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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 安亚伦,刘宝存: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评析

安亚伦,刘宝存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4-09-04

摘要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在美国例外论、多元文化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呈现出注重文化输出与国防安全、倡导技术移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后“9·11”时代,美国又确立了将国际学生教育作为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的重要屏障、吸纳海外科技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途径的政策理念。美国经验表明,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可以与国家安全、经济贸易、文化外交、全球竞争力等多方面利益相融合,有效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学生流动受阻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也暴露出深受外部环境牵制、吸引高科技人才政策缺乏稳定性、难以抵御高等教育财政风险的弊端。


关键词

美国  国际学生  教育政策  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国博弈背景下促进学生流动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22YJC880001)


引用本文

安亚伦,刘宝存.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评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1):121-128.


国际学生教育是促进思想自由流动、推动科技合作创新、维系国家间和平关系和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最为显著的标志。作为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由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美国依托其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宽松的打工与移民政策,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目的地国,并在全球留学教育市场中处于领跑地位。二战后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在均衡与间断的模式下交替演进,从根本上反映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性与割裂性。一方面,美国例外论赋予其向全世界推广其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感;另一方面,美国移民国家的性质和现实政治的运作规律都迫使其在非常时期对国际学生的跨境流动加以限制。可以说,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发展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美国例外论的崛起与修正、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与迷信。对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回顾,分析政策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把握政策的发展趋向,可以为新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前瞻性思考。

本文中的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是指联邦政府在不同时期为实现国家核心利益,通过国家机构制定并获得议会通过、实施后,历经数次反馈与修正的教育政策,主要表现为法案形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进一步把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界定在高等教育范畴,即美国接收持有临时非移民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政策。


一、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回顾

倡议联盟理论框架认为,根本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作为政策子系统外的相对稳定变量,以缓慢的速度引导了政策的选择与变迁。无论是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富布赖特法》(Fulbright Act),还是颇具实用主义特色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发展都深受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探究国际教育政策中蕴含的价值观基因,有利于深入理解与反思美国的国际学生教育。

(一)美国例外论影响下的文化输出与国防安全并重

美国例外论是指美国在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有力的公民社会的信仰上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1630年,马萨诸塞州第一任州长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将新英格兰地区视为“山巅之城,举世瞩目”。他宣称,北美的欧洲定居者即将建立一个比欧洲更为优越、为世人所向往的理想之国,并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重塑世界文明。此后,这种“理想主义”的特性便时常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例外论的思想起源。二战后到越南战争前,例外论观念在美国迅速膨胀,也激发了美国在国际教育政策行动上深受“上帝特别眷顾”(special providence)的天赋使命感,具体表现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注定要超越其他国家,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可以被推广到全世界。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首次提出将美国战后向欧洲国家出售剩余物资所得的款项,用于资助美国与这些国家间学生与学者的教育交流活动,为美国国际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将国际教育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重点培养外语人才和区域研究专家。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t)则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教育制度。可以说,上述法案的制定都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并美其名曰“以加强各国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为手段,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寻求避免未来战争之法”。然而,其真正的动机是借助自身高等教育的优势,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以达到文化霸权之目的。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惨败使美国例外论遭到质疑,新孤立主义思潮导致联邦政府在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上没有任何积极举措,也不愿意对《富布赖特法》《国防教育法》中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项目追加投资。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再次高举例外论大旗,试图证明“美国有足够的实力让世界重新开始”。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理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不断涌现,国际教育的主导权从联邦政府逐渐下放到州政府和高校。美国高校也逐渐摆脱对联邦政府的政策依赖,通过积极开拓海外留学市场谋取更多资金来源。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暂时失去了竞争对手的美国在1991年颁布了《教育交流促进法案》(Educational Exchanges Enhancement Act of 1991),1000万美元被投入到与东欧新兴民主国家、苏联及其他非西欧国家扩大教育文化交流的计划中。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新的“天赋使命”。出于对国土安全的考虑,美国国会仅耗费六周时间就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加强对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审核,创造了国会最快通过议案的历史记录。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启用了“学生与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Information System),对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进行电子监控。在美国例外论的塑造下,美国将世界政治视为“善”与“恶”的冲突,国际教育更是演化为关乎道德的活动。反击邪恶、保卫国土安全也为行政部门扩大政策权限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正因如此,国会才能跳过听证会辩论,压倒性地批准了侵犯国际学生权利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总体而言,美国例外论对联邦政府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影响深远,使其在不同时期既能为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教育政策辩护,又能为新孤立主义的教育政策辩护。

(二)多元文化主义影响下的技术移民导向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在众多族裔和文化团体组成的联邦中,所有的种族、文化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们在伦理道德上也是平等的。南北战争后,美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来自各大洲的移民,在当时被誉为“民族的大熔炉”。早在1952年,美国就颁布了《美国移民法》(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ct),强调美国急需引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移民。1965年的《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提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具有特殊才能,且对美国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在签证时享有优先权。此后,美国高校积极配合国家知识与技术移民政策,美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比例逐渐上升。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受到国内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教育呈现出多元文化相融合的特征,师生种族多样化和师生群体多样化也为“富布赖特项目”等海外教育交流计划的拓展创造了理想的社会环境。这段时期,美国高校的国际交流项目和留学生海外交流项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移民制度与教育和人才战略的有机结合,逐渐使美国成为备受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国家。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再次迎来移民浪潮,西语裔和亚洲裔逐渐取代欧洲裔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移民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调查显示,到2050年,西班牙裔所有种族人数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4.5%,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重将下降至52.8%。美国种族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从根本上撼动了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由多元文化带来的身份危机和国家利益的分割问题更加凸显。保守主义者谴责各种族裔和文化集团的意识狭隘,质疑各种族裔对美国的忠诚度,更有甚者提出间谍说或阴谋论。

“9·11”事件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社会对非法移民甚至是留学生和合法移民都不如原先宽容,种种严格的政策限制给国际学生增添了阻力,对美国的国际教育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种族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经济下行带来的焦虑推动了种族主义回潮,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让美国重新变白”的意愿。特朗普执政期间发表了大量仇视穆斯林、反对非法移民的种族主义言论,撤销了奥巴马时期美国高校的“种族配额”录取制度,加强了敏感研究领域中国学生的签证管控,给赴美留学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然而,作为曾经的“民族大熔炉”,美国移民政策的改革方向仍然是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促进人口结构调整,提升全球竞争力。

(三)实用主义影响下的国家利益至上

回顾历史,美国多元文化传统中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色彩尤为显著。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肇始于英国的功利主义文化传统。19世纪70年代,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首次将实用主义(后易名为实效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提出,后经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将实用主义思想和原则体系化而备受关注。实用主义价值观渗透于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国际教育亦是如此。我国学者黄明东指出,实用主义通常具有四点特征。其一,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以自我需要的满足程度为中心的;其二,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时,具有相对主义特征,认为世界是不可知,也是不可预测的,应立足当下;其三,片面强调经验,排斥理性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作用;其四,对客观事物的评价以其是否具有实际功用为标准和目的指向。

实用主义价值观反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上,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即国际学生教育政策首先要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一旦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变化或关注的问题得到解决,政策目标就会发生改变,造成现有政策的中断甚至终结。《国防教育法》要求将生活适应教育转向科技教育,并加强关键语言和区域研究以应对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的挑战。越南战争爆发后,《国防教育法》的拨款逐年减少,其中有关国际教育的条款最终被纳入《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第六章。《国际教育法》因不符合越南战争背景下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未能获得国会拨款。21世纪以来,无论是小布什政府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强化对国际学生的监控,还是奥巴马政府针对美国本土STEM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提出《移民改革法案》(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Act);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留学和移民政策以兑现“美国优先”,还是拜登政府意欲借力国际教育“重振美国中产阶级”,都充分体现出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实用主义的特点。


二、后“9·11”时代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透视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lip Altbach)和简·奈特(Jane Knight)提出,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动因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四个层面。这些动因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其主导动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也存在差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基于动因理论,对美国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美国高校接收国际学生的初衷是加强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以及提高对于他国社会文化的了解,但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经济效益的动因更为强烈。

(一)将国际学生教育作为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的重要屏障

政治层面的动因主要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与和平有关。“9·11”事件后,联邦政府明确了国际教育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认为长期、稳定的联邦支持对发展国际教育极为重要。《超越“9·11”:一项关于国际教育的综合国策》(Beyond September 11: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这份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人员往来、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培养和储备21世纪急需的人才,有利于促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应对国防安全的挑战、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跑地位。然而,特朗普在任期间颁布了《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份子进入美国》(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这一行政命令,终止了“免面签计划”(Visa Interview Waiver Program),将航空、机器人、先进技术制造业等“中国制造2025”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至1年,声称这样做可以减少中国通过研究机构和大学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以疫情期间美国失业率增加为由,暂停和限制持有H-1B或H-2B签证以及若干J-1类签证的人员入境美国。这些政策制定的本意是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但也给美国国际教育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国际学生签证和入境的政策赋予了美国政府机构过大的自主裁定权,有违美国长期以来多元化的社会传统和开放的移民政策,进一步增加了赴美留学的不确定性。

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仍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为逻辑起点,但放宽与防范并举。一方面,拜登政府撤销了“禁行令”(Travel Ban),延长了自2020年3月9日起持有F-1和M-1类有效签证但由于疫情原因进行线上学习的国际学生的远程授课时间,并允许他们重返美国继续学业。美国众议院于2021年4月21日通过H.R.1333号《基于国家原籍的非移民反歧视法案》(National Origin-Based Antidiscrimination for Nonimmigrants Act),禁止在与移民有关的各种决定中歧视有色人种,并对总统暂停或限制外籍人员入境美国的权力加以制约。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拟通过《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Protect Our Universities Act of 2021),禁止某些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中国公民在美国从事STEM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并限制他们参与敏感研究项目。拜登政府的政策行动表明,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境和移民政策有可能适当放宽,但对于高科技领域,特别是敏感研究领域中国留学生签证的管控力度有可能比特朗普执政时期更大。

(二)将国际学生教育作为吸纳海外科技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

学术层面的动因与达到教学和科研的国际标准、提高教育质量有关。通过鼓励国际化的教学、研究与服务,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更加充实,人才培养质量也可以得到提升。长期以来,美国利用H-1B签证网罗了大批海外高科技人才,弥补了本国劳动力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不足,并通过国际教育成功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高校STEM领域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攻读者中,国际学生占比分别为46%、56%和50%。相较其他发达国家,美国高校的STEM学位授予量遥遥领先,在2018年授予了4.22万个STEM领域博士学位。国际学生已经成为美国STEM领域的生力军,为美国高科技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硅谷科技创新中心,有将近一半的科学与工程人才出生在海外,其中又以中国和印度的人数最多。这些高技能国际学生和潜在的高素质移民群体在美国的科研、经济和全球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后“9·11”时代,面向具有杰出能力、专业技术且英语水平流利的人才的全球性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正在赶超美国,凭借其现代化的移民体系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为此,拜登政府拟通过《留住STEM人才法案》(Keep STEM Talent Act of 2021)取消美国STEM领域博士项目应届国际毕业生的就业签证上限,免除每年授予在STEM领域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国际学生移民签证的数量限制。此外,拜登政府计划修订《美国就业优先法案》(American Jobs First Act of 2021),取消多元移民绿卡抽签项目(Diversity Visa Program),依据市场需求增加高技能H-1B员工签证数量和薪资。若拜登政府的现代化移民体系改革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具有熟练技能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就业,巩固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由此可见,提高美国STEM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大力吸引并留住准备融入美国“大熔炉”的海外优秀人才,仍将是美国发展国际教育的主线,也是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发展的核心。

(三)将国际学生教育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途径

经济层面的动因与高校扩充教育经费、提高经济效益有关。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经济效益是指所有国际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支出以及国际学生(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美国生活的费用。研究表明,每增加一名高技能国际学生就会为美国创造三到四个相关就业岗位,国际学生和高技能移民群体对美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与特朗普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收紧国际学生赴美留学和移民的政策,导致赴美留学生数量出现整体下降,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直接影响。美国国际学生事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Affairs, NAFSA)的调查显示,2020—2021学年,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84亿美元(2018—2019学年为387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306308个就业岗位(2018—2019学年为415990个就业岗位)。

展望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更多国际学生赴美留学将成为助力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途径。为此,拜登政府已于2021年12月签署通过了《教育缓解方案和技术扩展责任法案》(Responsible Education Mitigating Options and Technical Extensions Act),允许接受《退伍军人法案》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以佣金代理模式委托海外机构招募国际学生。该项法案的实施将有助于恢复并加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海外招生能力,稳固美国在全球留学教育市场的地位,并寄希望于通过增加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缓解美国高校的财政压力。


三、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反思

从利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国际理解到培养关键语言专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以维护国防安全,再到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全球竞争力等多方面利益的融合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美国看似一直是国际教育的积极推动者。然而,疫情改变了全球留学教育的发展图景,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发展的深层困境。

(一)深受外部环境的牵制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将国际教育纳入国家战略,致力于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向全球推行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教育已经作为美国实现文化霸权、吸纳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技能人才、稳固世界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也在积极推动国际教育中不断受益。从教育的社会功能角度看,将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有助于满足美国在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客观需求,更好地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从教育的本体功能角度看,由于国际学生教育政策只有在符合全球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获得法律认可,国际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例如,像《国际教育法》那样单纯以教育改革为目的的政策或法令,几乎从未真正得到过联邦政府的重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甚至认为,“不能服务于政治的教育不具备合法性,无法获得国会的支持”。

在疫情防控前景未明与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向是将国际教育与维护国家安全、助力经济复苏、促进文化外交、保持全球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融合,以驾驭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可以预见,外部环境对美国国际教育政策的牵制作用会愈发凸显。拜登政府会在政策上继续支持国际教育以“重振美国中产阶级”,但会更加注重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妄图封堵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培养路径,阻挠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无论拜登政府的国际教育政策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当前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和政治风向都会对美国的国际学生政策造成深刻影响。无法正确处理教育与政治间的关系并合理把握二者间的内在张力,成为长期桎梏美国国际教育发展的问题。

(二) 吸引高科技人才政策缺乏稳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STEM领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才短缺,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更加依赖国际学生。奥巴马政府时期,在《STEM就业法案》(STEM Jobs Act)的带动下,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域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快速提升,就读STEM领域相关专业的国际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有效弥补了美国本土STEM领域高端人才的不足。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H-1B签证政策有所收紧,H-1B签证的申请越来越严格,限制也越来越多。《高技能移民诚信与公平法案》(High-Skilled Integrity and Fairness Act of 2017)中,取消了对于H-1B依赖型雇主(H-1B Dependent Employer)的硕士学位额外证明豁免,意在限制高技能海外移民的名额,为本国公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8年3月,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暂停了拥有美国硕士及以上学位者H-1B签证的优先处理(premium processing)申请,导致H-1B签证的申请积压增多,大批国际学生无法拿到工作签证,赴美留学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尽管拜登政府的吸引高科技人才政策正在向着积极的方向调整,但鉴于对敏感研究领域中国留学生签证和移民的诸多限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大力吸引STEM领域国际学生形成的高端人力资源争夺态势,美国凭借移民红利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有所下降。调查显示,出于对不断变化的移民政策、反移民暴力事件以及人身安全问题的担忧,部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STEM领域国际学生的留学选择不再以美国为首选,而是转向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留学政策相对友好、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的国家。如果美国不加强以吸引高技术移民为主要目标的现代移民体系改革,会进一步导致海外高科技人才的流失,进而削弱美国在科技和工程领域的全球领导力。

(三) 难以抵御高等教育财政风险

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典型国家,美国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与迷信使其将高校完全置于市场竞争中。由于市场经济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在这个规模庞大、功能多样、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取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和生源。正因如此,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称之为“市场型”。一方面,严酷的市场竞争迫使美国高校保持对自由市场的敏锐洞察力,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制定相应的竞争策略和发展规划,以获取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为发展留学生教育提供足够联邦资金的国际教育政策,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都无法从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支持中受益,只能通过寻求外部资金的方式应对财政拮据问题。这也决定了国际学生市场份额的下降势必给美国高校的财政带来重创。

受到疫情影响,国际学生跨境流动受阻,美国高校在2020年春季学期的收入锐减了80亿美元,与留学相关的产业也受到严重波及。在政府教育预算削减、捐赠基金市值大幅缩水的情况下,美国大学尤为依赖国际学生创收,将提高学费作为缓解财政压力的主要举措①。据统计,2021—2022学年,美国四年制公立院校州外学费价格为27560美元,在过去三年中(扣除通胀因素后)上涨了4.8%。这就意味着,美国大学的留学生经济会更加脆弱,一旦国际学生的数量出现下降,部分普通高校将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由财务问题带来的风险,进而使美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危机。从美国高校的角度看,由于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自由贸易的商品,招收国际学生的行为更多是源自其“价格”的诱惑,而非出于对国际学生内在价值的认识或履行大学的社会服务使命。从国际学生的角度看,高昂的留学成本会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未获得奖学金情况下的可负担性问题,造成教育不公现象的恶化。


四、结语

美国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美国例外论的崛起与转向、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与回落以及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开放与孤立、包容与排斥、均衡与间断中几度摇摆,确立了以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为基础、以吸纳全球高端人才为核心、以实现国家多方利益融合为目标的发展“新路径”。近年来,全球留学教育发展遭遇逆流,美国高校的财政危机加剧,提高经济效益成为美国政府与高校接收国际学生的首要驱动因素,美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难以摆脱政治环境与严酷的自由市场竞争的长期影响。鉴于美国国际教育的改革方向仍然是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留美中国学生应以集中精力完成学业为首要目标,同时加深对美国国际教育的认识,更多地了解美国的移民与打工政策,尽早对毕业后在美工作或回国发展进行规划。此外,针对种族歧视和校园安全问题,赴美中国学生应注重提升个人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在留学过程中发生冲突时,通过留学生组织和华人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中国政府而言,在中美关系大转折的背景下,我国应积极促进与美国的教育合作交流,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推进中美学生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以此缓和中美关系,筑牢中美教育交流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国还应把握好国际教育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间的内在张力,让国际教育摆脱政治因素的过度干涉,回归知识、文化与人才交流的本质,实现从“追赶者”到“并跑者”和“领跑者”的转型升级。


注释

①国际学生通常按照州外学生的标准支付学费,比美国学生或州内学生支付的学费高出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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