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负着哥哥的灵魂，走遍了106个国家……
“哥哥对不起，我被钱迷住了心窍”
2003年，深圳商人刘文忠在德国一边谈生意一边旅游。他算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弄潮儿”，80年代就南下深圳创业，从做羊毛衫的生意挖到第一桶金，赚到了人生“该有的钱”。
本来，他就像很多中国商人一样，将赚更多的钱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但德国的一场“他乡遇故知”，改变了他的人生。
刘文忠19岁的时候，被牵连进了监狱，关了13年才放出来。就当13年的黑暗人生随着时代巨变飘散如云烟的时候，他在德国遇见了一位狱友，临别之时，狱友赠书以示情谊，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在飞机上翻开《古拉格群岛》，扉页的一句话重击了刘文忠的心：“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每一个字，如针刺般扎着刘文忠，已经55岁的他哭得像个孩子。他问自己：“刘文忠，你是被钱迷住心窍了吗？你忘记了你的哥哥吗”？
带着《古拉格群岛》下了飞机的刘文忠，从此不再把心思花在赚钱上面，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前行。
1967年，哥哥刘文辉被枪决于上海文化广场，刘文忠当时关在狱中，几年后才听闻了哥哥遇难的消息，据说，行刑现场观者如堵，人人高喊着亢奋的口号。
哥哥刘文辉的罪行之一，是“偷渡未遂”。他曾对弟弟刘文忠说过想要“偷渡的原因”：“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
刘文辉
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完成，刘文辉就被抓了起来。刘文忠一直记得哥哥的这个遗愿，所以，他从德国回来后，就拖着自幼小儿麻痹的腿，历经十余年，走遍了106个国家，并写成一本书《新海国图志》。
在他看来，哥哥的理想如同当年写《海国图志》的魏源，是要“睁眼看世界”，唤醒闭关锁国的中国。
刘文辉是否像魏源那般伟大，我们先不谈，他只活了30岁，与普通的知识青年并无两样，不同的是他更为倔强和勇敢，这种性格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我要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1937年，刘文辉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在抗战结束后，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储运厅科长，负责押送救济物资。母亲是清末书画家胡大寿的孙女，出生书香门第。
但这样的家庭却没能给刘文辉带来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父亲被打倒，曾经的上海绅士每天扫厕所，家里没了经济来源，要养十几口人，刘文辉只好辍学进了一家船厂当学徒。
刘文辉天生热爱读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工作期间，他把省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想要在书中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父亲会被打倒？今天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是合理的吗？
用弟弟刘文忠的话说：“很多人在打倒后就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哥哥没有”。
“倔强”的刘文辉
从诸子百家到中外哲学，刘文辉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从中思考社会现状。
他不止一次地跟父亲说：“你做的那些事情没有错，就算那时是为国民党办事，也是为了人民”。
但父亲已经完全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和斗志，见到每个人都点头哈腰，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文辉痛心疾首地跟弟弟说：“要是中国每个人都像父亲这样忍气吞声，国家就没有希望”。
于是，刘文辉开始写作，用文字捍卫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反对动不动就打倒人，反对不经过司法程序就给人定罪，反对崇拜偶像，反对迫害知识分子……
他将自己的反对写成了万言书，投递到了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14所著名的高校。投递完之后，他对弟弟说：“这可是要杀头的”。
对于被逮捕甚至被杀，刘文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就像书中读到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生命。
他对弟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刘文辉这种颇具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在那个年代显得如此“不识时务”。他算什么思想家呢？他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学贯中西，不知有多少大儒学者满腹经纶。试看郭沫若，学问不知比刘文辉高到哪里去了，可人家多识时务。
“幼稚”的刘文辉果然因为投递“万言书”的事情，再度被抓了起来，很快被判死刑。初审十分钟，刘文辉上诉，两小时后，最高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就这样，这位想要做“谭嗣同”的青年人，求仁得仁，死于1967年3月23日上海文化广场。
3000字的绝命书
刘家人领取了刘文辉的遗物，他的父亲了解儿子，将刘文辉的一套棉衣拆开，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封遗书。
这封绝命书有3000字，最后的部分可能是墨水用完了，成了血书。3000字的绝命书，字字坚硬如铁，哪怕在死亡临近的一刻，他也不曾有过半点后悔。
为了不让这封绝命书被查抄，刘家人想出了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抄到一本《毛泽东选集》上面，多年之后才将这封绝命书复原。
1982年1月6日，刘文辉被平反。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文辉无罪”，刘文辉的母亲拿到了1000元补偿金。
刘文辉无罪判决书
而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在牢里被关了13年。
在狱中，刘文忠结识了许多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其中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陆洪恩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陆洪恩被执行死刑前，请求刘文忠答应他两个愿望：一个是找到他的儿子告诉自己的死亡真相，一个是如有机会去维也纳，帮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
刘文忠记得，他见到陆洪恩最后一面时，他正哼着贝多芬“庄严的弥撒”被押出牢房，从此永诀。
刘文忠觉得陆洪恩慷慨赴死的模样很像自己的哥哥，也一直帮他谨记着两个遗愿。
多年以后，刘文忠来到维也纳，为陆洪恩在贝多芬的墓前献上了一束花，脑海中回想着他哼着的乐曲。
贝多芬墓
十几年来，刘文忠背负着哥哥的灵魂走遍106个国家，将哥哥的事迹写成回忆录，也将当初在牢里遇到的人和事全部记录下来。他觉得，这些人不该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遗忘。
2014年，刘文忠踏上了当时哥哥被枪决的上海文化广场。几十年世事变幻，物是人非，昔日的万人公审大会现场，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商业写字楼群，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只有一颗小树苗，倔强而不合时宜地站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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