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画背后的历史
1976年，上海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合作了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一群英武的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伤痕累累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顶楼，升起一面红旗。背景是笼罩在浓烟战火中的城市。
和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不同，李斌画中的“占领总统府”，背景一片祥和。他看过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了这个已成经典的画面：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端。他们身后，是一大群穿着、神态各异的人。有西装革履，有长衫礼帽，有解放军制服，有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景深处一片祥和，南京城晴空万里。
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强攻计划取消
这幅画起源于李斌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领导人，前八任大多牺牲了。
1949年4月23日上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临解放军全面包围，决定弃城而走。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制定了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及时联系，强攻计划取消，没有出现《占领总统府》中浓烟战火的惨烈局面。
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
国民党撤退前曾计划炸掉南京老江口的火车轮渡，被地下党用机枪扫射制止。火车轮渡一次便能运送一个团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坐着轮渡过江的。接管政权的过程中，南京电力、自来水未停，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
画面里和陈修良握手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旁边的几位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包括一张圆胖脸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这位将领曾倒向多种势力；最后一次是1947年宣布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首先进入南京城的，正是这支部队。
陈修良左下方是她领导的几位地下党高层，其中包括她的小叔子史永——策反部部长。右边是起义的B24轰炸机飞行员俞渤、“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民党军官。
最左上角，戴眼镜着长衫、表情平和的方脸中年人，是国民党末任最高检察长，被称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陈修良通过他取得国民党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万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有些是已经判处死刑的。
为了寻找这些历史人物1949年前后的照片，李斌花了好大力气。他甚至和这些历史人物的后代成了朋友。画作展出时，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代来看画，他们很满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怎么能把吴化文画得那么正面？
“吴化文的儿子对我说：他爸当年带兵投降日本人，是国民党秘密安排的。”李斌无奈地回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搞不清了。”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渠、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却被全面“边缘化”。陈修良由市委书记降为市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离开南京。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命运悲惨。研究陈修良多年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道：“文革”时，有人提出一个流毒极深的论调：“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
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她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前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她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听从妻子和地下党劝说，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杨兆龙从此再无事业可言。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不久成了右派。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两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第二年，杨兆龙被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1983年1月我调到上海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已经75岁了，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这是陈修良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口述历史时，留下的录音整理内容。
她本人成了“文革”后拨乱反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她领导的地下党、她策反的起义将士、她多年来的下属和上级，纷纷要求她写材料为自己证明清白。她当仁不让，仅晚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涉及潘汉年、顾准、夏衍、朱枫等数十个历史人物。
陈修良很早就发现保留一份历史的必要。中央下令发动“文革”的文件、浙江省委批判她和她丈夫的材料、他们在运动中被迫写下的交代和检查、友人之间互通的信件，她都留一份存档。光“文革”期间的报纸和民间小报，她就收集了206份。
星光满天的半夜三更，一个在杭州大学扫地的老太太偷偷爬起来抄墙上的大字报。谁想得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一大批文件在“文革”中被抄走，平反后陈修良坚持不懈地索要，终于要回了大部分。材料总计六千多份，光是分类目录，就出了一本《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这本书，李斌也收藏了一本。
陈修良于1998年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她已双目失明，就躺在床上做口述历史，留下了四十盘录音带。陈修良留下的工作，由她的女儿沙尚之继承。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六千多份文档全部变成了电子版，目前正在整理，把手写体和扫描件变成打字版本，已经提供给了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两年前，沙尚之为母亲出版了传记《拒绝奴性》。
从1920年代的党建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到联合抗日、地下战线、情报工作、大跃进、反右运动、“文革”……这份档案，已经远远超出了陈修良个人经历的范畴
提到《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沙尚之很满意。她很肯定李斌为画这幅历史画所进行的考证工作。为了画这幅画，李斌还专门到南京的“总统府”去过，禁不住赞叹当年陈逸飞、魏景山两位画家的创造力：顶楼没有多大的空间，根本站不下几个人。
1949年23日晚至24日晨，母亲陈修良一夜无眠。天一亮，她去找解放军司令部，当时三野八兵团驻扎励志社（今钟山宾馆），她跑进去说要找首长，负责保卫的小战士就是不让她进去，因为陈修良一身旗袍，还烫了头发，这让小战士无法理解。两人相持间，三野政委何克希走了出来，他认识陈修良，一见面两人就大呼，激动地拥抱，旁边战士全部傻了，心想我们首长怎么了，怎么和这样一个女的拥抱。
确认身份后，三野派车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得邻居知真正她的身份后，更是大吃一惊，这位没事总爱搓麻将的“张太太”，竟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
很快，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她的3年市委书记生涯就此结束，百死一生的“地下”生活也成为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工作需要，陈修良之前穿旗袍、烫头，还打麻将的生活，曾引起一些非议。此外因为性格刚烈，她看不惯一些战士为首长抢房子，还组织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进城后失败的教训作了总结，结果再度引发一些人的不满。
据《炎黄春秋》杂志刊载，解放后对地下党的政策，曾有一个“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好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高层领导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陈修良被当面批评。
1957年，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那时她已经72岁高龄。
晚年时光，很多当年的手下找她，因为同样的遭遇，希望她能写材料证明自己清白，陈修良全部答应。她还做了口述历史，留下40盘录音带，提供给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
1998年，这位传奇女性去世，享年91岁。
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她。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总统府”顶楼不再伤痕累累，背后的南京城也不是浓烟战火，而是郁郁葱葱，一片祥和。站在顶楼上的，除了解放士兵，还有普通市民，中间则是一位穿着白色旗袍的女子，正和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手。
李斌说，女子就是陈修良。这幅画，名为《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附：总统府晴空万里 一幅画背后的历史
南方周末记者冯翔
1976年，上海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合作了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一群英武的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伤痕累累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顶楼，升起一面红旗。背景是笼罩在浓烟战火中的城市。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了这个已成经典的画面：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端。
他们身后，是一大群穿着、神态各异的人。有西装革履，有长衫礼帽，有解放军制服，有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景深处一片祥和，南京城晴空万里。
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强攻计划取消
这幅画起源于李斌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领导人，前八任大多牺牲了。
1949年4月23日上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临解放军全面包围，决定弃城而走。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制定了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及时联系，强攻计划取消，没有出现《占领总统府》中浓烟战火的惨烈局面。
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国民党撤退前曾计划炸掉南京老江口的火车轮渡，被地下党用机枪扫射制止。火车轮渡一次便能运送一个团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坐着轮渡过江的。接管政权的过程中，南京电力、自来水未停，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
画面里和陈修良握手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旁边的几位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包括一张圆胖脸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这位将领曾倒向多种势力；最后一次是1947年宣布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首先进入南京城的，正是这支部队。
陈修良左下方是她领导的几位地下党高层，其中包括她的小叔子史永——策反部部长。右边是起义的B24轰炸机飞行员俞渤、“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民党军官。
最左上角，戴眼镜着长衫、表情平和的方脸中年人，是国民党末任最高检察长，被称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陈修良通过他取得国民党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万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有些是已经判处死刑的。
为了寻找这些历史人物1949年前后的照片，李斌花了好大力气。他甚至和这些历史人物的后代成了朋友。画作展出时，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代来看画，他们很满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怎么能把吴化文画得那么正面？
“吴化文的儿子对我说：他爸当年带兵投降日本人，是国民党秘密安排的。”李斌无奈地回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搞不清了。”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渠、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我欠了他们的债”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却被全面“边缘化”。陈修良由市委书记降为市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离开南京。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命运悲惨。研究陈修良多年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道：“文革”时，有人提出一个流毒极深的论调：“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
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她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前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她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听从妻子和地下党劝说，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杨兆龙从此再无事业可言。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不久成了右派。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两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第二年，杨兆龙被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李斌画中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58年她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沙尚之供图）
李斌画中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58年她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沙尚之供图）
根本站不下几个人
“1983年1月我调到上海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已经75岁了，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这是陈修良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口述历史时，留下的录音整理内容。
她本人成了“文革”后拨乱反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她领导的地下党、她策反的起义将士、她多年来的下属和上级，纷纷要求她写材料为自己证明清白。她当仁不让，仅晚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涉及潘汉年、顾准、夏衍、朱枫等数十个历史人物。
陈修良很早就发现保留一份历史的必要。中央下令发动“文革”的文件、浙江省委批判她和她丈夫的材料、他们在运动中被迫写下的交代和检查、友人之间互通的信件，她都留一份存档。光“文革”期间的报纸和民间小报，她就收集了206份。
星光满天的半夜三更，一个在杭州大学扫地的老太太偷偷爬起来抄墙上的大字报。谁想得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一大批文件在“文革”中被抄走，平反后陈修良坚持不懈地索要，终于要回了大部分。材料总计六千多份，光是分类目录，就出了一本《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这本书，李斌也收藏了一本。
陈修良于1998年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她已双目失明，就躺在床上做口述历史，留下了四十盘录音带。陈修良留下的工作，由她的女儿沙尚之继承。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六千多份文档全部变成了电子版，目前正在整理，把手写体和扫描件变成打字版本，已经提供给了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两年前，沙尚之为母亲出版了传记《拒绝奴性》。
从1920年代的党建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到联合抗日、地下战线、情报工作、大跃进、反右运动、“文革”……这份档案，已经远远超出了陈修良个人经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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