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史无前例的日子

史无前例的日子

秦文 | 文

秦文

一九六六年初，我因为怀第二个孩子，当北影剧团全团都去“四清”（有的到外地，有的到远郊区）时，我接受了在剧团经管各项事务的工作，天天坐办公室，月初给不在家的同志送工资，外出的同志要办什么事都给我来信。我们剧团因各种原因留下的演员，加上工人，只有十来人。到夏初，报上常常出现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批《海瑞罢官》，又批《三家村》、《燕山夜话》，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倒不是发现这些文字所包藏的“祸心”，而是直觉到这种批判，字里行间藏有利刃。那些被批的作者真是凶多吉少，有点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又好像比反右时更来势汹汹，总觉着不知又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生下第二个孩子。我进医院的那天，邓蜀生又被点了名，他没有任何新问题，只因是“摘帽右派”。我们事先已请好一个保姆，就为生下孩子时能有个人手帮帮忙，但在我生了孩子第七天，刚从医院回家，保姆却不干了。于是，我在产后的第十七天，自己带了孩子到上海，和我母亲、二姐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六天的产假。

　　那时，秦怡因为直肠癌开刀后，在外地疗养，金焰也因病在无锡疗养院住着。一九六六年夏天上海特别热，我整天在家照顾婴儿，上海文艺界的人一个未见，也没去过上影厂，甚至没逛过街。八月二十日产假刚满，就接到剧团叫“速回”的电报。我回到北京（两个孩子都留在上海），一进剧团宿舍，就感到气氛特别怪异：原来很熟的同志，忽儿都躲着不打招呼了，人人都是低了头进出，眼晴都不敢东瞧西看。第二天，我刚进剧团院子，就被“揪”了出来，归到以赵子岳、李百万打头的“牛鬼蛇神”行列中。

　　记得那天的情景是，本剧团的红卫兵（原来都是很熟的人，忽然翻脸变成揪人、审问人的人了）问我：“在上海搞了什么勾当？”我如实回答：“我哪里也没去，在家带孩子。”结果，那领头的大声问革命群众：“不老实怎么办？”齐声答：“揪出来！”于是，我就和谢芳（前一天被“揪”出来的）一前一后站在一起。我们这些包括王人美、于洋、陈立中、张莹等十六人的“黑帮”，每天得接受厂里厂外红卫兵的揪斗。那天，我听说在排练间贴有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赶紧去看，想知道群众对我到底是什么意见。没想到，我刚在大字报前站定，还没来得及瞧，就有造反派进来大喝：“不许看！”原来“黑帮”不许看大字报，只能背地交代问题。

　　开始阶段，红卫兵质问我“犯了什么罪”，我真是张口结舌地答不上来。后来，听到说厂里有一个职工，当时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出来后，红卫兵问他话时，不许他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只许他说“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虽然听了实在觉得好笑，但在那时倒也若有所悟，明白了红卫兵听话的角度。为免皮肉之苦，我迅速地照着报纸上的口径，如“为文艺黑线出力卖命”，“替资产阶级鸣锣开道”等等来回答，果然像答对了考卷一般有效。批斗的时候，他们在我面前停留时间少了，因为答的话对了那些小将的心思，他们也就觉得没趣了。

　　有一天，造反派忽然发给我一个黑布上有白的“孝”字的袖圈，叫戴上。我一看谢芳也有这么一个，而陈强则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站在头里。听说是命令我们去游街。我心想，文化大革命不是“破四旧”吗？怎么用这种“四旧”方式来批“黑线”？但当时哪敢说！不过，也不知为何那天没有游街，只站在小西天北影剧团剧场大门口，站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实验剧场”的霓虹灯下面，剧团的革命群众与红卫兵、工人，七嘴八舌地批判着说：“今天就是要砸烂这个黑招牌”，大家高呼：“砸烂文艺黑线！”一个工人爬上房顶，“当”的一声砸烂霓虹灯，玻璃碎片掉了我们一头一脸一脖。我们十六个人，则一声不敢出，谁也不敢动一下，好像这霓虹灯确实是我们的罪证似的。我虽然噤若寒蝉，可心中却疑团重重，不知这算什么“革命方式”？

　　后来，每天还勒令我们劳动，在院子里把早已挖好的两个防空洞的土倒过来，挖过去。不许回家吃饭，只能在食堂吃五分钱一个的菜，而且，要等革命群众买完后，才让我们去买。去时一律弯腰低头进食堂，买完饭也不许在桌上吃，只能放在煤堆上或者地上吃。当时这一切，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更不知为什么就得这么照着办。

　　幸好这样的日子不算长，大约十来天后，就让我们十六个人进入剧场的地下室，去写交代材料，规定每天要交一份思想汇报。在那阴湿的地下室里，每人还能有一个凳子坐着学毛著和写交代，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了。有外面的红卫兵来揪斗时，叫谁谁去。那时赵子岳、陈强、张平、于洋四个人，则天天要经两场斗，上午十时一场，下午四时一场，好像演出似的准时。到时候，四个人都要挂上黑牌子，到院子里去站着，让社会上的红卫兵与革命群众来批斗。他们常常在回到地下室时，满身污黑，浑身是汗，背上有脚印，很长时间坐着发楞。大家谁也不敢问怎么了。

　　那个时候，我两个眼睛都患了“麦粒肿”，又红又肿又疼，这大约是急火攻心，也是因让我们去打扫舞台死角里的灰尘，感染所致。这个眼好了那个眼长，那个稍好这个又长，甚至两眼同时长，牵扯得连头也跟着疼。但又必须写那些陈年糠烂芝麻的“交代”，挖空心思编“思想汇报”。因为每天到时候，红卫兵要来收的，交不出来就要挨批斗，所以下午五点以前，必须编好。由于眼病，我一边擦泪一边写，别人看上去倒确像是在痛心疾首地“认罪”。

　　过了些天，自己团里的红卫兵，忽然转变态度，常常“保护”起我们来了，外面冲进人时，就来给我们示意，让大家躲一躲。有一次，哈尔滨来的“哈军工红卫兵”，在台上斗厂长汪洋，我们在舞台下的地下室里，听着上面大喊大叫和跺脚的声音，灰土往我们头上掉，但没有叫我们出去。不过，另一次北大附中来了许多人时，就把所有的人都叫出去，还说要把陈强、张平揪到北大去斗。这一次可厉害了，我们剧团中个别人也乘此大大表演起来了，自称“红五类”与红卫兵拉近乎的有之，起来控诉遭剧团领导“迫害”的也有之，揭发陈强在“四清”中包庇“走资派”的更是把斗争会引到了高潮。我们统统跪倒在地，皮带、剪刀在头顶飞舞，有人被剪掉了头发，有人被满脸涂黑。有个红卫兵在我背上踏上一只脚，他用手在我背上打一巴掌，我正在害怕不知他还要往那里打我时，忽然听他骂道：“他妈的，一身贼肉！”我虽然不敢拾头看他，但听得出这是个孩子的声音，当时实在的又忍不住想笑，当然也不敢笑，只是趴在地上。我过去也经历和见识过大小运动，而像这样搞斗争的运动，可真正是史无前例！

　　我对我个人的遭遇，并不记恨在心。许多动手打人的，是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这里不妨再说一件恐怖气氛中的插曲：一次李百万带着我们躲外来的红卫兵，没想到绕来绕去，却与冲进来的学生撞了个面对面。那打头一员女将喝道：“站住！”李百万在她面前站住，当她定睛一看后，忽然叫道：“嘿！大春哥！”（李百万在《白毛女》电影中演大春）这时，李百万机灵地暗示我们后撤，我们逃也似地进了黑屋，大家无论如何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笑过之后，有人又不禁哭了起来。就这样，在黑帮组诚惶诚恐地过了四十天。

　　我们十六个“专政对象”是分批被“解放”出去的，我属第二批，和李百万、张莹（《董存瑞》中的连长）、杨静（《结婚》等片的女主角）一起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的那一天，张莹因大口吐血住进了医院，连“解放”他的“喜讯”他都没有听到。后来，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被“解放”后，一种重新获得革命群众身份的兴奋感，使我在家坐不住。当时，正是“大串联”的高潮时期，我与剧团的毕鉴昌、黄钟、方辉、吴素琴、白铭几个同志，也要学报上的“徒步串联”精神，骑自行车到天津去了一趟。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清晨出发，经通县骑到天津。我的车是很旧的，路是陌生的，又顶风，但我始终骑在前面。有的人半路腿抽筋了，有的下来推车走了一段路，我坚持着没有下车，车也没出故障。我们在晚上七点多，骑到了天津“中国大戏院”。那时他们当然没有演出任务，还备有专门接待串联的人用的被子。我们就在后台的地铺上睡下。大家同时觉得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地方，就是九年前我们演出《家》时，热闹非凡的场所。第二天，我们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去看大字报后，也学造反派的样子，在他们的墙上刷了一张《赶快解散黑帮组》的大字报。第三天，又骑车回到北京。天津人艺的人，还以为大字报是“革命小将”贴的呢，谁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几个年近四十的演员、刚获解放的“黑帮”干的。

　　回来之后，本想也去参加群众组织，以为那是“紧跟文化大革命”。但是，厂里几派正在大打派性仗，我参加了一派，又被开除了出来，因怕我是“黑线人物，钻到革命群众组织里去”。我觉得那年月，真正是不分青红皂白，有理无处说，有劲无处使，于是，我就哪派也不去参加，干脆在家带孩子，当逍遥派了。

本文选自《从影断忆》，秦文／著，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7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号转载并致谢意。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