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厨房不上锁

这儿不讲阶级斗争

© 徐尔新｜文

当年知青下乡，事出突然，说走就走。知青固然没有准备，生产队也是措手不及。作为应急，插队知青多半都临时安排住农民家里。我和杨宗遨、冯玉文比较例外，住的是生产队的仓房。这仓房在从前是杨泗庙，祭祀谁的不清楚，甚至杨泗庙三个字是不是这样写法，我也没问过。总之生产队开会，储存种子粮，养猪，都在杨泗庙。为了安置我们，特别腾出了大殿旁边的一间耳房。

说它耳房非常形象，三张单人床，横放一张，竖放两张，基本上就还剩一个过道。考虑到要生火做饭，又在耳房当头横向搭了一间厨房。材料是泥筑的土墙，生产队有筑墙的挡板，队上派刘海清来做技术指导，我们则一同参与劳作，计算工分。厨房外面的小路旁就是田地，可以就近取土。土墙一版一版的筑起来，筑到一人多高了，安上两根檩条，再拿竹子绑上稻草当做椽子，盖上青瓦，一间三面透风的厨房就造好了。

生产队不能造瓦，瓦是生产队派人从几里外的瓦厂挑回来的。砌柴灶不用请人，生产队有现成的泥水匠，盘口灶轻而易举。时间呆长了才知道，原来这乡下的农民，除种地外，几乎人人学有一门手艺。老一辈从民国过来的，有裁缝、瓦工、木工、石工、篾匠、船工，甚至有学吹鼓手的，看风水的。一年四季，农忙下地，农闲就外出打工。文革讲阶级斗争，反封建迷信，吹鼓手风水师就只能收手不干了。

给我们搭建的速成厨房，门也简陋，用几根木条做个框架，再拿竹片编成门面，找个扣子一挂，索性连门锁也省了。要回城了，把铁锅一揭，放到睡觉的屋里，就绝不担心小偷来打厨房的主意。

原本，生产队在田坝的后面，有几座大山，山上有树，怎么给知青修建个小小的厨房，也拿不出一点木料来呢？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不过我们可以长话短说。这田坝背后的山上，1958年大炼钢铁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柏树、杉树、松树、青杠、杂树，应有尽有。人入林中，不见天日，有些地方，大树密到背个稀眼背篓挤不过去，几抱粗的古树比比皆是。大跃进一来，全民炼钢，土法上马，修小高炉。小高炉炼钢需要烧煤，农村里不产煤，但如同白居易描述的一样，中国有伐薪烧炭南山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的燃料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大部分烧成杠炭用来炼钢，其余用于公共食堂烧饭。

刚砍树时，遇参天大树，二三十人合抬一棵。砍到后来，变成两个人抬一棵，然后是一个人扛一棵，一个人扛数棵。砍到最后，连树秧秧也不放过，一边胳肢窝夹一捆，硬是把漫山遍野的森林砍成了和尚的光头。到了1960年代，又才派飞机播种造林，严格实行封山育林政策。到我们下乡时，飞播的松树已经成林，大都长到碗口粗细，但曾经的柏树杉树，却很难见到了。这样的生态正处于恢复时期，砍树是严禁的，只在每年的冬季开放两天，允许社员上山剔点松树桠枝，割点杂草用作燃料，按人头限定数量，每人两三百斤。所以那些年想找木料造房子，真是万般艰难。

有了吃住之地，却不单独替我们修造厕所，因为杨泗庙有养猪房。乡下人的厕所都是和猪圈合在一处的，我们虽然不养猪，但厕所可以借用猪圈的，而且我们自留地的用粪，也可以直接从生产队的养猪房挑。这对知青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善意表达。但不便之处，是生产队的养猪房四面开放，无遮无拦，每次小便，都免不了前后左右四面观看，路上没有来人，这才敢放松一搏。偶尔尿到一半，突然窜出一个人来，还是女人，就只能强忍着憋回去，那种难受，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至于大便，反而比较好办，安排在晚上进行，黑灯瞎火的，自己都看不清自己，也就毫无顾忌。

时间长了，发现农民面对此类问题，尤其是男人，很开通，并不纠结。一群人在地里干活，离村子很远，便意来了，闪到一边，当着众多男女，背过身去便能解决问题。他们的观念是：“屙尿不盯人，盯人屙不成。”

这种历练，当知青的时间长了，身处同样的环境，也就渐渐会了。

至此，插队落户的前期安置就算完成。开始一段时间，因为有国家提供的安置费，购买一般性的生产生活资料用品，都在安置费中支付。户口虽然已经迁入农村，但粮食消费仍然按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生活费也有提供，一直要延续到生产队分配口粮为止。所以这段时间，是知青和生产队相安无事的和平时期。后来知青纳入生产队粮食分配体系，关系就变得敏感而时有冲突，甚至有为口粮而闹出人命的，此是后话。

刚下去没几天，记不清是谁发起的，部分知青决定来一次展示性演出。原本学校宣传队的主要精英都落户在一个公社，说一声便聚拢来了。节目是现成的，也新排练了几个。杨宗括、李晓佳、李志军几个草堂高中65、68届的学长也来助阵。曾经在校内演出时一鸣惊人的何可被特邀来演出白毛女。杨宗遨是乐队主力，我则和蒋华、赵忠富合作演出样板戏《沙家浜》中的“智斗”。蒋饰演阿庆嫂，赵饰胡传魁，我演刁德一。赵是公社中学教师，在当地有些名气，他同时还与何可合作饰演了杨白劳。

这样一种演出环境，不能不提说民国沿袭下来的乡间民俗。过去的乡场，几乎都有戏台，场口都有黄桷树。逢年过节，地方乡绅、商会，都要组织演出，或请戏班唱戏。许多乡场还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活动，譬如车子场，每年三月有“脚杆会”，一群壮汉抬着菩萨绕场巡游，遍地是挽起裤腿的光脚杆。我们下乡时，这样的民俗活动也已经被消灭了。但各个乡场的戏台仍在，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才无一幸免彻底消失。

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何可也因演出北风吹，有时去红星大队同学处走动，会被人称呼喜儿来了。再后来，乐山县举办文艺汇演，安谷区还特别抽调车子知青派人参加。

演出结束，恢复常态，我们又回到生产队，开始面对油盐柴米七件事。也是从此时起，我在分配给我们的土地上，开始经营日常蔬菜的生产。在队为基础的公社化三级体制中，土地为集体所有，但每人会按政策分给一份自留地，面积八厘，约十三分之一亩多一点，允其自主经营。我们三个知青计二分四厘地，划在靠山边的一块田地。说它是田地，是因为放干水可作旱地，蓄上水则为水田，种菜种粮两得其便，是自留地中的上等。

帮我们造过厨房的刘海清刘五爷，彼此有过几天的接触，又恰好住在我们对面的竹林坝中，来去方便。他老伴人也热情，我们喊刘五娘。我就去她家请教种地的规划。没等刘五娘说上几句，刘五爷便接过话说：“你们那地好，种芋头产量高，眼下正是季节；再拿地头切一角出来种四季豆豇豆，足够吃了。”刘五娘帮人帮到底，叫她家老五陪我去场上购买种子。这老五长得酷像他妈，慈眉善目，随时都笑嘻嘻的，人也敦厚踏实。他不单帮我犁地，还指导我如何布种。后来但凡需要询问到技术上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甚至抽空过来亲手指点。什么时候该浇粪了，他会主动提醒，并私下点拨我说：“养猪房有粪，挑就是了。”

那段时间，看着种下的芋头四季豆豇豆出苗牵藤，枝繁叶茂，心里乐滋滋的，好像自己也和它们一道成长。芋头该掏沟培土了，豆苗牵藤该插支架了，我都亲历亲为。像挑粪、掏沟这样的力气活，常常会干得满头大汗。杨宗遨冯玉文此时都回城里去了，我家穷，回去也没人管我饭吃，我得挣工分养活自己。

有天黄昏，刘家老五来约我说：“想不想栽桉树？”我说：“想。”他说：“那好，到时候我来喊你。”等到天黑下来，大家聚到一起，才知道并非我和老五两人，共有十来个人，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那天晚上，基本伸手不见五指，走在田间小路上，前后不见灯火。乡下人习惯走夜路，且土生土长，对本地本方的周边环境非常熟悉，所以如履平地，完全不是问题。我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战战兢兢，小路边就是堰沟，很怕一不小心踩到沟里。多亏了老五，在前边领着我，随时照应。

后来才知道，和我们大队相邻的程黄村，以双水碾为界，属于安谷公社，当时改称先进大队。这个大队在半边寺的坡上，培育有桉树苗，已经长到一两尺高了。我们生产队的年轻人是如何侦查到的，不清楚。我跟着他们黑咕隆咚的爬到山上，看不清这片苗圃有多大，但却非常清楚，这种行径就是偷窃。不过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一看见按树苗便拔，毫不犹豫，只是也有底线，不糟蹋，各人根据自家空地，确定偷窃数量。

我学着他们模样，偷回来十余株桉树苗，栽在房前的田边上，还找刘五爷要了一笼竹圪蔸，挖了个大坑，也载在水田边上，天天按时浇水。一星期后，桉树和竹子都发了嫩叶，显示移植已经成活。我就憧憬着，将来桉树长大，竹木成林，做个家具编个兜兜箩筐什么的，就有材料了。

那几天，我常常站在房门边，看我的桉树和竹子，充满了陶醉；或走到水田边，心怀喜悦，拿桉树一株株的看过去，再一株株的看过来。看到入迷处，会发现桉树每天都有变化，今天的叶子和昨天的不同，又长大了一点儿；隔几天一看，连枝干也高了一截。一同去偷树苗的农民，看到我的桉树，会心生妒忌，酸酸的说：“你这地方好向阳嘛，我们比不了。”他们如此说话，非但没引起我警惕，反而让我暗暗得意。他们偷回来的桉树，只能见缝插针，栽在阳光稀缺的竹林坝中，不但发育不良，成活率也不高。

这天，我进城去了一趟，回来后感觉好像少了什么。因为忙着做饭，也没在意。等吃过晚饭，给桉树浇水，才发现所有桉树，都被人故意掐巅。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触犯了生产队的利益了。试想桉树长大，在田边站成一排，岂不遮挡住田里的庄稼？人家没捣毁我的竹子，其实是给我一个改过机会。倘若我执迷不悟，竹林也会惨遭毒手。想了想，索性自来了断，把已经成活的竹子也连根拔去。

这事我没问过任何人，包括老五，更没想过调查。总之得个教训，农村有农村的规矩，做事要避免触碰底线。

总体说，农村人还是很善良的，我在乡下十年，没看见有人拿了阶级斗争的箭弯弓射人。我所在生产队，有个民国政府时期的保长，叫罗保安，生产队从来没有批斗过他。相反，他因为年纪大，不能干重活；而妻子也有残疾，走路一跛一跛的，稍不留意，便摔倒在地，需要旁人帮助才能站立起来。这样一对夫妻，如果不加以照顾，挣不够口粮钱，就只能成倒差户。所以生产队完全不能给他讲阶级斗争，但凡有轻省一些的活路，比如队里收粪，便派他记称，或收割季节，让他天天在晒场打杂。像这等优待，就连贫下中农都享受不到，却从不见有人抱怨指责。

别的生产队，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也不讲究阶级斗争，甚至到大队一级，那些年也没看见召开过批斗大会，拿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押到台上斗争。印象中只有公社一级的部门，有时会通过广播，通知四类分子到某处劳动。这种劳动当然是纯义务的，我有次去医疗站上班，看见罗保安和一群四类分子在路边掏沟，其中还有来自战斗大队的易伯康。

这易伯康是知名人物，他所在的大队靠近岷江，常撑船下河打渔，人称打渔子。他是什么性质的四类分子不清楚，我也没问过。他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打渔子易伯康是鳏夫，老婆死了多年，有一年突然想到再婚，四处托人说媒。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是个寡妇，男人原在工厂上班，因工死亡，大女儿去了城里顶班。大儿子参军提干，谈了个对象是城里工作的姑娘。这样的条件，四类分子易伯康居然也敢托人提亲。更让人惊讶的，是妇女主任拒绝时，并没有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痛斥，而是回应说，我守寡这么多年，儿大女成人的，一个人过惯了，结什么婚！

受此回绝，易伯康并不气馁，又转而把目标确定在我们生产队。这次成功了，很快便和姓梁的寡妇办理了结婚手续。易伯康得寸进尺，找到生产队长，希望能迁到我们队来上门落户。队长这才开诚布公的与易伯康进行了沟通，队长说，老易啊，你要结婚，人之常情，谁也不会阻拦，但这户口迁移，我可不能给你签字。我们是朋友，但我也是队长，生产队人多土地少，我要答应了你，全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不把我骂死？易伯康也是明理之人，也就不再要求，从此像泸沽湖的摩梭人一样，实行走婚。

整个一场求婚结婚的过程，看不见半点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这和我读初中时，文学作品灌输给我的乡村阶级斗争景象，完全是两回事。由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下层民众如果不被蛊惑，其本性都是良善的。

再后来，进入农忙季节，甘苦备尝，亲身经历了当农民是怎样一种磨难。无论何人，都得勤扒苦做，挣工分吃饭，讲阶级斗争，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谁会脑袋进水，把那忽悠人的东西天天挂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