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母托邦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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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awn Chan

1.

诗人，却诗意欠奉

《诗人 》无疑是怀旧电影，也算得上剧情片。不过，有些人把这部电影——非剧情片或者「废剧情」片当作文艺片，那只能说明文艺在这个时代可以令人腰缠万贯，但是也不值一文（worthless），无价（priceless）之宝是很少的。

这部电影的怀旧就在于这种前历史——前三十年的符号堆积，我们早就离开那个阶段了，但是这种对于工厂生活的描述，似乎就能够把人带回去——即使你知道这不可能。毛时代的工人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收缩的组织，工厂-单位-社会三位一体，这个无疑是压缩的乌托邦——但也是母托邦，是一个封闭，不断循环——事实上失去了时间的地方，这可能是怀念的硬核。

改革开放之后，母托邦如狂飙突进，一瞬转变为到父托邦，那些纯朴勤劳的风气乃至反对外来资本和保住铁饭碗的举动，立刻被当作愚钝的死脑筋，毕竟在父托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精明——难听一点，那就是狡黠。开放在这里更明显，父托邦打开了母托邦的封闭，人们不得不从单位走出来——事实上是被驱逐，在这个没有门户、不断走动的社会里面，最大的城墙就是自由，唯一的变化就是不变（但是还是要装作变化）。这种诡异的空间迫使人们——尤其是经历过、或者是自我回溯出母托邦的人怀念母托邦。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怀念这一行为，而是怀念者，他们是谁，他们怀念什么？那些拼命要走向父托邦的人，或许是并不极端的两极：被压榨得最厉害，完全不信任母托邦的人（农民最多）；或者是「太子们」借父托邦来洇灭自己的身份，这后者是最淫秽的：他们受益于此、却也要摧毁，他们正是蚕食过去，才有「美好的未来」。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接就在于官僚阶层的永续——官僚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保障，则更是父托邦和母托邦的媾和。

所以，母托邦剩下来的中间阶层，则是那些有一定保障，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人，他们有铁饭碗，有免费的房子，而片中的男主角更是如此，他除了这些物质利益，还有个更高的「物」，他会写诗，是文化人——这就是他的文化资本。相比之下，找他请教写诗的临时工（可以说是毛时代的某种农民工），这些从农村入城的人，则没有钱，也没有文化——没有他们立足的地方。男主角是有闲者，合同工/临时工不仅是无（资）产，也是无闲阶级。

有人说写诗就是把一句话分行，只要按enter键就能写诗。这句话当然非常「正常」，也不是没有道理——诗歌，或者更混杂的诗意，确实是异常的，它不管主旨结构如何，都是与句法语段相悖的。所以，诗歌是种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可能很幼稚。诗意似乎是自然的，是某种突如其来的灵感，它给予人一种幻想：似乎没有阻碍（也没有象征及阉割），我就能得到丰饶而无限的世界（这个世界理解成物质还是精神，其实都是一样的）。

到这里就不难发觉，《诗人》是一个母托邦，不只是因为这是个包办代替的微型社会，而更是时间在这里停滞了，只要每天下矿工作，写诗，学会阿谀奉承，写党八股，我就能一直活下去，这似乎不会中断，没有尽头。另一种不知时间的人，难道不就是妈宝男吗？他们享受庇护的感觉，其实，任何归附于母托邦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一旦母托邦消失，他们必须自己行走，他们这时候就只能陷入绝望。

片中男主角作为一个诗人（有文化的人！），如此地依赖妻子，却又妒忌甚至怀疑妻子出轨，这里可能不只是绝望，因为母托邦还在的时候，就存在领导做派、城乡差异和工人内部的隔阂，它的内在违越就出现了。这时候男主角不仅不是绝望（毕竟还能活），而只有自卑，连自大的情绪都没有。在老作家门前的失败的挑衅，就可以看到他之后的命运：和妻子离婚，和母托邦同归于尽。即便我们可以说，这种自杀无异是绝望的，但是这里还「不够」绝望：反而是为了避免继续失落下去，他才选择了自杀，回到一去不返的母托邦。

正因如此，有人评价《诗人》的全片除了拍几个写诗的场面，却没有一句诗文，全片更是几乎没有一点诗意，电影唯一有点诗意的地方，可能只是缓慢的镜头。但是这一点也不和谐，这个母托邦——无所不包的暖锅终会爆炸。这就是诗人全片的价值，这个温暖的幻想和现实政治经济的暴力碰撞，最后所有人都被母亲抛弃，而被一个新的「继母」接受，不得不放弃掉诗意而接受残酷现实。

所以，我们这里说明的，当然不只是绝望，这里必须开启性化的角度：男性/阳性的诗人，它因为失去爱人，失去被爱的人（母托邦）而绝望。但是他的自杀还「不够」绝望，妻子比起名声鹊起的他，难道不是比绝望更绝望——她默默无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这才是他的诗歌的来源。而她一出外工作，就被丈夫怀疑不忠，她始终是这么个幽灵：你完全能模拟出鬼魂是怎么样的，但是它就是不存在，然而正是不存在，才更想得到/ 摧毁它。

当然，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她不只是扮演这个幽灵。结局女主角回去工厂，男主角自杀之后的尸体已经运走，地上只剩下勾划遇害者的粉笔印，她倒在地上，但是却只能摸着她旧爱人的影子，她还有他的物件，但是就是没有他——这简直是最好的对性关系不存在的表现，男女双方在这里是完全不协调的，这种幻想的终点就是说明其自身的破裂：性关系不存在的男女僵局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就是没有问题的答案。

2.

焦虑的，更焦虑的

性关系不存在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正如活着比死去更难，这种直截了当的断言可能比起长篇大论更让人难以直视。为了让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用女性集体（政治女同性恋）来追求自己的母托邦，但是，这也只是依靠生活互助，对外在世界的干扰极少，这恐怕既不政治，也不同性恋，更糟糕的就是「女性主义」和男性主义的握手：各走各路，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激进政治的时代精神（病）。因此，与一般温和的文化女性主义或者「平权主义」（真女权，哈哈）相比，拉康给予女权主义者的教诲（也是警告）仍然是性关系不存在：男女的「和解」，就是两者的共同失败，他们互相使对方不可能。

这当然不能和稀泥，也不是衡量重量的天秤，而是把歇斯底里的政治化进行到底——只有女人，甚至正是女人并非全部，这个阻碍物才诞生了绝对的纯粹的伦理姿态。这就是阴性的一——它把分裂内在于其中。同样的，这分裂的时态也是「已经」，女人对待阉割的态度是喜剧性的：阉割阳具这一举动本身只能是男性的，难道没有阳具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给你阉割？

一言概之，女人的伦理姿态不止是绝对，更是分裂：我没有什么可以牺牲了（这也是为什么自杀这个行为是多余的，仿佛「我还能牺牲什么」），将整个世界背负起来——正是大他者的无能，才带来无罪的可能，才给予我们变成宇宙、变成一个既是内部也是外部的主体的可能，有些评价一语中的：《诗人》片中的女人才是诗人。

现实中妈宝男的诗人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顾城，他代表的既是才华四溢，却也是幼稚，欠缺压抑和对阉割的拒绝最后导致了他杀妻和自杀的悲剧。而另一个杀妻的「代表」阿尔都塞则是强迫症式的，只能为了好而反抗，而忘记反抗就是坏本身（他因此晚年回到天主教）。

同样的，他接受治疗的圣安娜医院的「主人翁」拉康也经历了绝望时刻，他期望拓朴学能给精神分析带来科学基础，但是他最后绝望了。失语的晚年拉康早就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也绝望地解散了自己的「先锋队」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他的这些举动，不只是说明组织的重要性或者「不重要性」，而是他就像癌细胞——他辛辛苦苦创立的组织，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肿瘤，这就是「末期拉康」。

所以，拉康的「父亲或更糟」时刻，它说明的是表面的悲惨，却也是某种乐观——它并不像阿尔都塞那样陷入了自身的恐怖，而是将这种恐怖「集体化」：无论如何，组织总是在那里，但是，谢天谢地，它会崩解——组织的障碍就是组织自身！为了实现组织的目的本身，甚至要仅仅把组织当成必定消失的手段。

所以，回到最「现实」的政治当中，为了解决巴黎公社的短寿而创造出来的先锋队，以及后面更顽固的党-国体制，这仍然不只是说明这些东西更糟，而且，你这个先锋队，你这个希望带头作反的人，也就是更糟本身。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派系早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或改良主义无异。现在最大的先锋队恰恰是各种新社运的组织，他们如何代替了改良主义，如何成为了社会的稳定器，以及这些「去中心化」的组织为何出现严重的集权问题。

说到母托邦，这就不得不提左派忧郁，但是，左派忧郁这个词是不是局限于知识分子（tankie）的幻想？相比起这些阳性的知识分子的怀念，一些「苏维埃人」的怀旧显现出不一样的焦虑，他们的怀旧不只是纪念过去的好，甚至有些人家里或者自己就经历过大清洗和劳改，他们并不是因为以前更好才怀念，而是苏联解体的结果就是更糟，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寡头专制和普京新沙皇的「两头怪兽」。于是他们「选择」精神分裂：过去是不行了，也回不去了（tankie仍然试图回到过去），但是他们也根本不相信戈氏或者普京。

他们只是成为另一个阴性主体：我距离天堂太近了，但地狱只不过是天堂的颠倒，那我唯有活在地狱里，这也意味着我距离恶太近了，我不得不以这种绝对的否定性来存活。他们这些后社会主义的人的姿态仿佛是那个埋怨的约伯——他们不是假意相信苏联或者与后苏联保持距离（有些人接受不了资本主义，于是自杀），而只是让这些埋怨孤立自己。所以，如果要嘲讽tankie（我自己也会这么做）的话，那同时应该怜悯这些埋怨者。嘲讽或者忽视「苏维埃人」的人，才是真的犬儒主义者。

3.

那里当然有个阻碍...

最后说一点「多余的话」。无政府主义对于自组织和非国家的论述仍然是不足的，因为他们似乎还是没有发现，这个终究是一个预先设定——这些理想如何在现实中被阻挡了？反抗力量为什么总是成为主奴“和解”的反面教材？这些阻碍才是最要紧的。

这种类似于对善的预先设定其实和自由主义没有区别，甚至在这里还得大胆说一句，就像恐惧症患者所说，革命是混乱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框架之前，首先是无政府状态，甚至没有这个混乱，我们既不能看到革命的发生，也看不到革命的蔓延——革命也是混乱本身！任何设想都无法逃离这片火海刀山。哪怕你明知无政府状态反而是某种有害的催化剂，但是你还是得服用，这轮不到你选。

而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克服仍是直面阳性法则——如葛兰西所说，文化霸权（hegemony）是阶级性的，实际上也仍然暗示，无产阶级的革命（“革命的第一天”）还存在国家（就像奴隶总是以主人来对照），只是无产阶级这个绝对主体不等于主人或者奴隶的任何一方，主人和奴隶是形象化解释，它是精神里面双方的博弈——它就是这个分裂本身。如苏格拉底所说，国家是pharmakon：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既然如此，那你也得对此大胆却谨慎地喝掉，阴性的暴力里有阳性的残余，这种分裂也是革命的真相。

因此，一直以来很多人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点不该是它仍然是个国家政权（这是废话），而是民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专政，它是阶级性的，是治理性的，你不能只要民主或者专政，也不能想着民主能帮你干了后民主的、非国家和治理的事情，你这不还是依靠大他者，依靠一个不存在的人吗？越是要求民主，奴隶不是越依赖主人——越是要用程序和选票遏制革命吗？更要命的是，第一天之后“革命的第二天”里，你仍然可以看到混乱和秩序并存，没有政府自然是混乱的，有政府却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是并行的。

因此，避免比烂、它们都更糟的说辞很对，却也很「错」，这些说辞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以为更糟之外还有好，那么你只能被母托邦捕获。更糟在这里意味着的不只是绝望（自杀或者谷底反弹）。即使形势再坏，但是，这更坏的态势也已经成为我自己，就像女人不管如何厌恶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也已经是她的一部分——是她失落的器官。我们还是要与这个无身体的器官继续存在——我们早已被鬼魅的死亡驱力缠绕，却还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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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 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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