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10个春节：他是怎么改变中国国运的
春节是一年之岁首，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承载着所有美好的愿望，家人团聚，除旧迎新，暂停一切生产活动庆祝这个节日的到来。邓小平也曾在1986年回到四川，告诉他的老乡：“我半个世纪没在自己家乡过年了！年岁大了时时都想念家乡，俗话说落叶归根嘛！”不过在他晚年，他的春节仍是奔波在视察的旅途中，本文挑选邓小平在1979年至1997年间的十个春节故事，试图构成一幅改革开放进程的剪影。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登上飞机飞往大洋彼岸。时间定在大年初一是邓小平的主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这个举国上下一片祥和的时刻，成为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80年：北京 改革已经起航
1980年2月17日，大年初二，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三位领导人一起出席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会。这是一个3万多人气氛热烈的晚会，参加者包括王震、邓颖超、徐向前等革命元老。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无疑在中央领导中最为引人注目。 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80年的这个春节，蕴含着一些开端。这些改革直接决定中国何去何从。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举行无疑为中国的发展之路指出了方向。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刘少奇平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等决定。在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明确地指明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些改变和变革在短短的数年里激发了全国人民按捺已久的创造力，共同造就了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一片繁荣。
▍1983年：杭州 岳王庙怀古
1983年2月，邓小平携全家在杭州视察工作并同杭州人民欢度除夕。这次，小平同志从江苏到浙江，而后再到上海，主要目的就是考察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到20世纪末能不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和达到小康水平。 大年三十下午，他和女儿邓楠及外孙女萌萌一起来到栖霞岭岳王庙参观，缅怀古人，以史为鉴。晚上，省领导遵循邓小平“不要宴请，吃顿年夜饭可以”的指示，在下榻地杭州刘庄和卫士、服务员一起，与邓小平全家度过了简单而愉快的除夕。
▍1984年：深圳、广州 小面包促成沿海大开放
1984年2月1日，是大年三十。这天上午，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邓小平为深圳特区写下著名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早在1984年春节到来的前一周，邓小平就离开北京来到春意盎然的深圳，开始他著名的第一次南巡。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当天，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邓小平介绍特区开发建设的情况时称，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据梁湘回忆，当时倍感压力的他很想得到邓小平明确的支持态度。但是，邓小平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在黄昏时分登上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映照下的深圳新城区时，才意味深长地对梁湘说了一句：“都看清楚了……” 邓小平一行是1月31日来到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当天中午，邓小平在宾馆进午餐。当时负责西餐服务的伍德林回忆说：“我主要负责上菜、派面包，当我给邓小平同志派面包的时候，觉得他是老人家，就想给他软一些的面包，想不到他要硬的法国面包。”或许，这顿地道的法式西餐令邓小平回忆起了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日子，触景生情，他甚至决定掏钱买些带回去。
据宾馆服务人员黄抗美回忆，吃面包时邓小平曾经说过，看来还要再开放一些城市。在一旁陪同的霍英东先生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小小的面包就能给邓小平带来这么大的启发，竟然能促使沿海的大开放。
▍1985年：广州 改革不走回头路
1985春节，邓小平再次南下广东，以“不争论”的姿态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他再次出现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杨得志等革命元老陪伴左右。初三、初四他分别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
在后来的研究著作中，邓小平这次露面被认为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支持。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进程中，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争论不断，但邓小平坚持改革路线毫不动摇。 霍英东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是邓小平这句话最早的现场听众之一。邓小平入住广州中山温泉宾馆时每天晨练登山。有一天，邓小平行到接近山顶处才歇脚，随行人员说，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从原路回去好了。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1986年：成都 半个世纪没在家乡过年了
1986年2月2日，由北京直发成都的专列徐徐地开进成都火车北站，在站台上等候多时的四川省领导一齐拥向车厢门口。邓小平向前来欢迎他的老乡们说：“我半个世纪都没有在自己的家乡过年了！这次可要多麻烦大家啊！年岁大了时时都想念家乡，俗话说落叶归根嘛！” 2月14日，邓小平离川返京。在金牛宾馆平房前的梯台上，邓小平坐在前排中间，依次由接待、警卫和宾馆员工分别同他合影。想不到这竟是小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过年。
▍1988年：上海 一次激动人心的握手
1988年2月15日，除夕前夜，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度春节的文艺晚会第二天即将上演。当时上海甲肝病猖獗，邓小平来上海过年是需要勇气的。筹措这台晚会的工作班子十分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台与后台活动，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手。而宣布这条纪律的最大初衷，就是为了防止甲肝病传染邓小平。 根据事先排定的程序，晚会结束后，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邓小平和其他领导离开剧场。出乎意料的是，晚会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与演员们热情握手，并祝他们演出成功，新春快乐。当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当时上海人都怕传染甲肝，平时熟人见面都不握手，最多拱手作个揖。所以，演员们握着邓小平同志温暖的手，都激动不已。 在邓小平出席上海春节晚会的两个月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此后的几年间，一个属于上海，属于浦东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从1988年到1994年，连续七年，邓小平每年都会来上海过春节。最长的一次他在上海住了整整72天。上海人如此评价1988年那个春节之于上海的作用：“没有1988年的那个春节，没有小平的关怀，就不可能有上海的今天。”
▍1992年：深圳、上海 南巡的最后一站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下车后，深圳市长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八年了。” 这次充满激情的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作为南巡的最后一站，邓小平在上海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自1988年以来的第五个春节。
▍1994年：上海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春节
1994年2月10日，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欢聚一堂。这是邓小平自1988年以来，第七年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回忆说：“我记得1994年的春节，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离开上海的时候，火车快要开了，小平同志又把吴邦国和我叫到车上谈了10分钟。他跟我们说，你们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90年代，这是你们上海最后的机遇。这是对上海人民的嘱托，对上海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所以每当想到这些，感到有说不出的怀念。” 1994年的除夕之夜，不仅仅预示着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由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过渡的完成。1994年国庆节，邓小平在观看国庆焰火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从此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
▍1997年：北京 没有花灯的元宵节
1997年2月7日正月初一，北京301医院里看不到一点儿喜庆的气氛。这一天住在301医院特护病房的邓小平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他们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1997年2月19日，元宵节前夕。傍晚六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那天深夜，很多睡觉晚的人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吃惊地听到播音员用哽咽的声音哀声宣告。是夜，一列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的火车，忽然汽笛长鸣。邓小平去世的当天，距离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花灯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听到噩耗的人们把已经挂好的花灯悄然收起，本来已经浓密的鞭炮声也戛然而止。巨大的悲痛把早已酝酿好的欢乐击得粉碎。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
邓小平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官方话语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时代“总设计师”，以为过去四十几年中国进步，都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似乎都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1975-1977年在江西那个“邓小平小道”上的冥思苦想。
读了《邓小平时代》，我发现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定位比我们原来的说法更精准，更有道理。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
按照傅高义的研究，邓小平并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甚至可以说，从他第三次重出江湖恢复高考，直至1990年代再度启动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腾飞，邓小平都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恢复高考是别人的建议，让大包干改变中国，也是十几位农民兄弟冒险先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恩准”，在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尝试对于全局，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识别下图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