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4：规则破坏者特朗普——《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创造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译注） | 历史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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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玛丽·L·特朗普（Mary·L·Trump）拥有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和女儿住在纽约。

弗雷德和玛丽的5个孩子，从左到右分别为：特朗普（老四）、伊丽莎白（老三，与奶奶同名）、弗雷迪（老二，小弗雷德，作者父亲）、罗伯特（老五）、玛丽安娜（老大）。

第四章  期待飞行

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会负责令人垂涎的波士顿至洛杉矶航线。1964年 5月，弗雷迪第一次作为专业飞行员正式驾驶飞机，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距他申请参加当年的第一个培训班还不到六个月。

弗雷迪在驾驶舱内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特朗普家族中独具一格。弗雷德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能完全靠自己完成这么多。玛丽安娜是最接近弗雷迪的一位，她在 20世纪 70年代初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并在九年的时间里打造了作为一名检察官的良好记录。然而，她最终得以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是因为唐纳德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了她一个忙。伊丽莎白则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做着弗雷德为她安排的同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唐纳德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帮助，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得到弗雷德的资助和支持，后来又得到其他人的支持，直到现在。罗伯特除了大学毕业后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外，先后为唐纳德和父亲工作。连弗雷德也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他的母亲为后来的特朗普管理公司打好 了基础。

弗雷迪在大学里上了飞行学校，反抗了父亲（他将在余生付出代价），没有获得家人的支持，也没有被家人强烈鄙视。尽管障碍重重，但他已经决定尽可能多地申请环球航空的工作。他第一次就成功了。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绝大多数新飞行员都在军队中接受过训练；一个典型的培训班有 20名学生：

空军 4人，海军 4人，陆军 4 人，海军陆战队 4人，平民 4人。25岁的弗雷迪是1964年环球航空首个飞行员班的 12名成员之一。他们中有 10人在军队里接受过训练。考虑到当时没有飞行模拟器，所有的训练都在空中完成，弗雷迪的成就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弗雷迪在机场训练的那些时光（他的兄弟们把时间花在开派对上）终于得到了回报。

当时，航空旅行正处于其鼎盛时期，而站在这股潮流的前沿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环球航空公司，它是好莱坞上层人士的最爱。环球航空为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和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提供豪华轿车，接送他们往返机场；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让所有人都想乘坐环球航空的飞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环球航空既有国内航班，也有国际航班。机长好比上帝，且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由于休斯喜欢美女，所有空姐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飞行员在经过候机楼时乘客们的反应（投来钦佩的目光、索要签名）对弗雷迪来说都是新鲜的，与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体验截然不同。在那里，他未能获得尊重。闪闪发光的机场与纽约那些昏沉的办公室和肮脏的建筑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土机和挖土机被停机坪上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波音 707和 DC-8取代。他的所有决定都不会受到父亲的批评，驾驶舱里他就是老大。

弗雷迪举家迁往马布尔黑德，这是一个海港小镇，位于马萨诸塞州海岸，距离波士顿洛根机场约 40分钟车程。他们租了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周围是一间间风格各异的房屋，环绕着村落广场。小屋离庞大的港口不远，弗雷迪把他的“游艇”——一艘破旧的波士顿捕鲸船——停放在那里。

马布尔黑德的五月恬静宜人。弗雷迪喜欢开飞机。此外还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烧烤和深海钓鱼。几乎每个周末，朋友们都从纽约过来拜访他们。然而，一个月后，弗雷迪开始为日程安排而烦恼。当他不在驾驶舱的时候，他总是无所事事。琳达注意到他开始比其他人喝得更多——这以前从来都不是问题。

弗雷迪不再向琳达吐露秘密，这也许是想保护她，所以她不知道他和弗雷德在 12月份谈话的细节。琳达不知道弗雷迪在纽约的父亲通过信件和电话不断地对他进行辱骂。但他的朋友们知道。弗雷迪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告诉他们，弗雷德对于自己的儿子做“空中公交车司机”感到难堪。弗雷德毫不费力地说服儿子，选择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意味着选择失败。琳达没有完全理解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弗雷德·特朗普的看法对弗雷迪的影响非常大，公平地说，弗雷迪自己可能也没有理解这一点。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最近的轮班后，弗雷迪似乎特别烦躁。晚饭时，他说：“我们得离婚。”

琳达很震惊。她的丈夫比平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但她认为这可能是他每次飞行都要为两百多人的生命负责的结果。

“弗雷迪，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合适，琳达。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继续过下去。”

“你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她说。她对他的突然爆发感到困惑。“我们有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

弗雷迪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算了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问题。几天以后，他们照常生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似的。

6月，18岁的唐纳德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16岁的罗伯特仍是弗雷迪母校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两人驱车来马布尔黑德拜访。他们开的是唐纳德的新跑车，那是他父母送给他的高中毕业礼物——与弗雷迪大学毕业时收到的礼物相比完全升级了。

弗雷迪对于两人的到访感到焦虑。他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和他一起乘过飞机，也没有一个对他的新职业感兴趣。他想，如果他能让他的兄弟进入他的世界，他也许能找到一个盟友；即使家里有一个人信任他，他也可以更有勇气承受父亲的反对。

在这次拜访期间，唐纳德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1963年 12月，当弗雷迪宣布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时，唐纳德措手不及。他哥哥的决定是在他大四第一学期结束时做出的，由于他的名字不是弗雷德，他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公司会扮演什么角色，尽管他确实计划在那里做一些工作。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他没有为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那年春天，他从纽约军 事学院毕业时，还没有被大学录取。他请求玛丽安娜在他回家后帮他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找一个入学名额。

午餐时，弗雷迪和琳达准备了烧烤。唐纳德告诉他们，他将和父亲去芝加哥，“帮助”他开展一个开发项目。弗雷迪明显松了一口气。也许弗雷德开始接受新的现实，决定让唐纳德成为他的继承人。

下午晚些时候，弗雷迪带着两个弟弟去他的“游艇”上钓鱼。

尽管弗雷迪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教唐纳德钓鱼，但唐纳德始终没有掌握要领。唐纳德上次和弗雷迪一起上船时，还是纽约军事学院的学生，当时船上还有比利以及弗雷迪在兄弟会的兄弟。当其中一个人试着教唐纳德如何正确握竿时，唐纳德挣脱开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是的，伙计，而且你做得很糟糕。”其他人都笑了。唐纳德把鱼竿扔到甲板上，大步朝船头走去。他太生气了，没有看路，弗雷迪担心他可能直接走下船。自那时以来，唐纳德的钓鱼技能并没有提高。

当三兄弟从港口回来时，琳达正在准备晚饭。他们一进屋，她就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弗雷迪的好心情被一种平静的、难以抑制的愤怒所取代。琳达把这看作是一个坏兆头，因为弗雷迪不常发脾气（当时是这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另一个坏兆头。

他们还没坐下来吃晚饭，唐纳德就开始攻击他的哥哥。“你知道吗，爸爸真的很讨厌你浪费生命。”他说，好像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爸爸的想法。”弗雷迪说，他非常了解爸爸的想法。

“他说你让他难堪。”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乎。”弗雷迪回答，“如果你想和爸爸一起工作，那就去吧。我不感兴趣。”

“弗雷迪，”唐纳德说，“爸爸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只不过是一个称呼好听一点的公交车司机。”唐纳德可能不理解父亲蔑视弗雷迪以及弗雷迪决定成为专业飞行员的原因，但他具有恶霸式的本能，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削弱对手。

弗雷迪明白，他的兄弟们是来帮父亲带口信的——至少唐纳德是这样。但是，听到弗雷德轻蔑的话从自己弟弟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都碎了。

琳达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及时从厨房走进客厅，看到弗雷迪脸色铁青。她砰地一声把手里的盘子摔在桌子上，对小叔子大叫：“唐纳德，你应该把嘴闭上！你知道他工作有多辛苦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弗雷迪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没有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回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弗雷迪的酗酒问题恶化了。

7月，环球航空给了他升职的机会。环球航空想把他送到堪萨斯城的培训中心，让他在公司新引进的波音 727飞机上接受训练。他拒绝了，尽管琳达提醒他，若是在国民警卫队，他绝不可能违抗上司的命令。他对管理人员说，两个月前他刚在马布尔黑德签了为期一年的租约，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所以没有理由让组建不久的家庭再次搬迁。事实上，弗雷迪已经开 始怀疑他的梦想要画上句号了。他对父亲会接受自己的职业飞行员身份失去了希望，如果父亲不接受他，他可能无法继续工作。在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之前，他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成为他父亲希望他成为的人。当这些尝试一次次以失败告终时，他希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父亲能够接受真正的自己。他在童年时期小心翼翼，渴望获得父亲有条件的认可。他非常清楚，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认可——不做真正的自己——而他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父亲的认可仍然比什么都重要。弗雷德一直是自己孩子价值的最终仲裁者（因此我的姑妈玛丽安娜即使到了70多岁，仍然渴望得到她过世已久的父亲的赞扬）。

后来，环球航空给了弗雷迪在爱德怀德机场（注：即纽约肯尼迪机场）工作的机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认为这可能是挽救局面的一种方法。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毫无道理，因为他每三四天就要从马布尔黑德前往纽约。更糟糕的是，这让他更靠近弗雷德。但也许对弗雷迪来说，这才是重点。即使他不能得到弗雷德的批准，但如果弗雷德能够近距离看他工作，他也可以更容易说服父亲，开飞机才是自己的天职。在飞行间隙，弗雷迪带着他的飞行员同 伴们回到家里见家人，希望这能给弗雷德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出于绝望的举动，但弗雷迪的确感到绝望。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弗雷德永远忘不了那次背叛。尽管弗雷迪加入了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兄弟会和飞行俱乐部（他的父亲可能对这些事情不屑一顾），但这些活动并没有改变他为父亲工作、确保特朗普帝国永存的计划。从弗雷德的角度来看，弗雷迪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是对自己的公然不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弗雷德想灌输给儿子的勇气，但这种勇气被浪费在了错误的抱负上。弗雷德觉得儿子前所未有的举动削弱了自己的权威，削弱了一切（包括儿子的生活）都在他掌控之中的感觉。

两个弟弟拜访弗雷迪几个星期后，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在马布尔黑德港上空轰鸣。琳达正站在客厅里熨烫弗雷迪的白色制服衬衫，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一听到丈夫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告诉她，他已经辞去了环球公司的工作。他们三人需要尽快搬回纽约。琳达惊呆了。弗雷迪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就放弃了他所做的一切，这一点也不合理。

事实上，环球航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辞职，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执照；否则，公司将被迫解雇他，因为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如果弗雷迪被解雇，他可能再也不能开飞机了。他选择了第一个选项，他们在马布尔黑德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劳动节刚过，一家三口就搬回了牙买加庄园汉兰达大楼九楼角落的公寓。

但弗雷迪并没有完全放弃飞行生涯。他想，如果他加入小型航空公司，开更小的飞机，飞更短、压力更小的航线，他可以重新一步步往上爬。琳达和弗里茨安顿下来后，弗雷迪去了由提卡，纽约上州的一个小城市，为皮埃蒙特航空工作，该公司主营美国东北部的通勤路线。这份工作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他搬到了俄克拉何马州，为另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工作。弗里茨两岁生日的时候，他在场。12月，他回到了纽约皇后区。他的酗酒问题已经失控，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当飞行员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弗雷迪正在慢慢地崩溃。

弗雷迪的飞行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站在了父亲的面前。弗雷德坐在书房里他常坐的双人沙发上，而弗雷迪要找一份他不想要、且弗雷德认为他做不了的工作。

弗雷德勉强同意了，明确表示他是在帮儿子的忙。

接着，又出现了一线希望。1965年 2月，弗雷德收购了障碍赛公园，这是康尼岛三个标志性的游乐园之一，大约在 20世纪初就开始运营了。障碍赛公园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多存在了几十年：梦幻乐园在 1911年被大火摧毁，露娜公园同样被大火袭击，在 1944年关闭。弗雷德拥有一个以露娜公园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群和购物区，离原址不远。障碍赛公园一直开到 1964年。蒂利奥家族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个公园，但由于犯罪率高、娱乐业竞争激烈等因素，他们决定出售这个公园。弗雷德知道障碍赛公园可以用于开发，于是决定收购。他的计划是将公园打造成另一个特朗普村风格的住宅开发项目，但他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改变现行区划法，将障碍赛公园的用途从公共用途改为私人建筑用途。在等待机会出现的同时，弗雷德开始游说他的老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开始起草他的提案。

他提出了让弗雷迪参与这个大项目的可能性，而弗雷迪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忘掉飞行生涯，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怀疑这可能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了。

那时琳达怀上我已经六个月了。

第二部分  贫民区

第五章  禁足

自 1964年 9月以来，唐纳德一直住在家里，每天要花 30分钟去布朗克斯区的福坦莫大学上学。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避免提及这段经历。从纽约军事学院受到严格管制的生活到相对宽松的大学生活，这对唐纳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他经常发现自己百无聊赖，在学校周围大摇大摆地找女孩调情。一天下午，他遇到了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她正站在 车道上看着她的父亲洗车。唐纳德知道她是谁，但他们以前从未说过话。安娜玛丽亚从弗雷迪那里知道了唐纳德的一切。两人聊天时，她提到自己曾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

“哪所？”他问道。

当她告诉他学校名称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秒钟，然后说：“我很失望你去了那个学校。”

比唐纳德大三岁的安娜玛丽亚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眼中的调情就是侮辱，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让她觉得他很幼稚，就好像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通过拉一个女孩的头发来表达好感。

注：川普一生保持了这一嗜好，也许是他的经验告诉他经常因此得手。

随着弗雷迪的明显失宠，唐纳德看到了取代哥哥成为父亲在公司得力助手的机会。唐纳德此前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尽管在某些方面他的父亲并不希望他这样——于是他决定获得一个与他的新抱负相称的学位，即使这只能让他有吹嘘的资本。弗雷德不知道一所大学和另一所大学的优劣——他和我的祖母都没上过大学——所以特朗普家的孩子们在申请学校时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了。意识到沃顿商学院的声誉，唐纳德将目光投向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幸的是，尽管玛丽安娜帮他做了家庭作业，却不能替他考试。唐纳德担心，他离班里第一名差得很远的成绩会影响他被录取。为了以防万一，他请来了乔·夏皮罗（Joe Shapiro）替他参加SAT考试。夏皮罗是个聪明的孩子，以擅长考试而闻名。在没有照片身份证和电脑记录的日子里，代考要容易得多。唐纳德从不缺钱，给了夏皮罗很多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让弗雷迪和詹姆斯·诺兰（JamesNolan）谈谈，诺兰是弗雷迪在圣保罗学校的朋友，正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也许诺兰会愿意为弗雷迪的弟弟说句好话。

注：为了上沃顿商学院，川普显露出其“商业天才”：①大姐帮忙做家庭作业，②抢手代考，③大哥帮他疏通关系。

2016年川普赢得大选后，众多美国高校哭声一片，川普的母校宾大的校长更是带领学生一起游行抗议。

哪壶不开提哪壶，2017年入主白宫后，川普经常吹嘘他是沃顿商学院的优等生。但他言行实在令母校蒙羞，逼得沃顿的教授出来澄清：川普是他教的学生中最差的。

在被问到在宾大学习的收获时，川普说：规则是被用来打破的。

问题是需要分清好的规则和坏的规则，川普破坏的规则恰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弗雷迪很乐意帮忙，但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他从不把唐纳德视为竞争对手，也不认为他会取代自己，但他也不喜欢和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弟弟妹妹在一起。唐纳德不碍事是一种解脱。

到最后，唐纳德的所有诡计可能都是不必要的。那时候，宾大没有现在那么挑剔，录取了一半甚至更多的申请者。无论如何，唐纳德得到了他想要的。1966年秋，也就是他大三那年，他从福坦莫大学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5年7月，我出生几个月后，祖父以 250万美元买下了障碍赛公园。一年后，特朗普管理公司仍在努力获得推进项目所需的批准和区划法。公司还在与公众对该项目的反对作斗争。

弗雷迪告诉他的朋友们，自从他上一次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任职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弗雷德总是管得太细，又不尊重他的儿子，这使得这份工作从令人兴奋的挑战变成了严峻而乏味的活动。不用说，失败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如此，弗雷迪仍然相信，如果他能帮助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他会在父亲那里有更好的立足点。

那年夏天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的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在蒙托克（注：纽约长岛的最东端，乘汽车离市区有约200多公里）租了一间小屋，这样爸爸就可以逃离布鲁克林的高压环境了。妈妈计划全职跟我和弗里茨待在一起，爸爸则会在周末往返两地。最近更名的肯尼迪机场离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只有 15分钟的车程，而蒙托克机场（实际上只是一 块空地上的一条跑道）就在小屋的对面，所以通勤很方便。弗雷迪最喜欢做的事情仍然是带他的朋友们飞到蒙托克，然后带他们出海。夏天结束的时候，祖父的障碍赛公园项目岌岌可危，他知道这一点。弗雷德一直指望着自己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的长期联系能够帮上忙，因为这种联系过去为他的许多开发项目铺平了道路。然而，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密友们下台了。很快他就知道，他不可能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弗雷迪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障碍赛公园获得成功。

时间不多了。突然之间，我 28岁的父亲扮演了一个更公开的角色，主持新闻发布会，安排拍照。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父亲穿着风衣，很瘦，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前，凝视着广阔的空间，看起来很小，完全迷失了方向。

当地居民希望将障碍赛公园列为地标，这样一来开发项目就会停滞，弗雷德的计划也会落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努力，决定在 1907年建造的快乐馆举办一场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庆祝公园的拆除——换句话说，他将在公园获得地标称号之前摧毁它。为了宣布这个计划，他让我父亲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使他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活动请来了穿着泳 装的模特。游客们被鼓励往公园标志性的窗户上扔砖头（可购买），窗户上有公园吉祥物蒂莉的巨大形象，它咧嘴大笑着。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祖父拿着一把大锤，对着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咧嘴大笑。

整场活动简直是一场灾难。情感、怀旧和社区是我祖父无法理解的概念，但当那些窗户被打破时，他肯定也会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由于当地人反对他的项目，他无法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变更，被迫退出障碍赛公园开发项目。

这次冒险暴露了他不断减弱的达成目标的能力。弗雷德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脉。20世纪 60年代初到中期，纽约市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他的许多密友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弗雷德被忽视了。他再也没有推进原创的建筑项目。落成于 1964年的特朗普村将是特朗普管理公司建造 的最后一个综合建筑群。

弗雷德不愿承担责任（和后来的唐纳德一样），因此他把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归咎于弗雷迪。最终，弗雷迪责怪了自己。

唐纳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从费城开车回家，这一点也没有帮助。事实证明，他在宾大并不比在福坦莫更自在。他对学业不感兴趣，可能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在 20世纪 60年代，纽约军事学院的入学人数达到高峰——8年级到 12年级的学生有 500多人——但宾大在他入学时却有几千名学生。在军事学院，唐纳德凭借在家里长大时学到的很多技能挺过了低年级生活：他能在痛苦和失望面前假装冷漠，能承受高年级学生的虐待。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有一种魅力，一种让别人和他和睦相处的能力，而且当时这种魅力并不完全基于残忍。在高中时，唐纳德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的蓝眼睛、金色头发和神气姿态让一些人觉得他很有魅力。他充满了恃强凌弱者的自信，知道自己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必为之奋斗。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在同学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望，他们选择他领导纽约军事学院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游行。他觉得自己在宾大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没有理由在那里花费太多时间。无论如何，学位的声望才是真正重要的。

注：由于川普的个性，加上父亲的人脉和每周去探望，使得川普在类似“管教所”性质的纽约军事学院算是如鱼得水，成了学校的优秀学生。

在推进障碍赛公园项目的最关键时刻以及项目失败后，唐纳德没少纸上谈兵。弗雷迪从来没有打造可以帮助他抵御父亲嘲笑和羞辱的盔甲，对于在兄弟姐妹面前被批评特别敏感。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既是旁观者，也是附带受害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越来越确信，弗雷迪继续失去父亲的尊重对他有利，所以他经常静静地看着或跟父亲一起批评。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早餐室里分析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的原因。弗雷德言辞尖刻，充满指责，弗雷迪则为自己辩解，懊悔不已。唐纳德漫不经心地对他的哥哥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不是每个周末都飞到蒙托克，也许你可以保持头脑清醒。”

弗雷迪的兄弟姐妹知道，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赞成弗雷迪开飞机——尽管现在这只是弗雷迪的爱好。他们有个默契，不在老头面前谈论飞机或船只。弗雷德对唐纳德爆料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弗雷德说：“把它扔掉。”第二个星期，飞机就不见了。

弗雷德让弗雷迪很痛苦，但从马布尔黑德回纽约之后，弗雷迪似乎更需要父亲的认可，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之后更是如此。他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希望以此得到父亲的认可。但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父亲永远不会认可他。

刚搬进汉兰达大楼时，弗雷迪和琳达担心其他房客会找他们投诉。现在，当他们的房子需要修理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位于名单的末尾。

我父母位于九楼的转角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南边和东边的景色，但也容易招风。此外，汉兰达的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内置空调，但没有安装好，所以每当空调运行时，干墙和外墙砖之间就会出现冷凝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水分渗入干墙，使其软化。到了 12月，父母卧室空调四周的墙已经严重损坏，刺骨的寒风不断吹进房间。我母亲试图用塑料布盖住空调周围的墙壁，但寒风继续涌入。即使天气暖和，他们的卧室总是冷得要命。汉兰达的管理员从来没有回应他们派来维护人员的请求，墙一直没有被修复。

1967年的新年前夜，天气特别恶劣。尽管刮风下雨，我父母还是驱车向东，前往蒙托克的古尔尼酒店与朋友们欢度新年。当他们准备在元旦凌晨开车回牙买加庄园时，天气变得更冷了，持续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当弗雷迪出去把车预热时，电池没电了。他只穿着衬衫，试图发动汽车，被淋得湿透。当他和琳达回到公寓和他们漏风的卧室时，他已经病了。

过去两年的压力以及酗酒和吸烟（那时他平均每天两包烟）让弗雷迪本来就处于糟糕的状态。他的感冒迅速恶化，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裹着毯子，颤抖着，无法躲避寒风。琳达反复打电话给管理员，但没有回音。最后，她打电话给公公。“求求您了，爸爸，”她恳求道，“一定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牙买加庄园或布鲁克林其他大楼的管理员？弗雷迪病得很重。”我祖父建议她再去找汉兰达的管理员；他无能为力。（注：确实太令人费解）

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弗雷德·特朗普的地盘里，所以他们都没有想过雇一个不由弗雷德·特朗普支付工资的勤杂工。但他们不能自己雇人；不管是否需要，他们都得征求弗雷德的同意。那堵墙一直没被修好。

元旦后一周，琳达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了。我母亲不想离开我父亲，但她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一旦安排好照顾孩子的事情，她需要尽快飞到劳德代尔堡（注：在佛州南段迈阿密与棕榈滩之间）。

不久之后，祖母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弗雷迪得了大叶性肺炎，住进了牙买加医院。琳达立刻上了飞机，一着陆就乘出租车直接去了医院。

1967年 1月 20日，也就是父母结婚五周年纪念日，父亲还在医院里。母亲没有被父亲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日益恶化的酗酒问题所吓倒，偷偷地拿了一瓶香槟和几个杯子进了他的病房。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父亲处于什么状态，两人都决心庆祝一番。

爸爸出院回家才几个星期，琳达就接到了她父亲的电话。他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不愿意整天在采石场工作，而让妻子任由护士摆布。工作的压力，照顾妻子的费用，以及他对妻子的担心，对夫妻两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

虽然琳达不知道她父亲到底在暗示什么，但他听起来非常心烦意乱，她担心他的意思是他和她母亲死了更好，而且绝望的他们可能真的会做点什么。当她告诉弗雷迪她父母的情况时，弗雷迪告诉她不要担心，并打电话给他的岳父说他会帮忙的。“辞掉你的工作，迈克。照顾好妈妈。”钱不是问题，至少在当时不是，但弗雷迪不确定当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时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要帮他们。”弗雷德说。“这是你应该为家人做的。”

我的祖父相信这一点，就像他相信送孩子上大学或加入乡村俱乐部是应该做的一样：即使是他不感兴趣或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也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迪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更少了。自从我哥哥出生后，他和琳达就计划买一套房子，现在他有了多余的时间，于是开始物色房子。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布鲁克维尔找到了一套完美的四居室公寓。布鲁克维尔是长岛上一个美丽而富裕的小镇。搬家后，父亲的通勤时间至少将增加半小时，但换个环境，离开父亲所有的大楼，对他来说也有好处。他向房地产经纪人保证，他可以支付要价，获得抵押贷款不成问题。

几天后，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他的抵押贷款申请被拒绝了，弗雷迪震惊了。除了在环球航空工作的一年，他已经为他的父亲工作了将近六年。他仍然是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1967年，该公司的市值约为1亿美元。弗雷迪的工资较高，没有太多开支，还有一个信托基金和一个（迅速萎缩的）股票投资组合。最合理的解释是，弗雷德仍在为儿子的背叛和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以某种方式干预阻止了交易。我的祖父在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和纽约其他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有人脉和大量存款，所以他不仅可以保证弗雷迪拿到抵押贷款，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确保他拿不到。我们全家被困在牙买加庄园那间破旧的公寓里。

到了六月，父亲已经准备好再次到蒙托克度暑假了。我的父母租了之前那间小屋，爸爸用卖掉一些蓝筹股筹集的资金，买了一艘Chrisovich33。这艘船配有十六英尺高的金枪鱼塔，更适合他喜欢的那种深海捕鱼。他还买了另一架飞机——Cessna Stationair。与之前的派珀卡曼契相比，它有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和更多座位。

但这些新玩具不只是为了娱乐。爸爸有一个计划。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他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他想出了租船租飞机的主意，以创造另一种收入来源。如果成功了，他或许终究能从公司中解脱出来。他雇了一个全职船长来经营租船业务，但本来最能赚钱的周末，他却让船长开船载着他和朋友们四处转转。

琳达上船和他们待在一起时，她注意到弗雷迪总是喝得比别人多，就像他在马布尔黑德那段时间一样，这使得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弗雷迪喝酒后开飞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令人担忧。1967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琳达变得不愿意和他一起上飞机了。崩溃仍在继续。到了 9月，爸爸意识到他的计划行不通了。他卖掉了船，弗雷德发现他买了飞机后，他也卖掉了飞机。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第六章  零和博弈

我被爸爸的笑声吵醒。我不知道时间。我的房间很暗，走廊的灯光在我的门下闪耀着明亮而不协调的光芒。我从床上滑了下来。那时我两岁半，我五岁的哥哥睡在公寓的另一头。我独自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母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房门大开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我在门口停了下来。爸爸背对着抽屉柜，妈妈正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身体靠向一边，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支撑着床垫。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爸爸用步枪瞄准了她。那是一把0.22口径的步枪，他一直放在船上，用来射击鲨鱼。他笑个不停。

妈妈求他住手。他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她抬起左臂，又尖叫起来，声音更大了。爸爸似乎觉得这很有趣。我转身跑回床上。

我母亲把我和弟弟赶到车里，带我们去朋友家过夜。最后我父亲找到了我们。他几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但他向母亲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我们第二天回到公寓时，他正在等我们。父母同意努力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没有承认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一切都不会好转。事情甚至不会保持原样。

不到两英里外，在我祖父的另一栋楼里，玛丽安娜遇到了麻烦。她的丈夫大卫几年前失去了他的捷豹代理权，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会意识到事情并不顺利，但玛丽安娜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认为大卫·德斯蒙德是个笑话——胖嘟嘟的，人畜无害。弗雷迪从来没有理解过这桩婚姻，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姐夫。

玛丽安娜遇到大卫时二十二岁。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她本打算攻读博士学位，但为了避免被家人（包括弗雷迪）称为老处女的耻辱，她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退学。

最初的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大卫坚持要玛丽安娜改信天主教。因为不想惹父亲生气，也不想伤害母亲的感情，她不敢要求父亲给他们祝福。

当她终于开口时，弗雷德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解释说，让他们失望，她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玛丽安娜，我才不在乎呢。你将成为他的妻子。”祖母什么也没说。

大卫喜欢告诉玛丽安娜，他的名字会比特朗普家族更有名。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没有任何出色的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会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并“向他们证明自己”。他和拉尔夫·克拉姆 登（Ralph Kramden）很像，却没有后者的魅力、善良和带福利的工作。他的“下一件大事”总是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就像他的汽车代理生意一样。结婚后不久，大卫就开始喝酒了。

德斯蒙德一家住在特朗普家族的公寓里，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特朗普管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但是免租金和医疗保险并不能养家糊口。一家人没有收入。

然而，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玛丽安娜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她无能的丈夫，其他谜团还包括为什么伊丽莎白住在 59号街桥旁边一间阴暗的单卧室公寓里，为什么弗雷迪买不起房子，为什么他的飞机、船和豪华汽车不断消失。20世纪 40年代，我的祖父和曾祖母为弗雷德所有的孩子设立了信托基金。不管玛丽安娜是否有权获得本金，信托基金一定已经产生了利息。但是，这三个最大的孩子被要求不要索取任何东西。如果我的祖父是这些信托的受托人，那么他们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请求帮助意味着你软弱、贪婪，或者想要占不需要你回报的人的便宜，但唐纳德是个例外。这件事让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们都在不同的方面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贫困。

在丈夫连续失业几年之后，玛丽安娜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找到了她的母亲，但努力不引起怀疑。“妈妈，我需要一些零钱去洗衣服。”她每次去家里都会漫不经心地说。她以为没人知道情况有多糟。对弗雷德来说，一旦他的女儿结婚了，他就不再关心她了，但我的祖母知道情况。她没有问问题，要么是因为她不想打听，要么是因为她想让玛丽安娜保持“自尊”，她递给女儿一个储蓄罐，里面装满了她从我祖父所有的大楼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一角和两角五分的硬币。每隔几天，祖母就会开着她的粉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转圈，戴着狐皮披肩捡硬币。正如我姑姑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这个家庭早已非常富有，但那些储蓄罐救了她的命；没有它们，她就无法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小大卫。

至少，玛丽安娜有钱买杂货了，而无需拐弯抹角地请求我祖母的帮助。但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糟糕，特朗普家三个最大的孩子都无法从家人那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根本没必要再试了。伊丽莎白只是接受了她的命运。我父亲最终开始相信这是他应得的。玛丽安娜说服自己，不请别人帮忙或不接受帮助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我祖父的恐惧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这份恐惧。

大卫·德斯蒙德的情况最终变得难以维持。他找不到工作，酗酒情况恶化。玛丽安娜很绝望，但又非常小心，不让人觉得她有什么要求。她向父亲暗示，大卫会喜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祖父没有问女儿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给了女婿一份工作——在他位于牙买加庄园的一栋大楼里当停车场服务员。（注：故意羞辱？）

注：玛丽安娜是家里的长女，有才智和抱负，却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特朗普家族创始人1918年死于西班牙流感后，其长子弗雷德才12岁，家族产业开始一直是由弗雷德的母亲伊丽莎白掌管做大的。也就是说女性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这个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令人感慨的是，伊丽莎白的长子却成了一个强烈的男权主义者。

1968年春，唐纳德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然后直接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 22岁的叔叔就得到了比我父亲更多的尊重、津贴和薪水。

很快，我祖父任命唐纳德担任特朗普管理公司旗下几家公司的副总裁，任命他担任一座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管理的大楼的“经理”，给他“咨询费”，并“雇”他为银行家。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既能让弗雷迪摆正自己的位置，又能向其他员工暗示，他们应该听从唐纳德的指挥。其次，这巩固了唐纳德作为继承人的实际地位。

唐纳德以别人无法做到的方式获得了父亲的关注。弗雷迪的朋友没有一个能理解为什么在弗雷德眼里，唐纳德是个宝贝。但是，为父亲工作和参观建筑工地的多个夏天和周末让特朗普接触到了房地产生意的各种细节。唐纳德发现，在与承包商打交道、应对支撑纽约房地产业的政治和金融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他喜欢那些阴暗面。这对父子可以无休止地讨论生意、当地政治和流言蜚语，而我们这些坐在廉价座位上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弗雷德和唐纳德不仅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共同讨厌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弗雷德和他的父亲永远无法做到的。弗雷迪的世界观比他的弟弟或父亲要开阔。与唐纳德不同的是，他在大学里参加过一些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让他接触到其他人的观点。在国民警卫队和在环球航空担任飞行员期间，他看到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专业人士，他们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忠诚。他们明白生活不是零和博弈。但这部分造成了我父亲的困境。唐纳德和他的父亲一样狭隘、自负。但他还有一种自信和厚颜无耻，也是弗雷迪所缺乏的。弗雷德打算利用这些品质为自己谋利。

注：这个家庭原本优秀的长女和长子被无视。

唐纳德接替我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位置的努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在家里仍无事可做。罗伯特在上波士顿大学，这使他避免了在越南服役，而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彼此之间也不交往。无论他和他的朋友们做什么，弗雷迪都尽力让他的弟弟参与进来，但结果往往不太好。他们是一群悠闲的人，喜欢和弗雷迪飞到东部去钓鱼和滑水。他们认为唐纳德缺乏幽默感而且自负。虽然他们试着为了弗雷迪接受唐纳德，但是他们不喜欢他。

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唐纳德和弗雷迪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虽然弗雷迪试图把分歧留在办公室，但唐纳德从不罢休。尽管如此，当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要举办晚宴时，弗雷迪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他的弟弟。

晚宴当天的情况并不比几年前唐纳德在车道上试图调情那天的情况好多少。兄弟俩到达后不久，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安娜玛丽亚被叫嚷声吸引了出来。她发现唐纳德站在离他哥哥几英寸远的地方，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着弗雷迪的脸。唐纳德看起来好像要揍弗雷迪，于是安娜玛利亚挤到两个高个子男人中间。

弗雷迪向后退了一步，咬牙切齿地说：“唐纳德，离开这里。”

唐纳德似乎惊呆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边走边说：“好吧！你吃了那个女孩做的烤牛肉！”他在出去的路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白痴！”安娜玛丽亚在他身后喊道。她转身问弗雷迪：“那是怎么回事?”

弗雷迪说：“工作上的事。”话题就这样打住了。

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尽管妈妈很怕蛇，但有一天爸爸还是带了一条球蟒回家，把鱼缸放在了小房间里，这样妈妈在需要洗衣服、进哥哥的房间或者离开公寓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它身边经过。在这种无端的侵犯行为之后，他们的争吵升级了。到1970年，我母亲已经受够了。她叫爸爸离开。几周后，当他突然回家时，她打电话给我祖父，坚持要把门锁换掉。这一次，弗雷德没有反对；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责怪她。他只是告诉她，他会搞定的，他的确搞定了。

爸爸再也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祖父的律师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告诉他她想离婚。从20世纪50年代起，托斯提和他的合伙人埃尔文·杜尔本（Irwin Durben）就一直在为我的祖父工作。甚至在我父母分居之前，托斯提先生就已经是我母亲主要联系人了，他们会讨论所有与我、我哥哥和钱相关的事情。他成了她的知己；在冷冰冰的特朗普家族中，他是一位热情的盟友，她把他视为朋友。

尽管托斯提先生可能真的很善良，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尽管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律师，但离婚协议可能是由我祖父制定的。他知道，他的儿媳并不知道他家多有钱，也不知道弗雷迪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的儿子会有什么前景。

我母亲每周得到100美元的扶养费，外加50美元的抚养费。在当时，这些钱并不算少，尤其是考虑到学费、夏令营学费和医疗保险等大笔开支是分开支付的。我的父亲还负责支付房租。因为我们住的那栋楼是我祖父的，所以每月只需要90美元。（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和哥哥各自拥有汉兰达大楼10%的股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向我们收取房租似乎有些过分）。父亲支付的房租上限是250美元，这限制了我们搬到更好的公寓或社区的能力。我父亲的家族当时身家超过一亿美元，他同意支付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但是托斯提先生必须批准我们的假期。因为没有需要分割的婚姻财产，所以我母亲的总净收入是她每月能得到的600美元，这个数额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不会改变。1969年，障碍赛公园项目被永久否决了，但最终市政府从我祖父手中买回了那块地。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毁了一个受人喜爱的城市地标，却获得了 130万美元的利润。我父亲什么都没得到，只得到了他人的指责。（待续）

注：经常有读者问MAGA是何物。MAGA是川普的竞选口号，表面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很多人被表面意思迷惑，MAGA实质诉求见下图：

MAGA反移民其实是把美国连根拔起，葬送美国的国运。

①按照共和党的低移民的政策(每年75万)，2100年美国人口降到3亿左右。

②按照民主党移民政策(每年175万)，2100年美国人口约4亿。

到2100年，第②种情况美国综合实力将是第①种情况的2倍左右，人均GDP是第①种情况的1.5被左右。

移民不仅增加总GDP，而且会大大提高人均GDP

MAGA是一群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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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当川普从纽约川普大厦金色扶梯下来宣布参选的那一刻，美国政坛乃至英文世界就充斥谎言、仇恨、恐惧和暴力，并且毒害了全世界，是真相和人类智商面临空前灾难的起点。

八九年来，揭露川普MAGA就成了本人生活的重心，尽管得罪了很多好友和读者，遭到大量群友抵制甚至各种骚扰恐吓，收入自然遭受重创，但本人无怨无悔，因为世界需要说出真相的那个小男孩！

再过几年，曾经的川粉绝大多数不会承认自己当年粉过川，曾经嚣张多年的MAGA势力也将式微。但历史会记住MAGA的祸乱，后人会深入解剖MAGA现象和MAGA教主的起因。

深度阅读、深入思考，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我相信，我的读者属于1%，甚至1‰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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