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外卖骑手，困在身份里
>正式讨论：
A：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劳动过程的变迁，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这个阶段，工厂手工业改变了劳动力的组织方式，生产首次被集中在了某一空间，通过对其内部劳动力的细致分工和等级制度（熟练、非熟练等）来提高生产的效率，与此同时，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权力”也开始发挥效力：“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生产成为大生产的一部分，劳动资料与工人进行了第二步的分离，它从工人手中转移到了机器里，工人通过操控机器来间接地劳动于生产资料，此时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被进一步削弱，因为机器生产更能消除对工人自身的要求，性别、年龄上的差异对于劳动的影响开始减小，资本也更加易于控制工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或互联网被普遍应用之前，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和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通过科学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加持，工人的工作不断被细化、简单化“工人只起齿轮和杠杆的作用”，而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因素对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控制权也逐渐集中到了一个具体的经理部门，于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生产技艺的分离最终完成，这种控制形式被布雷弗曼概括为“数值控制”。于此同时，布洛维也在《制造同意》中指出，并非简单的知识垄断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科学技术控制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对于机器的劳动全靠外在的强制，那么在20世纪工人虽然不会再有外在的强制而被迫出卖劳动力而是通过一种“超额游戏”和企业内部个人主义的培育来制造工人对于自身劳动过程的认同，产生了一种“自发的奴役”。
B：技术创新后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机床、流水线之类的机器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工人无法直接面对整个生产过程。马克思在《1861-63手稿》中描写过齿轮、履带、发动机等其他系统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庞大化和知识技能的垄断交叉进行达到对工人的劳动控制。
A：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入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主义，来观察工作场所的具体空间形态以及场所内部的敞视机制。计件工资制的普遍使用加剧了工人间的原子化，工人间联系变弱，使工人更难联合。而到了互联网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的时代，尽管它使得骑手不用拘束于具有空间限制的工作场所，看似摆脱了福柯意义上的空间的“规训”，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但是，通过对外卖平台机制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种“不在场的全景敞视主义”。平台和代理商为骑手绘制了一幅获得可观收入的蓝图，培养了骑手的“平台黏性”。依靠技术和组织的双重力量，将劳动关系层层外包。这里所体现出的一种控制，使得工人更难和美团等组织进行谈判，而科层制上的的扁平形态又导致追责更加困难。
B：平台经济在内容上有现代科技的创新，但在形式上并不创新。相反，它的出现和机器时代的家庭手工业有很深的联系，当时家庭手工业作为主流经济形态的一种补充，是一种节省成本、去生产场所化的方式，可以被视作平台经济最早的雏形。
A：如今的劳动控制借助GPS等手段，直接控制到到原子化的个人，不再利用机器进行间接控制，而代之以“数字控制”。看不到监工这些有实体的管理者，但监督依然是存在的，例如说顾客对于差评，关乎到骑手的KPI考核，也就间接地行使了规训权力。
B：KPI考核和系统结合在一起，权力去实体化后，用数据这种如毛细血管般更微小的手段进行微观控制。用福柯的理论可以认为权力在这里的主体是不在场的。
B：（探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对于骑手群体能否奏效）摸鱼只是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一种要素，在有产业后备军的情况下，作为个人行为的“原子化”摸鱼确实能让个别劳动者免受压榨之苦，但未经广泛联合的情况下则会使个人落入更恶劣的境地，受“不受压榨之苦”，也就是“做奴隶而不得”。只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还在工作中，在他们之外的人联合摸鱼就是他们的福音，并且可以对“弱者的武器”进行污名化。但摸鱼依然是一种阶级意识尚在初步形成中的策略反应。
詹姆斯·C.斯科特，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A：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改写“弱者”的武器为“赤裸生命”的武器，前者仍然是一种“强迫症”:在不断重复“摸鱼”、“怠工”的过程中，ta并没有舍弃自己“弱者”的身份，仍然在这样一种幻象中得到了满足：我就算时时刻刻面临着被父法悬置的风险，我也只求更好地维持自己的身份——在自由市场中表现为出卖劳动力的身份，而不愿意直面自己的内核：内在于人自身的“赤裸生命”状态，人们只有直面自己内在的空无，坚持自己的欲望乃至穿越幻象，在两次死亡之间，才能重建象征秩序。真正地改变某一群体的困境，所以，后者显然才是一种本真的姿态。
B：“人”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立的。货车司机案件中的北斗系统和外卖系统算法是一样的，劳动者被系统的不完善所困扰却投诉无门。在这里系统和外包是割裂的，因此难以证明问题的存在，这依然是一个劳动控制的问题。系统的死板和组织反馈的不流畅造成问题的存在，例如说利用北斗系统使司机工作四小时休息二十分钟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尽管这也是是为能让司机完成更多运送任务而服务的。司机的生命状态在此时成为被控制的一部分，人变成了像机器一样的生产资料。
A：或许也可以算是生命政治的一种。
B：在机器时代下人和机器的关系是机器泯灭了人，机器将均匀的节拍注入了人体中，而在智能时代下，智能机器开始以人的智力为尺度，以人的行为模式为学习材料，通过一种“环境-行为”的映射，当今所有智能产品的使用者都在提供一种数据劳动。人在智能时代看起来是自由劳动，但其实只是在贡献数据。机器是由人生产并依靠人来运转的，应当是人的对象化力量，但是它反而消灭了人的世界，所以机器时代的人会策略性地反抗机器。而在智能时代，人对机器做出的策略性反抗，只会变成智能机器新的学习素材。呼吁对外卖系统的改进更是忽略了系统背后的程序员、工程师同样是受雇佣于资本家、为其目的服务的员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分析文章只看到了一种生产要素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发展，没有对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种文章又有一种传播学上的考虑，提供一种相对于传统叙事的新颖视角，激活了大家对零散服务业劳工的关注。而美团对舆论的反应，例如多等五分钟则是转嫁矛盾的一种行为，将劳资问题转嫁为消费者的道德负罪感。
A：表面上看似是顾客而不是平台在雇佣骑手，达到平台转嫁矛盾的目的。所以这样看来，貌似“数字控制”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闭环，尽管福柯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但对权力的反抗终究只会使权力完成再生产；而阿甘本则会像在疫情期间那样，害怕这样的紧急状态永久化，最终导致生命政治加固自身。但齐泽克会说：“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再想着回到某种本真状态：就像人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想要复归到人尚未被异化的状态，或者乞求回到生命政治或“知识”尚未成为统治之前的状态一样，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地方了，我们要做的只是相信这个系统自身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而非一个没有剩余的密不透风的系统，在比绝望更绝望，比无更少的状态中将欲望坚持到底，敢于承担死亡，最终重构主人能指和象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