用来自47个国家的数据资料考察了制度变量中的政府质量和文化变量中的文化价值观对大学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价值观和政府质量对大学信任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文化价值观比政府质量对大学信任有更大的影响力。本文认为，层级性大学信任也受到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制度绩效的双重影响，制度绩效变量中的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有助于强化威权主义价值观与层级性大学信任的负向关系，当公众感知到更高质量的制度绩效和更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时，高威权主义价值观与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差距更大，而低威权主义价值观对两类大学信任差距的修补作用则更为明显。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大学制度绩效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关系，高水平的大学制度绩效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之间的负向关系。
假设3.1：大学制度效能感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关系，高水平的大学制度效能感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之间的负向关系。
假设3.2：高等教育公平感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关系，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公平感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层级性大学信任之间的负向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本文的假设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项目“我国大学信任问题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研。该课题组于2017年6月1日至7月30日通过凯迪公司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共约110万人，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市）推送问卷，依靠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来进行发放。问卷收回后，课题组通过测谎题、答题完成情况等对问卷数据进行筛选。调查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2549份，剔除无效问卷，最后进入本研究的问卷是2152份。
（二）变量测定
1.结果变量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大学信任。这一概念与大学公信力、大学声誉以及大学质量评价等有一定的关联，但在内涵上与以上概念有所不同。大学公信力是大学获得公众认同、信任与尊重的力量；大学声誉是大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学的质量则通过学术声誉和地位等信号反映出来；而大学信任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大学系统正常运作的某种期待和依赖倾向，这种信念既可能是公众对抽象的大学系统的弥散性评价，也可能是针对不同层次和水平大学的特异性评价。本研究借鉴高学德有关弥散性大学信任和特异性大学信任的分类，重点对特异性大学信任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总体而言，您认为我国下列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呢？”这一题项来测量受访者对不同类型和层次大学的信任水平，每一类大学的信任值均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信任”到5＝“完全信任”。
另外，如何对大学进行分类是本研究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都是基于中国高等教育层级结构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学校进行分析的，这些研究或者是比较重点建设高校和非重点建设高校在经费、师资、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差异，或者是比较重点建设高校和非重点建设高校的学生在收入回报、就业概率、政治地位获得以及满意度评价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研究对重点高校和非重点高校的分类大都是在 “985”“211”“双一流”等中国重点高校建设政策背景下进行讨论的。本文借鉴了以上做法，将大学分为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我们首先测量了受访者对“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其他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同层次大学的信任得分。然后，将“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合并，命名为重点大学；其他大学归为一类，命名为非重点大学。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分类，我们对不同层次大学的信任得分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一样——共得到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含“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第二个因子包含其他大学。最后，我们将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差值作为层级性大学信任的衡量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对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差值越大，反之越小。
2.解释变量
威权主义价值观：威权主义价值观的测量使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经典测量方法，主要通过6个题项来测量，包括“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子女仍应该照着做”“政府的首脑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只要领导品德高尚，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他做主”“如果因为事情争执不下，应请年长的人主持公道”“服从权威与尊敬长者，是儿童所应学习的美德”“为了维护社会安宁，个人言论应该受到更多管制”。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0。
大学制度绩效：大学制度绩效是指大学制度实施的效应、效果或功能。我们认为，对大学制度绩效的测量不仅需要考察公众对高等教育制度或大学制度实施效果的主观评价，也需要考察这些制度的实施及其效果是否公平公正，因此，本研究中对大学制度绩效变量的测量以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为代表性变量进行考察。具体而言，大学制度效能感通过4个题项来测量，包括“现行的大学制度有利于培养更优秀的人才”“现行的大学制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现行的大学制度有利于大学本身的发展”“现行的大学制度有利于学术创新”等。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2。高等教育公平感通过“总的来说，您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情况如何？”这一问题进行测量。以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价，从1＝“非常不公平”到5＝“非常公平”。
3.控制变量
考虑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类型、民族和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因变量均有影响，本研究将以上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信任的层级性特点
我们统计了受访者对各层次大学信任度的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而言，大学信任水平与大学的层次成正比，大学层次越高，受访者的信任度越高。具体而言，受访者对“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的信任度最高，其次为其他一本院校和普通二本院校，对三本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的信任度最低。对以上六类院校不同信任水平的人数占比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对高层次大学（如“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信任（包括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比超过一半，而不信任（包括完全不信任和比较不信任）的人数占比在15%左右；对于较低层次大学（如三本和高职/专科院校）信任的人数占比仅为1/3左右，而不信任的人数占比达到1/4。由此看来，我国大学信任具有明显的层级性特点。
（二）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影响因素
表3显示了层级性大学信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1.模型的主效应
由模型1和模型4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重点大学信任还是非重点大学信任，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其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对重点大学信任而言，威权主义价值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1=-0.06，P＜0.01），高威权主义价值观能够降低公众对重点大学的信任度，低威权主义价值观则提升公众对重点大学的信任度；而对于非重点大学信任而言，威权主义价值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0.17，P＜0.001），高威权主义价值观能够提升公众对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度，低威权主义价值观则降低公众对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度。同时，研究也发现，大学制度效能感对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3=0.42，P＜0.001；β4=0.32，P＜0.001），高等教育公平感也能正向预测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度（β5=0.17，P＜0.001；β6=0.12，P＜0.001）。
模型7是针对信任差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威权主义价值观对信任差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7=-0.24，P＜0.001）。对比模型1和模型4可以发现，威权主义价值观对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影响显著高于对重点大学信任的影响（β2＞β1）。这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层级性大学信任的重要来源，高威权主义者具有更低的层级性大学信任，高威权主义价值观能够弥合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之间的差距，假设1得到验证。研究还发现，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对信任差值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8=0.10，P＜0.001；β9=0.04，P＜0.05）。对比模型1和模型4可以发现，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对重点大学信任的影响均显著高于对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影响（β3＞β4，β5＞β6），这意味着，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都是层级性大学信任的重要来源，高质量的大学制度绩效扩大了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之间的差距，假设2.1和假设2.2均得到验证。
2.模型的交互效应
以上我们通过模型的主效应考察了文化变量和制度变量对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异性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进一步揭示这两类变量如何共同影响大学信任。为了避免变量间多元共线性的消极影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去中心化的处理，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模型2和模型5是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大学制度效能感共同影响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交互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学制度效能感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重点大学信任的关系（β10=0.05，P＜0.05），但这一调节效应在非重点大学信任中并不明显（β11=0.02，P＞0.05）。也就是说，大学制度效能感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对重点大学信任的负向影响：在大学制度效能感高的情境下，威权主义价值观对重点大学信任的负向作用更大；而在大学制度效能感低的情境下，威权主义价值观对重点大学信任的负向影响更小。
模型3和模型6是威权主义价值观和高等教育公平感共同影响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交互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公平感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与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关系（β12=0.08，P＜0.001；β13=0.04，P＜0.01）。由于威权主义价值观对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影响方向相反，因此高等教育公平感对两类大学信任的调节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点：对重点大学而言，高等教育公平感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其信任的负向影响；而对非重点大学而言，高等教育公平感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其信任的正向影响。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制度绩效变量对信任差值的交互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模型8和模型9），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大学制度效能感的交互效应不显著（β14=0.03，P＞0.05），而威权主义价值观和高等教育公平感的交互作用显著（β15=0.04，P＜0.05）。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公平感正向调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信任差值的关系强度，高等教育公平感的增加强化了威权主义价值观弥合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信任差距的效果，假设3.2得到验证，而假设3.1未得到验证。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基于全国范围抽样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我国大学信任的总体样态，并从权威文化和制度依赖两个角度探讨了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构建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大学信任呈现出随着大学层次和水平的下降而逐级降低的层级性，重点大学的公众信任度更高，而非重点大学的公众信任度更低。这一层级性现象既可能是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形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转型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强化的一种心理和治理结构。正如姜方炳所指出的，“生发于乡土社会的差序信任机制并未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而迅速消解，相反，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下，还有被复制和强化的可能”，大学信任的层级性特点或许正是这种差序性信任机制在高等教育场域被复制和强化的结果。
研究发现，一方面，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层级性大学信任的重要来源和构建路径，高威权主义价值观能够弥合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之间的差距，而低威权主义价值观则加剧了两类大学之间的信任差距。另一方面，层级性大学信任的产生同样有赖于公众感知到的大学制度效能和高等教育公平，高质量的大学制度绩效扩大了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大学制度效能感和高等教育公平感越高的人具有更高的层级性大学信任，他们更相信重点大学而更不相信非重点大学。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层级性大学信任是威权主义价值观和制度绩效共同建构的结果，高等教育公平可以作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稳定的替代性变量，而制度绩效并未在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大学信任的形成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生成的过程，民众关于大学知识、情感和行动的痕迹积淀在规则、符号、信念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心理模式，并进而成为共享性的大学信任文化。这种文化结构和心理模式的塑造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就此意义而言，通过寻求文化变量的替代性选择来弥合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差距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观这一文化变量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时，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自身应尽可能提供更为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高等教育公平对大学信任的这一正向效应同样可以作为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替代性选择，并成为缩小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信任差距的重要路径。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中国高校的信任结构失衡，据此提出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概念，用以回应公众对不同层次大学信任的特点，并用实证数据对这一现象加以验证。第二，从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两种视角考察了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形成机制和构建路径，发现制度绩效和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异质性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两者的交互效应，拓展了对大学信任作用机制的研究范围。第三，本文的结论对提升大学信任，特别是缩小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信任差距具有较强的政策意涵。一方面，需要重视非制度和经济的因素，强化民众对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权威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要反思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度效能及其公平性是否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是否满足了普通民众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待，是否迫切需要建立不同层次高校分类发展和特色发展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否有必要建立基于分类分层的大学信任差别化构建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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