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善恶，几十年前便已看出分晓

文革初期，“破四旧”之风大行其道，最疯狂者莫过抄家。彼时完全不讲法治，只要纠集一群人，便可以革命名义，任意闯入一户家庭，打砸抢抄。通常模式，都是由在校学生出面，号称红卫兵；街道上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则暗中“点水”，来学校报告某某家是资本家，某某家是地主或坏分子。然后一群人呼啸而出，来至某家，公然入室，掘地三尺，抄个天翻地覆。

那一年，金阳曾跟随同学去徐家碥一户家庭抄家，她没动手，就在旁边站着，看见同学拿了主人的花床单、花枕头，一并扔到大街上，宣称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深感荒唐，从此再不参与抄家。

其实金阳的这些抄家同学，还算不上很疯狂的。成都一所高中的学生，有个高二班级，把抄家抄到了极致。不仅抄街道上素不相识的人家，就连自己同班同学的家，也一样抄！抄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床上的蚊帐，也要一床床的剪烂，挂蚊帐的罩杆，也要一根根剖成两半，甚至吃饭的筷子，都要一根根掰成两截。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自己班的同学抄自己班同学的家！同窗数载，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怎么就下得了手，今后还见不见面？

更其甚者，也是这个班的同学，联络北京来的高校红卫兵，将班上两个出生“黑五类”的子女，喊到学校食堂外面的水池边，解下腰上的军用皮带，使劲抽打……

文革中打走资派，并不鲜见。但要打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这要多么仇视，多么歹毒，多么没有人性才下得了手！

还是这个班的学生，有天半夜时分，突然心血来潮，热情高涨，走路前往××中学。这伙人一路摸黑前行，风尘仆仆，徒步二十多里路程。不为别的，只为造反。当晚的任务，是抄两个老师的家。两位老师，一个叫梁桂芬，一个叫董晓宛。两人在半夜被暴力叫醒，打开房门，才发现是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今晚要来抄她们的家了。

整个抄家的场面读者可以想象，我们不做描述。总之，昔日师生，冷漠面对，从老师一面来讲，该是如何的悲凉！

家抄完了，这群学生又从郊区乡下，步行二十余里，摸黑走回学校，进校门时，天都已经亮了。

这件事搁在今天来看，怎么都不可思议。往返五十来里，只为抄家，而且是抄教过自己老师的家。其干劲之大，仇视之深，只能说是疯了。你不去抄，没人说你不革命，但你非要去抄，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也要去抄，还抄得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就只能说明自身品行存在问题。

人性的善恶，人品的优劣，在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环境，会呈现对比鲜明的状态。原乐山一中校长欧阳秋，有天晚上被几个学生勒令交代罪行，在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不知是谁竟然用铁锤重击她的后脑，顿时眼冒金星，头上鼓起核桃大的包块。她过去只在小说里见过，人被打击后，眼冒金星，不能懂得，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眼冒金星。她原以为今晚在劫难逃，要被这几个学生打死在办公室了，忽然看见高三学生王良昭走了进来，指着她鼻子大声吼道：“欧阳秋，你太不老实，你滚下去，好好考虑，明天来交代罪行。”这才让她躲过一劫。

像这样救人于危难，并非孤例。一中高六六二班的班主任熊老师，有天想出校门，守门的学生不让他出去。梁新成在大门旁边的办公室听见了，走出来说：“让他出去。”熊老师后来逃离乐山，回到仁寿乡下，局势平稳之后又才回到学校。这件事熊老师记了一辈子，晚年同学聚会，邀请熊老师参加，当着大家面，熊老师还在一遍遍讲述。

姜孟业和周汉源，也是高六六二班的学生，有天听到一群人私下商量，准备第二天将语文教师郑维中抓出来批斗。姜、周二人连夜向郑老师通风报信，并协助郑老师逃离学校，当晚便出走夹江，去了成都。

两相对比，人性的善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便已高下立判，见出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