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在校学生必须下乡劳动
本文曾发表于2021年8月25日《30号院》公众号，有改动
五十年代我入读漳州市实验小学，六十年代初曾在厦门民立小学和双十中学读过书，后来回漳州三中继续初中和高中学业。我的几个母校都是百年老校，实验小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78年的龙溪私立育贤小学和创办于1905年的龙溪私立养正小学，至今已140多年。厦门民立小学创办于1907年，双十中学和漳州三中不久前也都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双十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学校，漳州实小、民立小学、漳州三中的前身都是教会学校。
这些名牌老校，文革前都比较重视教育。学校的老师普遍水平较高而且敬业，学生也勤奋好学，教学质量高，升学率名列前茅。那时学生课业负担不重，孩子课外玩的时间不少。爱看书的，年纪小时到中山公园内的少年之家借书，读中学后，校内都有图书馆，下午自习课和放学后，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或阅览报刊。有时也到新华书店看书，只要爱护好书，书店对蹭书的学生并不会不好脸色。星期天也可以到仰文楼的市图书馆或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看书。
那时学校虽重视教育，但整个氛围是突出政治，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读小学时，就经常参加劳动，除了自带工具每周清理校园卫生外，困难时期还在校园内开荒种菜种番薯。每到割稻子时节，还要到市郊大同大队拾稻穗。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到酒厂剥荔枝，但小孩子们都很自觉没顺手拿荔枝吃。“六九”大水后，还曾拾小石子和小砖块上交学校，再运去填充防洪堤石堤。
读中学后，上面规定每个学期要安排两周时间到农村参加割稻等农业劳动，这算是往后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前教育”吧？大家都崇尚革命要求进步，以贫穷勤俭为荣、以劳动为乐，不会把劳动当负担。我第一次外出劳动是在双十中学读初一时，到地处高崎的校办农场挖番薯，番薯就种在旧机场跑道的泥土上，我学会了手握锄头从畦垅侧面下锄，使劲挖松泥土，番薯即可整串拔出又不伤到番薯。番薯藤会在沟畦长出不定根，也会拔出小番薯，这种劳动觉得很有趣。每个人要自带被席，宿营农舍，人挨着人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小小年纪竟要背着被席步行10多公里走到高崎，脚底都起了泡泡。二十年后听说要在这里建国际机场，一时觉得有亲近感。
双十中学的农场就是旧高崎机场
而后从厦门转学回漳州就读三中，第一学期就到城郊诗浦大队割稻子，从马灶路猪间屠宰场经四中再去并不远，早去晚回，一连要劳动好几天。郊区晚稻收成后要种蔬菜，收割时水田已涸干，脚踏实地劳动不算太难，只要掌握要领不让镰刀割到手指就好。中午吃生产队，有一次居然吃到了卤面，卤汤的佐料虽不丰盛，但加了切成薄片的白花肉，觉得太好吃了，一辈子都没忘记，大概是很久没吃过猪肉的缘故吧。诗浦的那些农田现在早不见踪影，已是一片高楼大厦。
第二学期到远郊过塘公社盘谷大队，离市区近20公里，学校安排坐部队敞篷大卡车去，但结束回来就没那么幸运，只能步行回城。正值盛夏，参加双抢，即抢收抢种。盘谷在天宝大山山脚下，割稻时安排同学们与农民一起，一个摔桶或叫甩桶（打谷桶）几人一组，农民打谷，起桶，挑谷，同学们分工割稻或传递割下的稻束。晚上睡在大队部，墙上贴有不少奖状，才知道这里曾叫做龙溪县火箭人民公社，公社化时都不用原地名，起了卫星、先锋、胜利、红旗等时尚名字，天宝成了火箭公社。有个大尿桶供大家睡觉时夜用，臭味熏人，当有人使用时，往往会不敬地联想起“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伟大诗篇。大家铺位都尽量避开尿桶，那时班上团员还是极个别，就有人大声疾呼共青团员有困难要先上，那个小个子团员同学只好睡在尿桶边上。大号如厕更是不适应。大穴直通猪圈，两条木板甚至是旧棺木搁在大穴上方，扑通扑通生怕溅到身上。曾有个高一届的女同学夜行就跌落粪坑。
初三年也是到过塘公社，好像是盘谷附近的月岭大队。除了割稻子，还要拔秧和插秧。从小弯腰总是差人一截，一整天在水田里拔秧和插秧，腰酸体累。长大后在市中医院拍片检查，才知道脊椎先天有变形毛病，怪不得要比他人难受。但仍拼命干活图个积极表现，让老师同学有好印象。中午回村或在田地里吃饭，粒饭（干饭）管饱，但没什么菜，几乎每次都是煮碗面线糊当菜，没任何佐料，也没放味精，纯粹原味面线。因家里一贯伙食简单，这倒好克服，但却产生疑惑，政治课正讲授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基本伙食本属必要劳动，为什么来参加无偿劳动还要从家里带钱和粮票来交？
高一上学期也是到天宝大山下劳动，不是割稻子，而是修机耕路。到河里挑大块河石筑路沿，挑小鹅卵石和河砂铺路面。第一次挑担对我是极大的考验，很多同学在家里要挑水，多少有过锻炼，我家里就有水井，从来不用去挑水。河石圆滚，一头畚箕装一两个石头，肩膀幼嫩，挑不起重担，起肩后又不会控制，就晃荡起来，有时石头会滚落一地，非常狼狈，让同学讥笑。那时全国学解放军，有一天组织各班级拉练登天宝大山，从天宝平原一口气直奔海拔千米的山顶。当年红军就是翻过天宝大山攻进漳州，并在附近的十字岭发生激战。眺望山顶另一面就是华安，山连着山，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会上山下乡而走遍长泰、华安、安溪的山山水水。
高一下学期一开学就去天宝大山开公路。天寒地冻的，山上荆棘密布，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工开出一条盘山公路。施工员先测量划好线路，大家才用锄头挖开，并不断用人拉块推土板将挖开的土方往公路外沿推出。日复一日，渐渐挖出路形，原地表留下不少钉有竹签的土柱，可根据它们测出断面计算土方量。劳动之余大家还学唱革命歌曲，这首歌现在还记得哼唱：“毛主席著作是清泉，泉水清清比蜜甜，喝口泉里清凉水，聪明智慧用不完，用不完……”。记得这学期还到市郊上墩公社下碑大队（也叫红旗村）参加池塘清淤积肥，村里正搞社教，有个工作队长是法院干部，身穿印有毛体北京大学的球衣，腰插小手枪，帅呆了。
文革狂热过后，1968年春学校复课闹革命，66届67届高初中生都离校了，只剩68届高一和初一学生，编为一连、二连，我们班叫一连二排。清明前后，安排去天宝大山另一头的浦南公社布坑大队割麦子，布坑水库就在附近。劳动后一身麦芒杂草，很“垢秽”，春天时节竟冒险下到水库泅水，水库水不对流，下层的水还十分冰凉。这次劳动照例要交钱交粮票，经文革风雨，已懂思考觉得纯属无理，班长几番催促我仍拒交，因此欠了学校复课期间的学费和这次劳动的伙食费，造成当年无法领到那张注水的高中毕业证书。十几年后外甥任教三中，才将这张印有最高指示的毕业证书捞出。
在校学生参加农村农业劳动的制度，被五七指示概括为“学农”，与学工、学军并列，这种制度不知执行到什么时候，大概80年代初就没了吧。当时每学期总学时大打折扣，但觉得学过的知识还记得不少，可见那时的教育还是比较扎实的，对比现在的孩子，我们课时少、作业少，负担显然轻松多了。
金黄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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