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始末

一个循环互害的模式

© 徐敏｜文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1950年代，会感觉充满了太多的动荡和运动，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一个接着一个，此伏彼起，连绵接踵。其中文化领域，就先后发生过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批丁陈等一系列运动。其中以批胡风阵仗最大，范围最广，多达2100余人受到牵连，92人被捕，62人隔离审查，73人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则于1965年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

叙其前因后果，一切皆因胡风而起。

胡风，湖北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日本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联盟，并担任宣传部长，不久改任书记。抗战期间，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领导，先后主编过《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刊物，撰写有大量文艺理论及评论文章，对众多青年作家产生过广泛影响。

当年东三省沦陷，日本进逼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左翼文化界需要提出一个新口号以适应抗日形势。周扬、夏衍等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见，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派生出“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分支，逐渐形成了“国防文学”的文艺团队。

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会议精神。他与鲁迅、胡风谈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时，认为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的精神。冯雪峰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在征得鲁迅认可后，让胡风写篇文章正式提出。胡风很快就写出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

虽然胡风的文章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但由于观点的分歧、个人的纠葛和左翼作家内部本身存在的宗派情绪，周扬等人对此反应强烈，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双方各执一词，论战不休。胡风因站在鲁迅一边，遭到周扬等人不满，进而借左联成员穆木天揭发胡风拿国民党法币和苏联卢布，使胡风处境尴尬，愤而辞去左联书记职务，退出左联，步入职业作家生涯。

这场“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延续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中共高层出面干预才告结束。但是前期结下的怨恨，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此埋下祸根。此后十多年间，握有文艺界领导权的周扬与胡风之间形成的长期对立、较量、论争，始终没有停息，直至建国后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化剿灭，其源头都可以追寻到两个口号的论争。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位于后方陪都重庆的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分歧。以周扬为代表的一方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则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等文章，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

这件事搁在那个年代，文艺思想的分歧是可以共存的，毕竟周扬身后的组织还没有夺取政权，无法号令天下，唯我独尊。

然而到了1949年7月，建政前夕，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与会者既有解放区作家，也包括国统区作家。从发言顺序上看，先由周扬在会上作了解放区文艺工作报告，然后才轮到茅盾上台作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这样的安排，已经可以看出主次的区别。而更让胡风派作家们压抑的是，作为国统区代表的茅盾，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毛泽东肯定过的鲁迅的文艺方向，而是以上世纪40年代鲁迅逝世后的十几年为期限，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

对此，国统区作家议论纷纷，深感不平。经胡风解释，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本来，国统区的报告是应该由胡风和茅盾共同起草的，但实际拿出来的报告却是事先拟定好的，只是叫胡风签名而已，所以胡风断然拒绝。胡风说：“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吗？”

然而更深一层的含义，胡风似乎尚未完全明白。茅盾所作的报告，不但预示了未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的文艺思想、工农兵方向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作为整个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打鼾？

胡风的悲剧意义在于，他的文艺思想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许多相悖之处，而他坚持不转向，还主张文艺界应该确立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这就势必要撞在枪口上了。

1949后，周扬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顶头上司，总揽了全国文艺界的大权。昔日的旧怨，便到了要来清算的时候了。

从1952年开始，周扬就着手组织人马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周扬的切入点选得很准，序幕拉开便抓住要害，指责胡风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是文艺界一个宗派小集团的头子。

胡风不服气。忍了又忍，终于在1954年7月，写成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

胡风按正常手续，把“三十万言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请代为转呈毛、刘（少奇）、周（恩来）。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就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了五把理论刀子”：

1、“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

2、“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3、“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4、“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

5、“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

胡风质问道：“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的观点。

于是人民日报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并决定展开对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判。

曾是胡风朋友的舒芜，在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于1955年4月，把一批1940年代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周扬将信件进行了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登出。从此，胡风及其追随者被钦定为反党集团。到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又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并由此拉开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序幕。

于是全国各级报纸、杂志应声响应，几乎所有文艺界人士，也都纷纷表态，忙不迭地和胡风划清界限。

戏剧家夏衍表示：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

作协副主席冯雪峰揭露：胡风曾经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这就是他反革命的证据。应该作出决定，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伯萧义愤填膺地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作家老舍发文《看透了胡风的心》：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都看成敌人啊！……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作家丁玲在《敌人在哪里？》中问道：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

“世纪老人”冰心发文《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表示自己恍然大悟：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理出去。

大戏剧家曹禺发文愤怒声讨：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著名演员赵丹发文《我的愤怒已达极点》；

历史学家翦伯赞发文《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

画家丰子恺发文《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发文《坚决镇压胡风》；

音乐家马思聪发文《胡风——蛀墙角的白蚁》；

……

半个多世纪过去，已经尘封的文字，和振臂高呼的声音，依然能分明看到文化人丧失自我、群起戕害的嘴脸。

可悲的是，没有人去深思，当一个互害按钮开启的时代，下一个受到迫害的“敌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很快，历史便让跳梁小丑一般的文人，遭受报应。第一个提出对胡风法律处理的冯雪峰，在胡风被捕后不久也被划进“胡风集团”。57年被定为右派，58年开除党籍。

询问敌人在哪里的丁玲，两年后自己也被追问成了敌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敌人，和胡风一样同属反党集团首犯，发配北大荒。

看透了胡风心肠的老舍，文革一开始即被批斗到承受不起，在北京太平湖独坐了半天，最后自沉湖底。

1968年，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罪行的翦伯赞，自己也有了“罪行”，无奈之下夫妻双双自杀。

认为胡风是蛀墙角白蚁的马思聪，12年后自己也成了“白蚁”，被迫亡命海外，终身不归。

其他参加批斗胡风的人后来也都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文革中，指挥斗争胡风集团的陆定一，和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都被最先打倒；追随周扬整治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发配“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胡风夫妇，则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押送，转移到四川省芦山县苗溪劳改茶场，住在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里。

胡风的老对手周扬，此时也在劫难逃，“文艺旗手”率领革命群众，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了出来，囚禁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告诉他说：“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递给他一张报纸，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胡风学习参考，提高觉悟。胡风对此回应说：周扬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必须通过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就能得出结论。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

管教干部没想到胡风会如此回答。1969年5月，胡风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是“关死为止”。

“四人帮”倒台后，有关部门在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中共中央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件错案，决定予以平反；凡受牵连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倾路线下整过胡风，后来又被左倾路线整过的周扬，平反之后，为胡风冤案多方奔走于各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立刻赶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两个争吵了半世纪的文化老人，走到风烛残年，才终于放下包袱，不再继续争论。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胡风案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至此，胡风冤案终于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然而更多的、当年踊跃批判胡风的积极分子，那些一辈子以舞弄笔墨炫耀的文人，却选择了沉默。

胡风晚年，在公开场合，或参加会议，基本不吐一字，不发一言。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一个心直口快、畅所欲言的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最终变得无话可说。而牢狱之外的作家、诗人，比牢狱之内的胡风，更懂得了如何管好自己的嘴巴。就钳制而言，狱内狱外，其实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我们常不分死因的祝福别人“一路走好”，可我们是否站在死者的立场想过，他们真的能一路走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