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居家办公60天
在特殊的时间里追逐正常。
文 | 陈梅希
编 | 园 长
五月，原本是上海四季里最舒服的时间段之一。
早春的寒意已经褪去，梅雨季的湿气还未袭来，香樟和梧桐抽出新绿，月季和蔷薇迎来花期。除了市花白玉兰，月季和蔷薇也是上海最常栽种的花卉，大到植物园，小到院落里的花坛，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今年五月，因为疫情影响，绝大部分上海居民的活动范围都缩小到了楼宇甚至房间。享受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已经变成一件久违而次要的事情，有许多更重要的、关乎生计的问题等待解决。
这个春天，居家办公在上海成为常态。
工作地点从楼宇搬回卧室，通勤路线从几趟地铁的换乘变成床到书桌的的步行，工作餐从食堂和外卖改为自己开伙。
从统计学意义上看，能够完全通过线上办公完成工作的人，算是幸运的一部分，至少他们不用担心因为居家带来工作停滞，也不用面临失业减薪危机；但落回到个体，两个月的居家办公让变化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不安、焦虑、烦闷、期盼等情绪，百转千回，成为这个春天的另一种注解。
在这个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找到三位年轻人，记录下他们的居家办公六十天。
3月的某个上午，软件工程师周思甜来到公司楼下时，已经过了平日里的上班时间，所幸他所在的公司不用打卡，大家也习惯于弹性办公。正当他准备进楼时，突然收到一条通知，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因为疫情临时管控，他又背着电脑扭头回了家。
新冠疫情以来，类似的临时管控时有发生，周思甜习以为常。“一开始，我以为只要一个礼拜，到３月底就差不多了。”
他带回家的那袋咖啡粉只有１００多克，原本以为应付居家办公的时间段绰绰有余。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世界充斥着对上海人爱喝咖啡的调侃，但对周思甜而言，喝咖啡是开始工作前集中精力的必要程序。他从来不去网红咖啡店凑热闹，每天用最简单的工序自己冲泡咖啡，作为工作开始的序幕。
作为办公搭档的咖啡，图源受访者
长时间居家办公，对周思甜而言不是一件易事，咖啡只是众多阻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环。
首先要适应生活和工作的无缝衔接。
上一次跳槽，周思甜也拿到过其他几家互联网大厂的offer，选择目前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他把二者分得很开，能在公司完成的事情，绝对不会带到家里，通过物理空间上的隔断，完成生活和工作的切割。可能是此前留下的习惯太过强烈，起初，他在家办公的效率很低。
在他眼里，公司和家就应该有截然不同的职能。“我把上班当成一种仪式，像祭祀一样，那种祭祀就在庙里面祭祀就行了，不要把庙给带回家。”
居家办公延长到四月的时候，周思甜意识到，这次恐怕不能很快回到办公室，于是又陷入赶进度的泥潭里。手头项目带有研究属性，很多内容他之前没接触过，只好一边干活一边补课。
长期呆在同样的环境里，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弱。周思甜独自在家过完清明、五一假期，但假期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工作日可能瘫着不想动弹，休息日也可能因为无聊而敲代码。“反正很支离破碎，有时候可能睡得会比较早，然后醒得就会比较早，有时候睡得比较晚就醒得晚，每天都不太一样。”
工作之外，周思甜还要抽出时间倒腾一日三餐。
疫情前，他偶尔会在周末自己做饭吃，但仅限于少数几种食材，例如猪肉对他而言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如果发放或团购到的食材包里有猪肉，他都会送到邻居手里，免得被他浪费。有一次公司发食材，他出去取的时候碰到一个奶奶，说没抢到菜，他就把刚收到的食材分出一部分送给对方。
对于整个四月，周思甜的记忆都是模糊的。他只记得吃了很多鸡蛋，家里最多有过五六十个鸡蛋，有玉米的时候就配玉米，有土豆的时候就烤土豆。
周思甜摊的鸡蛋，图源受访者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菠萝。菠萝送到家时还带着皮，他用刀把皮削完，发现手头没有工具处理菠萝眼。“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就是菠萝上面有一个个点，那个应该不能吃对吧？好像他们有个工具是得按照一个什么螺旋线，然后把它给挖出来。”
此前，周思甜在水果店买的菠萝，要么已经切成小块装在盒子里，要么削完皮去掉菠萝眼插在大竹签上。他只能继续用刀切，一层又一层，把菠萝眼连着果肉一起切掉，最后整只菠萝剩下一小部分能吃。
去年五月，周思甜刚从北京搬到上海。回忆起一年前的事情，倒比让他回忆居家办公期间的故事简单。安顿好住所后，周思甜一个人去了趟外滩。那天天气很好，他在外滩看完两个展，站在黄浦江边，给东方明珠电视塔拍了张照。——用一张标准的游客照，开始他在上海的生活。
初来乍到，周思甜记不清自己当时站在浦西还是浦东。我问他，是站在高楼大厦的那一侧，还是站在有很多年代久远建筑的那一侧。而他反问：“那算年代久远吗？我在上海好像没见过什么年代久远的建筑。”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的家乡在甘肃，能用上“年代久远”来形容的建筑，恐怕少说也得有上千年的历史。
居家办公的日子，周思甜跟父母的联系变得比之前频繁。远在甘肃，除开每天在新闻里看上海疫情的新闻，电话是他们了解儿子生活的唯一途径。父母们每次关心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有没有东西吃，疫情怎么样了，工作得好不好。
和许多独自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一样，周思甜采取的也是报喜不报忧战略，每次在电话里只挑好的说，把困难的部分搪塞过去。在那些通话里，物资总是充沛的，心态总是稳定的，工作总是顺利的，所有情绪在失眠的清晨被独自消化。
我问周思甜，如果居家办公结束了，他出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本以为他会选择出去吃一顿饭，去花园遛弯，或者看一场电影。但他给我的答案是：“第一件事情是回公司上班。”
并不是因为多么热爱工作，而是他想面对面地和活人聊聊天。最近很火的16型人格测试，周思甜前两年就测过，测出来的结果是INFP，I的占比高达94%，居家办公的日子，他几乎切断了和外界的社交。“毕竟我除了同事，也没有什么可以面对面讲话的人。”
日历翻到五月，周思甜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逐渐好转，他把这种正向变化归功于外卖和快递的部分恢复。
几乎断掉一个月的咖啡豆又续上了，这让他每天工作前仪式性的冲咖啡环节得以回归；买菜也不用大早上定闹钟了，这让他不必勉强自己的生物钟，在每天清晨醒来；大部分工作日他会点外卖，不再逼迫自己烹饪毫无兴趣的食材。总之，虽然仍处于非常态里，但生活正逐渐捡拾正常的零部件。
周思甜的体重，像是他居家生活的晴雨表。开始居家前，他的体重是58公斤，中间一度掉到过53公斤，最近一段时间又恢复到5５公斤。他说，体重回升是因为最近能吃到外卖。
刚居家时，因为不适应办公环境转换而落下的进度，在四月底也已经慢慢补完。所幸周思甜最近做的项目更偏底层性能优化，有很强的研究属性，因而周期比以往项目更长，主要验收节点在好几个月后。
他已经记不清上次出门旅游是什么时候，在电话那头翻着自己的聊天记录，试图找回一些记忆。
“去年这个时候，从北京来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住下来了。”
我说那个算搬家，不算旅游。
“噢我还回过兰州，我是春节跟十一回过两趟家。”
我说那个算回家，也不算旅游。
再往前翻，就到了疫情前。2019年的国庆假期，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他去了附近的一个海滨城市。那是一个还不用戴口罩，可以随意在海鲜市场跟老板砍价，在沿海公路上散步的假期。——一些走不了回头路的美好回忆。
２０１９年在平潭海边，图源受访者
居家办公的日历掀到第三个月，周思甜说他倒没有太多想出去旅游的念头。“就是希望可以正常地生活。”
正常地去上班，正常地出门吃饭，正常地回家把他过期的身份证补办一下，再吃一顿家乡的牛肉面。
拨通杨大侠电话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９点０５分。他刚结束上一个语音会议，晚上还剩下两个。我的电话见缝插针，在其他两个会议前插了个队。
杨大侠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做项目管理，工作属性决定了他居家办公的主要内容是语音会议。作为研发，周思甜只需要在每周周会同步进展，而杨大侠的会议安排需要精准地塞进日历里的每个小时。
他曾经计算自己每天的通话时长，最久的一天，语音会议总时长超过１１个小时。
杨大侠公司用的是一款主流办公软件，因为会议太密集，他甚至解锁了一个奇怪的功能。不知道是有Bｕｇ还是特意设计成这样，他发现手机端接通一个语音之后，电脑端还能接另一个。会排不开的时候，他只能手机电脑双开，同时呆在两个不同的会议里。
线上沟通不比线下，彼此看不到对方说话时的神态和表情，加上大家都在漫长的居家生活中充满焦虑，发生冲突的频次远高于过去。讨论需求时，发火与争执不时出现。
好在一日三餐不成问题，杨大侠住在自己家，每天由父亲安排吃饭问题。他所在的小区老年人很多，团购商品不像其他小区那么容易成团， 以物易物是小区交换生活物品的常态。
杨大侠父亲做的家常菜，图源受访者
杨大侠楼下有个老太太，发到腌制品或者不好处理的蔬菜就会送上楼来，而他的回礼是蔬菜。“绿叶菜嘛，老上海可能也蛮喜欢吃的，我们就送给老太太。”
在熟悉的朋友中，杨大侠以爱喝奶茶闻名。前几年，网红奶茶店还没有遍地开花，为了喝到好喝的奶茶，他曾经转好几趟地铁跑去一家奶茶店。疫情下，一日三餐虽然被父亲料理得异常丰盛，但喝到奶茶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最大的爱好无法被满足，杨大侠却说，他可能是少数在这场居家办公生活里“回到血”的人。回血是网络游戏里常见的术语，游戏角色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技能恢复之前损耗的生命值。
３月中旬居家办公前，工作已经损耗掉杨大侠过多“生命值”。在游戏行业，大公司的项目管理是一个并发值很高的工作，因为有许多并行项目组，手里的游戏可能正处于完全不同的生命周期，而项目管理需要全程介入。
过年后，杨大侠几乎没有过休息日，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保持在半夜１２点以后。“本来在单位干到（凌晨）１到２点的话，我还需要打车回家通勤还需要半个小时。”我甚至很难在这样的时间表里问出业余时间相关的问题，很显然，杨大侠不存在业余时间。
居家办公后，早晚两次通勤时间被节约下来，全部补进睡眠时间里；另一方面，因为线上沟通的相对低效，各项目节奏都有不同程度的放缓，对于杨大侠的岗位而言，这是一种减负。
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的工位就在那一层的厕所门边上，会有很多的同事路过，然后看到我就想起来有需求要来对。”来他工位对需求的人一个接一个，让他在白天很难有大段时间处理自己的工作。
居家以后，地理位置的“劣势”不复存在，虽然会议从早开到完，但至少是有计划性的。每晚１０点半，杨大侠基本能开完所有会，再抽出一段时间锻炼身体，这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实现。
从长达两个多月的居家生活里回血，杨大侠深知自己不是一个正常案例，而这种不正常，源于此前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他也在试图挣脱被工作完全绑住的生活，尽管摆脱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去开剩下两个语音会议前，杨大侠给我讲了他之前去海南团建的故事。
因为公司的某款游戏要提前上线，他不得不放弃休假，在海南就地办公。杨大侠单手端电脑，站在沙滩上，一边看海一边用另一只手工作。他想着，都来海南了，好歹也得看看大海吧。
至于为什么要站着？
“因为坐在沙滩上的话，怕电脑里进沙子。”
对于最后一次出门，宁檬印象深刻，是3月14号。报出准确日期前，她几乎没有停顿。“因为那天正好是π Day（3.14），我去麦当劳买了好几个打折的派。”
那是她两个月的时间里最后一次吃麦当劳。
宁檬租住在离公司不远的小区，一间开间，一个人住。居家办公后，她的通勤距离进一步缩短为1.5米。
这不是一种估算，而是经过实践检验，有零有整的真实数据。她房间有一张1.5米宽的地毯，刚好从床边铺到办公桌边，每天上午醒来，她会先躲在被窝里把办公软件上的消息回复完，再踩过1.5米宽的地毯，正式开始工作。
柠檬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平时需要和许多业务方对接，日常下班时间在晚上１０点３０左右。居家办公后，虽然通勤时间缩短成三秒，但下班时间却一路推迟到半夜。
居家之后，工作节奏不可避免地被拖慢，尤其是强依赖沟通对接的岗位。拖慢的理由，并非一些老板所认为的“摸鱼”，而是身处不同空间，大家很难真正同频。宁檬举例称：“原来可能转个头我就能得到答案，但是现在我要线上给别人打电话或者留言，就反反复复有很多工序在里头。”看似小而琐碎的沟通，转移到线上后，时间战线被拉得更长，堆积到一起，占据白天的时间。
线上会议的频次直线上升，会最多的一天，宁檬从早上起床坐到办公桌前，一直到晚上下班，除开做饭吃饭的间隙，一直都泡在会里。
但对于语音开会，她反倒不那么抗拒，甚至会主动选择拉会沟通。为了多跟人说话，原来打字可以讲的，聊了几个来回，就会想着，要不还是语音沟通吧。大部分要对接的同事都在上海，跟她处在一样的境况中，互相能感受到“想要说话”的情绪。偶尔要对接其他城市的同事，也只好让他们习惯一下陡然上升的语音频率。
在宁檬眼里，居家办公最不方便的部分不是沟通效率降低，也不是工作时间延长，而是降级的“装备”。嗅到居家苗头时，快递还能正常配送，她紧急从网购平台买了一张办公椅。
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共处”下，差距很快显露出来。
“毕竟不舍得花那么多钱买，现在坐上了还是挺难受的。”她之前没有料到椅子对工作有那么重要，说自己是失去后才懂得怀念。
为按时吃饭，宁檬给自己和几个相熟同事在每天饭点预约了会议。日程会显示在员工的公开日历上，如果没有急事，很少有人会在已有日程的时间段安排新的会议。
线上抢菜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凌晨才下班的宁檬，每天早上５点多被闹钟叫醒，抢菜失败后再接着补觉。“后来我就选择放弃早起，然后尝试卡Bｕｇ。”
这是产品经理为数不多的专业技能，功能开发完，除开测试工程师要测试外，提需求的产品也要走查，如果发现Bｕｇ要在上线前找研发修好。在测试中，宁檬发现盒马的一个问题，尽管当天配送的时间段早早被约完，但在盒马云超页面可以顺利预订到三天后配送的商品。
不久后，盒马修复漏洞，宁檬就再也没抢到过菜。
因为位置离互联网公司聚集区域很近，宁檬所在的小区有不少住户都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一开始负责给大家联络物资的是一个做电商业务的邻居，大家自然而然地把他当作团长。
访谈那天晚上，宁檬刚做完一个重要汇报。为准备这份汇报，她在前一周熬了不少夜，连吃四天自嗨锅，因为做饭不止需要准备食材，还要刷锅洗碗。往常，刷锅这项任务被安排在每天半夜，她真正的下班时间。但忙起汇报材料，实在没有心情在半夜把手伸进沾着油污泡着水的锅里。
她因而特别羡慕一个有洗碗机的邻居。“他每天做饭都是享受，每一顿都要发朋友圈。”为此，她说等多赚点钱搬到大房子以后，一定要装一台洗碗机。
宁檬做的辣子鸡，图源受访者
唱K是她独自在家为数不多的消遣。每到周末，或是每次完成一项阶段性工作，她都会打开投影仪，用自己买的话筒唱歌。唱歌用的APP每天只有前５首免费，以前她从来不买会员，唱完５首就收手。开始居家办公后，她终于下定决心充了两个月的会员。
小区里的住户们原先没有共同的微信群，疫情后才拉了群，宁檬在群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邻居隔音怎么样，平时能不能听见她唱歌。好在小区的隔音效果不错，她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被保留下来。
独自消化焦虑情绪并不是一件易事。清明假期结束后，因为不断传来的负面消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宁檬的情绪坠落到谷底，具体表现为不想工作，也不想吃东西，只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和周思甜相比，宁檬度过情绪低谷期用的时间更短。“我只能刻意把这些信息搁在外面，然后更关注自己。就多看一些搞笑的综艺，看一些电视剧什么的，看看能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状态里抽离出来。”
５月１５日，距离宁檬上次吃到麦当劳刚好满两个月，她终于点到了麦当劳的新品套餐。闻着香味，她先给这份快餐拍了“定妆照”分享到聊天群里，跟群友们说：“等我先四面八方拍几张照片再吃。”
精心拍摄的麦当劳套餐照，图源受访者
聊天群里大部分朋友生活在北京，对她精心拍摄的麦当劳套餐没有太多感触，继续讨论着哪家奶茶出的新品口味如何。
只有同样生活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在群里秒回：“这个汉堡好吃么，之前买的都是炸鸡套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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