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少奶奶

作者：张月

    　我家老姓叶赫那拉，民国时改姓张。我的曾祖父那桐（字琴轩）属满洲镶黄旗，是晚清重臣，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会办大臣、步军统领、国史馆总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曾被授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

曾祖父为官勤勉、务实、低调、谨慎，对晚清的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建树，清华大学“清华园”“清华学堂”字匾即是他所书。因满族以名为姓，曾祖父又名那琴轩，官称“那中堂”，所以他住的宅邸后被称为金鱼胡同那家，占地26亩，是座中西结合的建筑，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到现在的台湾饭店，占了半条胡同，因地理位置好，园内又有戏楼、亭台楼榭和中西式厨房，所以民国时期北京上层社会的大型聚会常借用此地，“那家花园”由此得名。孙中山来北京时就曾三次光临“那家花园”出席各界举行的欢迎会。我父亲兄弟姐妹出生、结婚，及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大排行）的出生都是在那里。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三个姐姐三个哥哥，所以这个大家庭中有四位少奶奶，官称“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分别是我的大娘、二大娘、三大娘和我娘。她们都是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虽分属不同的民族，脾性各异，但在我太太（奶奶）统领的大家族中都极尽孝道，非常团结，相互关顾，其乐融融。

太太和四个儿媳妇
后排左起：我娘 二大娘 大娘 三大娘

　　几十年来无论是荣华富贵时还是穷困落难时，直到各自终老，都是相敬相帮，从未有过摩擦。

　　早年哥儿四个都住在金鱼胡同一号老宅。后来大爷、二大爷婚后主要生活在天津，先是住在和平区新华路我曾祖父仿德国总统府造的老楼里，后分别住在疙瘩楼和民园大楼。我家和三大爷家，1950年北京老宅卖掉后，住在西堂子胡同东口的两所院子里，三大爷和太太住一处，我家住一处。逢年过节、过生日，天津的两房都来北京相聚，四妯娌便能相见。

　　我父亲将她们四位比作四种花：大娘—牡丹，二大娘—兰花，三大娘—菊花，我娘—梅花，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下面我就回忆一下我心目中的这几位“乱世佳人”。

我父母结婚时金鱼胡同老宅全家合影

后排左起：我爸爸 三大爷 二大爷 大爷 大姐 大娘 二大娘 三大娘 我娘
众小孩是我们大排行的哥哥姐姐们

大娘

　　大娘是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博锦雯。她的哥哥是蒙古科尔沁地区的卓王。20年代末期，大娘嫁入那家，是长房儿媳，结婚时嫁妆丰厚之极，除了金银细软、绫罗绸缎、还包括很多人、马、汽车等等。大娘的嫂子卓王福晋，漂亮时尚，喜欢标新立异，穿过从领口到下摆鲜花镶边的旗袍。解放初期，大娘的嫂子带着两儿子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得知生活极其困苦）。

左起：三大娘 大娘 我娘 摄于太太客厅

　　大娘性情平和，举止端庄，做派大气，行事稳重，穿着讲究，妆化得恰到好处，举止言谈不慌不忙，说话细声慢语的。中等个儿很白净，戴无框眼镜，相貌一般，但显得雍容气派，气场压人，从里到外浸透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深厚的内涵使她从不以富贵骄人，却不由得让众人仰慕尊敬。难怪博尔济吉特氏是出皇后的家族。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她就是“贵”，在四位少奶奶之中不愧为花魁牡丹。

　　大娘生有一子六女，是我们大排行的大姐至六姐和大哥。她们按传统叫法称呼母亲为奶奶，父亲为老爸。他们上的都是天津的名校，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们就都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大都是工程师、教师和艺术家。大娘是大宅门里的少奶奶，虽有文化但不用去工作，家里的日常杂事也由仆人料理，她只在小楼里相夫教子，喝茶看报，间或来京小住，探望我太太。四十年代在天津老楼，她家里经常招待亲友跳舞，据说大娘只跳慢四，跳得又稳又美。过年时我注意过众人给我太太请安磕头的姿势，觉得大娘的动作最典雅好看，抽烟和拿手绢的动作也最美，新词叫够范儿。大娘虽稳重有时也很风趣，一次大爷去动物园摔了个跟头，她做打油诗曰：

　　今天兴致好，西郊拜熊猫；争看鸳鸯鸟，摔疼屁股腰。

　　大爷大娘与我们家和三大爷家也经常有书信来往。大娘的字体非常娟秀漂亮，话不多但幽默。文革抄家后，他们住的疙瘩楼两层楼房被侵占，二老被挤入车库相濡以沫地住了十几年，一切事由都自己做了，也是井井有条。直到大爷去世后大娘还住了一段时日。我们兄妹几人都去过那间被大娘收拾得干净有序的温馨小房，她总是悉心招待我们。她老人家过得很安然。后来大姐将她接去同住，直到她离世。其实大娘一生中大起大落，不如意甚至痛心的事情很多，内心的创伤应是很重的，但她都能平静地对待，波澜不惊，泰然处之，甚至忍让。无论生活对她多么不公也从不恼怒抱怨，这是何等的城府和大度啊！写到此感叹自己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才醒悟涵养的深厚内涵，才体会一个人能让后人感到有涵养是需要怎样的积淀、修炼和不易。

　　感叹之余写诗四句敬祭大娘：

　　雍容大度盖群芳，

　　富贵天成不张扬。

　　乱世安然承风雨，

　　尽将磨难化时光。

　　大爷大娘现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每年清明我们都去祭拜他们。

左起：三大娘 大娘 三姑 我娘

二大娘

　　我有两个二大娘。第一个二大娘名叫杨伯敏，汉军正红旗人，生于1917年，比我二大爷大一岁。她的曾祖父杨儒曾任工部右侍郎，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出任过奥地利、荷兰和俄国公使。他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在任俄公使期间，拒不在俄国人提出的要求清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上签字，抵抗住俄国的威逼利诱，据理力争，大义凛然，以致心力交瘁，殉职任上。二大娘的爷爷去俄国接灵，因对俄国的愤懑和对清廷的无奈，悲愤地撞死在灵柩上，与他的父亲永远长眠于异国了。

二大娘在天津家中

　　二大娘从小在杨家私塾中念书习画，是个琴棋书画皆通、传统现代双重的才女美人。1936年结婚嫁入那家，成为二奶奶。当时我二大爷风华正茂，风流倜傥，二大娘漂亮典雅，才貌双全，真是一对璧人啊。婚后他们恩恩爱爱，北京、天津两边住，但二大娘却一直没怀孕，全家上下都很着急，她的陪房（从娘家带到婆家的贴身佣人）丁妈烧香拜佛，去娘娘庙求回泥娃娃也不灵。

届时我三大娘都生了三个儿子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盼子心情。还是我太太明智，亲自带她到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办的私人诊所（当时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闭）诊断，结果是输卵管粘连。治疗后终于在婚后第9年生了我五哥。

　　二大娘生有三子，分别是五哥、六哥、八哥。他们洋派，管母亲叫妈咪，管父亲叫老爸。天津民园大楼的房子也是二大娘按洋派布置的。二大娘与我父母感情很好，性情相投，五零年后他们来北京大都住在我们家。六哥上中国戏校也是我娘担当家长的角色。我印象中的二大娘是六十年代初住在我家看病养病时的样子，即使病中也很美，穿着打扮得很有味道，化淡妆，与众不同的是她画眼影，眼圈总是发黑。

二大娘和五哥 六哥 八哥

　　我觉得用“雅”来形容二大娘最贴切，这也是我父亲将她比作兰花的缘故吧。她心智聪敏，性格温顺，情趣高雅，高兴时哼戏文，是梅派青衣。与我母亲、三大娘一同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机绣组活动，就是用缝纫机做绣花。她们也经常带我们几个孩子一同去公园、去戏院、看电影等。八哥小时候最漂亮又最小，所以最被病中的二大娘疼爱，他差点儿被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选为中方小主演，当时二大娘是又高兴又担心他受苦（后因他长的太漂亮了，与法国小主演有点近似，换了一个标准的中国脸的男孩儿演了）。她还经常参加天津民主党派、工商界家属组织的社会活动。二大娘的病是肾盂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时都是我母亲陪着去，后来发展为尿毒症，北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也没能治好。1962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家人将在天津郊区当空军的五哥急召至她病床前见了最后一面。病骨幽兰、香消玉殒于她46岁那一年。

　　1964年二大爷续弦娶了第二个二大娘张南鹤，我娘是大媒，因为我娘好友刘玑昌的姐姐是张南鹤的同事。她当时39岁，未婚，是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当时二大爷是中学语文教师，45岁。她父亲是北京私人开业的医生。这个二大娘个子不高，方脸盘宽脑门大眼睛，说话和蔼客气，回答别人问题前总是歪着头嗯－嗯想想再回答。与其他几位奶奶不同，她是个事业型的女性。她家也是传统的大家庭，小时候也学过国画，所以与二大爷很有共同语言。记得当时二大爷说去起士林时经常能看到一女子独自坐那儿看外文书，想必是独身，个儿再高点就好了，没想到这人就是后来的二大娘。加之二大爷名叫寿嵩，“寿松”“南鹤”名字正寓意松鹤延年，真是缘分啊。最主要是觉得二大娘人好，善良，会对当时才9岁的八哥好，太太也满意，所以这事很快就定下了。第一次来北京时，大家都聚在太太的客厅里等着看，五姑太太、三姑等加上我们这许多晚辈二三十人，那阵势不是丑媳妇也得够怵的。

二大爷、二大娘结婚后 摄于天津家中

　　二大娘人品很好，是个温厚大度的知识女性，婚后与二大爷和和睦睦，全心照顾八哥，自己没要孩子。三个继子都称她为“娘”。没过两年好日子就文革了，家被抄，二大爷遭批斗劳动改造，一家人只有一张床，那时二大爷家的经济情况比我们这几家好些就是因为有二大娘的工资支撑。我家那时没有经济来源，每月每人8元生活费，二大娘主动从天津寄钱帮助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啊！最困难的时刻得到的支援是最珍贵难忘的。

　　二大娘医术高明，是很有建树的眼科专家，她是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主要组建者和眼科主任，可惜在事业辉煌之际患了膀胱癌，手术是由她北医的同学做的，很成功，但因膀胱切除了，体外总得带着尿袋子，手术之后她几乎是残了，生活虽能自理，但很不方便，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还经常受病痛的折磨，这更显出了她乐观坚强的意志品质，生活上的困难和身体的病痛总是自己忍着，从不愿多去麻烦别人，甚至是保姆。

　　医者仁心，职场中二大娘兢兢业业，为无数患者带来光明。生活中二大娘低调无私，隐忍顽强，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我用“仁”来体现她。她与二大爷相互扶持，走过了风风雨雨四十年，她虽不是三个儿子的亲生母亲，但她待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没有二心。病重住院后，八哥从加拿大赶回和五哥嫂照顾在病床前，六哥从澳大利亚回国奔丧，北京下葬时能去的晚辈都去了，足见大家对二大娘的敬重。

前排左起：我娘 二大娘 太太 大娘 三大娘
后排左起：我爸爸 二大爷 大爷 三大爷 摄于1964年

　　现在两个二大娘陪伴二大爷安息在北京福田公墓。
　　正是：

　　寿松挺立万冢间，
　　松旁静卧一株兰。
　　南来之鹤环左右，
　　福田净土共安眠。

三大娘

　　三大娘是朝鲜族，名叫金桂芬，索勒豁金氏，隶属满洲正黄旗，是世续世中堂（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清末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的长孙女，与我大娘是表姐妹，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不但知书达理，还长袖善舞，长剑舞得很好，是标准的名门闺秀，在贝满女中读的中学。据说她的母亲金亲（庆）太太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美人，她的马车后面经常有名门公子跟着想一睹芳容。

　　三大爷三大娘1941年结婚。当时他们分别是21岁、19岁。三大娘肤色细白，相貌端庄秀美，性格温柔体贴，待人接物稳重大方，温文尔雅，不爱交际，说话轻声慢语，做事慢条斯理的，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三大爷三大娘感情非常好，他们平时相互都以“您”相称，可谓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家里家外的大事由三大爷做主，几十年来他们经受了那么多磨难，三大娘从没半句怨言，只是默默地承担和奉献。他们恐怕一生都没吵过架、红过脸。三大爷燕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三大娘生有三子三女，分别是二哥、三哥、四哥、七姐、九姐和十二妹。他们称母亲为妈妈（māmā），父亲为老爸。三大娘虽大富大贵，家庭和睦，夫妻恩爱，但一生却遇到多起磨难，身心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

左起：三大娘 我娘 二大娘 二姑 摄于1947年

　　婚后他们住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一个跨院的东屋，1945年的一天深夜，飞贼大盗段云鹏（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后成为军统特务）经事先踩点探路，将三大娘的首饰箱盗走了。三大娘的陪嫁首饰品质数量可观，加上婚后置办的，可谓损失惨重。前几天北京电视台播放的《档案》节目“军统特务段云鹏”一节还提到此事。事后她们去厂甸等有可能销赃的地方找回了（买回）几件，我太太也补偿了一些，但与失去的相比可谓微不足道了。遭此大劫能不心痛吗？1950年后她们搬入西堂子胡同3号，与太太住前后院。离太太最近所以太太的事她也担当得最多，例如每天给太太梳头……等等。

       在她34岁那年，13岁的三哥因结核性脑膜炎去世了，事后她走在街上看到别人的孩子就默默流泪，很长时间缓不过来。三大爷是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66年文革期间红卫兵进驻抄家长达一周之久，威逼拷打、侮辱谩骂、组织佣人开批斗会、强迫子女划清界限……，太太性格刚强，受尽折磨宁死也不肯说出保险柜和钥匙在哪里。她患有糖尿病需每天打针，哪能承受这般折腾，当我们23日晚去3号批斗会看到她时，已是面目全非了。那时我父亲已被迫害致死，宁折不弯的三大爷与太太、三大娘也一同吃了安眠药，吃药之前他们三人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以示诀别，后又被医院救醒送回。三大爷痛骂“红卫兵是法西斯，士可杀不可辱”。

       后来三大爷被政协送走说是关押，实则是保护起来。太太则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在那几天最艰难最残酷的日子里，三大娘顶着内心的伤痛和令人恐惧的红色恐怖，淡定地护理着太太，每天喂饭、擦身、安抚。太太对儿媳妇是从不说客气话的，而在临终前对三大娘说“谢谢你”。抄家后她们搬到6号院的两间东屋住，三大爷被戴上地主帽子，在郊区劳改，平时不能回家。七姐、九姐、十二妹也先后去山西和近郊插队，所有这些三大娘都能平静地承受，而对她伤害最深的是1969年，年仅24岁，在北京工厂工作的四哥的突然离世，使她深受打击。三大娘将苦水往肚子里咽，白天强撑着，夜里偷偷地哽咽，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七十年代初，她腹腔内长了良性肿瘤，做了手术。

　　1977年三大爷平反落实了政策，他们搬回到3号院住，院子大了，房子多了，生活宽裕了，但三大娘生性不是张扬的人，一如既往地为丈夫子女默默操劳着。我在她家与十二妹同住过一段时日，体会到她对子女的全心全意，每天早上我们叠好了被子，她也必来给扫床、整理，每晚我们睡了，她也必来视察掖被，真是细致入微。可惜1981年三大娘中风了，此后一直坐轮椅，虽能说话，也能扶辅助工具行走，但生活不能自理了。中风后还骨折过两次。三大爷遗憾地感叹“她辛苦一生，该享受生活，正准备陪她各地走走的时候她却不能走了”。

        她平静地接受病的禁锢。二哥全家在广州，九姐在美国，三大爷、七姐、十二妹一直尽心尽力，克服了许多困难，亲自照料着她的生活起居，1990年西堂子胡同东口拆迁，区里安排她们暂时搬到史家胡同35号住了几年。她有规律地生活直到1991年她复发了第二次脑梗，脑部大面积萎缩，病情加重，变成了植物人，只能鼻饲。在身边亲人的悉心照顾下，又维持了五年，于1996年离世，终年74岁。

　　三大娘对长辈孝，对丈夫从，对子女慈，对邻里谦，对下人礼，对交际名利淡，对苦难伤痛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用“贤”来形容最为恰当。三大娘正像那冰清玉洁的菊花，白玉堂上高洁华美，南山脚下傲雪凌霜，“历尽风霜而后凋”。

三大娘35岁左右

　　做此诗为结尾敬祭三大娘：

　　名门淑女性温良，
　　贤妻慈母一身当。
　　福祸历尽成仙去，
　　留芳后人品菊香。

我娘

　　我娘名叫岳维珍，1922年出生，汉族，是民国时期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孙女。岳潜斋是中国开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他的长子岳效鹏是我娘的父亲。我娘小时生长在内务部街5号（现11号后被解放军总后勤部使用）。那个院落有6000平方米左右，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建造，分为20个院落，现在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院落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我娘从小聪明美丽，心灵手巧，性格开朗，又是长房的大小姐，所以深得全家上下喜爱，十几岁时就自己剪裁，用缝纫机做缝纫，玩相机在后花园里自拍照相，骑自行车，还爱学做饭，据说外公当时特别给她修了一个小厨房，自己做点心等等。娘贝满女中毕业后，即在家师从工笔画家王叔晖学画工笔画，现在我们姐弟四个家里各存有一张娘当年亲笔画的作品留作纪念，弥足珍贵。

自拍于后花园

　　我娘比我爸爸大一岁，1947年结婚，婚礼在北京饭店举行。她们的婚姻还有点小波折，1944年那家就向岳家提过这门亲，当时我外婆怕旗人礼节多女儿受约束，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娘的爷爷岳潜斋还在世，对我娘说：“你爹娘糊涂啊，这么好的人家还不嫁。”我父亲也耿耿于怀，家里又给提了几次亲他都不满意，却一直关注着我娘的动静。后来我娘在中山公园办画展，我爸爸协同二大娘、三大爷等人去一睹芳容，我娘见这四爷稳健可亲，一表人才，怎不动心？没过多久我爷爷的表哥柏二老爷再次登门保婚，并说明旗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规矩，这才终成眷属。

       婚后我太太对我娘也网开一面，照顾有加，例如每月有两天太太要吃斋饭（吃素），儿媳妇也都跟着吃，太太特别吩咐四奶奶不用跟着吃。婚后为了我娘与娘家联系方便，在其他几房还没安电话的情况下就先给她房里安了电话。婚后不久闹学潮，来京请愿的学生来势汹汹，将她娘家内务部街的房子强占了，太太马上将亲家接来安排他们住在一个跨院。1950年“那家花园”卖掉后，我外公一家又随我娘搬到西堂子胡同8号（张家的房产，后改成11号），一直住在一起。

　　娘生了我们姐弟四人，姐姐大排行（女）行八，哥哥大排行（男）行七，我行十，妹妹行十一。我们管父亲叫爸爸（bàbā），小时候管母亲叫娘娘（niángniáng），大了以后就叫娘了。我爸爸是燕京大学毕业。“那家花园”卖给国家盖了和平宾馆，施工时地下挖出了金子都归于国家，我爸爸当了和平宾馆的理事，公私合营后在北京染整公司任职，我娘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我娘是个干练外向的乐观女性，干事情风风火火，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太太那里一些个人外务事宜自然由她办最合适，她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就办回来了，买东西做衣服我娘当参谋，去医院看病也是由我娘陪同。有关吃喝玩乐的策划和实施我娘都是主力。我娘是个大孝女，我外公外婆的事由也是她料理，她对唯一的妹妹也是关照有加。我父母感情很好，家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大都是我娘做主，我爸爸乐得清闲。我娘是天生操心的命，因能干，又极热爱生活，好热闹，所以虽有几个佣人帮佣，但还是每天忙忙碌碌的不得闲。

       她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学习服装剪裁、机绣、西点制作，并且学以致用，她保存的图样有好几摞，为我们做的衣裙比商店买的比裁缝做的都有创意别致。我姐姐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穿的就是她亲手做的绸裙。后面全家福照片我姐姐穿的呢裙也是娘亲手做的，上面的花是用缝纫机反底线绣法绣成。家里经常请客吃饭，只要有客人，她肯定亲自下厨做出一桌丰盛的中餐或西餐。她喜欢栽花种草，到夏天我们家的小院像个百花园。她还在院里搭鸡窝养鸡养鸭，鸡鸭都有名字，每天早晨她给每只母鸡摸蛋，然后告诉我们哪只今天会下蛋，我们就等着鸡下蛋捡蛋，比谁捡的多。

        后来爸爸嫌养家禽太脏太吵闹，就改成养猫了。我娘很接受新鲜事物，总使生活充满新鲜与活力，夏天带领大家摇冰激凌，去农场摘桃子、游泳。冬天带我们去滑冰、去公园打雪仗推雪球。在国内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时，托人从日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家也是电视机、电冰箱的第一批拥有者，记得当时苏联红宝石牌的那台电视，因外部干扰很大，我们得轮流举着天线找方位，画面清楚了举着天线的这个姿态就固定不能动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是这么看下来的。

我娘

　　我娘的幸福生活截止到1966年8月，那年她44岁。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8月21日晚上，男二中红卫兵进驻一周之久，开始抄家、批斗、侮辱、严刑拷打。批斗会上给我娘剃了光头，还画上了一圈一圈的口红，我当时正发着烧，感觉很恐怖，我娘却很坦然。他们非说我家有枪，用电炉烤，皮带抽，逼我爸爸我娘说出藏枪的地点，我听到了他们的惨叫声撕心裂肺。

       23日傍晚，本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的爸爸实在受不了了，吃了大量安眠药后坐在马桶上泻肚，他拉着我娘的手说“我对不住你，以后全靠你了”，我娘点头但没掉泪，不是麻木，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坚强、是承诺、是大爱！她认可、成全、理解我爸爸，她太了解他了，她是觉得他解脱了，那种情况下活比死难，不用受辱了，不用挨打了，不用为未来的日子担忧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她把艰难留给自己承担。第二天早上她对我和妹妹说：“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不用受苦了，你们放心，我不会死的，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啊。”这话给惶恐的我们吃了定心丸，也让我们永远敬佩她。

　　我娘性格坚韧豁达，能屈能伸，生活的落差是天上地下。面对家破人亡，上有老下有小，她没有表现出丝毫悲观消沉，也从不怨天尤人。全家七口人没有生活来源，靠街道办事处从我家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中取出来的按每月每人6元（后涨至8元）生活费生活。她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带领全家艰苦奋斗，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十年。我那时是小学五年级，最大的姐姐是高一，外婆七十岁了，二婆六十左右（外公的二夫人，没子女，一直和我们住一起），我们搬到胡同里最杂的大杂院37号的北屋住，不知以前住的是什么人，半年后才将臭虫彻底消灭。

       每天早上五点她和外婆、二婆就得出去扫街，我们也要去上学，抄家后衣物都没了，所以我娘最先完成的一件事是做棉袄、做衣裤。抄家时她什么东西都没要，就向红卫兵提出要缝纫机，为的就是完成这项使命。二婆去了街道工厂做工，还卖过冰棍。娘带我们做零活儿补贴家用，先是糊信封，后来街道得知我娘会做针线活，就拿来服装加工，娘教会我们一起做，她和姐姐锁扣眼，我和妹妹缭裤边，哥哥钉扣子剪线头，加工一条裤子八分钱。那个大杂院各色人物都有，大多是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我们是受改造身份，但因我娘对人真诚，虚心随和，所以大家对我们都是同情、尊重、热情相帮的。王姥姥、吕奶奶、王叔叔……，我娘向她们请教诸如腌咸菜、积酸菜、灭臭虫、搪炉子、省煤的方法……。

       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从他们身上看不到阶级的仇恨，只有人性的体现。回忆起这些淳朴善良的人和那时的点点滴滴，不禁热泪盈眶。我娘给亲友照看过三个孩子。有个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一侧肺不张，昼夜哭啼，为了不吵到邻居，我娘和二婆轮流抱哄几个月之久，最后还是夭折了，可见当时的不易。现在与我们情同手足的吴捷是从出生几天就在我家由娘一手看大的。她很漂亮，我娘给她做了很多别致的衣裙，将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人见人爱。因要上幼儿园，她父母接她走那天，竟抱住门框大哭，还将她爸爸推了个屁堆儿不肯离去。（三十几年来我娘一直将她当做自家人相待，她也将我娘视为至亲至爱，极尽孝道。）那几年间姐姐去了东北农场，哥哥山西插队，我房山插队，东北、山西都非常艰苦，我娘牵肠挂肚，写信、盼信、省吃俭用给他们寄去食品衣物，又费尽心机给他们办回了北京。

       有些信件我娘后来一直和存单放在一起，保存在那蓝色皮革包里，可见她对那段时日的刻骨铭心。我娘那时四五十岁，还很漂亮，可谓风韵犹存，有机会再嫁条件很好的高干、高知，她怕我们老小受委屈，从没动过心，都拒绝了。那时虽生活艰苦，但由于娘的亲和力，家里总有亲朋好友来谈天说地：韩伯父（大嫂的父亲、中医、收藏家）、常伯父（原国民党军官）、郝伯母的女儿京莲夫妇（华侨）、曲大夫、哥哥的同学等都是常客。他们常来讲故事、讲易经、算命、玩牌、借我们书看，他们感叹我娘能把没肉的萝卜白菜也做的那么好吃，而他们那些讲不完的故事与丰富的人生阅历填补着我们缺乏养分的心灵。

　　1977年左右开始逐步落实政策，所谓“发还”“折价”犹如九牛一毛。我娘开始为落实房屋政策奔波，原来的院子住上了十家住户，一个一个的找单位拔钉子，其中的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终于在1990年搬回了被占24年的自家院落。我娘又将面目全非的小院重整得春意盎然。直到病前这十四年时光，她都过得很愉快。我和哥哥同住院里，她眼看着孙子渐渐长大成人。我在1993年又给她添了最小的外孙女，姐姐有一子，妹妹有一女，都常来聚会，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她每周参加女青年会老年烹饪组和手工工艺组的活动，教授组员做菜点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她病倒。

　　她参加了多次国内外的旅游，朋友也越交越多，例如去桂林时同团一位原本不认识的比她小几岁的阿姨腹泻得厉害，导游那天要带大家去重点景点，分身无术让她自己去医院，我娘是全团唯一自愿放弃游览陪她就医的人，这位吴阿姨由此成了我娘要好的朋友。我娘的为人就是这样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娘与三姨二舅妈等亲友也常去公园、餐馆聚会，她们的共识是在有生之年尽情地享受生活。我们住的私房属家族私产，所以于1999年卖了，我娘搬到丰台区宝隆温泉公寓。

　　我父亲去世时没有骨灰，娘心中一直不安，所以在顺义潮白陵园做了衣冠冢，于2001年春天进行了安葬，放了我爸爸的照片、手表、图章、衣服。娘含泪写了张纸条放在了盒里；“你嘱托的事我办到了，再等我20年”（她先写的是再等我几年，在我们的建议下改成20年）。

1956年所摄全家福

　　2002年的最后一天，我娘脑血栓中风了，很严重，位置在颞脑，所以出院后不能行走说话了，这于她那么爱说爱动的人来说真是太痛苦了。哥哥为照顾她将房子换到了她旁边，妹妹住在附近来往非常方便，我和姐姐也每周都去看她。我们找了保姆专门看护她，她仍很乐观，每天看报看电视，时常翻看老照片回忆往事（我家数本珍贵的老照片相册在抄家时是娘急中生智，用包袱皮包上混在一堆破烂里，扔在煤堆上得以保存）。在她的旨意下，孙子于2006年喜结良缘，第二年生了重孙，四世同堂，她欣喜地看到了重孙子，激动得哭了。经两次复发后，她成了植物人，每天靠鼻饲又坚持了三年，于2009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去世，终年88岁。

　　我娘性格乐观坚韧，心胸坦荡大度，为人热情爽朗，做事灵巧快捷。对生活热情向往，对艰难坦然面对，如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坚”。陆放翁赞美梅花“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名句用在她身上真是太恰当了。她44岁那年带着沉重的承诺与我父亲阴阳两隔，又过了44年风风雨雨，他们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

　　正是：

　　一诺千金两界分，
　　迎对万难铸坚贞。
　　四十四载潮白会，
　　梅花含笑慰季云。
　　注：父亲的号为季云

　　附录：娘去世后，大家悲伤欲绝，夜不能寐，兄弟姐妹集思广益，拟就我娘的碑文如下：

　　慈母维珍 大家出身 自幼聪敏 品貌双馨 画从名师 自学摄影 烹饪女红 无所不精 二十有五 嫁入名门 夫妻恩爱 相敬如宾 婆母座前 竭尽孝心 妯娌和顺 礼待下人 孝敬父母 养老送终 善待姊妹 手足情深 十年浩劫 痛失夫君 抄没家产 备历艰辛 奉老育幼 克俭克勤 重振家业 竭虑殚精 诚感乾坤 甘来苦尽 儿女成人 家道中兴 寄情山水 广交友朋 和睦邻里 普施爱心 八十又一 身染沉疴 从容乐观 感动神明 天赐祥瑞 喜诞曾孙 祖虽失语 喜自内心 四世同堂 乐享天伦 米寿之年 六月廿二 尘世阅尽 寿终正寝 呜呼我娘 天界往升 音容笑貌 世代永铭

　　　　己丑年六月廿六日

　　一个时代过去了，往事如烟又近在眼前，有些惨痛的片段平时不愿去触碰回忆，但是那美好的人和事又时常浮现在心头，想她们几位本分善良的良家妇女，本应过着与世无争，太平舒适的日子，我家也一贯奉公守法，拥党爱国，无奈事与愿违，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卷起的血雨腥风，现在想起来匪夷所思，但她们却无辜的成为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我们、我们的下一代即使家庭还是事业遭受再大的不幸也不会比她们所经历的心灵的苦痛更脱胎换骨刻骨铭心了吧！记忆是抹不去的，故人更不应忘怀。可惜我没有传神之笔将这几位我尊重的长辈之风范体现出来，只尽可能的将自己的感受写出。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温她们、怀念她们、纪念她们。让我们的子女了解她们、感受她们，也不要忘记她们。

2011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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