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文比（Savimbi）在“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运动中的游击队：既有着中央情报局（CIA）的援助，也得到南非的军事和后勤支持，也从国际钻石贸易中获利。在这篇探索性的文章中，我们关注的是，国家如何被理解为具有特定空间性的实体 ，以及政府实践和国家领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而这可能会挑战传统的国家空间的概念。在第一部分，我们试图确定国家空间性两个最关键的特征：垂直性（国家 “高于 ”社会）和环绕性（国家“潜伏”在地方中）。印度的一个产妇保健项目的民族志材料会证明我们的论点，即垂直性和环绕性的对立统一是在常规的官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在第二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个跨国治理术（transnational 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以此来把握新的政府实践和新形式的 “草根 ”政治是如何质疑了国家空间垂直和环绕的特性，而后者长期以来合法和自然化了国家对 "地方 "的权威。
作者：James Ferguson
译者/编辑：机煲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南部非洲（特别是莱索托、赞比亚、南非和纳米比亚），主要方向是政治人类学，他的代表作有《反政治的机器：莱索托的发展、去政治化和官僚权力》(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 、《全球阴影：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非洲》(Global Shadows: Africa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 等。
2008
James Ferguson
American Ethnologist
spatializing states: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Ⅰ / 空间化的国家1.概念问题
在关于“国家”的讨论中，有两种形象出现：垂直（verticality）和环绕（encompassment）。垂直指国家作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市民社会、社区和家庭的普遍想法。因此，国家的视角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从上面”进行操纵和规划，而“地方”则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它在“下面”，更接地气也更真实。第二个形象是一个环绕的形象。在这里，国家（在概念上与民族融合）位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圆圈中，这个圆圈从家庭和地方共同体开始，到民族国家结束。在这种理解中，地方被行政区所包含，行政区被民族国家所包含，而民族国家被国际社会所包含。这两个隐喻共同产生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空间化的国家形象，它既位于地方、区域和共同体之上，又包含着地方、区域和共同体。在所谓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这种垂直且幽灵的形象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话题在最近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中对国家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既被非洲和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所吸收，也被许多最激烈的批评者所接受。但是，无论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有什么说法，很明显，它还是带来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垂直形象，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一个叫做“社会”的实体。在西方，通过对政治体进行人类有机体般的类比，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设想为拥有诸如“理性、控制和调节”等功能，以对抗社会中低级的“非理性、激情和不可控制的欲望”。因此，当西方政治理论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时，它往往是作为低级和高级之间的一种缓冲，是公民、家庭或共同体与国家之间中间地带的和解。对黑格尔来说（举一个基础的例子），国家实际上是“心智的对象化”（mind objectified），而市民社会正是家庭的自然特殊性和国家的抽象普遍性之间的中介。因此，国家比公民社会更高（至少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当然也包涵了它。当然，今天很少有学者会赞同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官僚机构是社会最高集体理想的化身，而女权主义批判早已将“社会”与“家庭”的分离揭露为使父权制统治自然化的手法。但是，公民社会作为国家和共同体之间调解者的古老隐喻仍然无处不在。最近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和理论立场；但他们基本上共享了一个常识性的图像，在这个图像中，他们理论化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位于国家和国家必须治理的共同体、利益集团和生活世界之间。一个垂直的图像（垂直性的国家）也衍生了许多想当然的政治斗争形式，这些形式很容易被想象为“来自底层”，“扎根”于底层真实的经验和生活。同时，国家本身也可以被想象为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操纵或规划社会。在这个垂直的地形中，市民社会似乎是一个中间的维度，是“上面”的国家和“在地”的人们接触的地方。无论这个接触区被认为是压力集团和多元政治的领域（如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还是通过阶级斗争争夺领导权的场所（如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垂直的国家权力都是一个具有巨大效力的想象形式。通过这种形象描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具有解释力的形象中融合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但是国家是政治等级制度中的高阶问题吗？它是空间和等级秩序？抽象性？知识和兴趣的普遍性？还是与自然的距离？将这些不同的命题捆绑在一起所产生的混乱，在福柯意义上是极有成效的，因为它构建了一个常识性的国家——“高高在上”的某个地方，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运作。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高高在上”的国家图景是不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是在人们的实践中被建构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将想象的垂直性国家谴责错误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应该注意社会建构和想象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国家垂直权力变得卓有成效且深入人心。国家纵横捭阖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它们对学者、记者、官员、活动家和公民产生了影响，还因为它们被嵌入了国家官僚机构的例行公事之中。想象中的国家很重要。但是，对于这些观念如何在实践中被主体所内化的讨论却不多。这种对国家实践的相对忽视很值得关注，因为国家在事实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以确保它们以某种方式被想象出来。他们似乎认识到，如果国家要成功地被想象为既高于社会，又包含社会，就需要一系列世俗的仪式和程序来实现隐喻的自然化。在涉及到对民族国家边界的监管时，国家空间化的世俗仪式和例行程序的重要性就很容易被察觉到。但是，边境的治安与城市主干道的治安同样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国家的镇压力量，既与国家的领土边界紧密相连，又密集地渗透到该领土的每一平方英寸。不过，国家空间化的内容不止是治安或镇压。国家的仁慈，与强制一样，也必须在空间中进行巡视，例如，美国总统乘坐直升机从天而降，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对群众发放援助。
2005飓风卡特里娜登陆新奥尔良，总统小布什乘直升机在空中视察灾情。虽然这种特别的例子可以直观地说明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看一看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国家通过这些实践再现了空间秩序和隐性等级秩序。因此，理解国家空间性必须同时关注理论和官僚主义的具身体验（embodiment）。垂直性和包含性的隐喻力量，既嵌入在国家机构的日常实践中，也来自于国家机的日常运作产生的空间和隐性等级秩序。在下文中，我们将展示空间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由于国家实践与空间秩序和隐喻息息相关，对国家想象力的分析不仅要包括国家明确的话语，还要包括那些隐性的、没有标记出来的符号化实践。这些平凡的实践常常滑落到话语之下，但却深刻地改变了主体的身体和生活的方式。这种国家的概念需要民族志的方法。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提供一个完整的民族志处理方法，因为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现实的案例。但是这样一个案例，或许对于明晰国家空间化的机制会有帮助。
2.
印度国家权力空间化的仪式
1975年，印度政府在制定了国家儿童政策后不久就启动了儿童发展综合服务计划（ICDS），俗称Anganwadi计划。印度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发病率和营养不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孕妇分娩时的死亡率也极高，在这种现实的刺激下，印度启动了这项计划。Anganwadi计划的目标是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包括为孕妇和幼儿提供补充营养，以及为贫困和低种姓儿童提供教育、免疫和预防药物。Anganwadi计划很好地说明了对国民福利的关注，福柯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主要体现。县一级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态。由县项目官员（DPO）主要负责。两名儿童发展项目官员（CDPOs）是他们的副手，他们负责街区一级的项目。儿童发展项目官员则监督一个由文员和司机组成的办公室，同时也监督四名监督员（Mukhya Sevikas）这些监督员反过来照顾86名Anganwadi项目工人和同样数量的助手 。该计划的金字塔形等级制度有着标准的官僚主义上行下效的结构，如组织结构图，使其员工能够明确他们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等级制度是通过一系列对空间的控制来实现的，下面是一些例子。Anganwadi计划通过项目负责人或中心运作，实际上则是一名工人和她的助手一周六天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一点进行管理。管理中心需要照顾多达45名儿童，教育他们、为他们准备午餐，监督他们的医疗状况，并保持记录。在负责收集数据的Mandi区，所有的助手、工人和监督员以及CDPO都是女性，其余坐办公室的职员都是男性。在国家空间性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项目，会引起几个问题。ICDS项目是如何空间化的？怎样的官僚理性程序和技术，使得国家的垂直性和包含性真实有效？某些人是如何被固定在某个地方，成为“当地人”的，而其他更高层次的人又是如何被视为更具流动性和包容性的？村级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使得国家更难以简单凌驾于市民社会和家庭之上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机器的边缘成员，他们向村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国家形象 。也许比起其他村民，Anganwadi工人更体会到国家是一个“在他们之上”的组织，这种体验主要来自于他们受到的监督和管理，即使他们自己也是这种监督的代理人。为了使后面的民族志案例有一个背景，我们将简单介绍Mandi的ICDS办公室。当我们第一次寻找ICDS办公室时，另一位民族志写作者（Gupta）直接走了过去，因为所给的指示是以一辆蓝色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吉普车为关键的，这种吉普车是该项目的非官方吉祥物。但他没能找到办公室，因为他根本没找到吉普车，而且与其他有大型标志的政府办公室不同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建筑内有办公室存在。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空间，下面是一个勉强可以容纳一辆车的小车道，一侧有一段狭窄的楼梯。楼梯通向一个露台，露台旁边是三个房间，其中最远的一个房间属于Mandi区充满活力、能言善辩的CDPO——阿莎-阿加瓦（Asha Agarwal）。她坐在一张相当大的办公桌后面，但这个房间的家具和装饰十分简单，她的桌子上有一个蜂鸣器，每当她需要引起农民的注意时，她就按下它。
一个anganwadi工作站
通过在ICDS办公室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该计划的日常实践中，国家的环绕性是如何被践行的。最重要的机制是突击检查。Anganwadi工人被置于官僚等级制度的底层，在这个等级制度中，作为控制工具的监督和管理的仪式才是核心所在。他们要接受许多来访的上级官员的突击检查。官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Anganwadi工人收集数据工作的成效，特别是作为ICDS计划目标的妇女和儿童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官员们是作为Anganwadi工作者对“他们”的人口所进行的监视。这种递归监管的逻辑不能用功能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因为这种活动大多与国家实际的需要无关。相反，这种监视的仪式实际上巩固的是代表和体现国家的等级制度。我们陪同阿莎-阿加瓦尔进行了几次视察。她精心计划了行程，包括那些有良好表现记录的Anganwadi工作组。第一次视察是在1992年2月的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当时办公室刚刚收到一笔用于购买吉普车汽油的资金。第一个村庄是卡兰达（Kalanda）。卡兰达有两个Anganwadi工作组，它们从1985年开始运作，当时ICDS项目在曼迪（Mandi）区开始。这个村子最不寻常的地方是其内部道路的维护很好，街道上完全没有污水和垃圾。村里的许多人都是泥瓦匠，他们是从海湾地区回来的，自愿地铺设道路和修建排水沟。第一次检查是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的工作站，这个房间是一个农场家庭的储粮区。一大堆扁豆占据了房间的一半， 完全覆盖了一面墙和相当一部分的地板空间。当地的Anganwadi 工作者是一位愉快而精力充沛的妇女，她很快就派助手去召集更多的孩子。阿莎要求孩子们数数和背诵字母表，他们都完成得很轻松。特别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他的石板上写下了一直到100的数字，还记住了所有教给孩子们的诗歌和歌曲。在访问期间，还有一些别的孩子进来了，看的出来整体都很整洁。阿莎告诉我，这位老师只有高中学历，但对孩子们都很好。但她还是责备Anganwadi工作者没有把作为教学器具的图表从堆放扁豆的墙上移走。她说：“照顾这些图表是你的工作。当你知道庄稼要存放在那里时，你为什么不事先把图表拿开”？她检查完考勤记录表之后写下简短的视察记录，其中注明了检查的时间、有多少孩子，以及孩子们的表现，阿莎表示是时候转到第二个中心了。卡兰达的第二个工作站在一栋房子的门廊上。但是里面的工作者却不见踪影。只有少数几个非常小的孩子 。助手声称不知道Anganwadi工作者的下落。阿莎和助手试图哄骗一些孩子，让他们站起来背诵数字表，或在字母表上识别字母。他们没有一个人服从。很难说这是出于对来访者的恐惧还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个任务。阿莎在检查登记簿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Anganwadi工作者在24小时内解释她为什么从工作岗位上失踪。就在阿莎一行人回到吉普车上时，Anganwadi工作者来了。她深表歉意，并将她的延误归咎于她坐的大巴坏了。阿莎毫不客气地责备了她。即使她的公交车坏了，她说，这也不能成为她在上午11点15分而不是9点到达工作站的借口。这位Anganwadi工作者感叹自己的命运，说她很不走运，有一天她出发晚了，恰好阿莎来了。阿莎狡黠地注意到，尽管第二名Anganwadi工作者拥有硕士学历，但那个只有“高中毕业”的妇女所经营的工作站与这里相比似乎要好得多。她对此显得很惊讶，因为在过去，她一直觉得这个受过更高层次教育的老师做得更好。
Anganwadi工作者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最耗费时间的工作 ，是记录和生成统计数据。大量的记录本记录了Anganwadi运作的不同方面。例如，考勤登记表记录了每天有多少儿童在中心，以及他们是谁——这包括他们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和种姓。营养登记表记录了消耗了多少食物和燃料；第三个登记表用来重新记录村里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父母的姓名、年龄和种姓。对所有的死亡也做了类似的记录。每个怀孕妇女的姓名、年龄和种姓，怀孕结果的记录都记录在另一个记录本上。活动日志记录了Anganwadi工作者从工作站离开的时间和原因。一个检查记录本，上面记录了监督员 ，CDPO和其他上面的来访者对Anganwadi的运作的印象。登记册是自我监督的工具，同时也是记录对人口的有效照顾的工具，同时也是对工作者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工具。突击检查和记录本是实行垂直管理和强制措施的两种手段。这不仅代表“更高”级别的上级官员乘坐吉普车四处巡游，从而建立起他们对街区、地区和州（无论他们的管辖范围是什么）的地理空间的控制，而且他们巡游也是为了进行检查，进行规训、奖励、鼓励和惩罚。记录本帮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记录本使他们能够根据上面所记录的内容来检查工作的效果。例如，阿莎抱怨说，Anganwadi工作站的工作者在看到远处驶来的吉普车的灰尘时，经常会叫来更多的儿童 。因此，当CDPO真正到达中心时，即使工作站没有本没有在运作，那里也有许多儿童；然而，她会通过检查在场儿童的名字与考勤记录本上的名字（如果有的话），设法揭露工作者的“小伎俩”。因此，CDPO对Anganwadi工作者的控制力是以灰尘的象征意义为媒介的，这种灰尘信号正是吉普车产生的，它使她有权突然闯入当地Anganwadi工作者的职业空间。突击检查是一种控制的仪式，它建立并展示了等级制度，但进行检查的方式，即突然 "俯冲 "到Anganwadi工人的地理空间，是对空间平等的一种展示。Anganwadi工人每月在规定的时间去ICDS的主要办公室；他们进入上级官员的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制的，这与突击检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入空间的能力（"上级 "官员的特权）也是一种包含的手段，因为正是他们在垂直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使官员拥有一种特殊的空间流动的特权，这种流动的功能和目标是规范和纪律。
等级制度与越来越广泛的运动路线的结合在调职制度中找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印度国家雇员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政府官员应该每三年调职一次；在实践中，这个期限甚至更短。对于思考国家的空间化来说，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官僚朝圣之旅”（bureaucratic pilgrimages）的周期。“高层”官员控制的地理范围越广，他们巡视的范围就越大，他们对国家活动领域及“地方”关系的看法就越全面。我们再次发现，垂直性和环绕性是一体两面的。官僚机构中的“高层”官员（他们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大的视野；对总体、国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拥有更好的认识）是通过将底层工人、“地方”政治家和“地方”村民定位为属于特定社群的人，通过对地理区域、阶级和种姓的划分来确立其权力地位。但空间化的实践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通过什么机制，让一些人行驶国家权力，而让另一些人只是扎根基层？ICDS项目中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清晰。Anganwadi项目的词源——Angan意为“庭院”，即妇女在北方在村庄里的空间，这个项目的命名实际上隐喻了它与这样一个封闭的家庭空间的关系。但与它的名字相反，Anganwadi工作站实际上通常设置在公共场所，要么是家庭的门廊，要么是在社区中心。ICDS（儿童发展综合服务）的宗旨之一是，Anganwadi工作站的这些空间将由社区自发提供。因此，ICDS预算中没有为租金专项拨款。ICDS只是要求减少管理项目的成本，当然目的是为社区的利益，而且这样很可能是受到国际和双边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DANIDA（丹麦国际发展援助）政策的影响。在过去发展项目的高失败率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它们都缺乏当地社区的参与 。因此，ICDS期待社区为工作站提供空间，参与到工作站的建设中来。但这也给Anganwadi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空闲的地方其实很少，而且经常被用来举办婚礼和储存粮食收成。但国家和多边援助机构恰恰也声称自己拥有普遍性，同时也是能代表全国的地理和利益实体。因此，该项目致力于为Anganwadi工作者创造一个结构性和空间性的位置，作为一个政府委派的官员，她与地方和特殊性的联系是很明显的。Anganwadi工作者的“地方化”正是使这些总体性机构能够忽视地方特殊性，并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原因。
Ⅱ / 跨国治理术：国家空间化的当代挑战
1.治理术与环球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一些手段，国家可以通过这些普通且日常的操作，在人们心中创造一个强大的印象 ，即对“地方”环绕的控制力。但是，国家确立空间权力所做的这种操作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尤其是新的跨国组织形式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广泛，它让在地行动者以国家意想不到的方式挑战国家的既定秩序。今天许多“草根”组织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国家官员总是可以以代表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寻求对地方性的控制（从而对地方的价值进行判定），那么狡猾的“草根”可以通过引起“世界舆论”，并与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非洲观察（Africa Watch）或世界展望国际组织（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监督机构进行联系，来尽可能抵抗国家的控制力。因此，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建立起他们对地方的控制，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具体社会政治进程的一个偶然结果。而且，正如今天非洲许多国家摇摇欲坠的状况（反复的军事政变）也表明，国家权力并不是自在的。在思考国家与一系列当代超国家和跨国组织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回到米歇尔-福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并将其延伸为跨国治理术（transnational governmentality）。福柯提醒人们关注“人作为人口被治理”的过程：它通过国家的诸多机器，并辅以话语、规范、身份、自我技术达到其目的。政治经济形式通过知识获得合法性，技术被用来对人口进行规训并加持自我技术，自18世纪以来，这些手段一直对人口进行管制，这种治理术是现代权力运行的主导模式。治理术最关心的是“对行为的管理”，也就是说，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其实是被精确计算并引导的。福柯对国家机器内部和外部的政府机制十分感兴趣，这些机制实际上串联起很多通常被认为是独立的领域：国家、市民社会、家庭，乃至我们个人生活的诸多细节。但治理术在福柯那里并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权力关系——充斥着规训和管制；相反，治理术的重点在于其生产性的维度。许多学者们试图完善对治理术概念的分析 ，以处理西方民主国家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向所谓自由市场政策的转变。尽管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常常被理解为（根据个人的政治立场，被不同程度地赞美或哀叹）国家在公领域的“退却”或 “退却”，但巴里（Barry）等人强调，它反而意味着（福柯意义上）的治理转移到非国家实体：“通过制造技术，产生了一种不再依附于国家实体的治理”。市场的逻辑已经延伸到国家职能的运作上，因此，即使是传统的政府核心机构，如邮局、学校和警察，即使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至少也是按照“企业模式运作的”。同时，国家的社会和管理运作在 ，越来越“去国家化”，并由大量的 、准自治的非政府组织完成。但这并不表示“治理”的减少。相反，它表明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通过创造好像具有完全“主体性”的工作形式（如诸多民间组织），变相实现了治理的效果，它将风险和责任下放给诸多民间个人和其“事业”, ，而这些主体在责任的“赋权”下越来越“自我约束”，以更好地投身于其“事业”。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及其延伸，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它们仍然是十分欧洲中心主义的，并与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我们建议将关于治理术的讨论扩展到正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新的组织模式。这不仅包括像是WTO和IMF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这种新的规训和监管形式，还包括由活动家和基层组织形成的跨国联盟，以及由复杂的国际和跨国资金和众多志愿组织。我们认为，将国家职能外包给非政府组织，不仅是当代民族国家运转，也是新兴的“跨国治理术”的关键特征。这种趋势的日益凸显，应该让人们对主权国家的空间和秩序提出质疑。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人们对空间重新思考，与之相反，权力的垂直和环绕已经延伸——甚至是不恰当的延伸，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因此，全球治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通常被视为“在国家之上”，就像我们讨论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一样。同样，“全球”也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包含民族国家的高级标度，就像民族国家被概念化为包含地区、城镇和乡村一样。1999年11月和12月的西雅图，2000年4月的华盛顿，以及最近（2000年9月）的布拉格，全球政府的机构和抗议者之间的斗争成为头条。这些抗议活动以及关于它们的文件报道和评论中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参与者和观察者在阐明国家对“全球”协定或是“草根”游行的作用时，都遇到了困难。促进全球化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是否如抗议者所指控的那样，缺乏正常民主问责机制，并做出影响全世界人民生活的决定？还是说像国际机构说的那样，它们只是在促进各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良治” ？观察家和评论家们努力想弄清楚这种情况。记者们注意到，抗议者是由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团体组成的，他们抗议的原因非常不同；此外，许多反对全球化的“草根团体”本身就可以说是全球化的领头羊——组织严密的跨国组织、其办公室或附属机构遍布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协调他们的示威活动、甚至通过手机和对讲机进行实时（活动期间）协调。
全球化的重要机构和反对它们的活动团体（以及那些报道和研究它们的人）在理解上的混乱，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国家如何被空间化，以及空间和政府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全球化进程扰乱了人们所熟悉国家的隐喻和做法（包括记者和学者在内的许多人仍然固守成见），只有通过对空间问题的重新思考，才能理解正在出现的新景观。要完成这样的反思，就必须质疑关于国家垂直性的常识性假设，以及许多关于“社区”、“草根”和“地方”的观念，因为它们充满了怀旧的光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从印度民族志（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成功地将自己空间化）转向非洲的宏观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那里，许多当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行使一般状态下主观国家的权力，甚至（在少数情况下）根本无法作为任何意义上的国家发挥作用。这些极端案例将帮助我们将国家的去中心化，并突出新形式的跨国治理术，而这不是非洲所独有的，即使它们那里特别明显。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非洲和印度之间做一个比较。相反，对非洲国家不稳定状况的讨论恰当地说明了我们论点的一部分（关于跨国治理术的日益凸显），正如印度民族志材料有益地说明了论点的另一部分（关于国家如何通过无标记的空间实践来确保其权威和合法性，从而产生幽灵般的效果）。
2.
超越国家：非洲的跨国治理术
当代研究非洲政治的学者仍然受限于传统的幽灵般的国家形象，即使所描述的经验情况与之越来越不相符。很明显，当代非洲存在着一系列的现象，不能用旧的“国族构建”观来理解，这种观点把后殖民时期的非洲政治，看作是现代化国家与原初族群之间的斗争。对这一传统观点的反驳主要诉诸于“公民社会”的概念，它把许多关系化约为不同团体和机构的斗争，只是它们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国家之外或超越国家。虽然对“市民社会”的定义通常是宽泛和模糊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就从定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向了小型、基层、更具体志愿组织的愿景。这种狭义的用法将一些重要的、明显的现象排除在外 。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南非的英美公司是否属于这个“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约翰-加朗（John Garang）在苏丹的军队是它的一部分吗？乐施会（Oxfam）的呢？与其说在非洲的族群运动是反现代国家或前现代的，不如说是由现代国家产生的。而国际传教士组织——在今天的非洲舞台上和以往一样重要，但在许多非洲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却奇怪地仅仅被归入了殖民时代？这些东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不能被连贯地称为“地方”、“国家”或“国际”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就像在当代非洲的许多案例，它们既有着明显的地方性，又是毋庸置疑的强的国家和全球力量的产物。
乐施会（Oxfam）独立并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贫穷人群一起面对和解决贫穷和困难，完善社会制度，让贫穷人有均等的资源和发展机会，是消灭贫穷根源的重要方法。“助人自助”是乐施会开展工作的宗旨，“以权利为本”是乐施会的工作手法。
同时，当我们从经验和民族志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时，它本身开始看起来又很像“市民社会”。这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比如当政府官员利用他们的教育和政治资本来创立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挂职从中捞取油水（正如赞比亚的一位知情者所说：“非政府组织？那只是另一个官僚组织”）。更近一步说，正如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所论证的，"国家作为一套被再现的和非实体化的概念，它本身就受到国家实践的影响。那么，与其把国家与所谓的“社会”对立起来，我们需要把国家看作是由一捆捆的社会实践组成的，在其物质性和社会处境方面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具有地方性。打破传统国家和社会的二分，就是要超越这种划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如何统治，它与社会的关系 ，市民社会如何与国家盘旋等等），并打开一些基于跨国关系的视野，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对于理解位于“高处”的国家“底层”的志愿组织都至关重要。
3.
国家
如果像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统治是植根于国家权力的，那么削弱国家权力自然会导致更大的自由，并最终带来“民主化”。但是，在非洲和其他地方，长期以来，统治权一直由国家以外的实体行使 ，这个论点也就不攻自破。比如赞比亚最初就是被英国南非公司殖民（仅仅一百多年前），一个由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领导的私人跨国公司。该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根据英国的条款行事，正是这个私人公司征服并“平定”了该领土，建立了私有制和白人至上的殖民体制。今天，赞比亚（像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一样）继续被跨国组织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组织本身并不是政府，而是强大的第一世界国家建立的全球网络 ，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将其描述为“国际化的帝国主义”（Internationalized imperialism） 。
塞西尔·罗德斯是一位商人和政治家，他在19世纪末欧洲列强争夺非洲时发了财。他垄断了南非的钻石生产，并组建了戴比尔斯综合矿山，以维持钻石价格高企，罗德西亚地区因他命名。随后进入政界，并在1890-1896年间担任殖民地总理。随后，他对非洲东部国家进行了商业和政治上的土地掠夺，几乎成功地将从开普敦到开罗的一条连续的地带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第一世界的政府，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它们经常直接对非洲国家施加干涉。近年来，这一过程的名称是结构性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非洲国家普遍的财政疲软和特定的债务危机造成的紧缩让它得以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行为，被比喻为“再殖民化”（recolonization）的过程，这意味着对非洲国家主权的严重侵蚀。应该指出的是，银行和国际机构直接强加的政策不仅涉及诸如设定货币汇率等广泛的宏观经济干预，而且还涉及削减社会开支、改组国家官僚机构等相当详细的要求。换句话说，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国家政策的相当重要和具体的方面是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等地直接制定的。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从远处对非洲经济的“治理”代表经济主权从非洲国家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中。然而，由于非洲政府名义上依然是主权的行使者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当结构性调整开始“失灵”时，他们会首先受到指责。这时，民主选举（国际捐助者推动的另一项“调整”）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一个政府可以被另一个政府取代；但由于继任政府将继续被锁定在之前的财政副手中，实际政策不可能改变（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相关的资本卡特尔可以迅速使任何试图坚持自己立场的政府屈服，赞比亚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实际上是由完全未经选举和不负责任的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政策可能会被说成是民主选择的政策。借由民众的同意。“民主化”就讽刺地起到了建构合法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一种更不民主的方式制定的。
4.
“草根阶层”
如今，市民社会在非洲研究中经常以基层民主地方组织的形象出现。不过正如简·盖伊（Jane Guyer）所说，这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市民社会是由国际组织组成的”。因为，非洲的地方志愿组织，虽然如此受市民社会论者的喜爱，但它们往往在被检查时，发现与国家和跨国家组织有完整的联系。例如，我们可以想到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或欧洲教会团体资助的无数南非社区团体；或者津巴布韦大量的当地基督教发展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被视为市民社会最具地方性的，但同样也是庞大国际官僚组织的一部分。当这些组织 ，接管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和权力时，就像它们在莫桑比克所做的那样，就会发现非政府组织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NG”（非政府）。事实上，世界银行直言不讳地提到了所谓的BONGOs（银行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甚至GONGOs（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这些志愿组织既来自“上层”（国际组织），也来自“基层”（当地社区），这是当代非洲所谓市民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因为在国际组织（通过结构调整）侵蚀非洲国家的权力（并篡夺其经济主权）的同时，它们也在绕过这些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赞助他们在广泛领域的计划。非政府组织间接帮助里西方发展机构绕过不合作的国家政府，这就说明了目前学术界对蔑视国家和赞美市民社会的错误。但是，今天非洲国家的挑战者不仅仅是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财政紧缩之后，在人们普遍认为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国家出现了某种，迄今为止尚未被很好描述或分析的权力形式。它们通常被描述为“次国家”（subnational），并且通常会被认为是具有族群性的（老的原生主义派的观点），或者是（更被期待的）作为新生的市民社会的表现，尽管它长期以来被严厉的国家压制着。然而，我们一定要说，挑战非洲民族国家霸权的新政治形式一定是 "在地的"、“草根/市民的”，甚至是“次国家的”吗？例如，游击队叛乱并不以其文明程度而闻名，它们往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性或次国家性的叛乱，它们的武器和资金往往来自国外。考虑一下萨文比（Savimbi）在安哥拉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运动：既有着中央情报局（CIA）的援助，也得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多年的军事和后勤支持，他们的资金来源从国际钻石贸易到美国教会团体。难道这是一个“次国家”的组织吗？这会是一个新生市民社会的迹象？高度组织化的跨国犯罪形式，往往与国家共生，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像巴亚尔特（Bayart）等人最近提出的那样，“国家的犯罪化”（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state）普遍存在于非洲国家。这种发展能否在“国家-社会”或“地方-全球”的两极中得到把握？像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这样的跨国基督教组织在当代非洲的许多地方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反而在国家未能做到的地方组织和建设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巨大的跨国组织是否可以被概念化为“地方”？像乐施会（Oxfam）、各地援助与救济合作组织（CARE）或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人道主义组织，在非洲各地履行类似国家的职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67年开始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75年初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葡当局组成过渡政府。安哥拉内战爆发后，转移到农村和丛林山区，开展反对安人运政府的游击活动。2002年2月22日，萨文比被政府军击毙。这些组织不是国家，但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类似国家的 。然而，它们无法被很好地归纳为次国家、国家，甚至是超国家。因为它们忽略了旧的发展主义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试图将其公民连接到一个普遍的国家网格中。跨国组织则是建立在快速的、非领土化的点对点的连接（断开）形式上，这是新的通信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流动的核心。这些跨国的组织兼具地方性和全球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国家性的；它们并不属于一般人们熟悉的国家垂直图景之中。而这些组织和运动也明显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直到最近，它们在关于非洲政治的理论研究中基本上是空白的，它们一般被归入“应用”的问题导向研究。无论如何，我们所处理的政治实体，最好不要被视为“处于国家之下”，而是被视为跨国治理术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个机器并没有取代旧的民族国家体系（我们要清楚，民族国家体系不会消失），而是与之交融和共存。在这种视角下，近年来兴起的新组织与其被视为是国家的挑战者、自下而上反制国家，不如说是国家机器的横向代理人，它们有时是对手，有时是仆人，有时是看门狗，有时是寄生虫，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同一个层面和同一个全球空间中运作。这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要研究非政府和其他跨国组织，分析它们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策略。相反，其意义是，我们有必要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处理国家和非国家的治理术，而不对其空间、等级或与地方的关系作出不必要的预设。如果我们不把国家的垂直性和环绕性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是作为一个有待怀疑的预设，那么我们才可能把当代政府实践的空间性问题当代一个民族志问题提出来。
Ⅲ / 结论：迈向一种
瞄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民族志
研究国家、空间和等级体系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民族志空间，但这个取向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请大家注意国家空间化的两个核心特征——即垂直性和环绕性。这些空间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隐喻。正如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嵌入了大量的世俗官僚实践。我们没有把空间预设为权力存在的容器，也没有把规模理解为国家运作的自然特征，而是认为国家本身产生空间和等级秩序。事实上，这些等级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运作的核心；它们是国家的存在理由。我们也许值得重读一些民族志，以重新解释国家是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多种日常生活中被合法化（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记录可能太少，无法开展这样的项目）。虽然国家的空间和意识形态一直广受质疑，但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关的新实践为更深入的质疑开辟了空间 。在一个全球秩序中，资本主义的组织与民族国家的霸权更容易共存，国家主义的权力似乎是“自然的”，很容易被纳入社会生活的日常程序中。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冲突将空间和等级秩序之间的不一致带到了台面之上，暴露了“国家”和“地方”之间牢固的跨国性质，并引起了人们对发生在民族国家中治理术的关注。历史上由国家垄断的垂直性权力（空间上的优越性、权力等级的优越性、在利益和道德上跟优先的决定地位）正在受到跨国化的“地方”的挑战和破坏，它将地方和全球融合在一起，使民族国家合法性长期所依赖的垂直权力成为泡影。因为越来越多国家的职能被全球网络化的组织和运动所反击并替代——“地方”可能（作为“地球的守护者”或“普遍人权斗争”的提倡者）比单纯的民族国家有更广泛而不是更狭窄的空间和道德取向。我们并不是说这种跨国的在地行动者总能赢得他们的战斗，也不是说国家已经无法对地方行使权力。我们也无意暗示国家在空间化其权力方面的新困难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启蒙的时代。(恰恰相反，国家权力的削弱既可能损害次级群体的地位，也可能提高他们的地位，特别是非洲大部分地区最近的政治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权力特征在今天越来越不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不再存在；正如我们所表明的，它们继续被强有力地制度化，并在日常实践中得到巩固。如果这些机构的性质和在 ，那么我们在实证调查中必须关注这些转变。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对“国家-社会”间的互动进行跟细致的研究。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民族志，一种将治理术（由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带来的空间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作为核心问题的进路。对治理术的关注能够使人们对非政府组织这一名词提出质疑，它其实反而暴露了与国家相似的治理效果。这种民族志必须面对几个可能的问题：正如福柯最初所想的那样，“治理术”作为对民众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是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迫使我们重新界定治理术的空间 ，以及它的形式。例如，我们不能仅仅把跨国治理术看作是一种全球政府的形式，一种强加于各个民族国家的超国家，就像欧盟强加于其成员国一样。全球治理机构并不是简单地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民族国家的功能，正如跨国治理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经常假设的那样。民族国家的权力依然无处不在，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产生效力。全球“在地”和非政府组织是很好的例子。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试图理解这种 "明显不同维度的积极社会政治联结 "的现象，他把他概念化为“跳跃的维度”（jumpig scale）。约翰-鲁格（John Ruggie）试图理解世界体系中领土主权的重新配置，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捆绑在一起的“松散空间”（unbundled space）。一些其他形式的空间和等级秩序显然强加于国家的空间和领土之上。同时，不同的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像欧盟这样的新兴共同体，正试图让临近但不一定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协调的领土上恢复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民族志挑战是去理解所有形式的空间性，其中一些可能嵌入民族国家的日常实践中，而另一些可能交融在民族国家的领土管辖权上。这样的进路可能可以为全球化带来更丰富的问题域。这这并不是说，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使民族国家变得软弱无力，也不是像其他人所反驳的那样，国家仍然是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新形式的跨国治理术的核心作用，与其说是使国家变弱（或变强），不如说是重新配置国家的权力，使其权力空间化，并为其主张的普遍性提供支持。认识到这一过程可能为当代世界的治理术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