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最近翻看父亲留下的回忆录时，一位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给我留言，写篇关于你父亲的文章吧，我们想编本册子。于是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父亲生于1920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老张家是湖北松滋县沙道观镇乡下一个有二十多亩地的大家庭，家里有五男三女八个孩子。
父亲自小就记得他们家里的农具非常齐全，从耕牛到各种农具都有，经常有邻居来借用。自家却从来不用借别人家的东西。在绝大多数茅草做屋顶的乡村，他们家是三间大瓦屋，房子还带有储存粮食和棉花的木板阁楼。他出生后那几年正是家里劳动力最多、最兴旺的一个时期，家的男丁都读过五六年的私塾。
但那也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祖父自琦公经历了一次绑票之后，因为惊吓过度回家就卧床不起，转过年来就去世了。随后几年家道开始败落，加上水患连年，收成非常不好。到父亲十来岁时，祖母忧劳成疾也去世了。
祖母去世后，父亲只能跟着哥嫂们生活，放牛打鱼都干过。
1937年10月的某一天，17岁的他从湖里打鱼回来，乡公所的乡丁已经到了家里。按当时五丁抽二的政策，他的三哥张远义已经先一步去了部队，现在轮到他了。其他兄长已经成家，只有他出去合适一点。临行大哥悄悄塞给他五块钱，然后从乡里走到镇里再走到区里，一路走到到湖北宜都。在宜都坐上一艘“裕兴”号的日本轮船（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方资产就被国民政府征用了）顺江而下，来到武汉。
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是中国抗战的中心城市。
中日战争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国以落后的农业国对付早跨入世界七强之列的工业国日本；以各地军阀素质参差不齐、装备七拼八凑的部队，对付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队，战争的困难程度和需要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日寇在战争初期口出狂言，要“三月亡华”。但中国人民没有被来势汹汹的强敌所吓倒，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抵抗！没有足够的战斗机轰炸机，没有足够的军舰，没有足够的坦克车，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只能用血肉筑成长城，前仆后继，一战华北，二战凇沪，三战徐州，四战武汉……以尸山血海迟滞敌人的进攻。骄狂不可一世、视我堂堂华夏如无人之境的日寇，根本无法如预想的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反而在开战的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付出了数十万士兵伤亡的高昂代价。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了下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工业中心、文化中心成功地西迁，奠定了持久抗战坚实的基础。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至此完全破灭。
父亲到武汉时，武汉会战正在进行。
17岁的乡下放牛娃对国家大事自然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几经周折发现逃跑不了后遂安心留在部队。经过短期训练后进入武汉警备司令部下辖的高射炮大队服役, 驻守汉口王家墩机场。
武汉会战主要在武汉外围地区激烈进行，武汉地区主要是空战。父亲作为机场守卫部队见证并参与了武汉空战。
1938年2月18日12时许，日军出动38架飞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先后起飞29架迎击。12时45分，有10架从汉口机场起飞，上升至2000米高度，与日军12架轰炸机、10余架驱逐机遭遇，经几番空战，日机向东逃逸。中国空军奋勇追击，击落日机3架，击伤2架。同时，第22、第23中队亦与日机展开激战，中华民国空军击落日军飞机10架，击伤2架。
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39架飞机偷袭武汉。中国空军对此预有防备，集中飞机67架，经激烈奋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1架，被日机击落12架，牺牲飞行员5人，其中著名的飞行员陈怀民击落1架日机后，在被敌包围飞机多处受损情况下，向敌机猛撞同归于尽。
1938年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再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抗击，再次粉碎了日军空袭企图。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父亲说：数次武汉空战，天空中的各式飞机像燕子一样穿梭飞舞，你追我赶。地上的市民们完全忘记了恐惧和危险，纷纷在街道上忘情观看，为自己的飞机加油，为击落敌机欢呼。这是发生在当年武汉最奇特的一幕。
武汉会战的结果还是国军失利。为了避免出现又一次南京大屠杀，中国政府宣布武汉为“不设防城市”。
到1938年10月24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时,父亲所在部队是最后撤离的部队之一。父亲的回忆录说：“偌大的武汉几乎是一座空城, 走过城市的街道，到处一片漆黑，死一般的寂静。商店关门闭户，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到处可见被遗弃的黄包车、马拉轿车......有些路段，还躺着大量没有人照顾的伤口发炎疼得哭喊的伤兵。天空阴云密布，好像大黑锅在头顶，空气沉闷窒息让人非常压抑。”
他们沿着江汉大道紧跟前面人的脚步声前进，大约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前面灯火通明，众人一时非常迷惑。原来那里是法国租界。因为日法尚未宣战，所以日军占领武汉并不会侵犯法租界，父亲他们看着那些法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阳台上，傲然看着中国部队撤离，内心五味杂陈。
当时国民政府有“焦土抗战”的政策，从10月23日起，武汉三镇就爆声隆隆、硝烟四起。为了资源不被敌人利用，凡没有拆走的工业设施，被专门队伍爆破了。
撤出武汉时日军已经掌握武汉地区的制空权，部队和逃难的百姓队伍被日机肆意扫射，沿途百姓遭遇惨不忍睹。
混乱中父亲他们与部队失散，苦寻部队不得，一行十几人只好或坐船或走路，几经周折经湖北沙洋、沙市，直到宜昌才联系上老部队。
此刻宜昌也是日军的重要轰炸目标。1939年3月8日（正月十八），日机轰炸宜昌城。42架日机自上午8时至下午4时轮番4次狂炸，共计投弹203枚，炸毁民房222栋，炸死平民395人。
大片商店、民房烟雾弥漫，火光飘摇。被炸死的人尸体横陈满街，有的被削去头颅，有的被截去四肢只剩下躯干，树上、断墙上赫然挂着血淋淋的人腿、手脚和内脏。
因为前期父亲部队的高射炮射击过日军的侦察机，他们的阵地也在轰炸之列。当天正好父亲值班守弹药库，眼见别人纷纷逃避，自己却不能离开。当敌机飞过头顶时，他只能选择一块低洼地趴下。但听见头上炸弹雨点般的在周围轰鸣，浓烟滚滚。部队所在的宝丰农场的房屋被炸得七零八落。狂轰滥炸半个多小时日机才开始离去。当父亲爬起身来，惊悚的发现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插着一枚尚未爆炸的航空炸弹，如果此弹爆炸，他肯定尸骨无存。
这是他八年抗战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父亲回忆录里说：“此次空袭将57军的军火库全部炸毁，裕华纱厂堆积如山的棉夹子也被烧掉....损失惨重”。
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此期间完成了一次堪比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在短短40天里将沦陷区运输到宜昌等待入川而堆积在长江边上的10万吨机器设备、3万各行业专业人员运输到重庆。
防空部队也向重庆撤退。父亲的部队搭乘“同心”号军舰经三峡到陪都重庆。
在重庆全国所有高射炮部队被统一整编成九个高射炮团（先是整编出41、42、43、44、45团,后来又整编了4个团即46--49团），高射炮部队司令部和全国防空学校设在贵阳的油炸街，由黄镇球主管全国高射炮部队，职务是“全国防空总监”。
1939年3月, 父亲所在的第41高射炮团一连（连长：申春晖）奉命进驻自贡，负责自贡的盐业产区的防空。海盐断绝后，自贡的盐已经成为大后方的命脉。
父亲在“盐都”自贡度过其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虽然日机对自贡轰炸了七八次，但因为他们部队的存在，自贡盐产区在轰炸中的损失被减小到最低。地方士绅对防空部队感激不尽，时有犒劳。这使远离总部、补给困难、他们异常艰辛的生活稍稍得以缓解。
抗战时物价飞涨，父亲部队每个月申请生活费的报告要从自贡发到贵阳总部，再批复回来，申请的那笔钱已经不足够支撑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毕生不浪费一分钱的习惯。
在此期间，父亲开始在部队自学文化。高射炮部队兵员素质比一般部队要好。父亲于是向那些有文化的战友请教，如饥似渴的学习。不光学文化。甚至还向多才多艺的战友学音乐。他晚年90多岁时仍然能够纯熟地吹口琴、拉手风琴、脚风琴......这些都是在部队的收获。
时间终于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父亲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到云南投奔战友谋生。
辗转到昆明后，父亲在云南盐务管理局谋了份工作,彼时的中国盐务还是由英国人掌握的。可能和庚子赔款有关系，当时中国的海关和盐务都由外国人掌握。父亲的第一份工作在禄丰县的元永井，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盐矿。
在云南，父亲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安逸的日子，直到1949年。我们小时候翻看他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照片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
1954年遇到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昆明人，生于1929年，也是十来岁时就父母双亡，跟哥嫂一起生活，念过六、七年书。两个人是同事。后来因为父亲“不识时务”地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公车私用），被发配到思茅下面少数民族聚居的蛮荒小镇（磨黑盐矿、香盐盐矿等）工作，生活环境非常艰苦。
2012年夏天我独自到云南寻根，发现他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仍然很落后。
因为工作环境恶劣，也因为思乡，父亲于1956年离职带着母亲和我大姐回到湖北松滋的老家。
回到故乡后父母落籍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叫涴市的镇子，一方面幸运地躲过了让无数解甲归田的国军官兵们九死一生的“镇反”、“反右”、“文革”等残酷运动,但也因为是外来户,受尽歧视和排挤,姐姐们在推荐上学、知青招工等人生重要环节无不受到父亲“历史不清问题”的影响。
其实父亲一直不过是普通一兵，既没打过内战，也无赫赫战功，但当过八年国军的经历在那几十年里却等同于罪恶和耻辱,一直压在他身上、压在全家身上。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一种极度自卑和压抑的环境中长大，我小时候几乎不敢主动跟人打架，生怕我家“老底”被别人揭穿。
我也曾埋怨父亲：“您反正是当兵，干吗不去当八路军呵？”他苦笑：“那时共产党都在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啊！湖北先前是国统区、后来成了沦陷区，也没有共产党。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17岁放牛娃，哪里懂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啊……”
回故乡后父亲没了公职、即使学识出众，多才多艺，小地方政府单位的工作机会轮不到他。只能一直靠卖力气挣钱养家，在码头窄窄的跳板上背过200斤重的棉夹、用人力板车拉上千斤的货物......父亲在回忆录里说：“一天下来短裤都不知道湿透多少遍，晚上躺下就不想动了”。
父亲没有工作单位，也就没有退休金。所幸有三个儿女，最终得以安度晚年。
从内心来说，父亲对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还是心有不平的，那些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人都叫“老干部”，享有政府提供的一切保障，而他1937年就参加抗日的高龄老兵国家却不闻不问，一旦生病了还要拖累儿女……
后来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父亲一直关注着，也多少有些希望政府有一天能承认抗战老兵的身份。
我曾和他聊过台儿庄战敢死队长仵德厚老人的事迹, 仵老是获得过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的,这让他很是羡慕: 仵德厚是国军,打过内战, 还当过“战犯”，国家仍给他颁发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那其他抗战老兵应该也有份吧!能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总算是国家对抗战老兵的一个肯定啊!
遗憾的是,后来一点动静也没有!
六十多年过去了，幸存于世的抗战老兵还有几个啊？政府统计这批人的数目会很难吗？派发几枚抗战胜利纪念章又所费几何啊？不管他们当初属于什么部队，他们毕竟在那场卫国战争中为这个国家浴血奋战过啊……
记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举行了规模宏大、全球瞩目的庆典，中美在内的各国首脑均前往观礼，当数千白发苍苍的前苏联二战老兵自豪的通过观礼台接受国家和人民检阅的时候，各国领导人同时起立向老兵们敬礼！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在那一刻，前苏联人民以其英勇牺牲所创造的历史遗产，被其继承者发挥到了极致，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
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牺牲巨大同时也贡献巨大的中国抗战老兵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却在困苦与病痛的折磨中默默流泪……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都是一个令他们感到黯然神伤乃至羞辱的日子！
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对卫国烈士和幸存老兵不是百般尊重和优抚？
有一次和父亲通电话谈起这些，他似乎看开了许多：“我能活下来已是撞大运了！你三伯至今杳无音信，三百多万人都死啦!哪有什么名分？要政府承认我们的身份只怕是等不到了，前些时看你带回来的书，讲西路军女战士的，说有些失散女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兰州X路军办事处要求归队回X安，得到答复却是：一年收留，二年审查，三年不留,就给5块大洋走人……那些女人走到兰州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对自己人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前朝老兵还能要求什么?”
我一时无言以对,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是的，和当年牺牲的袍泽相比、和那些抱憾逝去的老兵相比，父亲的命运算是超好的。他健康而且长寿，不仅等来了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甚至还等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
母亲去世之后，我将父亲带到广州生活。通过我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8月为父亲争取到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国家纪念勋章。甚至台湾那边的“国防部”也为他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和表扬状。
这些迟到的荣誉，让他非常的满足。而民间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体无微不至的关爱更让他暖心。
他终于在晚年找回了人生的尊严，那种滋味他失去了几乎70年。
2019年5月11日，我们给他隆重地举办了百岁寿诞。其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两个月后带着无穷的留恋，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