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11：七七年高考成绩属国家机密不公布
最近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难以置信！参加高考却不让所有考生知道分数？》，作者是研究考试的专家、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看完终于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疑惑：我七七年高考，虽有通知上了体检分数线，为什么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原来当年的高考成绩属于国家机密，并没有对外公布！
文章作者刚巧也是福建龙岩七七年的考生，与我同年同地区参加高考，他文中披露的高考内情，完全可以比照。高考四十几年后总算明白，我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那时的政策规定 ，并非有关单位失职或我个人糊涂没去索要！至于有的考生能知道自己的分数，大多是在考上大学之后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的。
恢复高考是教育上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影响了一代人。七七年全国有500多万考生，共招生278000人，录取率只有4.76%，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经常会看到当年百里挑一的高考幸运儿，在回忆高考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缘通过这座高考独木桥的更多人中，却少有人去回顾那场并不全凭实力却遭受了失败的考试。
1977年12月，已29岁高龄的我，参加了中断11年后的首次高考，虽上了录取线却又功亏一篑，梦断我人生唯一的高考。
我是68届高中生，1969年11月，被上山下乡到长泰农村，1975年12月招工到地处龙岩的龙溪地区陆家地煤矿，在井下当矿工。1977年10月21日广播说要恢复高考，随后11月5日《福建日报》公布招生简章及报考条件，离考试只有40天时间。煤矿有上千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漳州各地，得知高考消息后，很多人都跃跃欲试，认定这是改变人生的好机会。
可是，离开课堂已久，功课荒废，所有旧课本都当“鸡毛肉骨”卖了，一时难以找到复习材料。当时沒有公布考试大纲和考试范围，也没地方补习，只能自己摸索，尽力激活头脑里的内存。有的矿工，找到一些旧课本，大家都争着传看。家姐寄来一些数学习题，工友小管从龙岩城内拿到的一些复习提纲，成了备考矿友们的宝贝。时间紧迫，又不能请假复习，还曾将政治提纲带到井下，靠矿灯的亮光来死记硬背英明领袖十一大的讲话。
那年高考由各省命题，福建省的高考日是12月16日-17日，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四科。煤矿很重视，派出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送矿里报考的工人到龙岩一中考场，中午还用专车送餐。考后不久公布了上高考体检线名单，全矿60几人，就4人上线，我有幸在这4人之中，但没有公布考试成绩和高考体检线分数。我还特地进城去县教育局，看到教育局墙上张榜公布了全县上线名单，我的考号姓名在第一行第一列，但就不知是按什么排序。几天后接矿部通知，要矿里上线的四个人到龙岩县城参加体检。过后满怀希望等待结果，但一两个月过去，最终却没等到消息，矿里其他3人也都没被录取。
陆家地煤矿矿部大楼
不知道自己的成绩，也不知道体检分数线怎么定，以及录取比例多少，一切糊里糊涂。很久以后才听说，当年福建省高考划了四条分数线，分为应届生、一般往届生、仍在下乡的老知青、在职大龄生等四类。分数线递增，总分400，据说应届生只要200，而高线则是300，不知是否属实？而我肯定属于第四类。结果没被录取，无法得知原因。考后曾自估，数学、理化应扣分不多，但语文政治肯定不理想，虽然不会有高分优势，但有可能出于非分数的因素。几年前招工时就曾卡在政审上，好在那时招工人员负责任，特地到有关部门外调，找到一份家人历史问题已改正、对我有利的档案，才予以通过，这次不知是否又出在这个问题上。退休前有一次到龙岩审计，还特地去教育部门查找当年自己的成绩，可惜未果。
虽然落取，但高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有达到高考分数线，矿部把我从井下调到厂矿子弟学校教书，从此脱离繁重的井下劳动。本很有条件参加半年后的七八年高考，却因眼光短浅，考虑未达到5年工龄（那时的政策上山下乡还不算工龄），不能带薪上学而放弃了。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为杜绝开后门，全部公布考试分数，对各类考生只划一条录取分数线，并放开年龄和政审条件的限制，假如我有去考，这对我是很有利的，很多老三届考生都是在这一年才上了大学。
七七年高考没有公布分数，我想是有历史原因的：
第一、“高考不公布分数”是文革前长期的政策。
为了突出政治，强调阶级路线，“文革”前就规定，高考成绩不仅不告诉考生本人，也不告诉考生所在中学，属于保密信息。因此，那时绝大多数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更不可能知道。只有个别杰出校友在改革开放后回母校，学校或院系帮其从学校相关档案中查找，才知道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分数。如漳州一中杰出校友、院士吴硕贤，也是过后大家才知道他是1965年全国理科状元。
不公布高考分数与政审相关。文革前提出“以政治为主的录取原则”后，更加强调政审，要考察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即使一个考生学习很优秀，但是因为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或者有的仅仅因为家庭出身成分问题，也可能无法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便不能让考生知道高考分数。当年大部分学生比较单纯，在填写考生登记表时一味注重对组织诚实，把一些家庭长辈的历史问题都如实填上，甚至有些从不来往的亲戚也一一写进去。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高考就因为如实填了一个当国民党的伯父，差点政审不通过。我的两个姐姐也因此吃了这个亏， 其中一个据说是1958年龙溪专区第一名也只能录取仓促上马的漳州大学工学院。而个别家长精明的，就指导孩子选择性填写，结果一辈子顺途。
1965年我三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同样不知分数多少。他那班出了个全国理科状元考上清华，还有个全省文科状元被录取福建第二师院。那时氛围很左，班上有好几个学习好的同学也没被录取，其中一个庄姓同学十几年后以高中学历破格考上历史学研究生。
文革”前，考生政治审查标准所得结论基本分为四类：可录取绝密专业、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不宜录取。文革”前因为政审不过关而高分落榜的比比皆是。因此，不公布高考分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第二、1966年取消高考，文革期间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不少地方虽有经过文化考试，但多是走过场。当年上山下乡时，推荐上大学的权力大多集中在公社，大队一级也很关键。只要与公社领导、派驻公社大队的工作队领导搞好关系，每年上大学指标下达，这些领导的红人就很容易被推荐，并不在乎文化程度，当然如果县里或地区有人，就更好办。所以造成走后门盛行，民怨很大，才在1974年开展了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运动，也第一次见识这个新词：不正之风，“不正”不就是歪嘛？工农兵学员，部分是老三届，有一定基础，过后不乏有建树的专家不少，但有些只有小学程度，接受大学课程，难度可想而知。
下乡期间曾有过短暂“教育回潮”，说要通过考试选拔推荐，后来也作罢。我也很想通过这机会来脱离农村，可是我从没拿到大队的推荐表，对能上大学的红人和幸运儿，只能心存羡慕。
第三、1977年恢复高考，体现“恢复”，所以仍继承文革前的办法。
虽然重视考试成绩，但仍要求政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还没出现。当年高校招生实施办法具体规定：“评阅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要保守机密。考生成绩属于绝密，不得外传。”高招人员掌握一定人为操作的空间，走后门仍有出现。
所以1978年6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试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至此高考成绩属于国家机密不予公布的做法才成为历史，恢复高考的过程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