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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有了大上海
其实,上海到近代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乡,清代道光年间,上海一带还不到10万人,算是平常的江南县城。
开埠之后,沪上人口暴增到100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接近了400万。1930年的上海人当中,本籍人口已少于百分之三十。
今天,走在梧桐树下的马路上,讲着上海话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四川人、江西人、山东人、福建人等上海移民的后裔,每一个地方来的人,都带来一种文化、一种腔势和做派,把这大都市的格调搞得五花八门,也精彩十足。
上海近代的第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区,按照清代府属细分为宁波人、绍兴人、苏州人等,他们构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的主体,其中尤以宁波籍为最多。
~说起上海的宁波人,都是一些厉害的角色。
别的不说,南京路那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培罗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店、邵万生南货店、三阳南货店、乐源昌铜锡五金店、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中华皮鞋店、老正兴菜馆、蔡同德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都是宁波人创下的。
说起宁波籍知名人士,实在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
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五金店、绸布店、火柴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印刷厂、灯泡制作厂、日用化工厂、机器染织企业、钟表店,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现在上海人讲的宁波人,已是广义的“大宁波”,包括宁波府城所属的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划入的余姚、宁海,有时也把绍兴一带归于其中。
宁波自古就是繁盛的商埠,承袭了精打细算的生意头脑,宁波商人有本事能在每一个地方赚进大把钞票,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早在上海开埠前后,宁波人在沪上的糖业、沙船业就占下地盘。还依恃其“过账码头”的财力,在钱庄业创下一片江山。
十九世纪末,宁波人在上海参与新式银行,还跨入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在近代机器和船舶业中,宁波人就三分天下有其一。
二十年代初,上海有四十万宁波人。
宁波方言对于上海语言也大有影响,本是宁波方言中的第一人称“阿拉”,取代了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称“我”。而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阿姐”等,也是受宁波称谓的影响。
至于宁波菜,似乎比宁波人还要出名。
状元楼、鸿运楼是沪上久负盛名的宁帮菜馆;上海人喜食的黄泥螺、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原是宁波习俗。
很多上海人嗜好宁波菜,只要是吃得惯的,少有不上瘾的。
宁波人现在成了一个形容词,从某种意义上解释,还隐约带点贬义,通指计较、门槛精、老谋深算、自以为是、自私等等。
宁波人多是不肯吃亏,也不大会吃亏的那种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上述概念的“上海人”性格。
现在的上海人实际上很赞同宁波人的世故,这种人多一些,可能这个城市就更文明些,不过,也可能让别的地方的人更嫌上海人。
~上海人习惯把广东人叫做“小广东”,可能是因为广东人身形多半不高大的缘故。
不过,上海人对于“小广东”,一点不敢轻视。和稳扎稳打的宁波人不同,广东人更加果敢决断,敢为天下先。
广东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对商机的掌握超人一等,即使在战乱期间,广东人却多在南洋做生意,或去海外发达,然后再回来发展。
以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就是粤籍华侨家族的,稳占上海滩头号大马路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的广东人是外来族群中最有过客心态的,他们都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人,还有各种海外关系,随时准备到别处开辟新的天地。
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广东人算远道来的,没什么人员基础,又常出头,故而一遇风吹草动,被人整得也凶。广东人常会想着要离开,总想着将来的事,想着要移动。
广东人因为不安于室,拙于深耕,使他们在上海外贸、买办行业中的优势很快就被宁波人超越了。
虽然广东人在上海的商界不及从前显赫了,但多少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态度,譬如他们对于吃的近乎苛刻的讲究,又譬如他们动不动就要搬出一套有关养颜保健的哲学,他们加了枸杞、洋参,用慢火炖出来的乳鸽汤,不知让多少邻居又妒又恨。
总之,广东人在上海人眼里一贯生活得很滋润,他们对于生活的孜孜不倦,也许是令上海人艳羡的。
~无锡本来就是上海的近邻。
虽然无锡这地方有太湖,有锡山、惠山,山杰地灵,但无锡人绝对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门面总是清清爽爽,里面有多少曲折你是看不见的。
无锡人在上海也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可能认为自己比本地人更正宗。
上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还算江苏省的一部分。江苏当时仅有的一点工业都集中在无锡、常州。出身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的无锡人,颇会打理自己的生活,经营人脉,所有的事都弄得滴水不漏。
无锡一带的江苏人是上海人的中坚。在上海的无锡人以五金、棉纺业起家,即使没成为大富大贵,也多爬上了城市的小康阶层。至少,过起了很实惠的上海日子。
189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父亲荣熙泰的的带领下,出资一千五百元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广生钱庄,迈出荣氏创业的第一步。
无锡人善于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懂得玲珑,从来不让自己露出缺点。其实无锡人是有点智能的,不尖锐,方式宛转。不管是当徒工学生意,或者读书,常比别人更机灵。至于在人事上,无锡人有本事把三教九流、各条道上的朋友摆平,这样的手腕几乎是无锡人与生俱来的。
无锡人样样事情都很通情练达,就算生活在家长里短的石库门房子里,跟无锡人交往也没负担。无锡人既不想别人来打扰他们,更不会开口有求于人。
可能,许多人想象中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
~从前上海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伊是苏北人”,丢过来就像一把刀子把你的脸面划出了一个破口,这句话里的贬义成分是全城皆知的,表达了对一个人出身、习性的种种鄙视。
过去,在上海被人说成是苏北人,或是“苏北腔”,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上海人观念中的苏北人,大都指长江以北的江苏部分,连带安徽北部地区。其实,苏北人从来没有得罪过上海人,只不过因为饱受战乱的苏北曾是贫困粗蛮的地方,和鱼米之乡的江南几乎天壤之别。
因为穷,出门讨生活的人也多。近代史上苏北难民潮多次出现,仅一九三一年大水,苏北就有大约七万多难民进入上海;后来战争又迫使大批苏北人逃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盐城和阜宁人。
苏北人大多是没多少文化、赤贫的农民,背井离乡,还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本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在烟草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在面粉厂,苏北人只能干扛面粉袋的苦活;即使是青楼女子,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第二等的“幺二”来自扬州,排在最后的是来自苏北的女子。
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
生活困苦的苏北人聚集在城郊和沿苏州河岸边,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受江南人和洋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之类的蔑称吆喝着。
过去苏北人只能和苏北人通婚,在苏北人和其他地区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数也是苏北新娘。
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特地研究过上海的苏北人,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他们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
如今的上海,棚户区大量拆迁,苏北人的后代已经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完全“上海化”了。而“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这种持续了百年的固执传统,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成为历史。
~本地人也叫本帮人,是最地道的上海人。
城隍庙前原来是有一条浜,就是现在的方浜路位置。上海是从一个渺小的渔村发迹的,沧海桑田,当年的小城镇,如今成了繁华的都市。
曾看过一则图片资料,描述闹市中静安寺的当年景象,南京路还是一条潺潺的小河,河边是几棵纤细的柳树,而老城厢里出名的街以前是条叫方浜的河。
几代迁徙之后,一小部分本地人生活在老城厢里,而大部分则继续守望在祖辈家园上,在浦江两边的南汇、川沙、嘉定、江湾,都是大上海的周边郊区。
本地人对上海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上海最早是他们的土地,可是现在,他们和真正的上海城如此隔膜,他们退缩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现在的“上海人”,基本上把本地人归为“乡下人”,觉得本地人不擅和别人打交道,喜欢钻牛角尖,有点憨,小家子气。这是文化冲突、人口迁徙、社会转变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在抵触中也存在融合,在相斥间也在渐渐走向包容......
这样,才有了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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