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普│拨云见日？——意识形态x制造同意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德语“意识形态”（Ideologie）一词的创立者，随即影响了诸多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仅被零星的段落进行描述，而未被系统性地表述，而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多重面向——“虚假意识”说和“上层建筑”说共同组成了意识形态一般（在唯物史观框架下，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维度，当然于此对应的还有“文化载体”、“阶级意识”的具体维度，但本文只关注于对于劳动者“制造同意”的微观维度，而“虚假意识”在这其中就起到决定性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见端倪：“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里“观念上的表现”也即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体系。从19世纪上半叶将意识形态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到下半夜将其看成是一种异化了的生产方式的体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完成了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这个转变的最初体现，这段论述也更具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意味，而非仅仅是人本主义的批判。并且他进而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也即著名的照相机比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都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一样”。这里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并非独立于物质生存且自身无历史，但又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被创造出来，并反向渗透进人的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
而“虚假意识”说的真正成型，则是在19世纪末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通信：“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大多还不明确地指向否定性的意味，那么在恩格斯这里，则确认了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这一否定性方面——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生产实践衍生的产物，被反过来用以影响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域，使其陷入一种与“科学意识”相对立的“错误意识”，这种解读显然更具有功能论的色彩，使得其应用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即“虚假意识”制造了劳动者的“同意”。但是，这种“同意”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劳动者如何自发地“同意”而非被时时刻刻被强力胁迫着处于“同意”的状态，这是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和布若威“赶工游戏”在“虚假意识”说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延伸。
“虚假意识”说在被恩格斯确认后与“阶级意识”说逐渐融合，后成为苏马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历史唯物主义（普遍性）的一部分，但苏马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日趋保守，“虚假意识”的否定性色彩被日益强调，最终变成无人在意的陈词滥调，失去了其与时代共同进步的批判性。在20世纪，意识形态产生效力的方式更加微观，这也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1848年欧洲愅掵之后在西欧等发达地区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从领导权到询唤。
葛兰西对此的回应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抵御体系，或者说已建立了较高的民主系统，由此而可以抵制各种侵袭，包括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采取直接而正面的攻击（也即“运动战”）显然是不明智的，唯有通过长期而不断的斗争，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这里的斗争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即“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旨在改造人们的‘常识’（common sense），对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祛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终归是第二性的，非独立的，而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由统治阶级编造，而存在于所有阶级和集团之中，无产阶级也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而确证领导权（hegemony）。可以说，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被独立化、积极化、物质化了，这为后来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改造搭设了基础。
葛兰西
阿尔都塞在继承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概念的基础上，一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人道主义的解读，运用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并在两个维度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询唤”两个机制，当然，这两个机制相辅相成，但本文在此只关注于后者的具体机制。
在阿尔都塞那里，受到意识形态宰制的主体不再是“阶级”或“市民”等经典主体，而是趋近于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主体，或者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来说是是小主体（subject），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moi），小主体先于自我产生，自我已然是小主体拟制出来的。在意识形态概念上，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就说明了，意识形态无法不通过小主体而发挥效力，而小主体也无法不通过意识形态而生成，此处的小主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一人称能动主体，在阿尔都塞那里，你所体验到的能动主体已然是在实践中臣服于大主体（Subject），也即大他者或象征秩序的宰制了的，意识形态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并通过一种具体的、潜在的机制作用于个体。如果说在葛兰西那里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于社会文化等层面，那么在阿尔都塞这里意识形态成为了在每个实践活动中制造同意的必然机制，在意识形态的（双重）镜像结构中，小主体想要生成，必然得臣服于大主体，也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在小主体的臣服中获得合法性，最终小主体互相确证，以此保证生成关系的再生产。
回到阿尔都塞的经典例子，帕斯卡尔的信仰仪式就是这一“询唤”机制的体现：“跪下，开口祈祷，你就会信”。正是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才确证了自己的信仰，还有经典的警察例子：“还有我们可通过平时最常见的警察（或其他人)的呼唤——‘嗨！您，叫您呢！’来想象那种活动......仅仅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就变成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已经承认那个呼唤‘正’是冲着他的，承认‘被呼唤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
布若威沿袭阿尔都塞的理论脉络，认为：“只要游戏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它所引起的价值体系就会在车间盛行。作为游戏的后果，行为得到评价，并且利益被建立起来”。这里的“价值体系”难道不就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大主体”也即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吗？一旦工人们的利益被牵扯进了“赶工游戏”，通过超额工作、个人主义的车间游戏将阶级属性遮蔽，那么作为小主体的“工人”也被生成，“赶工游戏”这个意识形态也获得了合法性，使得现代工厂的工人的劳动过程受到进一步控制。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固然全面且精巧，并回应了马克思的“虚假意识”是如何作用于微观主体的——个体想要成为“主体”，那只能是已然异化（拉康意义上）了的，除非其自始自终都被“虚假意识”所笼罩，否则便不能成为“主体”，但是它仍然隐含了“表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而“工人”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询唤”进入“表象”世界，无法直接触及“现实”世界，“赶工游戏”中的工人是一种“未被启蒙”的虚假意识，需要被一个超越性的他者（通常是知识分子）指出征兆，破除其虚假的“表象”。但是，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再是一个关于内核的秘密。“表象”背后其实空无一物，当代社会的人们大多是“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不存在一个未被意识形态化的“现实”，而只存在缝合后的“意识形态幻象”，劳动者的“同意”过程再次发生变化。
其实空无一物。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解读在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幻象（fantasy）是一个精神分析术语，为了区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幻象，我们再此使用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这个在齐泽克问题域中的术语，这里的意识形态与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都大相径庭，齐泽克将两个概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框架。
阿尔都塞已然发现“虚假意识”不仅仅在“知”的层面，而在“行”的层面被结构，在实践活动中，意识形态已经通过使人们“误认”的形式制造了“表象”世界来掩饰其“现实”世界，具体表现为布若威所说的“赶工游戏”。
但是齐泽克指出：“幻觉是加倍的：幻觉之为幻觉，在于人们对于幻觉的忽视......这种忽略，这种无意识幻象（unconscious illusion），就是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幻象的东西”。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盖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对这个“幻觉之幻觉”的概括还存在于齐泽克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拜物教”经典表述的颠倒，“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这样做了”。被齐泽克颠倒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是他们依然坦然为之”。这里的悖论性就在于，当代社会下的“主体”是“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深知自己的处境（处于被劳动控制的状态等），但是仍然这么做了，只因他相信着他者仍在相信这一套机制（老板游戏等）或者说对于这个幻觉的忽视，“意识形态幻象”就在于对自身现实情况的忽视，而正是这个忽视，才让主体获得了符号秩序中的位置，否则，“离开了发挥异化功能的符号网络，主体无法获得内容，无法获得实证一致性”。所以，在齐泽克这里，意识形态不是供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的梦。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结构着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此遮掩不堪忍受的、实在界的、不可能的内核。意识形态已然约等于我们所感知的现实，而不存在所谓“表象”和“现实”的二分。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幻象要想维持对于主体的控制，还需建构主体的欲望（deisre）和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机制，使其不直面创伤性的内核（空无一物），幻象的结构是与欲望的辩证运动关联在一起的。
剩余快感是对快感的扬弃，它表现了一种痛苦的快乐。剩余快感并不是多余的，被剩下的快感。它是由于某种缺失（lack）而产生的快感。这种缺失，造就我们的欲望。如果我们将之减去，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快感。欲望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中并非一种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种本能，而是保证其再生产的机制，拉康并不探究欲望究竟是什么，而是探究欲望如何运作。从“可口可乐”的例子说起，齐泽克认为喝可乐仅仅是：“喝着打着某物（something）幌子出现的无（nothing）”。可乐本身既没有止渴的功能，又不是任何药品，但人们之所以保持着对没有任何功能的可乐的欲望就是因为人们从中获得了剩余快感，喝可乐的目的就是其本身，欲望的再生产确证了个人对于整个意识形态幻象的依赖——对“幻象”的忽视，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生产和分工体系的平稳运行。它甚至制造了新的欲望（无糖可乐等），“此外，它显然还操纵‘促生欲望的欲望’（desire to desire），赞美激发了对新事物和新享乐模式的欲望的欲望”。由此才在意识形态幻象和剩余快感的合力下制造劳动者对于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当然，在这其中必然会显现出征兆，而能否穿越幻象，则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说在马克思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那里，拨云见日是其最终且必然的去向，那么在齐泽克这里，拨开云层之后只能是空无一物，或真实的荒漠。
主要参考资料：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葛兰西《狱中札记》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布若威 《制造同意》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视差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