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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芝加哥
本专题「豪」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其著作《礼物》中的著名概念「hau」，在评论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时,列维- 斯特劳斯曾说,“在民族学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次努力超越经验的观察,达到更深刻的现实”。它意味着,存在一种比英国人类学认定的浅显可见的“经验事实”更基本的存在方式,即,潜在于“经验事实”之下的“结构”。莫斯通过“整体社会事实”的探索，发现了基于“互惠原则”的礼物交换，由此打开了20世纪法国理论的一大脉络，以此为专题名旨在重新发现人类学的洞见。本专题将以人类学理论“整体性”、“内外交织”、“协同进化”、“政治经济与诠释”等经络，串起人类学对于个人与社会、功能与结构、身体与实践、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Cities, People, and Language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引用：Scott, J. (2020). Chapter 2. Cities, People, and Language. In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pp. 53-8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有删节
鸟瞰中世纪的城镇或中东城市中最古老的、未被严重破坏的地区（比如麦地那），我们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外观。那是一种无序的（disorder）外观。更准确地说，这些城镇不符合整体抽象的形式。街道、小巷和通道以不同角度交错相通，以一种复杂的有机过程聚集在一起。中世纪的城镇需要城墙作防御，也许还有护城河，可能会有内墙被外墙取代的痕迹，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1500年左右比利时布鲁日的一幅画像就表现了这种样式。这座城市由城堡绿地、市场、河流和运河（直到它们淤塞）定义，它们曾是这个纺织品贸易城市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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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布局没有任何整体设计，缺乏一致的几何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让居民感到困惑。人们可以想象，城市的鹅卵石街道只不过是重复使用的行人小径。对于那些在布鲁日各区长大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完全熟悉、清晰可辨。布鲁日的巷子和小道和最常见的日常活动相关。然而，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陌生人或商人来说，这座城市肯定是混乱的，因为它缺乏一种重复的、抽象的逻辑，使新来者能够确定自己的方向。可以说，1500年的布鲁日城市景观是将本地知识置于外部知识之上，甚至置于外部政治当局的知识之上。它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像一种难以理解的方言在语言上的作用一样。它促进了城市内部的交流，但对于那些没有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方言中长大的人来说，它仍然相当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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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一些城市街区（或农村的类似地区，如山丘、沼泽和森林）的外来者会产生难以辨认的感觉，这为政治安全提供了重要的边界，使这些地区不受外部精英的控制。确定此边界是否存在的一种简单方法是询问局外人是否需要本地向导才能成功找到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所讨论的社区或地形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外部入侵。再加上地方团结，这种隔绝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政治价值，比如18世纪和19世纪初欧洲城市因面包价格引发的暴动，再如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哈对法国人的顽强抵抗，以及帮助推翻伊朗国王的集市政治。因此，“难以辨认”一直是并且仍然是政治自治的可靠资源。在不重新设计城市以使其更加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将很快探讨这个问题），国家当局努力绘制复杂而古老的城市地图，以方便治安和控制。因此，法国的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出现在精心绘制的军事地图上。尤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当城市叛乱发生时，当局希望能够迅速赶到准确的地点，使他们能够有效地遏制或镇压叛乱。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国家和城市规划者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种空间上的不可知性，并使城市地理从外部变得透明可辨。网格或有几何规律的定居点起源于一种直接的军事逻辑。在罗马，一个方形的、有序的、公式化的军营有很多优点。士兵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会建造它的技术。部队的指挥官清楚地知道他的下属和各部下处于何种位置。任何罗马的信使或军官到达营地后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要找的军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按照简单、重复的逻辑布置城市将最容易管理和维持治安。无论几何城市景观在政治和行政上的便利性如何，启蒙运动都培养了强烈的审美，对直线和可见秩序充满了热情。没有人比笛卡尔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偏见。笛卡尔的设想使人联想到城市中的“科学森林”，街道以直角相交的方式布置，建筑物的设计和尺寸整齐划一，整个建筑都按照单一的总体规划来建造：这些古老的城市曾经只是零星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伟大的城市。与那些工程师根据自己的喜好在空旷的平面上布置的、井然有序的城镇相比，这些古老的城市布局通常都很糟糕。一个强大的国家会选择一种统一的城市布局，这种关联性显而易见。研究城市形式的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将这种共生关系的现代欧洲起源定位在意大利城邦，那里有开放而清晰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对中世纪城市的重新设计（宏伟的建筑、远景、广场，以及对统一性、比例和透视的关注）旨在反映宏伟和敬畏的力量。美学上的考量常常胜过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城市的世俗功能。芒福德补充道：“早在推土机发明之前，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通过他在破坏方面的专业技能，养成了推土机的思维习惯。他们寻求清除地面上的障碍物，以便在僵硬的数学线条上找到一个清晰的开端。”巴洛克城市的视觉力量有赖于军事安全和外部敌人的威胁。因此，军事道路必须是笔直的，军队才便于行军。当然，许多城市与笛卡尔的模式相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多数城市都是从头开始规划的，它们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新城市。如果它们不是由帝国的法令建造的，那么它们都是由建国者设计的，以便为未来的定居者提供更加重复和统一的方阵建筑。19世纪末的芝加哥市中心就是网格城市的极好例子，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费城和纽黑文也是这样。
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芝加哥的地面规划几乎是乌托邦式的。它能立刻让人感受到它的整体性，因为整座城市都由直线、直角和重复构成，甚至就连河流也几乎没有打断城市的严格对称性。一个外地人或一个警察很容易找到某个地址，不需要当地向导的介入。当地市民的知识相对于外地人来说并不特别优越。如果像曼哈顿上城那样，十字街连续编号，并与同样连续编号的较长大道相交，那么就需要更大的透明度。网格城市的地上秩序有利于其地下秩序，即水管、雨水排水管道、下水道、电缆、天然气管道和地铁的布局。地下秩序对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同样重要。送信、收税、进行人口普查、运送物资和人员进出城市、平息暴乱或叛乱、挖掘管道和下水道、寻找重罪犯或应征者（只要他在给定的地址），以及规划公共交通、供水和垃圾清理，都因为网格的逻辑而变得非常简单。飞机实现了城市或陆地景观的微缩模型想象。从芝加哥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鸟瞰图的绘制传统已不再是一种惯例。由于距离遥远，鸟瞰图将地面上的混乱，清晰地呈现为一种更广阔的秩序和对称。这就是飞机对于现代主义思想和规划的重要性。关于城市秩序的第二点很容易从外部看出。整体的宏伟规划与居民所体验到的生活秩序没有必然联系。虽然某些公共服务可能变得更容易了，远处的地址也更容易找到了，但这些明显的优势可能被一些明显的劣势所抵消，比如街头生活的匮乏、敌对当局的侵扰、不规则但舒适空间的丧失、非正式娱乐与邻里感的丧失。城市空间的几何形式秩序造成一种视觉管制（visual regimentation），它带有仪式或意识形态性质，很像阅兵或兵营的秩序。它在市政和当局管理城市的过程中起作用，但不能保证它也适用于公民。那么，暂时来说，我们必须对正式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保持怀疑。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这种同质、几何和统一带来的市场标准化商品及其便利。就像杰斐逊（Jefferson）的测量计划或托伦斯（Torrens）的开放土地所有权制度一样，网格创造了有规律的地段和街区，是买卖的理想选择。正因为它们是脱离任何生态或地形现实的抽象单位，因此它们就像一种货币，可以无休止地进行聚合和分割。网格规划的这一特点同样适合测量师、规划师和房地产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主义和商业逻辑相辅相成。绝大多数旧世界的城市实际上是布鲁日和芝加哥的某种历史混合体。尽管不止一个政治家、独裁者和城市规划者制定了全面重塑现有城市的计划，但这些梦想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巨大的代价包括财政代价和政治代价，因此它们大多都在纸上谈兵。相比之下，零敲碎打的规划则更为普遍。许多城市的中央、老核心区仍然有点像布鲁日，而较新的郊区则更有可能显示出一种或多种计划的痕迹，比如旧德里和新德里之间的鲜明对比。偶尔，当局也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改造一个现有的城市。从1853年到1869年，拿破仑三世（Louis Napoleon）的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持了巴黎重建的宏大公共工程计划。奥斯曼庞大的计划（“奥斯曼工程”）吸收了空前数量的公共债务，迫使数万人背井离乡，而且只能由一个不直接对选民负责的行政当局来完成这个计划。重建巴黎背后的逻辑与将原始森林转变为旨在统一财政管理的“科学森林”背后的逻辑相似。它们同样强调简化、易读、直线、集中管理和对整体的概括性把握。就像森林的情况一样，奥斯曼的大部分计划都实现了。然而，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奥斯曼工程”与其说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它对巴黎人行为和情感的影响。虽然该计划确实为首都创造了一个清晰得多的财政空间，但这只是为了让这座城市更易于管理、更繁荣、更健康、在建筑上更宏伟的愿望。第二个不同之处当然在于，那些因为城市规划而背井离乡的人可以反击，而且确实进行了反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巴黎的改造预示着专制主义的高度现代化及其诸多悖论，我们将对这些悖论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巴黎计划按照奥斯曼的措施修建的全新的林荫大道以及革命前的内部林荫道，这些林荫道被拓宽和拉直。尽管需要拆除和建造，尽管街道规划增加了新的可读性，但新的模式带有强烈的与“老巴黎”相协调的痕迹。例如，外围的林荫道沿用了1787年的老线路。不过，“奥斯曼工程”远不止是交通改革。伴随林荫大道可读性的是日常生活的剧变——新的水渠、更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新的铁路线和终点站、集中的市场、煤气管道和照明设施，以及新的公园和公共广场。拿破仑三世创造的新巴黎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广受赞誉的公共工程奇迹，也是国外规划者的圣地。在巴黎计划中，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的重点是国家的军事安全。最重要的是，重新设计的城市要确保安全，不受民众叛乱的影响。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目睹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经历了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等等。作为一个返回的流亡者，拿破仑三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么脆弱。然而，叛乱在巴黎的地理分布并不均匀。抵抗运动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像布鲁日一样，那里有复杂的、难以辨认的街道规划。1860年对“内城郊区”（24万居民）的吞并，显然是为了扩大警察的控制。奥斯曼说这里“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人口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对这些叛乱空间（这些尚未被很好地描绘出来的空间）的军事控制是“奥斯曼工程”的一部分。新的通道促进了城市郊区的营房和叛乱地区之间的移动。奥斯曼认为，他的新公路将确保铁路和公路连接城市的每个地区和负责那里秩序的军事单位。例如，巴黎东北部新建的林荫大道使军队可以从库尔贝沃军营冲向巴士底狱。在可能的情况下，叛乱地区被拆除或被新的道路、公共空间和商业发展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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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塞纳河支流布维尔河（Bièvre）曾被作为巴黎制革厂、淀粉厂等工厂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处，是当时巴黎的排污系统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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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岱岛上一狭窄阴暗的中世纪时期的街道，在巴黎主宫医院附近（19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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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塞纳河左岸先贤祠附近的中世纪时期狭窄街道（Rue du Jardinet）（19世纪50年代）
巴黎的重建也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工程。在这里，卫生学家所说的能使巴黎更健康的措施同时也会使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在军事上更安全。陈旧的下水道和粪池、估计有3.7万匹马的粪便（1850年）以及不可靠的饮用水供应，使巴黎简直成了瘟疫之地。该市是法国死亡率最高的城市，最容易引发霍乱的大流行。1831年，霍乱导致18400人死亡,包括共和党人的重要领袖拉马克（Jean Maximilien Lamarque）将军。而且，在那些革命抵抗区，由于拥挤和缺乏卫生设施，死亡率最高。对于那些没有被驱逐的人来说，奥斯曼的巴黎是一个更健康的城市。空气和水的更流通以及阳光的照射减少了流行病的风险，就像货物和劳动力（更健康的劳动力）流通的改善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福祉。因此，劳动生产率和商业成功的功利主义逻辑与战略和公共卫生问题并行不悖。正如许多专制主义现代化计划的结果那样，统治者的政治品味有时会压倒纯粹的军事和功能考量。直线型的街道可能有助于调动军队打击叛乱分子，但它们的两侧也要有优雅的外墙，并且建有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宏伟建筑。新的林荫大道两侧是统一的现代建筑，它们可能意味着“更健康的”住宅，但它们往往只是门面而已。区划法规几乎只关注建筑物的可见表面，但在门面后面，建筑商可以建造拥挤、不透气的公寓，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正如克拉克（T. J. Clark）所言，新巴黎被强烈地视觉化了：“奥斯曼的部分目的是赋予现代性以形状，他当时似乎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巴黎重复着一套公式，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奇观。”在这种情况下，可读性通过按阶级和功能对人口进行更明显的隔离来实现。巴黎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服饰、活动和财富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资产阶级购物区、繁荣的住宅区、工业郊区、工匠区、波希米亚区。巴黎成为一个更容易管理和经营的城市，也是一个更“可读”的城市。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范畴，以及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社会世界的范畴，都起源于标准化和易读性的国家项目，例如姓氏这样最基本的东西。热门电影《证人》（Witness，1985）中的一个小插曲说明，在陌生人中间，我们确实依赖姓氏作为关键的“导航”工具。电影中的侦探试图找到一个可能目击过谋杀案的阿米什小男孩。虽然侦探有一个姓氏作为依据，但他却被阿米什传统的几个方面所阻挠，包括阿米什人说的德国古方言。当然，他的第一直觉是去找电话黄页（一份有关姓名和地址的清单）但阿米什人没有电话。他还了解到，阿米什人的姓氏数量很少。他的窘境提醒我们，美国的姓氏和名字种类繁多，使我们能够明确地识别大量我们可能从未见过的个人。一个没有姓名的世界是令人困惑的。事实上，侦探发现阿米什社会是如此不透明，以至于他需要一个本地的追踪者来引导他。世界各地有丰富的命名实践。在一些民族中，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婴儿期、儿童期、成年期）拥有不同的名字，在某些情况下，人死后又有另一个名字，这并不罕见。此外还有用于开玩笑、仪式和哀悼的名字，以及用于与同性朋友或与姻亲互动的名字。每个名字都针对生活的某个阶段、社会环境或对话者。一个人经常有好几个名字，这取决于生命的阶段和称呼他/她的人。“你叫什么名字？”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答案可能是“看情况吧！”对于使用这些命名方法长大的内部人来说，它们既可读又可清晰。每个名字及其使用的背景都传达了重要的社会知识。就像布鲁日的小巷网络、各种各样的当地度量衡、以及错综复杂的地方土地使用权一样，命名的复杂性与当地生活的目的有着直接的、而且往往是相当实际的关系。然而，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种复杂的名称是理解当地社会的巨大障碍。找到一个人，更不用说把他/她放在一个亲属关系网中，追踪他/她的财产继承，就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此外，如果有关人员企图向外部当局隐瞒身份和活动，那么这种命名的伪装就有相当大的价值。在对自然（如森林）和空间（如土地使用权）进行行政简化之后，发明永久性的、继承性的姓氏就是建立现代国家管理的最后一个必要前提。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姓名都能使官员能够明确识别公民中的大多数人——税收名册、财产名册、征兵名单、地契和法律承认的财产契约，如果没有某种手段来固定个人身份并将他/她与亲属群体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无法想象。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种做法建立在国家财政制度更健全、更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地方官员和广大民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对他们进行登记可能是某种新税收负担的前奏，因此民众往往抵制这种运动。至少在14世纪之前，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没有永久的父名（patronymics）。一个人的名字通常就是他的名字，能让当地人识别就行。如果需要更多的东西，可以添加第二个名字，表明他的职业（在英国，就是铁匠、面包师等等）、他的地理位置（山丘、边缘地带等等）、他父亲的名字、或个人特征（个子矮、强壮等等）。这第二个名字不是永久的姓氏。除非有特例（比如子承父业的英国人），这些名字不会传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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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铁匠（Blacksmith，1606年）
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英格兰，国家建设和姓氏的发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英格兰，只有富裕的贵族家庭才有固定的姓氏。在英国，这种名字通常指家族在诺曼底的起源地（例如Baumont、Percy、Disney），或者指他们从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那里获得的英格兰封地（例如Gerard de Sussex）。对于其余的男性人口，只通过身份识别的方式将父亲和儿子联系起来。因此，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儿子可能被称为托马斯·威廉森（Thomas Williamson，Williamson指威廉的儿子），而托马斯的儿子又可能被称为亨利·汤普森（Henry Thompson，Thompson指托马斯的儿子）。请注意，孙子的名字本身并不能证明其祖父的身份，这使得仅通过名字来追踪血统的工作变得复杂。许多北欧人的姓氏（Fitz-、O'-、-sen、-son、-s、Mac-、-vich）呼应着他们先父们的古老目的。在建立姓氏的时候，姓氏往往有一种地方性的逻辑。拥有磨坊（Mill）的约翰变成了约翰·米勒（John Miller），制造车轮（Wheels）的约翰变成了约翰·威尔怀特（Wheelwright），身体矮小的（short）约翰变成了约翰·肖特（John Short）。无论职业或地位如何，他们的男性后裔都保留了父姓，所以这些名字后来就采用了一种任意的形式。个人姓氏（“surname”的字面意思是加在另一个名字上的名字，不能与永久的父名混淆）的发展与书面官方文件的发展同时进行，如什一税制记录、庄园税卷、婚姻登记册、人口普查、税收记录和土地记录。这些文件对于成功开展任何涉及大量人口的行政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些人必须被单独识别，而当局又不认识他们本人。想象一下，一个征收什一税或人头税的人在面对男性人口时的窘境，其中90%的人只有六个基督徒的名字（约翰、威廉、托马斯、罗伯特、理查德和亨利）。对于记录来说，有第二名称就变得绝对必要了。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那么记录员就会为他创造一个名字。这个第二名字使人口变得可读，就像统一测量的地图集一样。虽然主体通常可能更喜欢匿名的安全性，但一旦他被迫支付税款，那么准确地确定其身份以避免两次支付相同的税款就符合他的利益。14世纪的许多姓氏显然不过是行政上的虚构，旨在使人口在财政上具有可读性。许多在文件中创建“姓氏”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什么，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姓氏在文件之外没有任何社会存在。与国家和类似国家的结构（大庄园、教堂）的互动日益密切，这与永久的、可继承的父姓制度的发展完全一致。因此，当爱德华一世（Edward I）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制度，确立了长子继承制和庄园土地的世袭权时，他十分鼓励父姓制度。至少对长子来说，继承父亲的姓氏，也是父亲去世后继承财产的一部分。既然财产所有权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曾经只是官僚想象的姓氏也变成了现实。人们可以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语主体实际上有两个名字，分别是他们的本地名字和一个“官方的”固定父名。随着与非个人的行政机构互动的频率增加，官方名称开始流行起来。那些在社会上和地理上都与国家权力机关距离较远的人（比如托斯卡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获得永久的庇护。因此，上层阶级和住在英格兰南部的人比下层阶级和住在北方的人早获得了永久姓氏。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也后来居上了。国家命名的做法，就像国家绘图的做法一样，不可避免地与税收（劳动、兵役、粮食、收入）相关联，因此引起了民众的反抗。1381年的“英国农民大起义”（通常称为“瓦特·泰勒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被归因于前所未有的税收政策。![]()
1381年6约14日发生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画作于15世纪70年代）
对殖民地人口强制实行永久姓氏，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一个在西方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殖民地缩短到十年甚至更短。在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中，国家立刻变得更加官僚化，对民众的抵抗也更不宽容。殖民地命名的唐突性使这一过程的虚伪和矛盾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没有什么比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更能说明这一点了。根据1849年11月21日的法令，菲律宾人接受了永久的西班牙姓氏。当时的菲律宾总督决心使名字“合理化”，就像他决心使现行法律、省界和日历合理化一样。他注意到，菲律宾人通常没有个人姓氏，这可能会让国家“以家庭区分他们”：“补救办法是编目。编目不仅包括人名，还包括从植物、动物、矿物、地理和艺术中提取的名词和形容词，供当局用来指定永久的、继承的姓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更发达国家的“部落边界”（“tribal frontiers”），建立固定姓氏的过程仍在继续。当然，现在有许多其他国家推动的标准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识别个人的能力。出生和死亡证明、更具体的地址、身份证、护照、社会安全号码、照片、指纹、 DNA档案等等，已经取代了相当粗糙的永久姓氏工具。但是姓氏是使每个城市居民正式清晰可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和照片一起，它仍然是身份证明文件上的第一个事实。不同语言带来巨大的文化障碍，一个对内部人士来说容易接近的社会世界对外部人士来说就是不透明的。就像在16世纪的布鲁日，陌生人或政府官员可能需要一位当地导游来找路一样，这里的外人也需要一位当地的翻译，以便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理解和被理解。然而，与复杂的居住模式相比，一种独特的语言是更强大的自治基础。它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一种文化情感、文学、神话、音乐。在这方面，一种独特的语言是国家知识的巨大障碍，更不用说殖民、控制、操纵、指导或宣传。那么，在所有的国家简化计划中，实行单一的官方语言可能是最有力的，而且它是许多其他简化的前提。正如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法国的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国家的内部殖民，在其中，不同的省份（如布列塔尼和奥克西塔）在语言上被征服了。很明显，国家的目标是让地方实践清晰可辨。官员们坚持每一份法律文件（无论是遗嘱、销售文件、贷款文书、合同、年金或房产证）都要用法语起草。只要这些文件仍然是当地方言，就会让巴黎派来的官员望而却步，而且几乎不可能让它们与法律和行政标准化的中央计划保持一致。语言集中化运动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因为它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密切相关。到19世纪晚期，除了少数人以外，与国家打交道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请愿书、法庭案件、学校文件、申请书和与官员的通信都必须用法语书写。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效的办法，能让地方知识立即贬值，让所有掌握了官方语言规范的人享有特权。这是一次巨大的权力转移。那些在法语方面缺乏能力的边缘人士则变得沉默和边缘化。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向导来了解新的国家文化，这个向导就是律师、公证人、学校教师、书记员和士兵。正如人们可能怀疑的那样，在语言的集中背后潜伏着一个文化计划。法语被视为一个民族文明的承载者。实行《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的目的不仅是让各省接受《拿破仑法典》，而且还为他们带来伏尔泰、让·拉辛、巴黎的报纸和国家教育。在过去，掌握拉丁语就意味着参与了少数精英阶层的文化活动，而现在掌握标准法语就意味着充分参与法国的文化活动。此举的隐含逻辑界定了文化的等级秩序，将地方语言及其区域文化降级为——充其量是一种古板的乡土主义（provincialism）。在这个隐含的金字塔顶端是巴黎和法国的机构：部委、学校、学院。市场的增长、身体的流动性、新的职业、政治赞助、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教育系统都意味着法语以及与巴黎的联系是社会进步和物质成功的道路。将巴黎法语作为官方标准语言，这种做法推动了语言的集中化，并且复制在交通的集中化中。正如语言上的新规定使巴黎成为通信枢纽一样，新的公路和铁路系统也越来越倾向于进出巴黎的交通，而不是区域间或本地的交通。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国家政策重新形成了一种“硬连接”（“hardwiring”）的模式，使各省对中央机构来说更容易接近，更容易辨认，甚至超过了专制主义国王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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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巴黎
让我们将一个相对不集中的交通网络与一个相对集中的网络进行对比。如果绘制地图，非集中化的模式将是货物和人员沿非行政命令创建的路线实际流动的物理图像。这种流动不是随机的，它们既反映了沿山谷、河道和隘口旅行的便利性，也反映了进口资源和祭祀场所的位置。韦伯抓住了人类活动的丰富性，使这些跨越景观的运动充满活力：“它们为职业追求服务，如玻璃制造商、盐商、陶工所遵循的特殊路径，或那些通往锻造厂、矿场、采石场和麻田的路径，或那些将亚麻和纱线带到市场的路径，以及朝圣的路线和游走的小路。”为了论证，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质资源均匀分布的地方，没有巨大的物理障碍（如山脉或沼泽），那么，路径地图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毛细血管密集的网络。当然，这种追踪不是完全随机。基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的集镇将构成小型枢纽，宗教圣地、采石场、矿场和其他重要场所也是如此。在法国，道路网络也长期反映了地方领主和国家君主的中心化野心。然而，这种意义在于描绘一个仅被国家中央集权所轻描淡写的交通路线景观。从科尔贝特（Colbert）开始，法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者们一心想要在这一格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精心规划的行政集权网格（grid）。他们想把公路、运河以及最终的铁路线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巴黎辐射出去。他们的计划从未完全实现。这种布局的目的是“为政府和城市服务，但与民众的习惯或需求没有什么关系。”作为一种集中化的美学，该计划违背了商业逻辑或成本效益的准则。网格从巴黎向东到斯特拉斯堡和边境的线路，直接穿过布里高原，而不是沿着马恩河的人口中心。由于拒绝顺应地形来追求几何上的完美，这条铁路线与英国或德国的铁路相比，费用高得惊人。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他们被证明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种交通模式的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将法国各省与巴黎和国家联系起来，方便从首都部署军队，平息全国任何省份的内乱。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全国的军事控制，就像“奥斯曼工程”在首都达到的效果那样。因此，它以牺牲各省为代价赋予巴黎和国家权力，极大地影响了地方的经济性，加快了中央财政和军事控制，并通过等级关系切断或削弱了横向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这样一来，交通将外围地区边缘化，就像官方法语将当地方言边缘化一样。现代国家的官员必然需要负责管理社会。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类型化（typifications）来评估他们的社会生活，而这些类型化与这些抽象概念所要反映的全部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林务人员的图表没有完全抓住（也不打算抓住）森林的真正全部多样性。也因此，地籍调查和地契是对实际的、现有的土地使用和处置权的一种粗略的、时常误导性的表述。任何一个大型组织的职能部门都通过文件和统计资料的近似值来“看到”他们感兴趣的人类活动：税收收入、纳税人名单、土地记录、平均收入、失业率、死亡率、贸易和生产力数据、某个地区的霍乱病例总数等等。类型化的数据对于国家管理来说不可或缺。国家的简化（如地图、人口普查、地籍清单和标准计量单位）代表了掌握庞大而复杂的现实技术。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理解整体的各个方面，必须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图表类别。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将无穷无尽的细节减少到一组类别中，以便于进行简要描述、比较和汇总。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这些抽象概念的发明、阐释和部署代表了国家能力的巨大飞跃，即从朝贡和间接规则到税收和直接规则。间接统治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国家机器，主要依靠地方精英和社区，后者从中央扣留资源和知识。直接统治引发了广泛的抵抗，并需要进行谈判，这往往限制了中央的权力，但它第一次允许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接触到一个对他们来说不透明的社会。这就是最先进的直接统治技术的力量，它发现了新的社会真相，而不仅仅是对已知事实的总结，比如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他们能提前“发现”流行病意义上的疾病。这里需要强大的国家知识形式，使官员有可能在流行病早期进行干预，了解对公共福利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趋势，衡量他们的政策是否有预期效果，并在掌握许多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制定政策。为提高社会对其统治者的忠诚度而设计的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但政治动机的驱动力却没有什么变化。接近、控制和操纵（非贬义的）仍然是最突出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来统计和定位其人口，衡量其财富，并绘制其土地、资源和定居点，那么国家对这个社会的干预必然是粗糙的。那么，一个难以辨认的社会就会阻碍国家的任何有效干预，无论这种干预的目的是掠夺还是公共福利。只要国家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攫取几吨粮食和征集几个士兵，国家的不知情就可能不是致命的。然而，当国家的目标需要改变公民的日常习惯（卫生或健康习惯）或工作表现（高质量的劳动或机器维护）时，这种不知情很可能会严重碍事。一个完全“可读的”社会消除了地方性的信息垄断，并通过编码、身份、统计、法规和措施的统一性创造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透明度。同时，它有可能为那些处于顶点的人创造新的位置优势，因为他们有知识和权限，可以轻易地破译国家创造的新格式。清晰可读的社会所带来的歧视性干预当然也可能是致命的。1941年5月，当时还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市统计局（City Office of Statistics of Amsterdam）绘制了一幅地图，这张地图最终导致6.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境。该地图的标题是“犹太人在该市的分布”。每个点代表一个犹太人聚集区，这使犹太人的分布一目了然。这张地图源自当局的命令，要求犹太裔人进行主动的自我登记。如果我们简单地思考一下关于姓名、地址和种族背景的那种详细信息，以及产生这种统计代表性所需要的图表精确性，“可读性”对国家能力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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