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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elsea Szendi Schieder原文标题为Human liberation or "male romance"?The gendered everyday of the student New Left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的新左翼运动，与其他地方一样，都采用了对政治的广义定义。活动家将日渐富裕的日本的社会体制的再生产与全球的经济不平等联系起来，将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日常” [nichijō]，或者“日常生活”[nichijō seikatsu]成为了学生运动者们的一个关键概念，并塑造了他们对国家及大学权威的挑战。在学校里，运动者们攻占了国家和资本的“日常”并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而女性学生参与者们则尤其体会到了根植于新左翼运动的“日常”中的矛盾。本文中，笔者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校园运动中女性活动者的经历，来发掘新左翼运动中“日常”的多重含义并阐明这些年轻女性的参与经历是如何揭露出这些激进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的。新左翼运动曾为打破所有主流的权力结构带来了空间，但结果却在革命过程中加强了家庭，情感以及性别分工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本文将检验“日常”这一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学生新左翼运动中的关键概念，来发掘这一表面上的解放运动是如何通过忽视女性的声音和运用性别价值观来衡量运动者的投入程度，来维持着某种左翼男性浪漫主义的。一位在多摩美术大学参加了新左翼校园运动的女性毛利节子[Mori Setsuko]在她1970年写就的一份小册子中宣言道，“人类，人类，人类。在斗争中，我们反复地说着这个词。这个中性的名词实现了些什么呢？我们嘟囔着这个中性名词又是何意呢？（这场为人类解放的斗争）当然是我们的斗争，但同时它也并非我们的斗争。”人类这一“中性名词”也意味着对男性与女性一视同仁的完全的革命和解放的承诺，但是毛利和其他许多年轻女性却发觉到“人类”在新左翼运动的愿景中依旧保留着男性的主体性。1.
日本的新左翼运动
是一场“男性”的运动吗？
将新左翼运动中的性别歧视放到对此运动的运作方式理解的中心位置是很重要的。通过发掘“日常”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新左翼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我们也能看到性别歧视如何与运动中的解放潜力并存。鉴于仅限女性的激进运动并非只源自日本的新左翼运动，也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的新左翼运动，所以我们仍需要去了解新左翼运动的哪些理论与实践，使参与了校园运动的激进女性确信她们需要发动一场独立的运动。与日本的新左翼运动相似，虽然有他国运动者的消息加强了他们同属于一场全球运动的感受的因素，日本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并非只是对外界影响的回应。事实证明，大男子主义是许多女性在全球的新左翼运动都经历过的一个典型特征，这削弱了日本的性别歧视是某种在历史中未曾改变并传承至今的封建残余的观点。确实，在包含了对性别关系的激进再讨论的二战后民主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常对大男子主义将会很快随着男女合校与受法律保护的平等婚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感到乐观。战后学生运动的环境已不同于往昔，此时男女一同学习，男女混合的学校们也为年轻人们开辟出了实验有关性别的期望的空间，并引发了一场补完以往女性只是“花瓶”的印象的学生运动。
由于女学生们参加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翼运动的规模之大，归纳出她们的经历并不可能，但那些参加了校园运动又对其幻想破灭的女性的故事却颇有相似之处。这一章节基于那些参加了新左翼运动的女性们留下的记录，她们有的并未参加正式的派系，并将自己视作“普通的”学生，也有些在事后参与女权主义运动时写下了她们有关新左翼运动的经历。获知那些未参加之后的女性专属运动的女学生运动者们的经历尤为困难。女性学生们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新左翼运动的派系与校园中，不论如何，她们参加运动的原因与她们的男同志们相似：她们感到被国际形势以及目击到的社会矛盾所压迫，同时参与运动也仿佛是作为校园里的一名学生和一份子自然的一部分。一项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公布了对来自全日本81所高等院校的529名承认参加了60年代末学生新左翼运动的人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包含了来自24所高校的43名女性，她们在当时与之后不等地投入到了各种政治活动中。女性专属的运动给了她们讲述自己在校园新左翼运动中的经历的机会。这引起了将1968年的个人经历依性别划分的趋势：男性的前学生运动者们出版着庆祝占领校园的回忆录，而女性则更多地在讲述校园运动如何使她们走向女权主义运动。对于许多1968年时的年轻女性们，街垒固然令人心潮澎湃，但她们印象更深刻的是被男性运动者们背叛的感觉及之后的女性专属运动。一种对此的解释正是学生新左翼运动其实是一场“男性运动”。2.
“日常”
许多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运动参与者都使用“日常”这一术语来指代他们挑战的一整套体制与行为，以及那些体制与战争，资本主义和全球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场学生运动旨在攻击“日常”这一战后富裕的日本社会中不变的权力结构系统，并寻求通过罢课、占领校园与街斗将其破坏。在1968与1969两年中，防暴警察曾进入校园破坏街垒和驱散学生969次，在此期间逮捕了16175名相关人员；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次运动对高校的破坏程度与警方的反应规模。在全国顶尖学府东京大学的学生们也封锁了学校的运转，阻止了新班级的入学，并在国家政治高层间引发了争论。一个现今的研究估计仅在1969年6月就有四成的学生因为“校园混乱”无法参加课程。破坏日常生活的呼吁得到了一整代高校学生的响应，而封锁学校也成了他们受教育经历中的一部分。在扰乱他们高校的同时，学生们也在校园占领区的街垒后进行了组织；在这些自治的地方，也产生了创造一种新的日常的潜力，他们能够在这里重组他们的亲密关系，并挑战那些支配他们如何构造这些关系的意识。在过去已有一些理论讨论这些日本的“日常生活”，但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者们似乎是把他们的批判建立在大学中日益严格的日常生活上，而非明确援引更久远的对“日常”的讨论。日本的思想家户坂润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分析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及法国中资本主义与日常生活间的联系，但笔者并未在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者的文章中找到对他们的重要援引。60年代的艺术实践与作品中也强调了支配与权威的日常形式，而这些进行激进批判的作品也毫无疑问是驱使年轻人们在市中心聚集的影响因素。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参与到新左翼运动的高校学生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非已有的文本，这也意味着他们对“日常生活”有着多种多样的定义。他们既用这个词语来指代他们想要破坏的国家与资本的每日运作，也指蕴含着个人革命性改变的潜力的生活经验。3.
新左翼运动的
“男性浪漫主义”
虽然左翼早有兴趣对日常进行过研究，但日本大男子主义左翼的历史更加长久。女性左翼知识分子诸如林芙美子和平林たい子[Hirabayashi Taiko]在重视女性参与和妇女问题的同时，也对战前日本激进想象的限制进行了论述，此外，在60年代的校园街垒运动前，许多参加过战后早期学生运动的女性就批判过运动中存在着性别政治问题。一名50年代末学生新左翼运动的女性成员，伊美安古 [Imai Yasuko]，曾抱怨说他们的激进组织的内部动态常区别对待女性成员。她提到说，男学生运动者期待着得到他们女性同志的关爱和情感支持，而“解放人类”的斗争也是由他们的“男性浪漫主义”引导着，在其中妇女们被期待着满足男性对女性化举止及支持的愿望。这也意味着妇女们应该遵循着性别化的用词规范，言谈举止柔和而女性化。伊美曾无意间听到他们的男性领袖岛繁雄 [Shima Shigeo]因一名女性运动者对男性同志的直接而激烈的批评而震惊的反应：“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美认为木尾的言论也是他对整个日本女性的看法：一个成熟的女性应该克制而优雅地讲话。尽管会限制妇女的在政治辩论中的参与，这种日常中的性别化的期待也被运动中的许多活跃男性所默认。如很多日本近代的男性政治激进者所塑造的范式一样，岛繁雄也是靠着其妻子优子[Hiroko]的经济支持进行着政治和思想工作。确实，优子曾回忆起繁雄如何赞美过明治时期（1868-1912）政治人物的妻子们，以及她们如何好客地招待丈夫们带回家的客人。了解到丈夫喜爱怎样的妻子后，她也从1960年起年年殷勤地满足着丈夫带回她家的大量客人们的需要（繁雄与她成婚后，就搬过来与她和她母亲一起居住了），直到繁雄于2010年去世。在他去世后，优子提到过她对繁雄从未认识到她对其政治运动的贡献感到失望，从小事如做饭团，到大事如筹集繁雄用于政治活动与生活的资金。然而，她也自贬认为没有思考大事的头脑，虽然她也提到繁雄从未花过时间向她解释。换句话说，优子的事例也证明了有关思想交流的“真正的”政治被从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中分离出来了。这种可见的劳动（智力成果与直接行动的交锋）和无形的劳动（一般的照顾工作和后勤支援）的性别化的分离也体现在了新左翼运动中。当照顾式的工作在日本学生新左翼运动中被赋予女性化的意味时——尽管这场运动依赖着它们——这种将日常工作视作低等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也就如其在主流社会中一样了。60年代末的这场学生运动政治化了“日常”这一概念，或多或少地，也给了对性别化社会角色这一既成观念进行质疑的空间。4.
全共斗与高校中
被政治化的日常
一场校园新左翼运动组织上的重要转变赋予了学生们投身政治的含义。在60年代末，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成为了在高校校园动员学生运动的普遍方式。在校园中形成的全共斗旨在通过无宗派的扁平结构和“无限辩论”来避免僵化的层级结构和教条主义政治。这场“全共斗运动”在1968年7月上旬发源于日本顶尖的东京大学。当时，“普通的”（ordinary）学生们表达了他们希望团结一致占领学校建筑的愿望并组成了“全共斗”。随后，全国校园都出现了“远离政治的”学生们以“全共斗”的身份加入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运动（如罢工与筑街垒）的现象，而“全共斗”也迅速成为了60年代末期学生新左翼运动的代名词，代表了一种激进民主与无宗派组织结构的政治理念。此前，日本传统的左翼组织常有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并要求其成员遵循“党的路线”并参加各种活动。因此，“全共斗”这一与往不同的组织，在一批松散联合在一起的志同道合的活动者的呼吁下，吸引到了无数学生的加入。建制派左翼政党，如日本共产党（JCP），的教条主义在50年代末期就成为了最被年轻运动者诟病的一点，并导致了在1959-60年反安保条约示威前JCP领导的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联合）的分裂。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Bund）领导着全学联中的“主流”在1960年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美日安保条约时，JCP的青年组织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Minsei）也组织起了学生并在全学联中形成了“反主流”派系。在共产同于1960年七月分裂后，短暂的同盟和统一的斗争或示威行动也会团结起各派系的行动，但是派系间对高校自治权的争夺依旧让运动者们在派系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精力。60年代末的全共斗运动标志着日本新左翼运动去中心化的高潮，尽管集中化与去中心化（即领导下的运动与分散运动）理念的冲突依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暴力的派系冲突将变成60年代高校运动的后遗症并流传到70年代，进而使其他有同情心（sympathetic）的“普通”学生对左翼动员敬而远之。许多日本60年代的大学生们因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更大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而感到必需去和当局抗争。一个名叫小田真琴[Oda Makoto]的活跃的反越战和平运动者说到，日本学生运动者们将针对学费上涨或其他学校政策的抗议将援助越南人民直接联系到一起，常使外界的观察者迷惑不解。但学生们指出了学校及其政策是如何与支援对越军事干预的日本资本和体制的“日常”联系到一起的。在60年代末，学生的罢课和占领校园就成为了打破这些联系的策略。山本善隆是一名重要的活跃的学生运动者，也是东京大学全共斗的主席。他曾在1968年秋天的一次长期占领校园运动期间提出“街垒的哲学”，也即是正如他们在校园中实践的一样，街垒就是一种破坏资本与权威的理性主义逻辑的尝试。他声称筑起街垒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与“校园中罪恶地支撑起日常的意识形态做斗争”。这个关于街垒的思想激发了一种对“日常”的认识，即是一种对劳资之间，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精英之间的矛盾的敷衍和隐藏并将之进行合理化的时间。学生运动者们通过将校方的行为与更大范畴上国家关于经济发展的计划联系起来，用桌椅建起街垒占据校园建筑来破坏国家和资本的“日常生活”。1968年11月时山本身在其间写作的东京大学安田塔街垒，是最引人注目和持久的一个，从1968年7月一直持续到了1969年1月，直到校方终于让防暴警察包围并驱散了学生为止。山本认为1968年中至年末的筑街垒与无限期罢课等校园运动是打断高校“工厂”制造为资本服务的学生的关键战略。当时东京大学内的传单们将结束封锁校园视作失败：“‘返回到日常’难道不是一次战败吗？”在游行示威时，参与者常会在游行结束后陷入重返“充满矛盾的日常循环”的沮丧中；而居住在街垒后则让一些参与者觉得可以避免这一点。不像一时的有限的抗议活动，街垒可以保证长期进行扰乱以及持续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