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最后时刻

1997年2月，全体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不能正常呼吸，住进三0一医院，只有他的家人和少数元老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担任邓小平保健医生的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

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WG”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慣，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3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文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
王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三O一医院。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邓小平的保健人员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育，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留下嘱托:留下角膜，骨灰撇入大海。
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医生赶紧向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常委们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当时，连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除非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刻是21:08。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他的亲属、生前好友、高级官员守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撒向蓝天，随风飘去，落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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