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 透过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基础观察中国高教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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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动人心魄的高考分数揭晓之后，考生们就得转入志愿填报的“第二战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生家长注意到了过去没有的一类新选择——中外合作院校或项目。有教授比较过自己在不同类型大学的教学体验，中外合作办学的课堂氛围更活跃，那里的学生虽然高考录取分数偏低，但喜欢表达，敢于提问，在交流中透露着自信，其中学业最出色者几乎能够达到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还有数据显示，中外合作办学本科生毕业后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比例也不低。对于这些情况，能否归功于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了更高的教育增值？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高考的筛选功能？
为了分析以上现象，应当留意包括住宿费、书本费等必要项在内的总学费差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年少则七八万元，多则二十万元以上。高学费意味着学生具有相应的家庭经济条件，还与家长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家庭教养能力有着强相关性。十倍乃至数十倍于公办高校的学费级差构成了求学的门槛，也改变了学业竞争群体的性质。这提示我们，解释上述中外合作项目学生的学业表现及毕业出路时，最大影响因素恐怕是家庭的力量。比起中学和大学，塑造这类学生个性与发展道路的主要还是他们的家长。这类家庭不会等到高考填志愿时才动用经济实力，而是从子女的小时候就提供了优裕的生活、开阔的眼界、丰富的学习资源。等到子女要深造、就业时，家长更不可能袖手旁观。对这类家庭而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自我提升。他们的子女有底气通过各种途径过上理想的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在追求分数的单一道路上耗尽全力。可以说，生源主要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是形塑中外合作项目独特教育面貌的要因。
观察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不限于其本身，它是理解中国高教大众化的一把钥匙。精英的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和社会选贤任能，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则要在此基础上为多数人提供多元适配的学习机会。前者的成本主要依靠公共财政，后者因其数量巨大、需求多样，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势必需要广泛吸纳家庭和社会力量。在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填补了这一结构性空缺。父母希望自己的人生积累能够为子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打下基础、出一份力，这是人之常情。对于一个大众化的学业竞争系统而言，如果存在一批教育质量可靠、市场声誉优良的私立高校，有能力的父母会乐于帮助子女在取得入学机会时减轻一定的竞争压力，而私立院校在制度上能够接纳这种家庭赞助。
中国教育发展路径的特殊之处在于，过去民办高校没有足够的学术声誉来撬动宽裕家庭的求学热情，而高教的大众化又必须在公平至上、以分取人的高考框架下推进。当爱子心切的父母在子女升学时助力无门，便催生出两类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变体：一是价高质低的海外留学，二是在自主招生中曾经出现的各种乱象。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国内高教体系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一方面教育财政并不宽裕，另一方面家庭的能量却被排除在外，没有被吸纳为教育发展的助推力。国内被“挤出”的社会资源反过来“补贴”了海外教育体系。
中外合作办学以及一些新型小规模科技大学的涌现正在填补这一“生态位”，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和承接了希望以家庭实力支援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诉求。它们在教育机会分配中具有私立高校的特性，又借助合作名校的声誉刷新了人们对民办校的刻板印象，并且在经济、文化和管理上不至于脱离本土体制。这类新型高校之新不仅在于办学机制、教学理念和科研取向，而且在于其招录规则、学费定价、生源群体和培养定位，进而，其课程结构与师生关系也会随之变异。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认识高教大众化，需要准确地把握教育的社会基础，主动觉察发展中新生的诉求，也要反思由此对教育本身造成的正反效应。
供稿 | 陆 一
排版 | 盖美如
审核 | 方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