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一周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曲折故事
提要：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
01 网上“泄密者”的爆料
2019年12月30日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正在网上浏览新闻。
突然，网上流传的来自武汉卫健委的两份内部通知，出现在他的眼前：
还有一份是：
高福院士大吃一惊！
非典之后，中央拨款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网络直报系统数据中心机房在CDC，2004年4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现在，网络直报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全国98%的县级医疗机构和96％的乡镇卫生院。
发现疑似传染病例，所有医院必须在直报网络系统中报告，无需逐级审批，中国疾控中心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并有专人监控，一旦发现某地上报不明肺炎超过5例，就会自动触发核查机制。
2007年，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
对医院如何排查报告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现在武汉发现了这么多不明肺炎，他这个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居然不知道，还是在互联网上看到的？
高福院士立即给湖北疾控中心打电话，确认文件属实。
事关重大！高福院士立即报告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连夜做出决定，组织工作组和专家组天亮后立即赴武汉调查情况。
那么，武汉卫健委为什么会发出上述两份内部通知呢？
02 真正的吹哨人
2020年2月6日，张继先以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新冠肺炎疫情，第一个为疫情防控工作拉响警报，被湖北省卫健委记大功奖励。
2019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即湖北省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两个病人。
这是附近小区的老两口，因发烧、咳嗽看病，拍出来的胸部CT片，却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
出于职业敏感，张继先让老两口叫来他们的儿子。儿子没有任何症状，但CT一照，肺上也有那种表现了。
“一般来说，一家来看病，只会有一个病人，不会三口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
张继先查看病人肺部CT影像 记者陈卓 摄
这一天，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
张继先给这些病人做了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与流感相关的检查，病人全部呈阴性，从而排除了流感。
张继先头脑中的疑团越来越大。2003年抗击“非典”时，时年37岁的她是江汉区专家组的成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
“我从那个时候就有感觉了，什么叫公共事件，什么叫群体事件。”张继先说。
12月27日，她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28日、29日两天，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3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一下就有7个一样的病人了。肯定有问题。
12月29日下午1时，分管院长夏文广召集了各科室的十名专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一致认为情况不正常。追问到还有两例类似病史患者，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去治疗，留下来的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后，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报告。
12月29日星期日，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当天傍晚，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接走了6位病人，其中轻症三位、重症三位，那一家三口的儿子坚决不去金银潭医院，留在张继先这里继续治疗，2020年元月7日病愈出院。
12月30日，金银潭医院采集了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工作。文件最后明确规定：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同时发的另一份文件，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类似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
但是，这两份文件不知被谁发布到了网上，好巧不巧，还被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看到了。
收到国家卫健委即将派人的消息，湖北、武汉相关部门慌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如何将功补过，而是追查到底是谁泄露了信息，把文件上传到了网络？
追查之下，他们没有发现是谁泄露了文件，但是发现武汉的医生中流传着“武汉爆发SARS”的信息。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李文亮。
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李文亮即被医院领导叫到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此后应要求写下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那么，李文亮的消息又是哪里来的呢？
03 武汉市中心医院
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开始发烧。12月18日，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看病。12月22日，这位病人病情加重，进入ICU，医生们使用了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
12月24日，呼吸内科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气管镜采样，然后将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自从基因测序技术成熟之后，国内出现了不少商业性检测公司推销病毒检测，测一次600万个碱基序列，收费3000元，一般三天出结果。
12月27日，微远基因电话通知武汉中心医院，发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据称，该公司没有出书面报告，而是派领导29日、30日亲自去武汉向医院、疾控中心领导当面汇报了分析结果。
就在12月27日，另一41岁的陈姓男子转院至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傍晚，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送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
12月30日，北京博奥可能是基因库不全，书面检测结果说是“SARS冠状病毒”。
下午4点，急诊科主任艾芬看到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
艾芬立即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然后给她一个同学传了这份报告，还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报告就传开了，包括李文亮等人都转发了。晚上10点20，武汉中心医院要求，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还要追责。
于是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李文亮被叫到武汉卫健委训话。
李文亮找来了，但是到底是谁泄露了内部文件，找不到当事人。国家卫健委的人马上到武汉了，怎么样震慑这些“泄密”的内部人呢？
湖北、武汉相关部门想到了一个“绝招”。于是，武汉市卫健委举报李文亮等人造谣，并通过有关渠道发布了信息。
实际上，1月1日当天，警方并没有传唤任何人。抢先发布这个信息，目的无疑是震慑任何可能“告密”的人。
事后，除了李文亮，并没有发现其他人被警方训戒，有些人是收到警方电话，有些人是和警方说明情况。艾芬没有收到警方的电话，也没有被通知去警局。
但是1月2日，艾芬遭受了医院领导非常严厉的斥责。
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
医院领导命令艾芬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艾芬当情绪非常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这位医院领导是谁？我们最后再说。
1月3日，李文亮签署警方训戒书。
我们应该看明白了，湖北、武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想到不是将功补过，而是用高压、恐吓手段试图隐瞒真相。
04 心存侥幸，欺上瞒下
2019年12月31日凌晨，是湖北、武汉相关部门领导最心慌意乱的时刻。
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怎样避免暴露自己的错误，成了头等大事。
除了严厉震慑“告密者”，怎样对付国家卫健委呢？
他们的答案是：心存侥幸，死咬“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部分专家到达武汉。
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不要等调查结果，立即向社会公布当前掌握的情况。
12月31日下午一点半，武汉卫健委通报，发现华南海鲜城相关肺炎病例27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建议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去空气不流通和人多的地方，外出可戴口罩。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城关闭。
武汉卫健委定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实际上，湖北、武汉卫健委已经提前知道了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
除了广州微远的对面通报，北京博奥错认为SARS病毒的书面报告，还有华大基因的报告。
华大基因与武汉当地医院也有着常年合作，据财新记者调查，武汉当地医院2019年12月至少送了超过30例疑难肺炎的病例样本给华大基因委托测序。华大在其中一共发现了三例属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除了12月26日这一例，另外两例分别收样于12月29日和30日。
12月29日，华大基因对26日的样本完成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相似性高达80%，但不是SARS，而是一种之前未有的冠状病毒。华大基因还用他们的SARS检测试剂盒对病例进行检测，结果呈阴性，否定是SARS。
1月1日，华大基因将三份样本的检测报告上报武汉市卫健委。1月3日，华大基因对三个样本中的病毒都进行了高深度的全基因序列测序。
但是，湖北、武汉卫健委的动作，却是警告这些公司销毁样本，禁止对外透露。
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1月2日，武汉病毒所已经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但这些工作并没有公布。1月2日当天，病毒所所长邮件传达卫建委电话精神，禁止外泄相关信息。
1月3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会议更强调要严明纪律，“讲政治、讲纪律、讲科学”，不造谣、不传谣，各单位看好自己的人，严明保密纪律，要求医务人员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相关病情。
武汉中心医院最后成了重灾区，医护人员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名列前茅。
武汉市卫健委又做了两个小动作：
1、在国家卫健委参与制定的《试行诊疗方案》之外，又出了一个《入排标准》，规定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不算。
2、对于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本来应该12小时内网络直报，现在必须先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1月3日和5日，武汉市卫健委继续通报疫情信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日增至59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通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5日凌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从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提供的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
这期间，高福所在的中国疾控中心做了什么工作呢？
病毒样本1月2日到达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24小时完成了测序；1月4日研制出了灵敏度、特异性更高的PCR检测试剂。
湖北、武汉有关领导隐瞒疫情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1月6日至11日，武汉召开地方两会。在此期间，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有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
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两会相继召开。1月12日-1月17日，为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来自卫健委对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的行政干预，尤其是1月12日-17日期间设置让医院无法上报的障碍。
1月18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1月16日0—24时武汉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5例，已治愈出院15例，在治重症5例，死亡2例。
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
05 宣布“人传人”
1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钟南山、李兰娟、高福、曾光、杜斌、袁国勇六人组成的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考察。
由于各地已经陆续发现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时候湖北、武汉当地已经无法再掩盖真相了。
比如，钟南山在去武汉之前，先去考察了深圳的一个案例。
深圳这个聚集性发病家庭，没到过武汉的奶奶也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湖北、武汉有关领导人一开始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能悄悄把病毒解决，现在也知道犯了大错。
1月19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17日全天确认新增病例1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
1月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18日和19日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武汉市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任指挥长。
1月20日，钟南山代表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宣布：肯定人传人。注意，是代表专家组，不是代表他个人。
钟南山还宣布，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治疗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时间研究。
06 中药“漫灌”，快速控制疫情
正式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和“没有特效药”之后，武汉经历了短期混乱。
在流感高发季的冬天，恐慌导致成千上万的病人涌向了医院，在医院排起长龙，医院成了传染源。
被挤爆的医院，没有特效药的恐惧，核酸阴性不予收治导致的家庭聚集性病例越来越多，类似阳台敲锣救母这样的绝望，令人悲痛......
与此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兴奋起来，立即展开炒作，“殡仪馆满地无主的手机”之类的谣言纷起。
而李文亮事件更是让它们兴奋，它们早早的等候在医院门口盼他死亡，以便于再吃人血馒头。
当时武汉新冠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2月21日的论文显示，金银潭医院重症病人28天死亡率高达61.5%。
2020年1月21日，我们第一时间给出了警告：中医是否介入，将决定新冠肺炎治疗成败。
因为2003年的非典，虽然中医药立下大功，却被人贪天之功，隐瞒了真相。
因此，2020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时，中医药没有能够马上参与，武汉还是用当年非典时，XXX发明的抗生素、激素、抗病毒、通气疗法治疗。
1月25日政治局开会，主席亲自确定中西医结合战略，中医国家队开始成建制进入武汉主战场。
张伯礼、刘清泉、仝小林、黄璐琦等纷纷奔赴武汉，长期在第一线指导中西医结合抗疫，总计4900多名中医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成建制接收病区，还包括一个方舱医院。在全国确诊的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3%，系统性的确立了三药三方。
张伯礼在采访中谈到，中药“漫灌”快速阻断了疫情。
只隔离不给药，只成功一半，是被动、等发病的消极措施。
大规模喝中药之后，隔离人员的确诊率，在2月初是80%；中药漫灌后，到2月中下降为30%，2月底下降为10%。
根据疾病的共性，大规模服用中药，快速阻断了疫情，很多轻症就直接治愈了。参考：为什么我们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预言，全部应验了？
07 高福遭痛骂，钟南山独享功劳
高福是在疫情初期网上被骂的最惨的一位院士。
大家都认为是他说的新冠病毒“没有人传人”，高福成了替罪羊。
面对铺天盖地攻击，高福保持着沉默。
直到2020年4月，当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拼命甩锅、攻击中国的时候，4月20日高福才出面接受了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英文采访，正式回应了新冠肺炎“人传人”结论及其始末。
为什么采访用英文？因为这是为了反击国际上西方对中国的攻击，而不是为了在中国老百姓目前给自己辩解。
高福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存在人传人”。
科学家都不能够说不存在人传人现象。科学家要找证据。
高福说，1月17日，卫健委决定派高级别专家组去武汉，包括钟南山、袁国勇、李兰娟、曾光、杜斌和他自己。1月18日他们到了武汉，1月19日他们去了医院调查。
19日下午他们开会，袁国勇、李兰娟都提到了人传人，不仅如此，大家还认识到传染效率很高。
因此，钟南山1月20日代表专家组宣布“人传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专家组的一致结论。
可以这样说，即便没有钟南山，专家组也同样会得出这个结论。
怪只怪高福和其他专家不会炒作自己。在钟南山之前和之后，都有很多专家逆行武汉，还有几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但是只有钟南山，人还在路上，照片已经传得满网络都是了。
而且面对自己专家组的同事遭网络疯狂攻击，作为组长的钟南山却未发一言，独享网络的一片赞美。
高福接受英文采访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反击国外对中国的攻击。那钟南山接受英文采访是为了谁呢？
钟南山接受外媒英文采访，说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陋习，要求禁止中国饲养和食用野生动物。
钟南山还在英文采访中称李文亮是吹哨人，是英雄。
实际上，真正的吹哨人是张继先、高福。
炒作李文亮，只是因为他死了，国内外反华势力想吃李文亮的人血馒头，借机攻击中国。
其实，我们看看李文亮的治疗方法，还是用的xxx非典时的方法。
看图吧。
可以说，高福挨骂是自找的，怪只怪高福不会宣传自己。
08 处理责任人
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中表示：“首先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一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影响没那么严重，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2月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
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
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
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2月13日，蒋超良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马国强被免去武汉市委书记职位。
2月27日上午，武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免去李忠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8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下台。
疫情初期，蔡莉曾严禁医护人员向外传播疫情相关信息，严厉打压眼科医生李文亮、急诊科主任艾芬等人，迫使中心医院职工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接触新冠病毒。
在蔡莉的高压下，感染人数尽量不报，病毒样本不给送检，医护不准带口罩，拒绝接受防护物资的捐赠。
最终，该院230多名医护感染，李文亮、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刘励、胡卫锋等6名医生离世。职工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居武汉各医院之首。
接任者为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卫华。
疫情初期，王卫华凭借 30 年结核病临床经验，迅速开展防护物资储备。1 月 2 日，武汉肺科医院被确定为新冠定点医院，王卫华带领职工紧急改造病房，腾设隔离病区，仅用一天时间就清空一栋住院大楼，用做隔离病房。除夕之夜，被紧急抽调至雷神山医院参与筹备工作。3 月 3 日，王卫华被任命为武汉卫健委副主任。
战胜新冠疫情绝不仅仅是医疗人员的贡献。隔离防疫，考验的是社会动员能力；治疗新冠，考验的是医疗技术。
从医生、护士、后勤人员、清洁工人到社区管理员、志愿者，从政府基层官员到最高领导人，从军人、警察到普通老百姓，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战胜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神话某一个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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