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人类学——拉康人类学引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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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nart Kodre

译者：喀琅

7.

人类学的“S/对象”：科学、知识和真理

人类学可能是唯一一门观察者和观察对象融合在一起的科学学科。观察者在观察的同时也被观察。这个特点也让人类学存在许多问题，它将人类学的方法直接联系到社会语言学中的霍桑效应，或量子世界中臭名昭著的双缝干涉实验——观察者（科学家）仅仅通过观察就可以使量子粒子的波函数崩溃。

拉康的认识论紧紧围绕着知识、真理和科学的问题。知识是通过处理特定内容，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化的方式成为科学的，无论是人种学材料还是年降水量。正是这种处理、表达和论证问题的方式，建立并维持了一种科学模型及其研究对象，构成了一门特定科学学科的本质。重要的是这种形式，而非其内容。因此，它与对象的关系遵循严格的惯例，而这通常是表现在语言上的。通过大学的制度，知识和科学的概念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保持为一个整全。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绝对真理？我们是否有可能“与对象合一”，“像当地人一样感受和理解”，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融入当地的生活来进行我们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处境，因为客体同时也是另一个主体。对于拉康来说，这种主体与客体的调和在根本上只是一种幻想，在其本质上不可能的。这种理念在拉康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名言中达到了顶点：性关系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性关系，因此，女性（the Women）也不存在，只存在生理意义上的女人。绝对知识，作为精神现象学旅程的最后阶段，正如黑格尔所阐明的那样，它在现实中的显现和对自我的认识，在那里客体和主体之间明显差异的循环最终闭合，因此也是不可能的。现代西方科学，诞生于17世纪的数学化物理学，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设定了相同的差异；此外，科学的方法要求“世界的去性化”，且要求能指与每一个想象的价值和形式保持距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为牛顿和他的关于椭圆的数学公式创造空间，因此以前关于天体运行神学般的圆形轨道才是不完美的。

观察者的主体位置会逃避，正如欲望只能绕着它欲望的对象因（object-cause of desire），却永远不能完全触碰它，他/她的无意识享乐模式，包括被调查（观察）者，都应该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因为一个人欲望的滤镜总是会扭曲现实。为什么有人会想成为人类学家？为什么这个本地人X会如此慷慨地帮助我进行实地调查？我学术界的同事们会怎样看待我对于人类学的贡献？Obeyesekere书中最后的一些章节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就是幻想（fantasy）的重要之处，这个虚拟的补充物使我们能够表达欲望，这是相当关键的。更重要的是，不仅要意识到那些欲望并非全部属于我们自身，而且要尝试分析大他者的欲望之谜。

这显然摧毁了将人类学视为一门客观科学的尝试，并为马林诺夫斯基(以及里弗斯)的方法论——即在进入田野之前对研究单位的社会历史背景保持陌生，提供了新的视角。乍一看，这种“安全措施”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它会防止一些过于早产或主观的结论，这种对于观察对象的幻象结构，在试图与当地人建立联系并驯服他们(高尚的野蛮人等)。然而，全部的现实源自误认的结构。人类学并没有以“无幻想”（fantasy-free）的方式看待“原始人”从而进入西方科学领域，因为它只是欧洲人对他者普遍态度的一种在“原始人”身上的反映或延伸。

因此，一个人只能知道他所相信的东西。让我们回顾一下弗里德曼和米德之间关于萨摩亚青少年问题近乎神话般的辩论。我们应该相信谁？谁是那个担保意义的权威？谁是那个假设知道的主体（subject supposed to know）？我们应该把知识和信仰转移到谁身上？我们是否要相信拉康？这个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是谁/是什么？话语场域就是围绕着它组织的，而且一般认为，它与实在界有着特殊的联系？

热衷于人类学的学生，被认为需要阅读的一些经典书籍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教育的一种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但同时也是一个人未来理论框架的基石和灵感来源。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充满预设意义和人类学事业和奇妙领域，就像其他任何科学事业一样，是建立在这种活动的基础上的，至少当一个人试图将他或她的实地观察融入现有的理论范式时是如此。对于人类学来说，这个描述也许比其他科学更为贴切，因为田野调查的材料，虽然以科学论述的形式编码，但总是存在反映客观现实时的主观理解。再说明一次，我们处理的不是确凿的事实，而是理解（以及对理解的理解），并且“倾向于从自己的经历中解读另一个社会”。或者正如格尔茨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所写的，“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目的创造自己的野蛮人”。

格尔茨笔下巴厘岛的“斗鸡”

人们还可以将其与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移情（transference）现象（病人的情绪从过去的关系投射到精神分析师身上；言语在二者之间行动）相类比：病人可以抵达他的症状（symptom）的意义，这种意义来自被无意识编码的信息，但前提是他假定（presuppose）分析者已经知道解决方案，知道他问题的意义。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野外日记在1967年出版时，对于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学生来说，这一定是一次痛苦而发人深省的经历。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幻觉慢慢消解了这一形象，不再仅由应该知道当地人真实想法的主体的权威所持有。

8.

图绘欲望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人类学家的首选文献清单（由学科的创始人撰写）和他或她的理论背景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其次，人类学永远不可能是一门自然科学，就像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想要的那种，因为欲望（desire）的运作无处不在；一个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永远不能彻底逃离他的欲望；它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基本结构和其他方面。对拉康来说，真理（truth）总是与欲望有关，而欲望不可能是一种精确的科学，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它限制了人类学科学化方向的愿景，并将人类学引向一种基于比较研究的更“柔性”的、解释性更强的主体性科学。正如没有个体就没有文化一样，自然也没有（无偏见的、科学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来“讲述关于真理的真理”，而不受到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注定只会成为一种反思性的理论。主体在其症状（symptom）中获得的“享乐”（jouissance），也即“痛苦的快乐”（painful pleasure）的僵局可以通过分析解开，利奇（leach）和甚至更早一些的里弗斯（rivers）已经表示了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与田野调查材料的主观解释保持一个批判性距离。然而，欲望的问题不止于此。拉康的名言之一：“人的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相对于已经在前面的段落中指出的，人类学在客观科学尝试上的失败，这个问题的要义是：汝欲何求？

欲望图解

因此欲望也就超越了个体，且它是每个主体进入符号界统治的必然结果。真实的个体心理学和萨丕尔意义上“类心理学”（as-if psychology）的区别是，后者是一种总体化的、标准化文化的和强制性的模型，旨在说明一个社会的理想成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澳大利亚氏族的一员“X”或一个中年已婚斯洛文尼亚妇女的角色及其职责），而这种身份认同恰恰是拉康意义上的象征性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这就是人们“知”和“行”之间的分裂，也就是人在象征界中的位置和现实中实践的矛盾，这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的研究中急于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想象性和象征界身份之间的不协调是其癔症（hysteria）的表现。癔症的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人类学难道不是一门试图通过研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组织，来回答何为人类这个问题的学科吗？人类学家在他者环境中遭遇的根本不是文化冲击，而是一种在象征界中的重生——难以融入、且不能完全理解他者的文化，这是一种每个人在孩童时期经历过的暴力阉割（castration）的二次体现。以科学研究的形式的热带岛屿田野调查中癔症式的自我追问，或许不仅揭示了社会和个人这两个维度如何交织和运作，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在其个人经验中间接地主题化了这一根本裂隙，这也是人类学珍贵方法（田野调查）的结果。

9.

墓志铭

自弗洛伊德和沃尔夫以降，真理就被揭示出存在于语言领域。对某些人来说，我们所理解的和理解的方式取决于我们的语言的视野。正是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的语言学方法才变得有用。

在拉康那里，主体是被三个相互交织的界域：想像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所建构的。实在界是一个主体无法触碰的超越性的维度，这个空无（void）被象征性的结构所包裹，但于此同时，空无拒绝被完全符号化，而这也就造成了“象征秩序中的裂隙”。能指是象征界的基础，而象征界也就是由差异性的能指网络，并在差异中生产意义。所指和意义存在于想象界。语言也因此同时穿插于这三个界域。

“驯化”实在界，并将其赋予想象界中的意义，再投射到象征物上，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使主体变动不居，且只能是某个过程中的存在的原因，自人类诞生以来，每个社会都发展出了丰富的各种想象的和象征性的结构，以适应每个个体的生存需求。

就像任何其他话语一样，人类学的科学话语是严格的语言规范和历史过程所规定的一种特殊的论证和表达，同时也是默认位于拉康三界的言说存在的产物。所以，适用于主体（能指）的“科学”，同样适用于人类学。

在人类学中，对人的理解的渴望是由另一类人（原始人、邻居、异性等）的实在引起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被完全象征化的谜。不可能知道和说出别人的一切。人类学的兴趣对象，如“原始社会”的幻象（illusion），是以想象界的形式出现的，即意义的辖域（register）。象征界为所指的象征化提供了场所。三界都需要保持平衡，以维持一个和谐和运作的系统。

从拉康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们过分强调象征界，过分注重形式抽象、客观性和获得绝对知识的信念，而带有掌握普遍性的意图。非全（not-whole）的实在界被表现为一种符号简化和形式主义系统中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在实证科学的所谓客观的话语圈中，一切与主体性接近或指向主体性维度的东西都被视为小说甚至文学，没有表现现实的真正价值。这种取向自19世纪以来变化不大；主体性只会干扰到科学的结果，因此被排除在通向真理的公式之外。

神经成像技术的最新发展，包括可广泛获得且相对便宜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以及（epi）基因组学的重大突破，在更广泛的科学界引起了轰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似乎又一次即将找到他们的梦寐以求的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使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大脑如何工作，看到机器中的幽灵。尽管如此，这些试图解释人类灵魂和文化的尝试是错误的，它深深植根于西方进化观的普遍决定论中，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可以完全确定地预测事件。这种尝试从第一批希腊唯物主义者开始，从牛顿力学、赫伯特·斯宾塞、约翰·休斯·杰克逊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时间之矢只能是一种幻象（illusion）。遵循这个逻辑，西方人（暂时）征服了自然。一切事物都是合理的、可预测的和可理解的。然而，随着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和现有理论的衍生物的出现，对将宇宙视为自动机的理念带来了新的威胁。从这些新视角来看，关于确定性和简单因果性的理论更像是一种误解，一个由简单逻辑所支配的宇宙。

物理定律更像是白人以人为中心的愚蠢行为。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医学、社会生物学以及所有这些学科的混合学科都紧随其后，遵循着其教条的脚步。

人类学、精神分析和其他“非理性的、不可能的事业”对这些吸引人的表象保持警惕是完全正确的。理想情况下，科学论述应该接近于分析式的，在那里，无意识的真理在言语行为中表现出来，并呈现给被分析者。人类学及其话语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各种多样的、对立的模型和理论用以解释相同的社会制度、仪式或组织。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学理论，从19世纪的进化论开始，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社会生物学和到文化唯物主义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揭示了一种日常生活中隐秘的无意识结构，以及所谓客观科学话语表面下的意识形态。自从人类学（有时）渴望成为一门调查和解释人类的“严肃”科学以来，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人们对于统一场域（field）的幻象依旧可见，因为这种由科学（人类学）话语进行的“自我分析”依赖于让所谓“科学”得以生产的结构。

10.

结语

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兴趣点，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人类学理论中似乎存在着一些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决。由于语言及其影响是人类的普遍特征，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意义上主体的概念及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也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反之亦然，人类学这个缺乏元理论，甚至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隐含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精神分析规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理想的人文科学元理论，具有“元解释学”的性质。人类学经常会转移它的焦点，无论是亲属关系结构和术语、魔法、宗教、仪式、图腾论、政治结构、神话、进化论还是文化。当然，精神分析这种具有相当便利性的元理论，其应用可能导致教条主义，也许许多对比鲜明的人类学理论和流派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多样性和自由精神。

欺骗和错误总是通往引导着通向真理的道路。错误与真理之间的不一致性是由于表象本身内在的虚构而产生的，而非某种外部条件或阻碍。人类学新的关键方法已经表明，作为基本的记录、建构和解释文化现象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不同的表现模式或风格如何产生不同的、往往令人振奋的见解，在真实的虚构中，揭示了人类学家的主观化的客观性。正是人类学家，在关于他者的理论中有证明了科学的对象总是一个海市蜃楼，一个难以捉摸的欲望对象，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小他者（objet petit a）。这些理论并不妨碍大他者所提供的”真理”的真实性，而是为一些主张和判断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试验场。人类学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其他“神经症”（neurotic）学科所宣称的那种“真正的”科学。

本文的副标题之一是：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第三类接触。标题的目的是构成两个学科之间的一个耦合，即在关于社会(语言学)中交织的学科。这个术语来源于神秘科学术语，所谓的外星人绑架现象，指的是人类和外星生物之间的一种身体上的，经常是创伤性（traumatic）的遭遇——一个终极的大他者的真理，就像外星人绑架和不明飞行物对一般的科学机构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极度癔症式的小说，缺乏确凿的证据，元认识论上的第三种选择的一厢情愿的理论也是如此。把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总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梦，在这个梦里，失败的相遇是真实的，但这个意外的偶遇，说出了它的真理。

尽管人类学和精神分析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解释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观察到的人性的非历史性、抽象的和本体论问题，但是建立一个新的、实证的社会分析学科是不可能的。这些尝试总是会错过共同的目标；无论是社会科学中尝试通过聚焦于符号化进程，来解释个人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整体性关系，还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聚焦于象征界创伤性的内核——实在界，他们调查的对象仍然是不可通约的。本文标题中的“人”（Anthropo）与“分析”（Analysis）这两个词的分离、分割，是抵抗意义的内在阻力，以及一致性认识网络的不完全性和失败。如果社会学或历史学不能将未被符号化的“真实界”的维度纳入他们的模型中，就像精神分析没有正式宣称它是最适合社会分析的工具一样，那么建立在参与和观察的特定方法论上的人类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互补性（complementary）的深渊。在文化冲击中遭遇实在和（大）他者，这使人类学的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独具一格，也是让人类学概念的输出具有特殊维度的原因，这种维度更类似于艺术，而不是严格的科学。

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学的主流伦理在于它把文化差异的普遍性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来表现。当然，我们有不同的仪式、亲属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和肤色，但在我们象征性的外表下，我们都是人。如果当权者最终能够看穿文化特殊性和差异误认的面纱，似乎就有可能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经济不平等、政治冲突以及这个星球的所有悲哀。通过表现人们都基本共性，跨文化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使用可以使大他者人性化。人类学应该是灯塔，照亮我们共同人性的道路。从博厄斯时代起，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人类学逻辑的伦理标准。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难道不是一种虚假的相对主义，或者至少是一种误导性的相对主义吗？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同时也是绝对的，是一种教条，是一种同一的能指或差异吗？这种主流的基本观点（elementargedänke），对人类特殊性的单纯理解，可以很好地服务于需要和产生这种抽象的、异化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消费者。政治总是(错误地)利用人类学来实现机会主义的目的，这种对理论的潜在利用并不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关注点。如果相对主义的绝对主义会导致僵局，那么来自精神分析的观察，即精神分析临床（clinical）版的人类学参与观察，能够如何帮助我们?

精神分析并不是一种医学治疗或精神治疗；它也是一种理论、本体论，它使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超出自我（ego），与他的真理（truth）相对抗。

主体的概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羞辱性的，因为它揭示了存在的匮乏，象征秩序的不一致性，所以我们“象征性动物”试图填补我们的可悲但必要的幻想，给我们的存在让步。虽然这些幻想看起来很简单，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是我们特有的——这也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作为人类状况的解释者，我们最终剩下的是对个体之间差异的坚持。这可能是唯一合乎道德和真正科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