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丨徐 政 姬晨阳 赵子衡 林朝阳·“三重压力”下的经济发展：表现、根源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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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政，男，江苏盐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劳动经济，环境经济等方面研究，在《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江海学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发表的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三重压力”下的经济发展：表现、根源与路径
摘 要：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和长期向好的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面临着来自“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的冲击和挑战。文章在分析我国经济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和外部性问题基础上，提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调整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完善预期管理体制，加强对预期的引导和塑造。
关键词：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产业升级
一、引 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步入“十四五”发展新阶段。2021年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虽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环境，但是基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经济韧性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8.1%，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在风起云涌的新供给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但宏观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21年进入三季度后，受到疫情反复、限电限产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等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2021 年第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4.9%，比第二季度放缓3 个百分点；第三季度GDP 环比增长0.2%，比第二季度下降1.1 个百分点。值得警惕的是，2021 年中国经济虽然持续修复，但是修复的速度随季度而减弱，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面临交织叠加的复杂情况和现实挑战。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三重压力”是中央政府对我国当前经济主客观形势及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和高度凝练，也是破局当前经济发展下行趋势的主要着力点。如何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认识和把握“三重压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提供思路和启发，是学者们肩负的时代使命。然而，目前对于“三重压力”的讨论和诠释较为有限，处于相对空白的阶段。本文从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出发，讨论导致“三重压力”的直接原因，进而剖析“三重压力”的根源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二、“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
（一）“需求收缩”的主要表现
社会总需求由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构成，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国外需求是指国内产品和劳务的出口。我国社会总需求面临收缩的压力，主要表现为消费端恢复缓慢、投资端修复力度弱化以及国外需求走弱压力。2022年，社会总需求三大组成部分的增长表现存在显著差异，面临的冲击和挑战也各有不同。
1.消费端恢复缓慢
2021 年，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所提高，短期内保持缓慢恢复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 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128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两年平均实际增长5.1%。消费端总体保持低位增长的状态，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消费结构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27.9%和14.8%，增长速度高于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消费结构有所改善。制约消费恢复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降低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2015—2019 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9%上下，而2021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于2019年增长了14.3%，两年平均增长6.9%，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9%的平均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状况的恢复。第二，新冠疫情的反复扰动制约消费的恢复。2021 年末和2022 年初，我国许多地区受到聚集性疫情的影响，具有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疫情防控工作艰巨而复杂，且多发于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疫情的扰动制约了消费的恢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线上消费的发展，但也严重冲击了服务消费领域。第三，消费本身具有较长的传导链条和修复周期，在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市场主体对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刺激消费行为、恢复消费状况的进程更加滞缓。
2.投资端缓慢修复
2021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544 547 亿元，比上年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是投资贡献的主要力量。相比于制造业投资的一枝独秀，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并不理想。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为0.4%，过去基础设施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道路运输等方面，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而作为国家规划重要战略方向的“新基建”投资增速不断加快，这将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大发展机遇。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为4.4%，回落态势明显。受到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投融资政策的影响，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压力加大，大型民营房地产企业暴雷数量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信心脆弱。由于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未来对房地产行业的规范和整治行动仍将继续，短期内房地产投资情绪不高，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修复仍需时日。
3.国际需求面临走弱压力
国外需求超预期增长，但增长速度难以持续，面临走弱态势。2021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中国的疫情控制较为稳定，在其他国家深受疫情冲击，难以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我国承担了全球供应链“稳定器”的角色，扩大了在国际分工中的份额。为了刺激国内经济从疫情中恢复，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推动国外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宅经济”的相关产品和疫情防控的物资。2021年，我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29.9%，国外需求成为支撑我国需求增长的强大动力。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其他供应链国家生产能力的修复，国外需求的走弱将不可避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需求收缩的压力。
（二）供给冲击的主要表现
供给冲击指的是生产要素的变动引起生产成本或生产能力的变化，进而对供给总量产生影响。短期的供给冲击会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而长期的供给冲击会造成经济衰退，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当前，我国面临供给冲击的压力不断加大，具体体现在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电力供应紧张、国际物流费用高企、关键零部件断供和劳动力供给冲击五个方面。
供给冲击的首要表现是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1 年以来，受到疫情影响，部分矿山、油井停产或者减产，大宗原材料的生产数量减少，加之各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PPI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全年上涨8.1%，涨幅较前一年同期增加9.9%。其中，铁矿石、优质动力煤和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最大涨幅均超过100%。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下游的生产商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严重挤压了生产的利润空间。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对大宗商品拥有着巨大的需求，同时，由于我国的石油、铜、铝资源较为匮乏，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且没有与我国市场地位相匹配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因此，容易长期受到全球原材料的供给冲击。
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叠加我国政府采取“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的能耗双控政策，2021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不少地区采取了“限产限电”的政策。电力供应的紧张对部分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化纤等高能耗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双限”政策构成了生产的约束条件，对产能造成冲击。海运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目前国际贸易总运量中2/3以上、中国进出口货运总量约90%，都是利用海上运输。受到疫情的冲击和能源价格高涨的影响，港口运转不畅且货物贸易供需失衡，海运价格高企，给国际贸易带来了重大不利影响。此外，欧美国家的科技禁令和关键技术的封锁对我国的供应链造成冲击。我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中主要承担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在半导体、传感器、航天发动机等高端零部件领域严重依赖于进口。欧美国家对关键零部件的科技禁令可能给我国的某些产品制造领域带来较大冲击。当前，对影响国民经济的关键技术进行科研攻关是我国科学界和产业界面临的紧迫问题，对“卡脖子”技术的攻坚失败则有可能造成供给冲击的长期化，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劳动要素是生产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减，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正逐步逼近。我国目前面临着劳动力供给冲击问题：一方面，新增的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2021 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909 万人，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招工难”问题愈发严重，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增加。
（三）预期转弱的主要表现
凯恩斯在其宏观经济理论中提出预期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理性预期”的思想更是强调了预期对宏观经济与经济管理政策的重要影响。预期管理可以加强与群众的信息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是引导公众预期、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现代预期管理通过重塑预期来引导和管理预期，减少预期的黏性和突变型。我国的预期管理模式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多维的预期管理目标，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预期管理体系。市场主体的预期是宏观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经济预期会提振市场主体消费和投资信心、刺激生产和消费、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又会提振市场主体对经济活动的信心，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悲观的市场预期会造成经济萧条和预期减弱的恶性循环。预期是经济形势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需要紧密跟踪与预期相关的经济指标，妥善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预期。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预期转弱的压力，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指标的预估值降低，以及对经济形势、就业状况和收入增长的信心和预期减弱。预期减弱的重要表现之一在于微观层面的信心和预期的降低，2021 年微观层面的预期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2021 年2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27，消费者预期指数为131；2021 年 12 月，两个指数分别降至 119.8 和 122.7。2021 年第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5.2 和127.8，第三季度分别降低至119.2和120.9。微观预期转弱的原因既有疫情反复等短期冲击，又有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等中长期的影响因素，既是经济下行压力传导的结果，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加以重视，及时引导和重塑。
三、“三重压力”的根源
三重压力的出现，有疫情反复、产业宏观调控政策、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短期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长期存在“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外部性”四重问题。
（一）周期性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0 年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2020年进入经济增速换挡阶段，经济增速从高点回落，2012 年经济增速跌至8%以下，2015 年则进一步回落至6%上下，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20年以来，进入中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2020—2021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2022年的目标增长率为5.5%。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三期叠加”是我国经济面临的周期性问题。经济增速的换挡，符合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也是讨论消费问题、生产问题和预期问题需要把握的重要前提。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客观约束条件下做出的主动选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一方面，是现有产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就业人员的转化问题。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就业人员如何实现就业技能的转换和再就业，这些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是否具有发展新兴产业相配套的资源和人才储备，新兴产业能否培育国际竞争力，肩负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任，都有待时间的检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产业竞争力的建构尚需时日，而落后产能和高污染产业的淘汰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却不可避免。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的短期经济承压是经济周期性调整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前期刺激政策的透支成为时下宏观政策工具运用的一大掣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使经济摆脱下行趋势，我国政府采取了多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遏止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却也透支了后续刺激政策的运用空间。刺激政策的累计效应和溢出效应仍在发挥作用，前期经济刺激带来的落后和过剩产能需要时间消化，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仍将持续。“三期叠加”是对我国周期性问题的精准把握，反映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特征，影响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以及预期的形成。
（二）结构性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影响显著。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转移、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产业政策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和变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享受着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即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资本从非农业转移到农业，都会带来明显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经济附加值和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状况严重。低成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比高的产业结构，使得我国在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供给冲击。同时，我国产业发展不平衡、高端产业发展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产业发展的劣势，在欧美国家把控大宗商品定价权和关键技术控制权的情形下进一步放大。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和科技驱动发展，赋能经济的提效增益势在必行。
二是债务结构的风险隐患。债务结构的风险和隐患主要体现在地方债务的迅速攀升和居民杠杆率的高企。根据财政部的财政决算数据，2020 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5.66 万亿元，约占政府债务余额的55.12%，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债务所占比重大。地方债务压力的攀升会导致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债务违约、违规挪用资金等风险性事件不断出现。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资由政府主导，地方债务压力的增大将减少原计划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投资的疲软，而借旧换新的融资行为会挤占民间资本的融资空间，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地方债务风险的产生挤占公共资源，不仅阻碍投资需求的增长，更阻碍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居民杠杆率攀升同样属于债务结构中应该重视的隐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2008—2020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从17.90%上升至62.20%。杠杆率高企，其主要原因在于中长期消费贷款的持续上升，而占据中长期消费贷款主导地位的是居民住房按揭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 年末，我国居民住房按揭贷款与GDP 的比重高达40.1%，同比2019 年上升了5.6%，远高于我国同期2.3%的GDP 增速。除了中长期贷款外，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消费金融机构的扩张，改变居民消费观念，导致居民负债率进一步攀升。根据高东胜等人的实证研究，居民杠杆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有助于GDP 的提高，从长远看，会对GDP 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杠杆率的过快攀升不仅会抑制消费的恢复，还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三是收入结构的调整优化。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更加严重，2000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2，2010 年升至0.49，2015 年回落至0.47，在世界范围内仍然较为靠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驱动。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相比于欧美国家，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较低，我国的税收制度对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公平的调节作用仍然有待加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乏力，造成消费增速低迷，消费驱动作用难以实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造成社会预期的减弱，阻碍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收入结构的失衡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和持续的负面影响。我国正着力培育“橄榄型”社会，即降低高、低收入人群占比，提高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以此调整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激发中等收入群体的活力。
四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值得警惕和重视。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和高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就发展趋势而言，在今后数十年间存在持续恶化的可能，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8.7%，相比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上升了5.4%，而人口出生率却不断降低，人口抚养比持续提高。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给家庭养老带来巨大的挑战，并且会增大养老金体系的负担，造成支付困难，扩大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威胁。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老龄化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制定应对措施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摆在社会管理者面前的重大议题。
（三）体制性问题
体制性问题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 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显著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具体而言，我国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有如下几点：
1.政府与市场关系仍需理顺，市场的优胜劣汰和资源配置作用亟待提升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和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性”和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有为性”，是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当前，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在部分领域行政力量运用过度，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激励高效率经济主体，淘汰落后产业产能，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2.法治环境仍需完善
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规范市场各主体的角色和行为，让市场主体有序参与经济活动和市场竞争，建立长效、规范、稳定的制度体系。法治环境与营商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保障投资者和商业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会降低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安全感，造成投资增长乏力，损害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另一方面，法治能够对进行不正当市场竞争的主体予以惩戒，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和法治的缺位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横行，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市场竞争者为获取市场支配地位，运用“价格战”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严重恶化市场环境。近年来，我国对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强化，有效遏制了部分行业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发展。此外，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力度不足，科技创造者的智慧成果和合法权益不能得到较好维护，这对社会的创新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法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风气，建设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法治支撑。
3.投融资“堵点”仍需化解
目前，我国的投融资体制仍然存在倾向性和结构性问题，容易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度而部分领域投资不足的现象。投资的审批事项多、审批效率低、民间投资的渠道较为有限、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仍然存在。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在商业银行的贷款中所占比重较小，民营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融资负担重。特别是专精特新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之初缺乏一定业绩支撑，而银行对投资项目风险评估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因而对其贷款行为十分谨慎，金融服务实体行业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受到限制。化解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需要着力化解投融资体系存在的“堵点”。同时，需要完善引领民间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创新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合作方式，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鼓励支持民间资本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于国家战略领域和行业。
（四）外部冲击
21 世纪第一个10 年，我国处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国际局势持续变化，来自外部环境的冲击和挑战愈加严峻，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世界上出口总额最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面临的外部性问题也成为“三重压力”的一大来源。
一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大型突发性传染病是近年来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最大挑战。新冠疫情作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范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给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根据联合国的估算，2020 年全球经济收缩4.3%。疫情防控措施如限制社交距离、限制人员流动、停产停工等给国家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冲击了原有的产业链和国际分工，造成失业率高涨和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的趋势，其破坏程度已经超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时，由于人员和物品的流动性，我国难以在疫情高度传播和扩散的环境中独善其身。虽然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优异，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但由于其他国家疫情防控的现状、病毒自身的变异和传播属性的增强，我国仍然不断受到输入性疫情的侵袭，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稳定的大国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反之，大国博弈的加剧会造成区域间的动荡，阻碍国际交流合作，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特别是2022 年2 月爆发的俄乌战争，对全球局势尤其是经济领域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能源、矿产、粮食供应上具有重要的市场地位，俄乌战争造成石油、天然气、化肥、粮食价格的上涨，造成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中国作为粮食和能源进口国，在这次区域性冲突中很难独善其身。俄乌战争还会造成投资的低迷和预期的下降，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00 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深了我国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的压力。
三是欧美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欧美国家的担忧，为遏制中国的崛起，欧美等国进一步加强了在贸易、科技和金融领域对我国的围堵和封锁，企图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中国。2018 年，美国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对我国发动“贸易战”，又通过301 调查措施、投资安全审查措施、出口管制措施等方式对我国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封锁，人才交流和技术合作受到限制，美国对部分关键原材料的限制更是严重影响了我国部分科技企业的产品生产。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摩擦仍将持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利用外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开放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并给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四、应对“三重压力”的经济发展路径
（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韧性
完善稳定、富有韧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是建设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体系的关键，关系我国的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只有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得到提升，才能更好地降低供给面的冲击，降低外部不确定性的干扰。提升供应链的关键在于“补链”和“强链”，即补齐短板，发挥优势，让短板不短，长板更长。我国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核心技术掌握程度不足，关键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制造业竞争力大而不强，受到“断供”的影响较重。对此，一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科研资金投入，创新科研人才培养机制，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科研攻关，发挥高等院校“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的作用，将“卡脖子”技术攻坚克难作为主要着力点；二是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发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强的优势，鼓励具有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成为国家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细分领域的龙头和领军企业；三是要发挥我国产业部门齐全、产业链完整的规模优势，优化传统产业布局，高度重视新兴产业领域，培育现代产业集群，将“补链”和“强链”双管齐下，提升我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
（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提升经济附加值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数字技术是新一轮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驱动型力量，是国家竞争和产业升级必须抢占的“制高点”。数字经济包括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具有经济意义的成长性和技术角度的颠覆性，是各国政府着重布局的战略领域。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 技术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强大驱动引擎。同时，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带动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数字经济的高成长性和技术外溢性等优势，有助于我国从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传统产业结构向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的现代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释放数字经济的新动能，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驱动力。
（三）调整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即人口红利消散而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威胁，一方面要调整人口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政策不仅包括人口生育政策，更包含人口生育的激励和保障政策。2021 年，我国出台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三孩政策”。生育政策的改变并不足以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我国政府应当在出台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健全财政、税收、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减轻年轻人的养育负担，保障“三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同时，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运用好“人才红利”是新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问题。我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1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 183 万人，我国的人口红利虽逐步消退，人才红利却未来可期。对此，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与时代发展趋势相衔接，培育符合技术发展趋势、能够引领技术变革和产业应用的高技能人才，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四）完善预期管理体制，加强对预期的引导和塑造
在长期的经济实践和探索中，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预期管理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预期管理思想、多维的预期管理目标和“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预期管理方式是我国预期管理体制的鲜明特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我国的预期管理体制相较于西方国家还存在精确性和技术性不足、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较慢等局限性。经济管理部门应该更加注重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效率，增强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联动，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统一性，维护政府权威；同时，设置专门的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部门，承担管理市场预期的任务，及时将政策制定的原因、意义和相关的重要细节向公众反馈，积极主动地解答公众疑惑，将公众意见及时反馈、上报和处理，提升信息沟通效率。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预期管理体系，及时跟踪反映市场信心、景气度和预期的各项相关指标，提高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向市场主体传递政府的政策信息和政策含义。运用先进数字开发技术，让科技赋能预期管理，主动引导和塑造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信心。
囿于篇幅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原载《华东经济管理》
2022年第11期
推文编辑丨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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