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无赖与君子之风

文物收藏中的无赖与君子

©徐敏｜文

一、康生收藏文物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全家死完。前一句话是对讲信用的人说的，意在提醒及时归还。后一句诅咒则是对老赖说的，强调耍赖的严重后果。通常，话说到这份上，说明遇见无赖，东西是注定要不回来了。

别以为耍赖的都是下流人物，上流人物照样耍赖。

康生常常找故宫借文物，但久借不还，故宫没辙，只好做个调拨手续的记录，说明文物流向，那边借走的文物就归了康生了。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的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好“借”去看看，结果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成了自家藏品。

除了直接拿走，有时也象征性地付点钱。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的真迹，国内仅存3件，康生付了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真迹，康生付了5元。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康生只付了5角。

这点钱跟文物本身的价值相比，等于没付。像黄庭坚的《砥柱铭》，2010年曾拍出过436,800,000的天价。

但凡康生对他喜爱的文物，意欲据为己有者，都会不择手段。有段时间，文革抄家几近疯狂，康生就拿著名收藏家的名单详细列出，暗示秘书煽动造反组织前去抄家，然后把抄来的藏品集中到文物管理处，他再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

文革前，藏书家傅惜华的书斋名“碧蕖馆”，因藏书精良而驰名京城，只要是学者因研究需要借阅图书的，傅惜华大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是必须写张借据，这是他多年以来立下的规矩。当初康生曾派人代他去傅家借书，当得知碧蕖馆借书须由本人写下借据时，康生非常生气，认为有意驳他面子。

文革一来，傅惜华和家人不断地遭到批斗。这天，来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出来，然后把他几十年来苦心收藏的数万册图书、珍贵字画以及其他所谓四旧物品，装了满满两卡车扬长而去。

有人将此事报告康生，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集中在国子监藏书库。康生闻听立刻驱车前往，直接从傅氏“书单”上开始挑书。他掏出笔来在单子上划记号，一面划一面说，傅惜华这批东西有的很好，我过去没见到过，像明刻本的赏心亭奉《欢喜冤家》10册，明刻消闲居的《拍案惊奇》10册，明刻《浓情快史》6册，都是很少见的。他把书单交给文管处人员，交待说；这个单子上我划圈的都要找到，划杠子的更不能漏掉，划圈圈的重要，划杠子的更重要。等找到后你们拿给我过一下目。

据言，康生在文革期间，收获甚丰，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数量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二、田家英收藏文物

田家英对研究清史饶有兴趣，倾力关注，故而对清人手迹的搜集尤为用心。有次在杭州开会，他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藏书家的后人卖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立即同书店联系，借回驻地，利用工作间隙，用了一周时间，把上千封信札浏览了一遍，最后选买了40封。其中周春（1729—1815）致吴骞信，提到《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1715—1763），此信写于1794年，距曹雪芹故去仅三十一年，信中说“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请吴骞“祈查示知”。这应该是迄今最早有关《红楼梦》作者的考证, 极有史料价值。

田家英的收藏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撰写一部清史。

北京刚解放时，到处都是旧书摊，琉璃厂、西单、东单、东安市场、前门、隆福寺都不难见到，不但书多，价格也都便宜。徘徊于这些旧书摊上，时常能见到一些清人书写的信札、笔记，旧书信的价格，一般就几毛钱一封。

当时很多文物商店都设有内柜。内柜一般只对部级以上干部开放，像田家英、康生、李一氓、陈伯达、谷牧、夏衍等人都会经常光顾。文物商店的任务，一为中央首长服务；二为博物馆服务；三为外宾服务。

田家英在中南海里面算是比较富裕的。妻子董边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月工资两百多。田家英的工资是小三百，而且还有稿费。因为妻子的工资足够养家，所以他的工资从来不交家里，几乎都用在收藏上了。他把工资存折放在荣宝斋，有些东西一时不能决定是否值得收藏，就先拿回家看。待看好了，决定要了，再打个电话，荣宝斋那边就直接把钱扣了。

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旧书店，田家英遇到陈英、金岚夫妇。金岚与田家英是延安陕北公学的同学。田家英见金岚夫妇花280元买了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很不理解。在古人眼中，“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字的品位要远在画之上。

一般人收藏，注重的是书画名家的艺术价值，田家英的收藏，则针对学者，关注的是史料价值，两者不可同语。

田家英的藏品。除了来自旧书摊和文物商店，也来自收藏者之间的交换、转让。收藏家赵药农谢世后，他的家人有意将藏品转让，其中包括赵翼、张惠言、黄景仁、顾贞观等几十位学者的墨迹。田家英因而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历史价值重于艺术价值。

田家英的收藏在文革期间损失惨重。当时查抄，有一份详细清单。有些藏品，像董其昌的书法，有七八件。后来退还查抄的东西，董其昌的书法就一件也没有了。

三、邓拓收藏文物

 邓拓给自己的收藏规定了三条原则：

 一、国家能够收藏的，决不抢购收藏；

 二、真伪难辨，国家放弃收藏的书画，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可以收藏；

 三、凡属自己喜欢的古今书画，或以画易画，或用现金购买。

邓拓的藏品中，最著名的古画，是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原藏家白坚夫，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1920年代，白坚夫从北京方雨楼古玩店老板手中买到了这幅苏轼名画。1961年，正值三年饥荒时期，为解决温饱，白坚夫决定将《潇湘竹石图》卖掉以解燃眉之急。他开始去了上海，未能卖出。又辗转来到北京，找到书画鉴定专家张葱玉打探行情。张葱玉见到苏轼这件稀世珍品，不敢擅自结论。当时在场还有一位鉴定专家，认为此画并非真迹而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携画离开。

当时北京只有荣宝斋和文物商店负责收购古画，白坚夫于是来到荣宝斋，请店员给个估价。业务员看过画作后认为是赝品，拒绝收购。

恰逢这天邓拓来荣宝斋看画，在荣宝斋工作的许麟庐将此事告诉了邓拓。许麟庐是齐白石弟子，绘画、鉴赏皆有相当水准。邓拓闻听，十分震惊，苏轼的画作是稀世珍品，如果是真的，一旦失之交臂，将遗憾终身。

但对于苏轼作品，邓拓当时也了解不多，恰逢周怀民给他送来了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就有苏轼的画作《枯木怪石图》。周怀民擅长国画，1926年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师从书画名家吴镜汀，後留任该会教授。周怀民以《枯木怪石图》为例，向邓拓讲述了苏轼作画的特点。

几天后，邓拓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潇湘竹石图》，当画作缓缓展开时，邓拓便感觉有股文人逸气扑面而来。他久久凝视眼前的画幅，似乎似曾相识，他对白坚夫说：“我喜欢古代书画，苏轼的作品留世极少，我今天虽然不能断定这幅作品的真伪，但我认为它非常珍贵。”

接下来，双方谈到藏品的售价时，陷入了僵持。白坚夫提出要价2万元，对于收入不高的邓拓来讲，这可是天文数字。许麟庐代替邓拓与白坚夫讨价还价，将价格降到了1.2万。当时正好鉴定专家杨仁恺从外面进来，他与白坚夫是四川老乡，在他的撮合下，最终将价格降到了5000元。

白坚夫与邓拓握手成交。白坚夫动情地说：“这幅画跟了我几十年，我是真心舍不得卖。它的价值，大家都是内行，不说也清楚，那可是价值连城。我今天之所以忍痛出售，固然是我需要钱，但我更庆幸我遇到了邓先生这样的知音，这幅画交给你来收藏，我放心，钱少一点也无所谓了。”

即便这样，邓拓也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只能凑够2000元，剩下的3000元，他和荣宝斋老板商定，由荣宝斋先行代付，他拿自己的字画作为抵押。

随后，许麟庐到邓拓家中，挑选了24幅字画作为垫款。至此，《潇湘竹石图》的交易才告完成。这幅名画邓拓后来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低调，没有仪式，没有证书。《潇湘竹石图》从此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进行文物普查，权威专家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徐邦达等，对《潇湘竹石图》进行了鉴定，确认邓拓从白坚夫手中购买的这幅作品，确系苏轼真迹。

四、陈毅要画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齐白石仍以卖画为生。那时候他的画，400块大洋可以买170幅。在琉璃厂，一件齐白石的扇面或画，也就卖几元钱。到50年代中期，齐白石画的成扇，极精彩的，就可以卖到12块钱一把了。齐家门房老尹，平时不领工钱，齐白石每月给他一张画，抵作工钱，老尹就把手头的画收藏起来，再转卖给顾客。

平常时节，齐白石的画是按画幅大小计算润例的。对熟人，价格为10元1尺。有次陈毅到吴祖光家，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陪他去齐白石家，提出要老人一幅画。齐白石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30元。从齐白石家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

吴祖光后来一直记得，陈毅说这话时，用的是四川口音。

参考资料：

1、解宏乾《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

2、亘古五千年《60年代靠工资收藏数百件国宝，争议藏品20年后终盖棺定论！》

3、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4、百度百科《傅惜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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