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周扬从延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民间曾有人私下称他为中国的“文艺沙皇”。晚年的周扬伤感、迷惘与反省，他的观念的转变，成了研究者和大众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在婚姻问题上，晚年的周扬也有过忏悔，他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个善良的女人。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年2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田庄湾一个地主家庭。周扬家祖辈是远近闻名的大富户，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据说是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周扬就出生于这个大家族。周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前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周扬从小体弱多病，到了十岁左右，他的身体仍然很弱，母亲整天把他关在屋里，什么事都不让他做，甚至读书用不用功也由着他。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周扬对闭门读书的生活感到厌烦，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周扬到益阳县城进了一所中学。就在这期间，周扬结识了他的原配妻子吴淑媛。晚年的周扬回忆往事时，曾痛哭流涕地对儿子周艾若说：“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2007年，是吴淑媛百年诞辰，已年过八旬的周艾若，专程回益阳为母亲扫墓，在墓前放声大哭。1997年，女作家叶梦曾写过《七坛甘草梅》，第一次完整地披露了周扬和吴淑媛的故事。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邀同学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便很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1923年2月，15岁的周扬与吴淑媛成亲。吴淑媛比周扬大几个月，这年刚满16岁，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长得很漂亮。婚后，小俩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壶。周扬初中毕业后到长沙读高中，后来到上海读书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都是吴淑媛陪着，相互照顾。吴家祖上是当官的，祖上打太平军起家的，因军功赫赫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某地当过水军提督，官居一品，人称吴军门。吴家不仅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大公馆。岳母大人非常喜爱年轻帅气的东床快婿，她让女儿到长沙陪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后周扬到上海读书，赴日本留学，岳母时常给女儿一包包金首饰或者银元，供他们开销。周扬婚后不久，太太就怀孕了，1924年生了一个女儿。周扬16岁做了爸爸，这女孩长得又聪明又漂亮，可惜在四岁上夭折了。1927年大儿子艾若出生，1931年又有了老二周迈。到1934年老三周岳（又名约瑟）出生以前，周扬夫妇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吴淑媛对丈夫爱得很痴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周扬在上海时，吴淑媛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不假思索欣然同意。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苏灵扬原名苏美玉。1914年春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美玉童年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1930年，16岁那年，美玉辞别母亲，进入上海松江女中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减免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的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读完了高中。1932年，美玉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她以苏灵扬的名字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1934年，周扬在已有妻子的情况下，与苏灵扬结合。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扬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主要靠稿费来维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苏灵扬后来在一篇回忆文中曾说到这段生活：“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认识的人家，也没有筹集到送苏灵扬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1935年春天，在老家的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地等着暑假到来。吴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写信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此时，吴淑媛的弟弟因开厂经营不善，蚀了大本，卖了田地房产抵债，吴家几乎一贫如洗了，吴淑媛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但她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还尽心侍奉婆婆和妈妈。作家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怎么了，但是吴淑媛就是不信，还嘱咐儿子“不要听别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年迈体衰，极其宠爱女婿的岳母经受不住打击，很快就病故了。吴淑媛悲痛欲绝，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带着三个儿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亲的坟上哭。这时艾若已经十五岁，他后来回忆说：“妈妈的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妈妈很快就病了。”吴淑媛的病可能是癌症，开始时只是脖子上的淋巴有些肿大，一串串的，很快就像荔枝那么大，一颗颗的，接着全身浮肿，痛苦不堪，到益阳城里医院看过一次，医生只摇头，家里又出不起钱，只好回来了。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泪如雨下。她咽气是在半夜里，三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床前。周扬的母亲、哥哥和姐姐都在她房中，她依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我没想到与运宜（周扬）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这么快就过去了。”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说完这些，一屋人无不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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