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事悠悠

© 何可｜文

李碧芬与刘世英（右）的合影照

01

1949年春天，父亲的小嬢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名叫李碧芬，后来成了我的母亲。父亲大名何志忠，那时候是光华大学大四的学生。光华大学是抗战初期从上海内迁到成都的，到了成都以后，又叫成华大学。父亲的小嬢是川大的学生，年龄和父亲相仿，身材苗条，弹得一手好钢琴，她有个朋友叫刘世英，两人是川大同学。这刘世英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孙女，和李碧芬是高中时候的好朋友。

李碧芬高中毕业时被她父亲以病重为由，骗回老家大邑县鹤鸣乡，逼她嫁人，李碧芬坚决不从，逃婚回到成都。由于错过了大学的考试时间，便在华西坝租了一间农民的茅草屋，一边替人做事一边补习，准备来年考学。刘世英家在春熙路有处公馆，见李碧芬生活艰难，便请她到自己家中做了家庭教师，专门辅导她弟妹的功课。李碧芬在刘公馆一边教课一边补习，第二年便考入了重庆西南大学。

两年后，时局不稳法币贬值，外祖父母从大邑县寄出的生活费，到了重庆就已经贬值了一大半，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李碧芬只好肄业回到成都，再次投奔刘世英，又在刘家做了家庭教师。刘世英那时候已经有了男朋友，也希望李碧芬早日有个意中人，就请朋友帮忙张罗。于是，父亲的小嬢就把李碧芬带到了何志忠的面前。

后来，母亲说，第一次见面，她差点没有看上父亲。在经常出入刘公馆的李碧芬看来，何志忠很老土，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脚上也没有皮鞋。幸好他人长得高高大大，五官端正，肤色白净，细长的眉眼之间，既有聪慧也有善良，这让身着长衫的何志忠平添了几分儒雅，使李碧芬有了心动的感觉，于是两人开始了交往。

刘世英的男朋友姓范，母亲曾经说起过他的名字，但是我忘了。范先生在川大念书，是地下党员，那时候政局动荡，地下党事情多，危险也大。范先生介于刘世英的家庭背景，做什么事都瞒着她，对刘世英的许多猜疑也懒得做解释，两个人的隔阂愈来愈深。李碧芬每天要给刘家的两个小学生上课，要陪刘家的几个姨太太聊天，还要充当刘世英和男朋友之间的信使和调解员，自然很忙。何志忠也在忙于毕业论文，无暇他顾，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并不多。直到盛夏的一天，刘世英和她的男朋友又有了矛盾，要李碧芬和她一起去川大找那姓范的男朋友。两人见面后，因言辞不合，范先生当着李碧芬的面就扇了刘世英两耳光。刘世英伤心欲绝，彻底绝望，和那男的分了手。李碧芬的空余时间这才多了一些，与何志忠有了更多交往，渐渐走得近了。

刘家爱女心切，很快就给刘世英张罗了一个对象，家里也是望族，是雅安有名的乡绅。那小伙子长得面目清秀，一副书生模样，刚刚大学毕业。两人一见钟情，很快闪婚。但刘世英的幸福生活只过了两年，适逢土改运动，那乡绅父子同时被镇压。刘世英猝不及防，无法面对，精神崩溃之下跳楼身亡，留下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儿。

李碧芬知道闺蜜的惨死，是五十七年后的2008年。那位年近花甲的遗孤后来跟着舅舅在成都生活，读书下乡，工作成家，一直以为舅舅就是自己的父亲。直到退休以后，舅舅临终才告诉了她的身世。她辗转打听，得知李碧芬是她母亲的闺蜜，推想她这里一定有刘世英的照片，这才从成都来到乐山找到李碧芬，希望能得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说自己活到五十八岁，还没有见过亲生母亲的模样。

我母亲真还保存着一张她和刘世英的合影照。当她把这张照片交到刘世英女儿的手里时，两人都抑制不住热泪盈眶。刘世英的女儿手拿照片，仔细端详，看了又看，然后举过头顶，放声大哭……

02

我父亲何志忠是四川彭山县人，祖上是福建人氏，湖广填四川时来到土地肥沃的川西坝子。祖辈省吃俭用，辛勤耕种，才置下百十亩田地，修造了两进宽大的院落，成为一方乡绅。古人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何家屋前种植有大片的楠竹林，何家的屋后，培育了各种果树花木。一年四季，绿荫环绕，果蔬不断，邻里乡亲就把这一带叫做何家林。

何家的日子过得富足而宁静，遗憾的是到了何志忠这一代，何家已经三代单传了。更为不幸的是，1936年，我的祖父何典熙染了伤寒，正当盛年不治病逝，留下35岁的祖母何姚氏一个人操持家务，靠着百把亩田地维持生计，供何志忠到成都读中学，读大学。

到了49年秋天，何志忠26岁，学业已成，记挂着母亲，放弃了在成都工作的机会，带着李碧芬回到彭山老家。何志忠毕业于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若是国家安定，正是社会所需的栋梁之材。他刚一回乡县政府就送来聘书，委以重任。想到时局动荡，自己求学在外，一去便是十多年时间，母亲一人在家辛苦操持，何志忠婉拒了聘任。不久，李碧芬娘家按乡下打发女儿的规矩，送来了十几挑陪奁。1949年中秋，父母喜结连理。婚后，两人分别去了两所乡中心小学担任校长。

父亲有一个儿时伙伴，叫罗国林，两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罗国林在成都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又是进步的国民党左派民革成员，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做事了。49年底，政权更替前夕，在他的影响下，年轻的父亲也加入了民革。一天，罗国林到何家来，兴奋地告诉我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经在北平宣布成立，解放军进川了，很快就会解放成都、彭山。他说：“我们要绣一面五星红旗来迎接解放！请李老师帮忙来做。”母亲悄悄找来两个女教师，商量绣红旗的事情，大家都没有见过五星红旗的样子，只能依照自己的想象，凭着满腔的热忱，在一幅红绸上用黑色丝线绣了五个五角星。那面红旗，寄托了他们那一代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和追求。解放军进城时，这批热血青年聚集在这面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前往迎接。多年以后，这个举动竟然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打着黑旗去迎接彭山解放！

以后的日子，何志忠夫妇依然在各自的学校教书，与世无争，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没有想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到来，一切都令人始料未及。

政权更替以后，首先做的事情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巩固政权。原政府部门的县长、科长以上人员几乎都判了死刑，就地枪决，乡村里的乡长、大地主也不能幸免。那时候把枪毙人叫做敲砂罐，把人头比作砂罐，可见枪毙一个人算什么？打破一个砂罐而已！有的枪手还突发奇想，子弹上膛之前摩擦一下，然后再对准人头，一枪下去，人头立即开花，脑浆四射，其状惨不忍睹。伴随着一个个砂罐被敲碎，乡间再无乡绅，依附于乡绅的乡绅文化也从此终结！

面对如此惨烈的运动，何志忠夫妇暗自庆幸：当初大学毕业回乡，幸好没有去县政府任职。但是夫妻俩庆幸得太早了，随着运动不断地深入，学校老师也常常集中起来学习，每个人都要向组织坦白交代：自己在旧社会（民国时期被称之为旧社会，新政权是新社会）参加过什么党团组织，替国民党做过什么事情。人人都要对共产党表忠心，恨不得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全都清洗得干干净净，脱胎换骨，做一个新社会的好人，以求平安过关。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没逃过一劫，多年后，李碧芬给我讲起这段历史，还心有余悸。她说：“大家在一起学习，有时候工作组会突然走来带走一个人或两个人，被带走的人从此就消失了，再也见不着。人们都不敢打听，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否还活在人世间；但时不时地，会听到远处传来一两声枪响。”

03

1951年春节以前，老师们又被集中起来学习，李碧芬那时正怀着孩子，在新民乡中心小学学习。有人悄悄找到她，告诉她一个炸雷般的消息：何志忠被带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李碧芬只有一个念头：—定要救出孩子的爹！一月的天，低矮而阴沉，飘着毛毛细雨，乡村的道路，一步一滑，她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向县城奔去。冷风阵阵袭来，她却走得汗流浃背。好容易到了县城，她直接去找了正在工作队的罗国林。

“你和何志忠从小一块儿长大，你又动员他参加民革，他是不是坏人你最清楚，你一定要救他啊！”看到罗国林，李碧芬声泪俱下，满腹的委屈一泄而出。罗国林告诉她，能救何志忠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彭山县土改工作组的组长老秦。老秦是陕西人，南下干部，老秦到新民乡的时候，李碧芬和他有过一面之交。听说老秦可以救自己的丈夫，李碧芬就像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稻草，立即就要去找老秦。

罗国林赶忙写了一个情况说明，证实何志忠在旧社会只是一个学生，解放前夕还加入了进步组织民革。李碧芬拿过纸条，完全忘记了自己沉重的身子，一路小跑到了县政府，闯进了老秦的办公室。老秦看了罗国林的条子，对李碧芬说：“你回吧，老何没事啦。”李碧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这是真的？”“唔，真的。”老秦再一次肯定。李碧芬这才将信将疑，如梦幻般地走出了县府，她决定回家去看看。

雨愈下愈大，回家的路变得非常漫长，路途更加泥泞。走到半路，李碧芬身心疲惫，实在走不动了，索性一屁股坐在田坎上，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哭起来。

好容易回到何家林，婆婆何姚氏见李碧芬满身是泥，也顾不得叫她洗洗，只说：“人在里面，烧烟呢。”李碧芬一头冲进去，只见何志忠斜躺在枕上，呆呆地拿着一支烟，看见她进来，这才坐了起来，劫后余生，俩人不禁相拥而泣。

女儿长大成人以后，母亲说起这一段往事，还要拭去眼角的泪水：“可儿吔，你晓得不？你差点生下来就没了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