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现状及其形成机制，发现一些异于以往研究的经验事实：随着高教行业“卷”时代的来临，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已超越收入、住房及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成为该群体最大的压力来源；而多元压力诱发了他们明显的健康焦虑与地位剥夺感。但该群体总体上能够“焦而不馁”，仍保持着较高的职业认同与教书育人信心。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相比各种生存性压力而言，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有更强的正效应。不过该群体的高压力感不是由任何单一压力诱致，而是多重压力并发作用的结果。上述结论对新形势下的高校青年人才工作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健康焦虑；地位剥夺感
基金项目
2023年上海市社科规划“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新侨工作的现状、困难及对策研究”（2023VTZ012）；上海师范大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301AC703119004228）。
作者简介
周立民，198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邢海燕，1974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引用本文
周立民,邢海燕.从生存性压力到制度性焦虑：“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成因[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87-96.
曾经大学教师因为工作稳定、收入不薄、时间自由、兼顾家庭等标签而成为令人艳羡之职业。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加快，“非升即走”聘用制的试点高校不断增加，基于论文与项目的绩效考核导向渐成主流。上述标签所描绘的“丰满理想”正与新形势下该群体压力重重的“骨感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并在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及因不满考核晋升制度而伤人事件的多起报道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青椒”网络戏语也因此盛行起来。过重的职业压力不仅可能侵蚀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质量及身心健康，而且更深层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培育及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完善高校“预聘制”等措施有效缓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成为2022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不少学者纷纷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问题展开研究，积累了一些重要成果：一是对该群体职业压力的客观来源做了较详细的分类描述[1]；二是对该群体的职业压力形成的相关性因素做了初步探讨[2]。但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住房、收入及科研考核等常见的客观变量，而忽视了高教职业面临的制度变迁背景对该群体职业心态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研究者倾向于把客观压力来源和主观压力感混同起来，即重点探讨了该群体的客观压力来源，而就两者之间的心理效应或转化机制未做充分探讨。实际上，相同生活状态下人们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比如个体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可能存在低估或高估的明显偏差[3]。因此，收入、住房及科研考核等是否必然会引起偏高的职业压力感呢？如果不是，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类似问题仍待深入探究。本文从中国高教职业的变迁历程视角出发，综合应用多元回归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统计技术，系统地揭示当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新影响因素及多重并发机制，兼具理论创新和经验启示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彰显了该议题的学术重要性。其中，早期成果主要涉及该群体的教学能力、职业满意度及心理健康等问题[4-7]。而随着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等新闻频现报端，较新的文献转而聚焦于该群体的职业压力成因及其应对措施，但在内容和方法上皆有拓展空间。接下来，本节将重点回顾有关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首先，大部分研究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做了描述分析，并主要关注到该群体的客观生存性压力。一项描述性研究发现，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压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压力及工作生活矛盾，而工作压力则源于授课任务繁重、专业技能和授课技巧问题以及职业生涯缺乏指导规划等[1]。对于讲师职称的青年教师来说，经济压力均值为4.06分，高于科研和教学压力[8]。也有研究发现高校专任青年教师在住房方面的压力最大，选择“较大压力”及以上者占比超过65%[9]。还有学者认为，因教学科研“全年无休”及“八小时外定成败”带来的时间压力对青年教师有较大影响[10]。可见，相关成果主要涉及高校青年教师在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等方面的生存性压力，却较少在测量主观压力感的基础上去分析其形成机制。然而，客观的生存性压力不一定会直接转化为青年教师的工作压力感。其次，有学者开始侧重探讨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生成机制问题。行政逻辑使得高校教师被裹挟于科研竞赛中，由此所催生的时间压力是导致该群体“在学术界失眠”的主要原因[10]。有学者将高校青年教师时间压力分为“挑战型时间压力”及“阻碍型时间压力”，并考察了两者如何通过主动动机和受控动机而影响其工作繁荣[11]。但这两项研究在方法上主要基于理论探讨或小样本访谈，其结论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张蓓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工作任务与社会支持因素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影响，发现职称晋升、科研竞争及教学任务能增加压力，而家庭归属与人际和谐则有降压效果[2]。不过该成果并未直接测量职业压力，而是将其与个体的焦虑感及孤独感等同起来，因而未能重点分析制度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感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无论是概念界定抑或指标操作化上，焦虑感和职业压力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就明确了这种区分，并采用不同指标分别测量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感和科研绩效压力感[12]。因此，在相关主题研究中，有必要区分测量焦虑感与职业压力感，并探究两者的相关性。上述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有可拓展空间：第一，在职业压力感的影响变量选择中，局限于常见的客观压力来源，对高校青年教师压力形成的时代背景变量及由此带来的群体心理效应重视不够，也未能比较评估不同因素对他们压力感的具体效应大小，对职业生态变化后哪些因素更可能直接促成其压力感缺少充分探讨；第二，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总体上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其中可能隐含的多重并发机制探究较少。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压力感成因是复杂的，任何单一变量皆难以充分解释。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内容上将结合中国高校职业变迁史，强调“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态已经发生变化，并将影响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来源及主观压力的生成机制；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来系统探究其压力感的多重因果路径。新中国的高校职业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6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77年至1998年的恢复缓慢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高等教育加快了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13]。这也预示着中国高教职业的结构性背景已然发生变化，至少体现在：（1）高校的扩招与科研教学人员持续增加。与第一次大扩招之年（1999年）相比，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从52.33万人增加到183.30万人，尤其是在一线大城市中，专任教师数量逐年走高。从图1可以看到，从2013年到2020年，北京、上海、重庆及天津四大直辖市的专任教师数量持续攀升，分别增加了7101人、7131人、12279人及2727人。（2）青年人才的质量提高加剧了竞争激烈程度。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本土及海归博士数量也逐年增加。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自己的职业去向。比如上海高校专任教师的博士学历占比2013年为43.07%，2015年为47.76%，到2020年上升到57.76%①。而高质量人才增加是导致高校教学科研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重要动因。（3）高校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及由此衍生的关联性制度改革。内涵式发展所积累的人才储备加快了高校的市场化转型，人事应聘临时化及考核绩效化等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最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在上述结构性背景的综合作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卷”时代。“内卷化”一词较早由黄宗智先生从格尔茨的研究中介绍到国内，并被理解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14]，或无实质意义的内耗性竞争。但随着该词的流行，人们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在日常表达中甚至已成为竞争激烈化的替代词。本文中，所谓的“卷”时代，主要是指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过度竞争、关联性制度改革的极端化态势，以及这种竞争激烈程度与科学研究的进步不匹配等现象。具体表现为当下流行的唯成果论的刚性量化评价体系、临时化的人事评聘制度及期刊的核心化等。
“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所面临的非稳定化职业环境对其工作心态有深刻影响，但已有研究对这种影响缺乏充分探讨。接下来，本文将基于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职业新生态，针对其职业压力感之形成提出“制度性焦虑”的理论解释。第一，高校制度改革的市场化与绩效考核指标化。我国高教事业的内涵式发展及竞争激烈化趋势引发了高校改革的连锁反应，特别是人事制度从“大锅饭”转向“绩效考核”，“非升即走”及“3+2考核”等新型聘任方式不断出现，使得教学科研岗位的稳定性大幅降低。比如目前高校流行的“非升即走”（up or out）规则最早源于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定制度，其设计初衷是增加高校教师的激励性因素以实现人才筛选，但该制度的实施通常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如合理的考核期限设置、公共服务配套及员工晋升之后所能获得更高薪资待遇的详细安排，而且为了激励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更高的薪资待遇应足以抵偿员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15]。实际上，适当的考核有助于激活科研活力，筛选学术人才。但国内引入该制度后，普遍突出其考核功能，存在缩短考核期限、降低奖励标准等倾向；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现实做法则将考核任务基本压在青年教师身上。“目前我国高校更多只是对教师执行严格的试用期，较少关注其成长环境建设，‘既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点值得警惕。”[16]第二，期刊核心化、基金级别化与不稳定的成果预期。高校聘任制度的市场化和考核指标化对青年教师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催生了他们不稳定的职业预期。这种不稳定不仅源于“非升即走”这样的客观制度事实，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期刊核心化趋势加剧了该群体的发表难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期刊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当属“核心化”；而这种变化对青年教师可能有“挤压效应”。一方面，现实中不少期刊为了进入或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更看重发表论文的基金项目级别、作者职称或名气等。因此，处于职业底层的青年教师可能成为“被歧视”对象。另一方面，数量有限的核心期刊远不能满足巨大的科研发表需求。比如，高校评价体系中比较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2021—2022年共收录583种期刊，而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达到了1832982人。这意味着平均约3144人分享1本CSSCI期刊资源。加之职称歧视、约稿制度及研究生毕业发表要求等因素，青年教师的发表环境不容乐观。其次，基金项目级别化与申报难度大也加剧了“青椒”群体的成果不稳定预期。在当前高校考核体制中，省部级以上基金成为考核“硬通货”。然而众所周知，省部级基金每年的审批数量有限，且存在一定的运气成分。第三，“教学科研双肩挑”、收入偏低与群体相对剥夺感。在当代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中，科研发表无疑占据较大权重。近年来，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学术界都逐渐认识到这种体系之弊端，“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呼声日益强烈。但实际上大学评价的科研导向文化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本身无可厚非，不过也需要客观认识到，良好的科研产出需要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然而当下高校普遍都强调青年教师“科研教学双肩挑”。由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将时间碎片化，他们不得不通过牺牲其他生活时间甚至熬夜来弥补。但高强度工作及长时间付出的经济或地位回报并不成正比，从而可能引起了该群体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目前在我国城市居民中普遍比较强烈[17]。其直观表现是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它会对个体的态度行为及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18]。而从高校青年教师的群体特征来看（高学历、强付出、收入低等），他们可能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并由此强化其职业焦虑或弱化其地位认同。2. “制度性焦虑”：一种对高校青年教师压力感的补充解释上述制度结构背景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感有深刻影响。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该群体的各种客观的生存性压力，对其职业结构背景变化所产生的具体效应尚未展开系统分析。为了强调这种制度性变革所产生的心理连锁效应，本文尝试提出“制度性焦虑”解释。该概念主要表达三层含义：一是指“卷”时代的高校管理制度及期刊制度改革对青年教师的工作考核要求带来之影响。比如，高等教育行业在过去20余年经历了从专业主义向管理主义转向的过程[19]，而“非升即走”及“3+2考核”等聘用模式盛行则使得科研、教学与职称可能已超越收入、住房等生活压力而成为该群体最大的压力来源。二是上述制度变革的非稳定化趋势对该群体多重焦虑感的诱发效果，比如健康焦虑与地位获得焦虑等。因为考核指标化、期刊核心化及基金级别化等趋势加大了青年教师的工作难度及晋升的不确定性。三是强调焦虑感的产生源于相关管理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因而“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聘任方式灵活化或“非升即走”成为趋势的背景下，我们仍可通过积极的制度建构来消解“青椒”群体的焦虑和压力。较之已有成果，“制度性焦虑”概念重视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制度结构成因，同时强调科研考核及职称评定等客观压力并不必然转化为压力感，而是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工作不稳定、发表不稳定及相对剥夺感等心理状态所诱发的焦虑感[12]。依据笔者前期的访谈资料，本文重点关注两种焦虑表现，即健康焦虑和地位获得焦虑或地位剥夺感。前者与高校青年教师的持续高强度工作及熬夜等行为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他们通过科研教学付出提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并弥补与同龄人差距的不稳定预期或焦虑。不少学者认为激烈的竞争和焦虑是引发教师职业压力重要心理机制之一[20]。焦虑会持续地加速心脏跳动，在给个体带来身心疲惫的同时阻碍其合理的思考和判断，因而具有较高焦虑水平者通常对压力更加敏感[21]。而一项较新的实证研究发现，学术发表和职称晋升是引发高校青年教师焦虑感的最大起因[22]。再从生活经验来看，青年教师不太可能因为职业压力感强而产生健康焦虑，相反更可能因为担心健康问题而感到很有压力。同样，地位获得焦虑也可能是其主观压力的心理前提之一。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卷”时代科研考核与职称晋升已超过收入、住房及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成为高校青年教师最大的客观压力源。假说2：收入、住房、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等客观的生存性压力并不必然直接转化为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感，而是需要同时具备制度性焦虑条件（主要指健康焦虑和地位剥夺感）。假说3：与各种客观的生存性压力变量相比，制度性焦虑变量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具有更强的预测力。数据采集于2020年2月至5月，范围涉及上海市10余所公办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考虑到现实中的考核制度及职业压力差异，本轮调查不包含大专院校及民办本科院校。具体调研对象为在2020年调研时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5年及以后出生）的高校教师。针对调查的特殊需求，笔者设计了线下或电话结构性访谈和在线问卷两种方式，其中在线调查部分主要由各上海市各高校的工会负责人帮助推送问卷，最终共采集有效样本161个。由于纯行政岗人员不用参加科研考核及授课任务，其压力来源与科研人员明显不同，因而将该部分样本剔除。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量为121个。本文的因变量为职业压力感。测量题目要求受访者对“您觉得目前的工作压力如何”做出“没有压力”“有点压力”“压力比较大”和“压力非常大”四类选择，分别赋值1分至4分，得分越高表示压力越大。关键自变量包含生存性压力和制度性焦虑。首先，生存性压力包含收入水平、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科研考核与职称晋升。其中，收入水平将调查对象去年的总收入分为“10万及以下”“11万~15万”“16万~20万”“21万~25万”“26万~30万”及“30万以上”六个层级。科研考核压力与职称晋升压力是依据调查对象对自己最大压力来源的回答而生成的虚拟变量。而住房压力及子女教育压力则为受访者对住房保障及义务教育的满意度评价。其次，制度性焦虑包含健康焦虑和地位剥夺感。健康焦虑的测量题目为“从事高校教师工作以来，您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感受是？”原始问卷选项分为“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比较健康”及“非常健康”，我们将倒序编码后的分值用于衡量健康焦虑程度。地位剥夺感则为地位认同的倒序编码指标，具体题目为“您认为高校教师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在上海大体处于什么层次”，选项为从“下层”至“上层”的五分变量。此外，本研究还考虑了一系列控制变量。除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人口学变量外，还包含事业编制（有=1；无=0）、求学经历（硕士及以下=0；博士=1；博士后=2）及职业认同变量。职业认同是指受访对象对教师职业角色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具体指标包含“我为自己是一名高校教师而感到自豪”“从事教师职业能够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在做自我介绍时我乐意提到自己是一名高校教师”及“如果有更好机会我会辞去大学教师工作”。其中，最后一个反向题目需对数据做重新排序处理。本研究采取多元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简称fs/QCA）相结合的统计策略，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小样本的局限问题，即回归分析中偏小的样本量可能带来估算系数的有偏性。二是多元回归只能估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无法揭示特定结果赖以生成的多重并发条件，但社会现象的成因通常是复杂的。针对此类问题，近年来一种兼具定性定量特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迅速兴起。一方面，该方法对于中小规模样本的多案例比较优势明显。比如本研究中，多元回归将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等定序变量当作连续变量来分析显得不够严谨。模糊集方法则将数据转化为0至1之间的隶属度，能更准确反映案例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回归分析，fs/QCA对样本量要求不高，因为它并非依据简单的相关系数来解释，而是运用集合理论来评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必要或充分关系，进而可揭示特定结果的条件组态或多重并发机制[23]。数据分析采用Stata13.1及fs/QCA3.0软件。（一）描述性发现：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特征与职业心态表1呈现了相关群体特征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在性别比例方面，女性约占56.20%，略多于男性。在婚姻方面，66.12%属于已婚状态，情感总体比较稳定（离异者仅占1.65%），但也有约32.23%尚未结婚者，且其中超过60%的样本年龄大于31岁，36岁以上未婚者也约占17%。可见，该群体大部分属于晚婚状况。同时，大部分45周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技术职务为“无职称”或“讲师”（约73.56%），“副教授”占24.79%，而“教授”仅占1.65%。此外，事业编制的覆盖面比较广，90%以上的调查对象都有正式编制。除了上述现状，该群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正是网友所戏称的“高学历穷人”。具体来说，具有博士学历者占比达到73.56%，是高学历集聚人群。但同时其经济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约84%的上海青年教师年收入低于15万元，10万元以下也有近22%（见表1）。我们还将结构访谈数据和在线调查数据进行比对，从图2（a）和图2（b）可看出，两类调查对象的收入选项分布大体一致。
从图3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在被问到最大压力来源时，“科研考核”“职称评定”和“购买房子”三类选项占比分别达到了37.19%、28.93%、19.01%，而子女教育、教学任务及老人赡养等其他事项的压力总体上不大。可见，科研考核和职称晋升问题已成为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最大客观压力来源，大幅超过了房子购买、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假说1获得支持。再从主观指标来看，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感普遍偏高，其均值达到了3.12分。其中，有47.93%的调查对象选择“压力比较大”，选择“压力非常大”者比例也达到了32.23%，而选择“没有压力”者仅占0.83%（见图4）。因此，调查对象确实面临着偏高的职业压力感。
“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不仅面临着多重生存性压力，而且在高校行政化管理、服务配套不完善及长时间工作等综合因素下，他们普遍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健康焦虑。从表2可看出，该指标的均值达到了2.63分。在选项分布上，几乎没有调查对象认为自己“非常健康”，而选择“比较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的比例分别达到33.88%和14.88%，特别是有相当比例的客观上“无疾病”的受访者感到自己“不健康且说不定哪天就进了医院”。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剥夺感也处于偏高状态，均值达到了2.54分。更具体地说，回答“中上层”及以上者仅为9.0%，“中下层”及“下层”分别占39.67%、11.57%，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下层。可见，高校青年教师不仅客观上是“高学历穷人”，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认同也较低，确实值得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怀。
表2数据也展现出令人振奋的一面，即尽管该群体面临多重压力和焦虑感，但是他们却能保持“焦而不馁”的职业心态。首先，群体的职业认同较高。在“我为自己是一名高校教师而感到自豪”及“从事教师职业能够实现我的人生价值”等问题的回答中，“比较同意”及“非常同意”选项分别占比69.97%及72.73%。而从均值上看，群体职业认同的平均水平达到3.69分。其次，群体的教书育人的信心并不弱。当被问及“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和信心去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时，选择“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分别占61.98%和14.05%，选择“非常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则仅占2.48%和9.92%。如前所述，“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感影响因素已发生变化，本节将比较分析不同变量的具体效应。由于因变量职业压力感为定序变量，可运用次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Ordered Logit Model，简记为ologit）。经检验，本文数据符合平行性要求，即系数在各类别中是平行的。首先来看控制变量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性别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有显著相关性，即男性的压力感知高于女性。同时，职业认同也能一定程度上抑制压力感，但在模型3中纳入制度性焦虑变量后，相关性不再显著。此外，略不同于常识的是，事业编制与求学经历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尤其是曾经代表“铁饭碗”的事业编制在“非升即走”等灵活聘用方式流行后，已经无法起到稳定工作预期之效。
接下来分析生存性压力和制度性焦虑变量的相关性。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生存性压力维度中，除了子女教育外，收入水平、住房保障、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四个变量皆与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显著相关。其中，提高收入水平和住房保障有利于缓解职业压力感，而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与职业压力感正相关。第二，健康焦虑和地位剥夺感能够增加青年教师的主观压力，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0.001及0.01（模型3）；同时科研考核和住房保障的相关性变得不再显著，经济收入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这初步表明科研考核、住房保障及经济收入等变量对职业压力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性焦虑变量。第三，对回归结果虚拟R2的夏普利值（Shapley）分解显示，制度性焦虑变量组的解释贡献率为61.03%，大幅高于生存性压力变量组的23.33%。因此，假说3获得支持；假说2获得初步支持，但仍需进一步的检验。多元回归只能估算单个自变量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感的相关系数，但却无法揭示可能导致该群体偏高压力感的多重并发条件。有鉴于此，本节将基于fs/QCA技术对回归结果做进一步的检验。首先，我们筛选出具有显著性的关键自变量，即科研考核、职称评定、收入水平、住房保障、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根据一些学者的建议，小样本fs/QCA设计应尽量把条件个数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中等样本的条件变量也最好是4至7个[24]。为了结果更易于解读，同时考虑到在生存性压力变量中，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具有相似性，下文将两者合二为一②。随后采用人工赋值编码或软件中的校准选项（calibrate）对数据进行模糊集转化。比如采取“四值”方案将健康焦虑1至4分的原始赋值为转化为四个隶属度，即0、0.33、0.67、1。其他变量也根据原始得分采取“三值”或“五值”等模糊集转化方案（见附录1）。先来看单个变量是否构成该群体职业压力感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fs/QCA用于判断集合逻辑及其解释力的两个核心指标为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一致性用于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必要或充分关系，覆盖率则衡量单个条件或组合条件的结果解释力。通常来说，如果条件Ｘ是结果Ｙ的必要条件，那么Ｙ对应的集合是Ｘ对应集合的一个子集；而如果Ｙ的充分条件是X，那么Ｘ集合则为Ｙ集合的子集。依据学界通用标准，必要一致性指标大于0.9时，可认为变量间存在必要关系；充分关系指标值则要求达到0.8以上[25]。从4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必要一致性”指标皆未达到参考值0.9，故不构成主观职业压力的必要条件。而从“充分一致性”指标来看，健康焦虑和地位剥夺感的取值分别达到0.84及0.82，构成调查对象职业压力感的充分条件（大于0.8），且可以解释70%以上案例；但收入水平、住房保障、考核与职称未构成充分条件。该结果表明，客观的生存性压力变量并不能单独导致高校青年教师的高压力感，相比较而言，制度性焦虑变量的影响更大。这验证了上文的回归分析结果。但没有任何单一变量构成必要条件，故需要做进一步的多重因果分析。
已有研究初步认识到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基本来源，但对这些变量如何转化成真正的主观压力缺乏探讨。实际上，无论是科研考核还是经济收入等客观变量都只是压力感生成的可能条件，它们可能需要结合地位剥夺感及健康焦虑等组合因素才能真正诱发该群体的高压力感。表5数据支持了这种理论假说。
从表5可以看出，相关变量的组合路径能够较好地预测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感。这些组合条件的一致性达到90%，且能够有效解释61%的案例。具体来说，导致较高职业压力感的组合路径如下：高职业压力感 = ~收入水平 * ~住房保障 * 健康焦虑 * 地位剥夺感（路径1） + ~收入水平 * 健康焦虑 * 地位剥夺感 * 考核与职称（路径2） + ~收入水平 * ~住房保障 * 健康焦虑 * 考核与职称（路径3）其中，路径1具有更强解释力，即可解释49%的案例，且16%的案例仅能用此路径来解释。其具体含义是，那些同时隶属于低收入水平集合、低住房保障集合、高健康焦虑集合及高地位剥夺感集合者，具有较高的职业压力感。此外，路径2和路径3也有一定解释力，但其唯一覆盖率仅为8%和4%。总体来说，三种路径组合有力支持了假说2。研究表明，在竞争激烈化、管理行政化、考核绩效化、期刊核心化及教学科研双肩挑等新职业生态下，高校青年教师确实面临着多重生存压力，这些压力激发了该群体普遍的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但他们总体上仍维持着较高的职业认同及教书育人信心，真正做到了“焦而不馁”和“不忘初心”。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科研考核与职称晋升已超越收入、住房及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成为高校青年教师最大的客观压力来源。但异于常识的是，上述生存性压力并不必然直接转化为该群体的高度职业压力感，而是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性焦虑变量。相比收入水平、住房保障、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等生存性压力而言，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对他们的压力感知具有更强的预测力，而且构成了个体职业压力感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此外，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机制分析表明，任何单一的客观压力都不必然转化为该群体的高压力感，而是存在多重并发条件。上述结论隐含的理论创见是明显的，即“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之所以普遍存在偏高的职业压力感，更关键的因素并非收入、住房、考核及职称等生存性压力，而是在于相关制度改革所带来的不稳定预期或焦虑感，即本文所强调的制度性焦虑。总而言之，正是各种因制度转型而导致的不稳定预期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焦虑及压力感的重要诱因。已有研究对这种变化及其诱发的心理效应关注不够，因而未能充分解释青椒群体的压力生成机制问题。上述结论启示我们，有效应对相关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单一措施或局部改革，而是要扎实地打好高校治理“组合拳”。理念更新是制度变革之根本动力。实际上，适度引入绩效考核有益于激活学术创新因子。但如果“度”把握不当也容易滑入“考核层层加码与呵护缺斤少两”的人才建设误区，从而加剧青年教师的压力和焦虑。首先，警惕功利化的管理思想，转向重视人文关怀的治理理念。“管理”主要以效率为导向，“治理”则以可持续发展及服务意识为准则。时下流行的“非升即走”等做法固然可以快速催生发表以提升某个高校之排名，但也容易激发重视数量轻视质量的“学术浮躁”，甚至拖垮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及人才储备。其次，重视参与式治理，以协商民主增加科研配套政策的认同基础。制度合理性有助于提升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及工作获得感。即使是相同的奖励额度，是否有奖励对象的参与制定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实施效果。不过由于“管理”观念流行，现实中部分高校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不足，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最后，加大压力疏导，从单纯资助转向待遇提升与精神建设并重。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表现在客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主观的职业焦虑两个层面。因此，提升待遇并非缓解其压力的唯一对策，而是可以同时重视应对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等心理健康问题。第一，相关部门可出台科研考核及配套政策相关法律规范，在提升青年教师薪酬待遇的同时，也要努力消除同区域的校际差异。人们容易将提升待遇简单理解为薪资额度提升，而忽视潜在的相对剥夺感问题。相对剥夺感既可能源于其他职业的同龄群体比较，也有相同职称级别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悬殊待遇差异因素。比如不同高校的考核标准可能相似，但薪酬待遇及配套支持存在较大差异。类似做法对青年教师的职业获得感造成致命打击。因此，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来消除制度不平等现象。第二，地方政府可携手各高校完善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机制，抵消高房价对该群体带来的“强化焦虑效应”，营造稳定安心的科研环境。由于高房价和收入低等客观因素，住房问题可能通过诱发焦虑情绪而间接增加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感。因此，探索公租房、过渡房等保障性住房的长效供给机制是有益的。比如现实中不少青年教师有成家或同父母居住的需求，但当前公租房有小型化趋势，甚至不考虑需求而是与职称挂钩。此类制度不利于缓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第三，教育工会可重视针对青年教师的“健康工程”建设，积极疏解该群体的职业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发现，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已成增加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感的显性因素，需要相关部门能够及时重视与回应。比如鼓励支持学校积极安排多元化的体育锻炼和心理辅导项目。访谈发现，现实中部分学校定期的“瑜伽冥想”及“音乐疗愈”等措施获得一致好评，但项目内容及参与人数有待增加。第四，期刊界或许也有责任改变论文评审标准，消除职称歧视，共同努力改善该群体的发表困境。比如期刊评估部门可以及时调整核心期刊的入选标准，重视纳入一些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指标权重，引导形成发表新氛围。同时，期刊编辑界也可以考虑更新办刊理念，将学术质量作为论文取舍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有不少期刊努力变革审稿制度，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和社会声誉。这些成功经验若被更广泛地借用，将有助于形成更加良好的学术氛围。
①以上数据皆为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的“教育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网址为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访问日期为2022年3月6日。
②即把科研考核和职称晋升两个选项合并为一个选项，并生成一个新的虚拟变量。合并前后的分析结果有微小变化，但结论并未改变。篇幅原因，这里暂不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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